劉福春:展現(xiàn)一個世紀的新詩曲折歷程

　　收集新詩史料三十年，一人之力終成《中國新詩編年史》

　　劉福春 展現(xiàn)一個世紀的新詩曲折歷程

《中國新詩編年史》(套裝上下冊) 作者：劉福春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3月

劉福春

　　1956年5月生于吉林，1980年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詩，主要是對新詩史料進行收集、整理與研究。已收集詩集、詩刊等新詩版本萬余種，與2000余詩人有過通信，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的《中國現(xiàn)代新詩集總書目》和文學研究所重點科研項目《新詩書刊總目》的編撰工作。最新著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詩編年史》。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福春參加過無數(shù)的研討會，但近日在中國出版集團的會議大廳參加自己新書的研討會，還是第一次。會上，老中青三代評論家，如謝冕、白庚勝、陸建德、吳思敬、唐曉渡、張檸、李怡等齊聚一堂，他們有的是劉福春一輩子的好友。

　　新書名為《中國新詩編年史》，分為上下兩卷，以編年體的形式，收錄新詩從1918年到2000年的史料。一般此類大型著作多為集體合作，比如18卷本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為武漢大學組織了多所大學的多位學者合力完成。該書由劉福春一人獨立完成，因為這項資料性的基礎工作占據(jù)了他全部的時間，三十年來他很少寫理論文章，在所里被稱為“做資料的”，在職稱和福利上都得靠后。

　　這兩百多萬字的新詩編年史出版不易，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此申請到了國家出版基金，這讓劉福春頗為欣慰，一是一輩子的工作算是有了一個成果，二是史料性的基礎研究終于得到了肯定。作為圈內(nèi)知名的新詩史料收集研究者，這套編年史在資料上的豐富翔實，以及史學選擇上的問題意識，尤其是眾多的“文革”史料，受到了與會者的肯定。

　　海量藏書終成“新詩收藏館”

　　朝陽區(qū)文化館附近一條胡同深處的大院門口，掛著朝陽區(qū)基層文化輔導中心的牌子，院里的一座紅磚樓房二樓的一個七八十平米的房間，門外貼著“新詩收藏館”的牌子。這個房間里，有45個書柜，里面陳設了劉福春一生收集的大部分詩歌資料，另有三分之一還留在他面積差不多大小的家里，因為這個房間也堆不下書了。

　　很難想象，這些海量的書籍之前堆在他家里是怎樣的情形�！芭笥褌冮_玩笑說我不讓去家里，真的進不去，已經(jīng)傷人了”，劉福春稱，兒子小時候因為被書絆倒而縫針，老婆最近也絆倒過一次造成輕微骨折。

　　2011年，主編《創(chuàng)世紀》的臺灣詩人張默慕名來到劉福春家里拜訪，因為劉福春作為新詩史料收集最豐富的“活字典”，如今在海內(nèi)外都小有名氣。大老遠過來，劉福春不好意思擋駕，就給他找了一張凳子坐下。張默坐下不久就難受得不行，提議集體起立站著。

　　劉福春也覺得過分了，就找了朋友的倉庫暫時堆放了一部分。后來，劉福春去上海出差時遇到了朝陽區(qū)文化館館長徐偉，徐偉提出可以給劉福春提供一個場所，于是就有了這個“新詩收藏館”。

　　“新詩收藏館”開張，劉福春拉了兩卡車書籍過來，這些書籍至今還沒能完全整理出來。“新詩收藏館”未來將開放給做新詩研究的學者，如今已經(jīng)有了一個“駐館研究員”——北師大教授李怡。

　　與“新詩收藏館”同時搬來的，還有他和林莽、吳思敬等老友一塊做了多年的《詩探索》雜志，并同時設立了一間小小的、溫馨的詩歌沙龍會所�，F(xiàn)在，劉福春每天都要來這里整理他的書籍，有時和老友們談詩喝茶，做些詩歌公益活動，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編年史當然不是資料史”

　　1980年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的劉福春，分配到了社科院文學所。那時的他經(jīng)常寫詩，夢想當一個詩人。

　　那時所里正好有一個重點項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其中有一個題目是中國現(xiàn)代新詩集總書目，分配給了喜愛詩歌的劉福春。劉福春到處跑圖書館查資料，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完成了這個項目。這個項目的書目只收錄到了1949年止，劉福春覺得1949年后的史料還需要填補空白，便開始有意收藏1949年以后的詩集。

　　喜歡詩，還喜歡書，劉福春隨后分配給了藏書家唐弢做助手，與書的緣分就越來越深。

　　80年代的青年劉福春沒有錢，也沒有房子，沒想要藏書。但是那時候的詩集便宜，舊書店兩三毛錢一本，薄薄的也不占地，藏書生涯由此開始。每個星期，他都去潘家園收書。

　　進入90年代，詩人、評論家、以及詩刊的朋友都知道了劉福春的這個愛好，便隨時把自己的收藏和新出版的詩集送他。邵燕祥、牛漢、綠原等送過他很多簽名詩集。劉福春記得一次從邵燕祥家搜羅到一堆書，用自行車馱著太沉，以至于不得不推著從永安路走回勁松家里。

