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崇低”與“祛魅”——中國“低詩潮”分析

http://marskidz.com 2014年01月26日16:47 來源：中國作家網 陳仲義

　　一、 以“垃圾”為核心的低詩潮

　　新世紀只過去幾年，仿佛預謀似的，民間詩界繼續(xù)掀起各種形式的“揭桿起義”。江湖詩歌力量空前瘋長，自由寫作局面無邊打開，這一切，都歸結于網絡的興起。它慫恿和集結了詩歌內部，那些反叛的民間能量——野心、理念，和創(chuàng)造欲望，在幾乎不受干預與節(jié)制的前提下，舉辦了“反詩性”狂歡。如果要追溯的話，它可以直接20年前第三代詩歌“源頭”，較之1986“現(xiàn)代詩大展”那一幕，沖擊波更為猛烈。不同的是，此番它完全借助網絡傳播方式和后現(xiàn)代語境，在更大范圍內，全面震蕩著傳統(tǒng)政治文化和傳統(tǒng)美學。具體的說，就是新一輪的反崇高反本質、褻瀆權威、顛覆正統(tǒng)話語；主張崇低、推崇審丑、還原世俗、呈現(xiàn)生活原生態(tài)，釋放被剝奪被壓抑的話語潮流，正以漫無邊際的新形式向我們涌來。

　　因為網絡的推波助瀾，使越來越多的人馬，匯入到這股號稱“低詩潮”的寫作大軍里，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先后“加盟”的，有破壞即建設的“空房子寫作”；性作為突破口的“下半身寫作”；反理念反現(xiàn)狀反方向的“垃圾寫作”；縱橫禁區(qū)的“后政治寫作”；言之無物的“廢話寫作”；游戲性為圭臬的“灌水寫作”；“不潤飾不飾真”的“反蝕主義”；“與世界不正經的”的荒誕寫作；對存在不斷追問體悟的“俗世此在寫作”；“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民間說唱”；立足國計民生的“民本詩歌”；專注底層的打工詩歌；堅持“反抗、反諷、反省”再次復出的“撒嬌派”；反詩道、反病態(tài)、主張輕狂的“放肆派”；力戳謊言和騙局的“軍火庫”；爭取人權、民主的“中國話語權力”等等。

　　意識形態(tài)松綁，加劇著自由寫作空間迅速膨脹；互聯(lián)網出現(xiàn)，升溫大量出格、出軌的文本；詩寫者在對抗權利、物質的雙重壓迫下，時代感和底層經驗再度獲得開發(fā)，自身的寫作行為在與后現(xiàn)代語境的交互中，蛻變?yōu)橐环N新的寫作向度：即從“賤民”的立場出發(fā)，關注民生、關注社會底層、關注人的肉身價值，關注人性與事物的陰暗面，直面當下。并且采用粗陋語言、老土語言、不正經語言、非詩語言，制造刺激、驚悚，“讓你不舒服”的效果。

　　如果說，期間影響最大，也就是最前衛(wèi)最極端的首推“垃圾派”(引起爭論文章多達數(shù)百篇)，可能構成網絡“臺風眼”，那么，低詩歌和低詩潮，就類似外圍臺風圈。兩者之間的關系有點像今天派之于朦朧詩。

　　其理論，就是“崇低”與“祛魅”4字，按垃圾派創(chuàng)始人老頭子說法“崇低”是“人類的常態(tài)之一”：“崇低思想的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詩學的，一部分是哲學的。在詩學方面，它具體表現(xiàn)為在網絡詩壇已產生廣泛影響的以“崇低、向下，非靈、非肉；離合、反常，無體、無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為內容的垃圾(派)三原則。在哲學方面，崇低思想以垃圾為基本范疇，對世界進行重新發(fā)現(xiàn)和認識。”[1]他認為：“對于事物而言，垃圾主要的并不是作為死亡或腐朽的標志而存在，垃圾主要的是作為事物具有生命活力的標志而存在。占中國思想史統(tǒng)治地位的從來都是崇高思想。在中國，此前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非崇高思想。中國的精神世界將因崇低思想的出現(xiàn)而變得完整。崇低思想既是作為崇高思想的對立而存在，同時與崇高思想也是互為統(tǒng)一的。[2] 這樣的“確立”，讓人想起巴赫金有關“貶低化”的論述：“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和肉體層次�！盵3]  使神圣降為低微，形而上走向凡俗，宏大敘事回歸原在話語，無疑提示了一條反本質主義思路。

