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再議

　　近日有文章指出，“焚書坑儒”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彌天大謊，“焚書”實為秦始皇“課改”，只是國家進行了一場教學課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詩》《書》、百家語”這些過時的不適用的教學課本。在由此引發(fā)的探討和熱議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不少比較清醒的立足科學求實精神的觀點和建議。恰如專家所言，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對歷史客觀存在的尊重，不能捕風捉影；對于歷史的解讀，應當有嚴謹?shù)膶W術研究的基礎，切忌嘩眾取寵。探求歷史真實，應當本著誠懇敬畏之心，一味追求歷史認識的立異翻新，炒作賣弄，萬萬不可取。今天，本刊特邀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王子今先生對此進行梳理解讀，以期幫助于此有興致的讀者朋友全面客觀地了解歷史真相。

　　秦始皇在實現(xiàn)統(tǒng)一之后第八年和第九年做的兩件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焚書”和“坑儒”，折射出秦帝國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則。但他不會想到，這些決策后來會成為千古議論的話題。如宋人朱熹所謂“焚坑之禍”，元人張九垓所謂“焚坑之厄”，明人鄭真所謂“焚坑之慘”。更為著名的自然是毛澤東“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è)要商量”的詩句(“要商量”或引作“待商量”，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鉛印件作“要商量”)。

　　一、“煙燎之毒”：中國文化的浩劫

　　《史記·秦始皇本紀》有關于“焚書”事件的明確記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薄八�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薄爸圃唬骸�可。’”《史記·李斯列傳》記錄李斯上書：“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薄八�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又記載：“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對于秦“焚書”導致的先秦文獻的破壞，很早就有人提出疑議。如《通志》卷七一《校讎略》載錄《秦不絕儒學論》以“臣向謂”的口氣言“秦人焚書而書存”，又說“諸儒窮經(jīng)而經(jīng)絕”。論者說，先秦就有《詩》《書》亡逸情形，“皆不因秦火”；又說，“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斌w味其原意，在于揭示文化史進程中書籍散亡的復雜因素，但絕不是肯定“秦火”的合理。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一者因“博士官所職”的國家典藏；二者因民間在艱險情況下的保護和傳承。前者又經(jīng)歷“項籍之罪”(劉大櫆《焚書辯》)，“項羽之火”(劉師培《六經(jīng)殘于秦火考》，《左庵集》卷三)。后者不能避免傳授過程中由不同立場和不同視角出發(fā)對早期經(jīng)典的修正和扭曲。

　　秦始皇事后回顧“焚書”事，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稱“焚書”對象為“天下書不中用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等實用之學的積累確實得以保存，又有學者指出兵學知識仍然在民間普及，如袁宏道《經(jīng)下邳》詩所謂“枉把六經(jīng)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明詩綜》卷六二)。也有人據(jù)“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詠張良事跡詩，論“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陳恭尹：《讀〈秦紀〉》)。盡管秦文化重視實用的風格使得許多技術層面的知識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論為主題的體現(xiàn)較高思辨等級的文化遺產(chǎn)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難，是不可否認的歷史真實。雖然“民間《詩》《書》，未必能家摧而戶燒之，燔余燼遺，往往或有”(劉師培《六經(jīng)殘于秦火考》)，我們卻不能在回顧文化史時，輕易否定毀滅文明成就的文化專制主義的罪惡。