　　劉福春收集到了大量上世紀80年代民間自印的詩刊，比如《非非》《星星》等。這些資料并非正規(guī)出版物，未能進入版本圖書館，但在詩歌史上的作用巨大。劉福春覺得，作為私人收藏者，他不可能超過圖書館，但這些圖書館找不到的資料，是他收藏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80年代以前，劉福春的圖書收集主要靠舊書購買，90年代后至今，大量的詩集是自費出版，而且開本越來越大，越來越厚，只能依靠朋友贈送，劉福春稱現(xiàn)在能收集到60%的新詩集已經(jīng)很不錯了。

　　在編年史中，史料的選擇最能體現(xiàn)編者的眼光和判斷。如周作人的《小河》，在書中占了不小的篇幅，類似編排得到了謝冕的肯定。但是，對于翻譯詩歌以及《今天》資料的缺席，唐曉渡也表示了遺憾。

　　該書收錄了大量“文革”期間看似與詩歌無直接關系的史料，如詩人的活動、日記、紅衛(wèi)兵報紙等，這些在其他的文學編年史中沒有出現(xiàn)過，引起了評論家們的注意。唐曉渡覺得，這告訴了我們，“中國新詩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睆垯幧踔撂岬骄W(wǎng)上流傳的一首名為《貢獻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詩，據(jù)說是郭沫若所作，不知劉福春有否見到出處。劉福春后來對記者說，他也沒有見到過這首詩，但“文革”時的小報也可能會有。

　　“編年史當然不是資料史，這里面包含了評價�！碧茣远烧f。

　　【對話】

　　我并不認為詩歌是寂寞的

　　新京報：開研討會的時候，有人覺得你在“文革”這一段的資料非常珍貴，因為其他的文學史沒怎么寫出來。

　　劉福春：“文革”這一塊，確確實實有很多是非藝術的東西。所以我一直強調，這個編年史不完全是一個藝術史和詩歌史，而是一個問題史。我想把將近一個世紀的詩歌走的曲折道路盡量描述出來。

　　新京報：你覺得你在資料取舍上與其他的新詩史著作有什么不同？

　　劉福春：一方面，工農(nóng)兵詩歌我放了很多，一般的不會選那么多。另外，像一些當時有問題的作品，比如卞之琳的《四重奏》等，發(fā)表了以后很多人批評。我把當時是怎么批評的，卞之琳怎么檢討的，這些我有意突出出來。我是想把詩歌寫作的艱難，詩人想適應一個新的時代而無法適應的過程展現(xiàn)出來。比如讓他們深入生活，他們就去寫農(nóng)民，我記得有一首詩是寫農(nóng)民下過雨鋤地，寫完了以后農(nóng)民就寫信來說下過雨是不能鋤地的，因為鋤了下面的苗就活不了。

　　這本書文獻積累非常重要，但對我來說，可能最困難的是選擇。我在選擇上花的時間比找資料花的時間多。

　　新京報：1918年以后還有很多人寫舊體詩歌，比如錢鐘書、聶紺弩這些人，為何沒有收進編年史中？

　　劉福春：錢鐘書沒有寫過新詩，聶紺弩的新詩我提到了，但是舊體詩沒有提到，因為我收錄的是新詩。為什么用新詩的概念？就是把舊體詩排除。當然寫新詩的人寫舊體詩也是很有意思，需要探討的。如果用現(xiàn)代詩的概念，就可以把這些舊體詩一起加進來。

　　新京報：工農(nóng)兵打油詩也算新詩？

　　劉福春：還算新詩。因為那個時候民歌跟新詩運動有一個直接關系。上世紀50年代的文體非常復雜，一本詩集里面有快板、大鼓詞、敘事詩等，分類問題非常頭疼。我一般依據(jù)的是作者的主觀愿望，他說是詩我就按詩分類，他說我是大鼓詞我就不收了。

　　新京報：社科院像你這樣做資料研究的多嗎？

　　劉福春：不多，因為是需要做出一點犧牲的，所以我的碩士研究生都不主張他們做文獻，因為占用的時間太多了。這條路走起來很難，我之所以能走下來，完全是按照自己興趣來的，就是這么簡單的事情。他們說我偉大、無私，我說我是非常自私的。我看到那些我沒有的東西，就想把它拿過來。

　　我們常常說書比人瘦。我想呼吁一下，對現(xiàn)在文獻的搶救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比如我在80年代能讀到的刊物，現(xiàn)在很多都不能讀了。我們傳統(tǒng)的書多用宣紙，紙張好，壽命比較長，能夠重新裝裱，而現(xiàn)代文獻很多是報紙，包括抗戰(zhàn)時期用的圖紙，里面的酸比較厲害，最多就一百年閱讀時間。今天這些文獻已經(jīng)到了一個閱讀的極限，很多東西都不能再翻了。

　　新京報：你有沒有感覺到現(xiàn)在詩歌很寂寞？

　　劉福春：寂寞我覺得都是大家渲染出來的，實際上詩歌活動是最多的，所以我的看法跟他們不是很一樣。我記得很多年前電視臺做了一個詩歌節(jié)目，在書店里面隨機采訪12個人，只有2個人讀詩，他就得出了一個結論現(xiàn)在沒有人讀了。如果這個調查是真實的，那12億人有2億人讀詩，不是瘋了嗎？所以，我覺得這完全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但他得出來的是一個悲觀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