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延濱：時代永遠的歌者

http://marskidz.com 2013年09月03日14:04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王琪

 

　　1.葉老師您好！很榮幸有機會采訪您，我們直奔主題吧。您是有著近四十年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著名詩人、作家、編輯家，蜚聲文壇。從您寫下的第一首詩起到如今，其間跨度之大，創(chuàng)作的作品數(shù)量豐富，你能簡單介紹一下你的創(chuàng)作情況嗎？可以毫不含糊的說，您的確“視詩歌為生命”，那么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讓您走上這條道路，并且堅持了這么多年呢如果說詩歌靠的是信仰，您的信仰是什么？

　　葉延濱：

　　我很高興接受《延河》的采訪，因為我的創(chuàng)作是與《延河》分不開的，可以說是從《延河》起步的。

　　我是上世紀文革前“老三屆”的高中生，在我讀高中的時候，一心想當科學家，1965年暑假，從四川獨自一人坐綠皮火車到北京，看望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姐姐，一心就想考上清華。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夢，被打到生活的最底層。底層生活讓我學會了養(yǎng)活自己的技能，同時也讓我有了證明自己的愿望。在文化大革命中，街道發(fā)給我160元安家費，派出所注銷了我的城市戶口，毛主席給了我一個新身份“知識青年”，我就和上千萬的年輕人到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在延安的窯洞里，我學會了忍受饑餓、學會了勞作受苦。我在延安農(nóng)村當了四年知青，在農(nóng)村我的第一個職務是生產(chǎn)隊副隊長和知青組長。后來又在延安富縣的軍馬場當倉庫保管員和陜南略陽的2837工程處當團委書記和新聞干事。1973年2月，收到《延河》(當時叫《陜西文藝》的邀請，到西安參加“詩歌創(chuàng)作會”，到會的20多個作者中，我是唯一還沒有發(fā)表過作品的“詩人”。同年3月我在《解放軍文藝》和《陜西文藝》同月分別發(fā)表一首小詩，算是開始了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當年夏天，我被借調到《陜西文藝》當工農(nóng)兵編輯，大概有半年時間，在東木頭市老《延河》的小院里，認識了杜鵬程、魏鋼焰、王丕祥、等前輩，也初識了在小院里出入的陳忠實、賈平凹、路遙……更難忘的是，在編輯部工作期間，以“進行大批判需要資料”為由，從圖書室里借出了大量的中外詩歌名著，這是我第一次集中閱讀中外詩歌的經(jīng)歷，上百部詩集，有傳統(tǒng)經(jīng)典，有外國名著，還有當時借內部批判黃皮的蘇聯(lián)當代詩人作品集。所以，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的起點是《延河》，我的編輯生涯的起點也是《延河》。

　　四十年來，我的社會職務是編輯，文學創(chuàng)作是我的主要業(yè)余活動，下面是我一個較正式的簡歷：1978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文編專業(yè)，80年在校期間發(fā)表詩作《干媽》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1979-1980)詩歌獎，讀大學期間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1982年畢業(yè)后在《星星詩刊》任編輯，副主編、主編共十二年。1993年評為正編審首批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由國家人事部調入北京廣播學院任文學藝術系主任。1995年調到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刊》雜志社任副主編、常務副主編、主編。，在北京工作期間曾先后擔任國家級文藝獎項評委有：中國廣播文藝政府獎評委、中國電視文藝星光獎評委、魯迅文學獎(1-4屆詩歌，5屆散文)評委會副主任等職。2011年評為正高二級專家，2012年被提名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歌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被選為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

　　迄今已出版?zhèn)�人文學專著44部，其中文集有《生活啟示錄》(1988)、《秋天的傷感       (1993)、《二十二條詩規(guī)》(1993)、《聽風數(shù)雁》(1996)、《白日畫夢》(1998)《永恒之臉》(1998)、《戲說神游》(1998)、《葉延濱散文》(1999)、《夢與蘋果》(1999)《路上的感覺》(2000)、《儲蓄情感>(2000)、《擦肩而過的影子》(2000)、《詩與思》(2001)、《黑白積木》(2001)、 《從哪一頭吃香蕉》(2002)、 《葉延濱隨筆》(2002)