　　王充《論衡·書解》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后人�！壁w岐《孟子章句題辭》也說秦不焚諸子�！段男牡颀垺ぶT子》亦謂：“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陳恭尹《讀〈秦紀〉》有“百家雜碎，初未從火”的說法。然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都明確說焚書對象是包括“百家語”的。也許“蠲除去之”的嚴厲程度，“百家語”不及《詩》《書》。但是對于這一問題，顯然還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近來有人指出，“焚書坑儒”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彌天大謊，“焚書”實為秦始皇“課改”，秦始皇焚書只是國家進行了一場教學課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詩》、《書》、百家語”等過時的不適用的教學課本。在這一說法引起的熱議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比較清醒的立足科學求實精神的認識。應當指出，中國古代教育史的常識告訴我們，秦代還沒有國家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也沒有定型的統(tǒng)一的“教學課本”。所謂“課改”和“教學課本改革”，都是沒有根據(jù)的，并不符合當時文化教育形式的實際。我們以為，探求歷史真實，應當基于誠懇之心。一味地追求歷史認識的立異翻新，是不可取的。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后秦紀》中曾經(jīng)這樣評論李斯關于焚書的上書：“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zhàn)國橫議之后，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朱彝尊《秦始皇論》也說：“于其際也，當周之衰，圣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shù)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特以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論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眾惡之所歸而不悔也�！睂τ谇厥蓟省胺贂�”之背景、動機和直接出發(fā)點的探索，還可以進行深入的討論。但是基本史實的認定，應當是研究的基點。

　　二、“術士”抑或“儒生”：“坑儒”辨疑

　　關于秦始皇“坑儒”的記載，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得知侯生、盧生出逃，“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苯�年多有學者著文否認秦始皇“坑儒”事。主要論點，以為所坑殺的對象是“術士”而非“儒生”。

　　人們可能首先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術士”就較“儒生”低賤，就可以隨意屠殺嗎？而且，究竟秦始皇坑殺對象能否排除儒生，依然是需要澄清的問題。

　　就“坑儒”一事，其實很早就有人提出異議�！锻ㄖ尽份d《秦不絕儒學論》說：“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碧岢龃苏f的依據(jù)，是秦末仍可看到儒生和儒學的活躍：“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shù)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余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jīng)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余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后，而魯為守節(jié)禮義之國�！敝煲妥稹肚厥蓟收摗芬舱f：“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币匀迳�在歷史舞臺上繼續(xù)表演的歷史記載推定“秦不絕儒學”，“秦時未嘗廢儒”，雖有一定的說服力，但這樣的說法，其實只是限定了“坑儒”的范圍，并沒有完全否定“坑儒”的史實。

　　言秦始皇“皆坑之咸陽”之“四百六十余人”使用“術士”稱謂者，較早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伍被語所謂“殺術士，燔《詩》《書》”以及《漢書·儒林傳》所謂“燔《詩》《書》，殺術士”。不過，《漢書》中其他相關評論，都明確認定“坑儒”。如《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燔《詩》《書》，坑儒士”，《漢書·地理志下》“燔書坑儒”。此后如《后漢書·陳蕃傳》“焚書坑儒”，以及《后漢書·申屠蟠傳》“坑儒燒書”，《后漢書·左雄傳》“坑儒泯典”，《魏書·李崇傳》與《北齊書·邢邵傳》“坑儒滅學”，也都是明確的表述。其實，所謂“術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資質(zhì)有某種相通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謂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蓋未省‘術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光聰諧：《有不為齋隨筆》)“術士”可指“儒生”之例，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伍被語：“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漢書·伍被傳》作“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圣跡，棄禮義”。又《漢書·儒林傳》：“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分析上下文“先王之道”以及“禮義”、“圣跡”、“六學”諸語，根據(jù)當時語境，可以知道這里說的“術士”就是“儒生”。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之“諸生”，作為社會稱謂的使用，所指代的社會身份可能原本是比較模糊的。顧頡剛說：“當時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薄�(秦始皇)把養(yǎng)著的儒生方士都發(fā)去審問，結(jié)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陽：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頁)

　　《論衡·語增》肯定“焚書坑儒”是歷史真實，以為坑殺對象就是“儒生”，但否定了秦始皇欲全面取締儒學的說法：“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jīng)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jīng)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痹谑肥卤嫖鰰r，又完全剔除了“術士”的表現(xiàn)：“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

