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以“家世”追溯生命之源

母親去世后余世存開始從家族史追溯自己的生命之源。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家世》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3年11月 定價：39.00

　　在母親逝世十年后，野夫泣血寫下《江上的母親》，開始追溯母親、父親及家族成員的命運歷史。2009年，作家余世存在母親逝世后，也開始了追憶父母及家族命運的書寫。這部分內容，收錄到他近日新出的《家世》里，與書中的十幾個“名門望族”一起，組成了一幅中國近代家族傳承的譜系圖。

　　翻開《家世》，書中夾帶著一副余世存的書法條幅，上書“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誠如條幅所傳遞出的信息，新書講述了近代中國大家族家教家風的傳承。例如，他將宋耀如的家教總結成“做偉大人才”，盧作孚的家風是“創(chuàng)造而享受幸�！�，梁漱溟的家教是“直道而行”。但是，中國式家族關系能否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天下傳統(tǒng)，能否在解決現(xiàn)代性危機中充當先導，余世存覺得，這仍有待觀察。

　　宗親倫理 宗親觀念，

　　也是文明理性的一部分

　　宗親觀念處理好的話，個人能夠更有信心面對這個世界，使他不至于在這個世界上要么封閉得過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

　　新京報：在近代中國轉型的過程中，家族的宗族的倫理近乎消失了，你在序言中說，有著數(shù)千年傳統(tǒng)的宗親文化，至今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那么，如何理解宗親文化在我們轉型前后的不同影響？正面和負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近代以來，無論是“五四”新文化對封建禮教的控訴，還是意識形態(tài)對族權、對人的壓抑(的控訴)，其實都是一種負面的東西。我覺得中國這幾代人知道得都比較多了。

　　新京報：巴金的《家》《春》《秋》就是最明顯的控訴。

　　余世存：對，青年為什么稱為新青年？就是他們一定要從傳統(tǒng)的家族和家庭叛逆出走，這其實也是我們一個共同的問題，下一代人總是對上一代進行叛逆，覺得看不上上一代人。有些報紙的記者是80后，他采訪我的時候說，他跟他周圍的朋友，一向有那種觀點，因為他們的父母是50后，是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那代人，他們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他們的父母沒有資格來教育他們，或者對他們指手畫腳，看了《家世》這本書之后，才發(fā)現(xiàn)其實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命運，而且每一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人的材料。我說他有這個認識也蠻好的。

　　新京報：你覺得我們注重家庭倫理的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從最殘酷的角度來說，我有一個在美國的朋友叫康正果，是一個學者和作家，他說過一句非常嚴重的話，他說家庭血緣幾乎是維系中國人最后一道善的一個鏈條。他的意思表述出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在革命年代，或是不斷地追求成功、世俗意義上的新生活時，丟掉很多人的包括社會上的美德，包括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比如我們說的殺熟，就是說連熟人都被我們用來消費盤剝時，家人之間的親情和血緣，這種善意幾乎是我們最后的一道防線。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文明有很多單位，比如最小就是個人，最大就是目前的這種全球化，中間就有血緣地緣乃至國家民族這種東西。

　　從我的立足點出發(fā)，我覺得這種血緣、親情和家族、家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宗親觀念，它其實也是一個文明理性的一部分。處理好的話，他是能夠更有信心面對這個世界，使他不至于在這個世界上要么封閉得過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我覺得中華文明對宗親倫理那么強調，其實還是中國人信奉的中庸之道，不愿意在個人主義，或是私人主義以及世界主義之間搖擺得太厲害，而是要立足于某個很堅持的基點，這個基點就是家人關系和宗親倫理。

　　新京報：你也提到，現(xiàn)在家族關系、宗親觀念還體現(xiàn)在“我爸是李剛”這樣的負面影響上，你如何看待官員為自己的子女和家族撈取利益的現(xiàn)象？

　　余世存：這個東西其實我曾經(jīng)在微博里提到過。我說其實我們的作家學者知識分子，這么多年處于一個回避狀態(tài)，回避這個話題。這使得我們對家族傳承，也是處于一種認識不清，或者模糊狀態(tài)。我說了一個很簡單的古代觀念，叫君子之澤，三世而斬，還有我在《家世》里面手寫的那個條幅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這都是古人對宗親倫理的一種觀察得出來的結論。這些結論其實對我們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還有一個中國陰陽五行的說法叫金克木，孩子要成為參天大樹，他的屬性是一個木，木是要生發(fā)的；金一般是指爺爺奶奶這一代人，也是指父母的前臺，如果爺爺老爺太溺愛孫子孫女，或者父親母親給兒子女兒的錢財太多的話，就叫金克木。把木克制住了，這個樹木就無法成為參天大樹就會夭折。所以，我們這么來理解，就知道為什么某些富二代和官二代不太成器，他的言行舉止成為一個社會的笑料。如果我們知道這種五行的觀念，知識人能夠來探索這個宗親關系的話，就成為我們社會的共識，能夠讓我們的官員和富人對孩子的教育更加健康一點，而不是像目前放任他們的階段。

　　家教家風 最欣賞林同濟家族

　　中國傳統(tǒng)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新京報：你書寫了十幾個家族的命運，總結了他們的家教家風，但是蔣家好像沒有總結出合適的家教家風。

　　余世存：蔣家的家教家風是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一方面是傳統(tǒng)的忠孝禮儀，還有一個現(xiàn)代的，它不是一個民族主義的，而是一個世界主義的，中西貫通的東西。所以，他們家從蔣介石開始，就基本上是中西文化的一個示范者，一個體現(xiàn)者。我寫老蔣這一家，也是受去年“9·15”游行的刺激，我們很多人自己都不會英語日語，反而那么仇日仇美，而且這種仇恨的情緒是對自己的同胞進行打砸搶，我覺得這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我希望通過寫蔣家能夠讓人知道，中西之間沒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溝，你看他們家好幾位兒媳婦都是西方人。