　　《燭光與夜聲》(2003)、《葉延濱雜文》(2004)、《葉延濱文集(四卷集)》(2004)、

　　《世界的理由》(2008)、《回首皆風景》(2011)《中國百年雜文。葉延濱卷》(2013)；

　　詩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986年)、《囚徒與白鴿》(1988年)、《葉延濱詩選》(1988年)、《在天堂與地獄之間》(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羅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聲》(1991年)、《禁果的誘惑》(1992年)、《現(xiàn)代九歌》(1992年)、《與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紀印象》(1997年)《美麗瞬間》(1999年)、《滄�！�(2002年)、《葉延濱短詩選》(2003年)《年輪詩章》(2008年)、《時間畫像(詩文集)》(2008)、《時間背后的河流》(2010年)《葉延濱自選集》(2011)。

　　作品自1980年以來先后被收入了國內外450余種選集以及大學、中學課本。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俄、意、德、日、韓、羅馬尼亞、波蘭、馬其頓文字。代表詩作《干媽》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優(yōu)秀中青年詩人詩歌獎(1979年——1980年)，詩集《二重奏》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三屆新詩集獎(1985年——1986年)，其余還有詩歌、散文、雜文分別先后獲四川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青年文學獎等50余種文學獎。并獲中國出牐協(xié)會第四屆“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

　　要說什么力量引我走上文學道路，我其實是較為后知后覺的，這是我1980年參加首屆詩刊的青春詩會，在《詩刊》10月號刊發(fā)我的成名作《干媽》前我寫下的一段話：“小時候，我夢想過當一名將軍，一名學者，一名船長，卻從來沒有想過作一個詩人，其原因，倒不完全因為我的語文成績總是很低。生活擊碎夢，人不能靠夢活著，哪怕很美……我希望，每個人都熱愛世界，熱愛生活；我希望我們能夠相愛，至少也應互相尊重；我希望萬一有某種力量挑動我們互相仇恨，誰也不要拿起武器對準人民！于是，我寫詩……”這是我四十年前寫下的話，至今不悔。

　　2.你是和舒婷、顧城同時參加“青春詩會”的詩人，你能講一點這段經(jīng)歷嘛？有人說您擁有“一個當代中國詩人大愛之心、智性雅趣、悲憫情懷”，也是一位與“改革開放同行的詩人”，您以為這樣的評價準確嗎？時代、人民、藝術創(chuàng)新是支撐您詩歌的三個點，您怎么看待？

　　葉延濱：

　　“青年詩作者學習會”從1980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一日就在《詩刊》舉辦，為了方便就說大家承認的說法“第一屆青春詩會”吧�！对娍�》當年在虎坊路甲15號，那時還是一個大院，沒樓，都是平房。參加學習會的青年詩人多數(shù)就住在編輯部的院內，少數(shù)家就在北京的人還“走讀”。小平房，木板床，八月暑天吱吱叫的夏蟬，都讓人懷念。吃飯是在旁邊的京劇團食堂搭伙，買飯票和劇團的人一起排隊打飯。生活簡單，同時也就像一個單位的人，領導、編輯和學員，共同生活了一個月，這是八十年代最可喜也最典型的文學氛圍。

　　十七個青年詩人中，我在到會前都知道他們的名字，但真正見過面的不多。梅紹靜在延安插隊，我認識她最早，1973年她寫了一本敘事詩《蘭珍子》，在西安開會認識她。當年我被借到《陜西文藝》當“工農(nóng)兵編輯”，領導就布置任務：“延濱，給梅紹靜約稿，請她給我們寫點詩�！弊尵庉嫴考s稿的詩人，多大的面子啊。還認識顧城，是在《北京文學》，當時好像是詩歌組長姚欣找我改稿子，談話間顧城到編輯部來送稿，聽說是顧城，心想“這是個名人��！”不過送稿的陣勢，好像是家長送孩子上學，前面是父親開道，后面是母親提包，進來出去顧城自己沒說一句話。我心里想：“這天才還是個孩子，沒長大�！�

　　其它的詩人，都是新朋友，徐國靜、徐曉鶴、孫武軍都是大學生，一混就熟了。高伐林在北京工作時，向我通報，有人寫了我的“內參”，救我于危難，至今不忘！徐敬亞和王小妮是一對戀人，幸福指數(shù)很高，后來他們結婚時，給我寄來一張?zhí)羌�，讓我為此寫了一首詩。我畢業(yè)實習時，采訪王小妮的節(jié)目在中央廣播電臺播出，廣播節(jié)目報要登照片，王小妮的照片領導沒通過，因為“留著長長的直發(fā)，也不梳起來，太出格了！”這個細節(jié)讓我記憶深刻。梁小斌是歲數(shù)較小的，總是做出沉思狀，好像哲學家。顧城穿一雙部隊發(fā)的那種塑料涼鞋，不過，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層同樣的塑膠鞋底，讓我察覺到顧城驕傲后面的一絲孩子氣。歲數(shù)較大的張學夢和楊牧臉上都蝕刻下了歲月的風雨。柴樹蓮這個農(nóng)村孩子比她的詩還樸實，而性格張揚的常榮一看就是個老北京人。陳所巨是從桐城來的詩人，重情份，多少年來，每年都給我寄茶葉“桐城小花”，可惜他已辭世，前兩年他的文集出版，我專程到安徽參加他的文集發(fā)布會，他是青春詩會這棵樹上的第一片落葉。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詩壇名氣不小，都是“朦朧詩”代表人物，青春詩會上還沒有“朦朧詩人”這說法，江河給人印象很隨和，讓我愿意與他交談。舒婷不一樣，名字很淑女，說話很玫瑰，好聽的話里總有刺。如果要舒婷回憶青春詩會，她會說兩條：一是“葉延濱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詩會上就說了，我們中間葉延濱會當詩刊主編”。

　　“青春詩會”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請文壇的著名作家詩人給“青年作者”講課。不像今天能寫幾句詩就自稱詩人甚至“著名”，與會的青年詩人有的當時名氣已經(jīng)很大了，但還是認真的界定為“青年作者”。講課老師的陣容強大：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張志民、李瑛為十七位年輕人講授詩歌創(chuàng)作。黃永玉、馮牧、顧驤等為與會者報告當下的創(chuàng)作動態(tài)。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紹了世界詩壇，蔡其矯透徹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國詩歌。這些都是中國文壇重量級的人物，他們給十七位青年人講課，交談，對話，討論，展現(xiàn)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界特別是詩歌界十分可喜的開放、寬容和民主的氛圍。整整半個月的時間，名家與新人，文學界的領導與青年寫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鋒，這種姿態(tài)和氣氛，空前民主和空前開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時文壇的大家名流，多是剛“平反”重新回到久別的文壇，與會的青年詩作者同樣來自生活的底層，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對改革開放充滿了熱望與信心。其實，參加“青春詩會”我已經(jīng)三十歲了，這應該是我告別青春的一次儀式，從此以后，我被詩壇所認可，并以青年詩人的身份在詩壇活動了十五年，直到1995年我調進《詩刊》任副主編，這是后話。在“青春詩會”的討論中，我用了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表達我的創(chuàng)作思想：“在我們今天的時代和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坐標點，在紛繁復雜的感情世界里找到與人民的相通點，在源遠流長的藝術長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點，三點決定一個平面，我的詩就放在這個平面上�！薄对娍�》老編輯王燕生作為首屆青春詩會“班主任”，生前回顧當年的青春詩會，還提起我的“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的這個發(fā)言。我以為，我對時代、讀者和藝術之間三點關系的理解，基本上決定了我一生的創(chuàng)作傾向。作為首屆青春詩會的成果，1980年10月號《詩刊》以“青春詩會”為總欄目發(fā)表了十七位青年詩人的作品，同時，發(fā)表了艾青講課的文章《與青年詩人談詩》，馮牧在詩會上談話的摘要文章《門外談詩》。這一期成了十七位青年詩人的作品專號，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詩壇極大的轟動。我在這一期上發(fā)表的是《干媽》寫的是我插隊中與一位農(nóng)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感情經(jīng)歷，這首當時標為(敘事組詩)的作品，第二年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1979－1980年)優(yōu)秀詩歌獎。不久我又被汲收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這個時候我還沒有出過一本書。應該說，發(fā)表這首詩之后，我被詩壇承認，從此在詩壇活動了三十多年時間，在《星星》詩刊工作了十二年，從編輯做到主編，在《詩刊》工作了十四年，從副主編、常務副主編做到主編。有幸在兩個重要的詩歌刊物工作，為詩歌服務，這是詩歌給與我的光榮，也是我對詩歌的感恩回報。

　　3.您的詩歌銳意革新探索，承續(xù)中華詩歌的傳統(tǒng)與精髓，汲收現(xiàn)代主義諸大師創(chuàng)造精神，這種詩風的幾經(jīng)嬗變，絕非一日之功，您是怎么煉就的？