　　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則重要信息，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之后記錄的扶蘇的表態(tài)：“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狈鎏K所謂“諸生皆誦法孔子”，明確解說了“諸生”的文化資質(zhì)和文化立場。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駁淳于越語，前說“今陛下創(chuàng)大業(yè)，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后說“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此處“諸生”就是“儒”�！妒酚洝分惺褂谩爸T生”稱謂凡33例，沒有一例可以明確包含“方士”身份。除前引多例外，如《封禪書》“使博士諸生刺《六經(jīng)》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痹谒抉R遷筆下，“諸生”稱謂都明確直指“儒”“群儒”。

　　不過，宋元之際也有學者否定扶蘇之說。蕭參《希通錄》：“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薄白苑鎏K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五“論秦蜀”條有同樣的說法，只是“自扶蘇一言之誤”作“自扶蘇言之誤”�！胺鎏K之諫”，是直接針對坑殺“諸生”的批評意見，是與歷史真實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最近的判斷。發(fā)表者與帝國最高決策人秦始皇有最親近的感情，與執(zhí)政中樞機關有最密切的關系。輕易指斥“扶蘇一言之誤”，恐怕是難以說服讀者的。

　　還應當看到“焚坑”是體現(xiàn)出政策連續(xù)性的事件。“焚書”時已經(jīng)有對違令儒生嚴厲懲處的手段，這就是所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和“以古非今者族”。

　　三、“焚坑”非“一時間事”

　　“焚書坑儒”是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記憶�！肚夭唤^儒學論》對于“焚書”有“一時間事”的說法。現(xiàn)在看來，不注意“焚坑”事件的前源和后續(xù)，只是看作偶然的短暫的歷史片段，可能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

　　宋代曾有“世人說坑焚之禍，起于荀卿”的說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明人楊慎也說道，“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丹鉛余錄》卷一三)呂思勉說：“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實行了。”(《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頁)所說《管子·法禁》的主張，可能即“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圣王之禁也”。《韓非子·問辨》中的相關內(nèi)容，或許即“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

　　我們注意到，《韓非子·和氏》說，商君建議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笨芍�早在秦孝公、商鞅時代，“焚書”作為已經(jīng)“實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確見諸文獻。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諸子》寫道：“《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笔钦f商鞅和李斯堅持的文化主旨“無異”，而讀《韓非子》本文，可知“燔《詩》《書》”，就是“焚書”無疑。前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及《漢書·儒林傳》所謂“燔《詩》《書》”，以及《漢書·王莽傳下》所謂“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都是說秦始皇“焚書”。

　　“焚書坑儒”形成的文化慣性，對后世政治生活依然有著長久的影響。以行政權力強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識形態(tài)控制，成為帝制時代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歷史上有的時代，控制和反控制矛盾的激化，便可能重演秦代發(fā)生過的嚴酷的文化摧殘和人身迫害。東漢黨錮之禍發(fā)生，陳蕃上疏極諫，以當時局面直接比況秦時形勢：“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后漢書·陳蕃傳》)面對漢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經(jīng)說，“昔戰(zhàn)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qū)，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庇谑沁x擇“窮退”“韜伏”，采取另一種抵制的態(tài)度(《后漢書·申屠蟠傳》)。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鄰所謂“商皓雖寂寞，幸免坑焚悲”(《佩韋齋集》卷三)的翻版。這種對“焚坑”之禍一再的深刻警覺，是因為這種危險確實長期存在的緣故。

　　唐人章碣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宋〕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卷三五)元人洪希文詩：“坑焚若為防遺患，可笑秦王計也疏�！�(《讀秦隱士黃石公素書》《續(xù)軒渠集》卷五)胡布詩：“劉項不識字，碩儒徒坑焚�！�(《車轆轆》，〔明〕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卷八)清人田雯詩：“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讀陸賈傳》《古歡堂集》卷一四)都指出“焚坑”手段不能在社會危局嚴重的情況下成功維護穩(wěn)定，保存舊制。這些詠史懷古詩作中體現(xiàn)的對“焚坑”的思考，也可以反映這一歷史現(xiàn)象長久的文化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