　　新京報：你在書中寫到，蔣家第三代，似乎遭受了天刑地斬，第四代歸于平淡。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二蔣的尸骨幾十年未能入土為安，所以未能蔭庇后代子孫，你覺得這種現(xiàn)象與傳統(tǒng)命理的關系很大是嗎？

　　余世存：那肯定很大，因為中國人心里都清楚，人死無葬身之地，是一個很大的詛咒，一個很大的報應。這個報應肯定會傷及后代，傷及他的家族的命運。

　　新京報：二蔣有中西合璧的家教家風，后代卻沒有能承繼他們的思想和輝煌事業(yè)，好像不能完全用傳統(tǒng)命理來解釋。

　　余世存：對，也有第四代第五代對臺灣時事的一種考量，他們更愿意回歸，做一個普通人平常人。我覺得他們也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更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就是很平實的，而不是說一定要去做一個社會的呼風喚雨的這一類人物。

　　新京報：在十幾個家族中，哪些人的家教家風是你最為欣賞的？

　　余世存：肯定是林家，就是林同濟家族，他們家是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因為我一直覺得中國人很多方面是不缺的，比如說孝順、正直、正義感，但是中國人就缺專業(yè)精神。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為什么老提民主和科學，其實我們在這種專業(yè)精神上很欠缺。我對目前知識界的不滿意就在于，第一是問題意識太少；第二，大家探討問題的話，基本上是一種想當然，預想的程度很多，缺乏很實證的研究。

　　新京報：其他家族你覺得他們有沒有共同的特點？

　　余世存：除了一兩家以外，我覺得大部分還是有民族國家意識，這是我們傳統(tǒng)的家國天下的感覺。用我們的話說，它不是立足于小我，還是盡可能喚起家族成員對時代社會國家命運的思考。這種中國傳統(tǒng)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現(xiàn)代轉化 安頓個人，服務社會

　　父母希望我做一個正直優(yōu)秀的人，他們還培養(yǎng)了我超越的意識，所以我到現(xiàn)在為止還能夠在社會上不甘于平庸，不甘于做一個求田問舍的人。

　　新京報：你對中國的家族關系能否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轉化，中國人的修身齊家能否充當先導，還有疑慮是嗎？

　　余世存：因為我們現(xiàn)在都知道，雖然我們中國人都向往現(xiàn)代化生活，但其實也感覺到這種現(xiàn)代化有很多的危機�，F(xiàn)代性出現(xiàn)了危機，但是如何應對現(xiàn)代性的危機，幾乎大家都還是在實踐當中，沒有一個標準的東西。所以我在想這個問題時，就在琢磨，現(xiàn)在技術的革新這么快，從網(wǎng)絡上的各種活動，到這兩年的微博微信，人們的交往圈子、生活模式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如何安頓個人，能夠服務于社會，這個我想其實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家庭生活能夠充當一種積極的健康的作用，我覺得其實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這是我的一個出發(fā)點之一。因為我知道，不僅僅是中國傳統(tǒng)希望家庭在社會中擔當一定的角色和功能，比如養(yǎng)老的功能，生育的功能，但是你要看西方發(fā)達社會，養(yǎng)老問題基本上社會化了，孩子一生下來，從搖籃到墳墓國家社會幫你去管理了，作為年輕夫婦你幾乎不需要考慮上有老下有小的問題。我們中國還是不太一樣的，家庭還是承擔部分這種功能，所以這個東西在未來它能不能繼續(xù)充當這種功能，甚至跟國家社會一道來把這些功能完善化，我覺得這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思考并且去實踐它弘揚它、我引用過特蕾莎修女那句話，她說要實現(xiàn)這個世界和平的話，大家就回家，去愛你的家人。

　　新京報：現(xiàn)在中國的社會養(yǎng)老、保險機制都逐漸完善起來了，家庭的作用可能慢慢會減弱一些？

　　余世存：對，是的，但是你看最近有幾個電視臺在放的一部電視叫《老有所依》，其實也是把這個問題很尖銳地涉及了，里面有些情景的描述還是觸目驚心的。前一陣還有人說不回家看老人要立法，這說明因為家庭關系出了問題，導致這些問題也成為社會化，變成社會的一個包袱，而社會目前有沒有足夠的準備來接納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包袱。

　　新京報：你在書中除了名門望族還寫了貧民的家族史，我讀到最動容的一章，還是你寫自己家族的歷史。你覺得父母、家族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余世存：我覺得父母對我的影響，肯定還是希望我做一個正直優(yōu)秀的人，當然他們也培養(yǎng)了我。他們還培養(yǎng)了我超越的意識，所以我到現(xiàn)在為止還能夠在社會上不甘于平庸，不甘于做一個求田問舍的人。而且，你從這篇文章里面有所觸動，就說明我的設想是對的。我假期時曾經(jīng)帶了七八個年輕學生，我給他們講的一個課題就是做自我整理。因為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活在這個社會上，內心是有些膽怯和不安的。我曾經(jīng)跟他們講，不是去讀幾本經(jīng)典，或者去看成功人士的演講(就能解答)，我說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回歸自我，去做自我整理。比如，你的第一次自卑意識是怎么來的，你幾歲的時候開始恐懼的，你十幾歲的時候開始有男女的那種情竇初開，父母什么時候讓你覺得他們已經(jīng)老了，你該對他們盡孝了。你把這些東西很好地做一次自我整理的話，那么你就知道自己活得很踏實，能夠感覺自己從家庭繼承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你活下去走下去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