　　葉延濱：

　　作為一個詩人，我從一開始起步，就知道我是在進行一次馬拉松式的努力，中國是一個有數(shù)千年詩歌傳統(tǒng)的國度，超越前人幾乎是不可能卻必須進行的嘗試；中國是一個13億人的大國，同時代的文學精英隨時都在互相挑戰(zhàn)，站在一個潮頭上容易，下一個潮頭過去，人們還記得你就不容易了，贏得這個大國讀者的歷史承認，要比得到幾個漢學家或批評家的好評更為困難。

　　因此，我四十年的創(chuàng)作，一不打旗號，二不貼標薟，努力寫自己最想寫的東西。應該說，長期的編輯工作，對我的創(chuàng)作有很大幫助。一是養(yǎng)成發(fā)現(xiàn)新人，注意詩壇新事物的敏感。我在編《星星》的時候，我就把辦刊的對手《詩刊》進行了分析�！对娍�》是詩壇的老大，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家刊物的負擔也重，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也重，我接手編《星星》后，就把推出青年詩人，重點扶植有實力的中青年作為辦刊方針，讓《星星》成為青年詩人進行詩壇的入口；二是要大度寬容面對不同的風格流派。我接手《星星》后，努力減小這家刊物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在當時既不參與對現(xiàn)代主義的批判，也不介入詩壇不同陣容的爭吵。比方說，我不贊成“非非主義”的理論主張，我認為它所宣揚的是無法與創(chuàng)作發(fā)生關系的理論，沒有詩人能在寫作中實踐的理論。與此同時，對當時站在這個旗號下的許多年輕詩人有個人追求的作品，我在編輯《星星》時同樣加以刊登。

　　沒有所謂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師，誰這么說，誰可能就是騙子。我的體會就是，一要對新事物敏感，二要對不同的藝術流派盡可能的寬容和理解。這兩條缺任何一條，哪怕樣子很先鋒，或者很主流，都沒多大上升空間。

　　4.有很多細心的“粉絲”發(fā)現(xiàn)，您后期創(chuàng)作出的大量的散文隨筆也很棒，比如您的隨筆集《世界的理由》等等。但在很多人印象中，您始終是一位詩人，這算是一種創(chuàng)作轉型嗎？

　　葉延濱：

　　我的雜文隨筆創(chuàng)作，的確是我一個重要著力的方向，雖然我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但在這些領域我是票友。散文雜文隨筆的創(chuàng)作，在我的創(chuàng)作中并是半壁江山。各種報刊雜志給我的雜文散文獎要比詩歌更多。

　　我以為，詩歌加上雜文隨筆，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我在我第一部雜文集中這樣表明了我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

　　找罵！緣由我又寫詩又寫雜文，于是有人不屑地：“你算老幾？”相當客氣地裝入了言外之意：皆因詩人應如天使般純潔，雜文家應如道學家般嚴謹；詩人透明似水晶，雜文家城府如壁壘。而我不倫不類，不清不濁。又有什么辦法呢？要食五谷，就要為衣食住行操心；凡這類事，一旦流于筆端就成雜文；吃飽了總要想入非非，天馬行空，不浪漫好像坐班房，寫詩時的心態(tài)就如老百姓的一句俗語：“做夢娶媳婦�！辈凰憷蠋�！我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張開雙臂向著天空想飛，雙腳卻長出根須扎在生活的土地里，這就是我和我的命運。不客氣地說這是時代給我塑的像。我看：這很不錯哩。