　　而將之進一步進行理論深化、總結的，應推張嘉諺，他在《低詩歌詩選》中概括說：“崇低，是低詩歌的精神信念，審丑，是低詩歌的價值取向；反飾(語言的直白、直截與不假修飾)，是低詩歌的文體格調；粗陋玩世主義，是低詩歌的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以下犯上與平面擠蕩，是低詩歌興起的運動路線；“后政治”、“反諷”、“冷敘事”

　　“詩性正治”等等，是低詩人與詩評家注重并倡導的話語策略；不拘形跡縱情抒寫的言說狂歡，是低詩人的節(jié)日慶典。”[4]

　　另一主將丁友星也在《低詩歌狂潮》中闡述：低詩歌就是文化民主或民主文化在詩歌意識形態(tài)中的具體表現(xiàn)，它是對高詩歌的又一次更加徹底的革命。其真正目的在于推動詩歌回歸現(xiàn)實，關注民生、關注人權、關注人性，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擺脫“真、善、美”的絕對崇高控制，同時展開對“假、丑、惡”全方位的審丑與解構。[5] 如此一來，“崇低”與“祛魅”，很快構成低詩潮低詩歌的核心。

　　伴隨著大量文本在網上洶涌，他們在主體形象上給人痞子、惡棍、傻逼、混混的印象，無須否認他們在詩學范疇上過度的“縱欲”、“獻丑”，在立場上的極端、逆反，也無須否認他們在語言運作上的“臟亂差”，但他們對歷史、現(xiàn)實、社會的強介入，是近年來少有的，甚至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是另一種形態(tài)的語言暴力。通過各種方式破壞、消解、去中心、顛覆、邊緣化，他們拋去溫情脈脈的面紗，直擊對象的軟肋。他們針對腐敗、強權、人治、禁錮……以毒攻毒進行揭惡，用“嘔吐”暴光、用“口水”打假，以“性趣”楔入禁區(qū)，以審丑照亮丑惡。戲擬“正義”，反諷“人權”，用黑色幽默為民請命，制造荒誕，砸爛枷鎖，全面放任“灌水”，淹沒正統(tǒng)田園�！安俚啊弊鳂I(yè)戲弄著神圣道學，陰毒的臟水潑向精英口味，“嬉笑怒罵”或“裝瘋賣傻”，將一篇篇檄文皆做成分行。

　　這里，應挑明一個問題，他們一系列性暴露性展示，愈演愈烈，早已觸犯大眾的倫理“天條”，不過從文化流變史和混沌學角度，應該可以理解，他們的邊緣化沖擊，既帶有突入禁區(qū)、宣泄本能生理的“私下”快感，又夾帶著預期“爆破”意識形態(tài)壁壘的“群策群力”，合力演出了驚世駭俗的“鬧劇”。

　　這是賤民寫作的另類作為。由于發(fā)生在民間，網絡，由于尖刻、犀利的對抗，他們一直難以被認同，同時也被傳統(tǒng)審美慣性所拒絕，就是一般公眾，也會因種種緣由，將之視為“非詩”。這樣的“非詩”，的確有別于此前詩歌潮流。不同于早期朦朧詩的抗衡特點，多采用曲折隱蔽的方式；不同于“非非”主義的始作俑者，注重“前文化思維”和激活語感；不同于“他們”推崇現(xiàn)象學，做客觀平淡不動聲色的敘事學；也不同于精致蘊藉的“新古典”、溫潤情懷的“新鄉(xiāng)土”；以及近年頗為看好的“草根性”；更是大大區(qū)別于泛學院的風度、玄學和技術修辭。在大大咧咧的“嚎豬”(李亞偉們)、“野種之歌”(伊沙們)和“心藏大惡”(沈浩波們)后面，變本加厲，刮起新一輪的歪風邪雨。在這一次網絡的火山口上，委實凸現(xiàn)兩個震源，一是“低”，從政治倫理學上看，它的低，是極力強調真正意義上的“賤民”立場和“賤民”寫作。二個是“丑”，祛美為丑。從美學上看，它與以往的“化丑為美”“以丑為美”有很大的不同。