　　有人總喜歡這樣看我：掀開我的衣襟，找出我的瘡疤，然后拍照放大，掛在墻上并注明這就是葉某人。臉沒有了，脖子不見了，四肢省略了，我的尊容就是一塊瘡疙瘩。妙！這太擠兌人了！我張開那照片上被刪節(jié)掉的嘴巴，還沒說話——“看！典型的阿Q，有了癩疤還怕人說，可悲可悲……”攝影者嘆氣。于是，我在這幅為我制作的特寫照片下，寫下一段“自我鑒定”——“經(jīng)醫(yī)生檢查這不是癌。這是細菌感染膿瘡，由于體內抗體作用，已經(jīng)脫疤，不影響今后生活以及生育。”這就夠了。挨罵是難免的，盡管我們反對用棍子發(fā)言，但總不能永遠心懷余悸，時時把自己打扮成正派奶油小生，把人生當舞臺，讓人不知你在演戲還是在做人。也不能把寫雜文當作罵人，如果這樣，市井中罵大街的潑婦就是第一流的雜文家了。何況端起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在眼下是一種“時髦”。雜文，應當為新道德新觀念充當迎親的吹鼓手；雜文，也應當為舊道德舊觀念充當送葬的吹鼓手。紅白喜事，迎來送往。迎要迎得真誠，送要送得盡心，這就需要一種詩人氣質我始終找不到一種“完整的自我價值”——像抹了一層與外界絕緣的釉彩似的潔白光生的瓷人兒那種純粹的自我。中華民族文化意識傳統(tǒng)與現(xiàn)存民族精神中那種強烈的整體意識使我永遠難以超然于世。詩歌的天真與雜文的憂患，在向人們揭我的老底：這是一個永遠看不破紅塵的呆子！——“我算老幾？”我也常常這樣告誡自己要少寫點讓人不快的文字，但總像戒不掉食物一樣丟不下筆。

　　以上文字寫于1987年，算是經(jīng)過一點時間考驗了吧？簡而言之，詩歌于我是一種追求和向往，是出世的；雜文隨筆于我是一種責任與底線，是入世的。王蒙先生曾評說我的隨筆：“葉延濱是詩人，這個詩人是個明白人，叫做讀書明理，叫做體察現(xiàn)實，人情達練，思考斟酌，不粘不滯，自有主張。就是說，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當受蒙，三不本本條條，四不剛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愛讀他的隨筆雜文，覺得他言而有據(jù)，有獨得之妙，有機智和靈性，有見解。他的記敘文與憶舊性散文也寫得好，有一種平和，有一種滄桑感，有一種明晰，說得再好一點就是我愛說的清明。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狀態(tài)。如此這般。難得有一個人寫文章而不吹噓，談詩論文而不賣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風趣而不輕飄。讀葉延濱的隨筆散文，你會學得聰明、不受騙和有節(jié)制�！蔽艺J同他的鼓勵，并為之努力。

　　5.您1968年高中畢業(yè)，不遠千里來到當年條件極為艱苦的陜北延安插隊落戶，這段特殊的經(jīng)歷，讓您在10年后以組詩《干媽》轟動詩壇，也成為您的代表作之一，能簡單講述一下創(chuàng)作背景嗎？

　　葉延濱：

　　謝謝你愿意提我三十多年前這篇成名作，當時能轟動，是因為當時有幾千萬人當過知青，大學里坐滿了從農(nóng)村回到課堂的知青。我寫的是我自己真實的故事細節(jié)，也是這幾千萬知青自己的情感，轟動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們還總提起這篇詩作，是因為有一代人不會忘記的這段歷史。除了共同的命運以外，我認為，我在詩中不僅寫了知青的命運還說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請百倍愛護我們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貧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種子都將失去發(fā)芽的生命力！”三十多年前對一個執(zhí)政黨說出這樣的話，也許只有詩人！

　　6.您的一生注定是和不尋常聯(lián)系在一起的，特別是青年時期：在哈爾濱出生，在四川讀小學中學，在延安插隊當過牧工、庫管、工人、團委書記，直到后來考上北京廣播學院，命運才出現(xiàn)轉機，這一筆筆人生財富，現(xiàn)在回憶起來非常珍貴吧？

　　葉延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回首往事，努力過了，奮斗過了，也就夠了。其實有時命運就是一秒鐘一厘米的事情，那就是命運的另一種現(xiàn)場：

　　1978年，對于我來說，是個人命運中充滿矛盾的時期，此前，我在陜西延安插隊，在軍馬場當農(nóng)工、倉庫保管員，后來又在秦嶺大山里的總后的化肥廠當團委書記，文化革命結束后調回四川，雖然還是個工人編制，但在地委宣傳部里當新聞報道員，剛被送到省委黨校學習，領導的重視，讓我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沒有能參加高考。眼看1978年的高考又要開始了，而我卻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沒有一點復習迎考的時間。請假復習，肯定不會準假，再不參加高考，又不甘心！

　　那天，我騎著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午休后去機關上班。從家出來是條僻靜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為我所在的西昌城，就是大涼山里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條商業(yè)居民街，是由機關和工廠的圍墻隔出來的通道。兩旁是高墻，行人少，又是坡道，我從家出來一路飛快地滑行前進。自行車剛穿出巷口，就聽得從頭上傳來一聲驚叫，恐怖而絕望的尖叫。

　　我一抬頭，前方一個男人，正從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楊樹上，鋸下一根側枝的樹干，樹干在他的尖叫聲中，已經(jīng)從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緊自行車的雙閘。

　　我睜開眼，我被自己嚇住了，樹干從我的鼻梁刮過，滿鼻子是血，眼鏡不在了。樹干從我的手臂刮過，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樹干從我的小腿刮過，腿上也是血。我被拋到車前一丈多遠，渾身是血躺在路上，回頭看，那輛飛鴿車，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兩個車輪還沒倒，站立在樹干兩側！

　　救護車把我拉進了醫(yī)院，經(jīng)過檢查，骨頭和內臟都完好無損，碗口粗的樹干，齊刷刷地刮掉我一層皮，從鼻梁到兩只手臂再到兩條腿。大夫說：玄！你的自行車再向前一厘米，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時，我應該害怕。沒有理由，沒有預謀，沒有準備，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點零零一秒，我就會徹底完蛋！這實在是沒有道理，生與死之間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無理了吧？

　　說實在話，我被渾身的血嚇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時，已不是恐怖，而是慶幸。“我沒死？真沒死！”我從身上的疼痛證實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樣子的自行車，想，我真命大！(是高興？)大樹騎上去，自行車就趴窩了，可憐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當時已在想：一定要讓砍樹人賠我這輛自行車。)我抬起頭來，看見那個砍樹人。他直哆嗦，雙手抱緊樹，一個勁兒地問我：“你還活著？”后來這個人買了一個三角架，把車給我送回來，還說：“這三角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個月工資沒有了�！蔽液芡�情他。

　　正由于有高考這個特別原因，很快把這個悲劇當成了正劇甚至喜劇來歡慶。我在這事件以前，曾想報考大學，領導以工作需要為由，沒批準。我被借調在地委宣傳部當新聞報道員，算個不錯的差事，也舍不得丟了，我也就沒當成文革后第一屆七七級大學生。這回在家養(yǎng)病一躺就是兩個月，正好抽空補習迎考。怎么補？我讀書時，數(shù)理化學得好，但快三十的人了，學理工學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來一疊課本讀。最重要的是，在床頭貼了三張大圖：一張中國地圖，一張世界地圖，再加一張中國歷史年表。天天看地圖，就背地理知識；天天看歷史年表，就想年代事件人物�！暗乩硪淮笃�，歷史一條線”容易突擊得高分。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進考場了。真是靠地理和歷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們地區(qū)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文藝編輯專業(yè)錄取。。從此生活發(fā)生了轉折。一想“只差一厘米”這個事，我就和上大學聯(lián)系起來。悲劇當喜劇演，自己讓自己快活。

　　正因為有這件事，我想在我們那一代人中，我也算個幸運者，命好，并不等于自己“天有一材必有用”。

　　7.在中國資歷最長、最有影響的兩家詩刊《詩刊》和《星星》都擔任過主編，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現(xiàn)在回想起來，放在“為詩歌服務、為人民服務”這個理念上，您當時是怎么考慮的？在《詩刊》社工作13年間，您不但將刊物進行了大膽改革和創(chuàng)新，而且將“青春詩會”、“春天送你一首詩”、“華文青年詩人獎”等一系列活動辦成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品牌，在很多文學刊物步履維艱的境況下，您有什么良好的建議？

　　葉延濱：

　　俗話說，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看望老師，校長說，想不想回母校工作，動了心，于是廣電部把我全家調進北京，我開始在學校當系文藝系主任。教授當?shù)眠�順心，好像還要委我以重任。結果，一紙調令把我調到《詩刊》。后來才知道，當時上級對《詩刊》辦得不太滿意，有人向有關領導說：有個會辦刊物人的在廣播學院。于是，我又開始在第二個詩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詩刊》獲得了“國家期刊獎”，我也獲得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算盡職盡責吧。

　　8，你對當下的中國詩壇現(xiàn)狀是什么看法，能概括地描述一下嗎？你對青年詩人們在當下創(chuàng)作有什么建議？

　　葉延濱：

　　處于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交流的激流中，處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中，處于全球化的開放時代，中國詩壇空前的豐富多樣，(臺灣地區(qū)由于暫與大陸分治，其詩歌發(fā)展有其獨特性，我這里主要就中國大陸地區(qū)的詩歌進行分析)，在這個多樣雜蕪的舞臺上，認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種主要的流向，扮演著三種主要的文化角色：

　　第一，面對世界的向外姿態(tài)。這是中國大陸自上世紀末以來，發(fā)育了三十年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潮流之一。

　　中國詩歌的復蘇，緣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外開放讓中國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受到現(xiàn)代思潮，表現(xiàn)自我成為人性張揚的最有吸引力的口號，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詩人艾青、牛漢、蔡其矯、穆旦、綠原等重返詩壇寫作的同時，一批年輕的詩人在新詩潮的影響下，寫人性寫自我寫性愛寫意識流等等，給詩壇以沖擊力，他們最早以自印的詩刊《今天》發(fā)表作品，北島、舒婷、顧城、楊煉、芒克等年輕詩人圍繞在刊物周圍。同時，中國最有影響的《詩刊》在1980年舉辦了青年詩人改稿學習班，并以“青春詩會”的名義整本刊物發(fā)表了參加這次活動的十七個詩人的作品，(注5)造成空前轟動。參加青春詩會的部分詩人也在努力學習現(xiàn)代主義表現(xiàn)手法，這些人加入“青春詩會”表明現(xiàn)代主義得到主流詩壇的認可，同時也引起了傳統(tǒng)理論家的強烈批評，同年《詩刊》8月號發(fā)表《令人氣悶的朦朧》，從此中國有現(xiàn)代主義傾向的新詩潮被稱為“朦朧詩”。朦朧詩這個稱呼表明了這些詩歌在中國傳統(tǒng)讀者的眼中是一個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原因外，中國傳統(tǒng)詩歌美學和現(xiàn)代詩所借鑒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美學的差異，也產(chǎn)生了讀者疏離詩歌的效應。然而，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對于中國詩壇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在不斷的爭論中發(fā)展。在理論姿態(tài)上明確向西方主流文學靠攏，強調其文學資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資源，尋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認同。正是這種角色，激起了中國詩壇本土和民族意識的抬頭，作為創(chuàng)作理念上的對立面，“民間寫作”成為九十年代末青年詩壇最新的旗號，1999年4月16日，在北京盤峰賓館召開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發(fā)生了“民間寫作”的詩人們對“知識份子寫作”的抨擊和爭論，從此，作為新詩潮主力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不再獨占先鋒詩歌的潮頭，對這股潮流的批評從來自傳統(tǒng)主流意識形態(tài)，變成了來自詩壇內部的不同流派�！罢�是從這個時代開始，伴隨著人，人性，人的本質力量的解放，詩也獲得解放……無論對于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發(fā)展流變有多少種哈姆雷特式的爭論，無論人們認為當下現(xiàn)代主義詩潮中漂浮著多少泡沫甚至垃圾，無論其中有些詩人的歌唱是多么的晦澀或者嘶啞，但是，‘詩為心聲’——詩真正成為詩人個性表達與創(chuàng)造，具有絕不可以低估的，足夠偉大的意義。我甚至認為，這種回歸與解放所造成的文化啟蒙，遠遠高于經(jīng)的藝術成就�！敝袊�作家協(xié)會主流批評家蔣巍的這段話，比較恰當?shù)拿枥L了現(xiàn)代主義詩潮對于中國詩壇的貢獻與影響。

　　第二，面對現(xiàn)實的向下姿態(tài)。向下面對腳下土地的現(xiàn)實主義和民間的姿態(tài)，這種潮流在近三十年經(jīng)過多次流變而成為中國詩壇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詩壇從專制和虛假中解放出來，其中，一批曾受到打擊和批判的老詩人，如艾青、公劉、蔡其矯、白樺、綠原、曾卓、孫靜軒、牛漢、邵燕祥等，從底層回到文壇主流，同時，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城市被下放到農(nóng)村的知識青年和工廠、軍隊等底層中的詩歌愛好者，也涌現(xiàn)了一批較為優(yōu)秀的青年詩人，這些來自底層的兩部分詩人，在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發(fā)表了大量抨擊封建專制，表現(xiàn)底層大眾疾苦，呼喚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學的詩篇，中國作家協(xié)會1979-1980年度首屆優(yōu)秀詩歌獎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現(xiàn)底層大眾呼喚民主科學的詩作，如：李發(fā)�！逗袈暋�、公劉《沉思》、駱耕野《不滿》、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園六詠》、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現(xiàn)底層大眾心聲的作品。(注7)這種潮流得到了讀者的追捧，在推進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中起到了鼓動作用，同時，其文學資源和詩歌元素大多來自生活底層，具有較強的民族性而與現(xiàn)代主義思潮形成兩大潮流。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詩壇這種向下的關注底層的詩歌發(fā)生一些流變出現(xiàn)了新鄉(xiāng)土詩，城市打工詩以及口語寫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間社團自己印刷的“民間刊物”上發(fā)表，形成“民間寫作”潮流，這股潮流中的詩人，注重用生活中鮮活的口語作為詩歌語言，關注底層，表現(xiàn)卑賤者的情感，為弱勢群體吶喊，同時強調自我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他們雖以“先鋒詩歌”的姿態(tài)，但其關注當下現(xiàn)實，表現(xiàn)底層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與朦朧詩及后朦朧詩及知識份子寫作這個姿態(tài)向外的潮流有極大的差異——“民間寫作”不拒絕在表現(xiàn)手法上向西方學習，但在詩歌的元素和資源是目光向下面對本土。如伊沙、于堅、揚黎等的作品都表現(xiàn)出鮮明的“民間”色彩。在這一時期，許多被稱為“第三代”的詩人，也就是旗幟很“先鋒”，手法向西方現(xiàn)代派學習，而在內容和精神層面上關注當下，表現(xiàn)底層，詩歌口語化。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加快了詩歌在民間的普及，在各地出現(xiàn)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詩人，特別是進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詩人，如寫鄉(xiāng)土詩的江非、田禾，寫新城市底層的盧衛(wèi)平、謝湘南等。向下的民間寫作潮流中，也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性意識的“下半身”寫作，表現(xiàn)丑陋的“垃圾派”寫作，這種極端等而下之的寫作，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對詩壇產(chǎn)生了負面遮蔽效應。

　　第三面對傳統(tǒng)的堅守姿態(tài)。堅守古典詩歌的傳統(tǒng)，堅守二十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tǒng)，堅守革命文學的傳統(tǒng)，這也是中國詩壇重要的角色。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詩歌傳統(tǒng)，特別是古典詩歌的唐詩宋詞在藝術上所達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國古典詩歌有最多的喜愛者，盡管這種用文言寫作的格律詩詞，在今天難以有新的超越，而且“五四”以來對舊體詩有諸多歧視，然而，這種傳統(tǒng)詩歌在當下中國仍有大量的習作者，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堅守者，盡管這種傳統(tǒng)詩歌至今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創(chuàng)新，基本的姿態(tài)還是堅守。在新詩寫作者中，也有堅守“五四”傳統(tǒng)，堅守革命文學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這些寫作者的弱點是創(chuàng)作上確實不太與時俱進，但是堅守的姿態(tài)仍令人敬重。他們對向外姿態(tài)的現(xiàn)代主義的批判，對向下姿態(tài)寫作中的“下半身寫作”等的批判，認真而嚴肅。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詩壇有三種主要的姿態(tài)：向外的、向下的和堅守的，形成中國詩壇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響，互相映襯，完成中國詩壇的生態(tài)平衡：只講現(xiàn)代就會忽略現(xiàn)實，只講當下就沒有了根源，只講堅守就不可能發(fā)展，正是這三股力量的平衡，才使中國詩壇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的，現(xiàn)實的和具有傳統(tǒng)之根的！青年詩人如果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恰當?shù)亩ㄎ�，就一定會有所成就�?/p>

　　9.掐指一算，您離開《詩刊》社四年多了，仍兼任著一些社會職務，比如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等職，也經(jīng)常出席一些詩歌活動，有沒打算繼續(xù)為中國詩歌再做些事情？

　　葉延濱：

　　那些主任、會長、副會長的職務，其實都是虛名，誰要當真了，誰就沒活明白。我從《詩刊》主編位上退下來，就全心全意當詩人了，和退休以前相比，只有一個變化：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了，不想見的人可以不見了。其余一切照常，多好！

　　認真做一個對社會有擔當、對詩壇有胸懷、對藝術有追求的詩人，這就是我為中國詩歌曾經(jīng)做過，還要努力再做的事情吧。

　　謝謝你的采訪，讓我在四十年后重回《延河》！

原載于《延河》2013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