　　二、直捅政治文化的“私處”

　　“低”，是指告別此前的崇高，宏大敘述，回到真實的存在底部，以突出的“賤民”立場和生猛的民本思想，與龐大的政治倫理學叫板，盡管朝它的“私處”“陰處”直捅去。就是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化的和形而上的東西，降低到下體部位和垃圾層面，形而下地建造一個世俗的平民世界——那是飲食男女率性而為的世界”[6]先看《錯落的時代》  (黃土)：

　　……俺們剛把白條換成人民幣你們又把人民幣換美元了

　　/俺們剛把青菜上的害蟲滅掉你們又愛吃蟲啃過的青菜了 /俺們剛結束喝河水而喝自來水你們又改喝農夫山泉了

　　/俺們剛把破內褲扔掉你們又開始在褲子上剪洞了 /俺們剛能坐公汽你們又開始打的了

　　/俺們剛開始學會打麻將你們又開始賭球了 /俺們剛能抽點煙喝點酒你們又開始吃搖頭丸了

　　/俺們剛養(yǎng)了很多的王八你們又喜歡吃大閘蟹了 /俺們剛能吹風扇你們就又用空調了

　　/俺們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正掙扎呢你們又玩借殼上市了 /俺們的民工進城了你們又開始下崗了……/誰能告訴我，這到底是為什么呀！�。�

　　此詩堪稱低詩歌代表作。作者站在中國最弱勢群體立場上，發(fā)出一代農民辛酸而又期盼、憤懣而又無助的呼聲。生活在底層的農民，被現(xiàn)代文明的殘酷進程抽打，被權勢和城市盤剝，只能在屈辱與苦難中掙扎。誰能為他們代言？作者滿懷同情悲憫，進行指控性書寫。其成員小王子說：

　　以一個基本公民，以人的身份來主動地、自覺地關注生存，有尊嚴地“狗眼看人世”， 盡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責任及使命。是一種自醒的反抗意識，和內心深層次的一種悲憫。［7］ 對比之下，那些口口聲聲為民請命的“志士們”中，那些關注民生民聲，貼近主旋律的“詩人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比比這樣的文本，才能反省“那種不痛不癢的空洞形式寫作、無病呻吟的風花雪月寫作、無視殘酷現(xiàn)實真像的逃避寫作、蔑視人間苦難的張揚自我寫作和日常無聊的個性化寫作”[8]

　　“低”，也是杜絕“假大空”，重新喚醒求真、打假、批黑的新現(xiàn)實主義勇氣。低詩潮講究的是一個“真”字，真即真實、真情。中國積蓄了太多謊言和騙局，存在太多做秀作假作惡，且都以崇高的革命、民族、祖國為名號、幌子。講真話實在太難了，尤其文革后帶來的后遺癥，導致大話空話假話批量生產，時間一長，就見慣不怪、見常不驚了。只有堅定的斗士，一如既往保持高度敏感，不懈的揭穿，像捅馬蜂窩一竿子插到底。他們早已放棄朦朧詩時期那種高壓下的隱晦曲折策略，直接進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像《愛國的十大理由之三》  是針對歷史的“自圓其說” ：“《史記》 /《資治通鑒》 /《四庫全書》 /一半是真理 /一半是謊言 //一分為二 /就是兩半西瓜 /四分五裂 /就是八張嘴巴 //我們成長的整個過程 /就是圍繞地球吃西瓜 /我們生命的全部歷史 /就是瞪著眼睛說瞎話 ”�！稅蹏�的十大理由之二》則是針對當下“風尚與媒體”的：“

　　無論政治掮客 /無論經濟騙子 /無論名人娼妓 /還是苦難的人民 //全部都是圍繞金錢 /轉圈的熱鍋螞蟻 //打開報紙 /什么義正詞嚴 /什么道貌岸然 //打開報紙 /睜開眼睛

　　”。雖然有些口號式，但它的價值，就如同當年抗戰(zhàn)時期田間的“傳單詩”。針對虛假民主的長期麻木，敢于發(fā)出真聲，目前還是太少了，所以彌足珍貴。哪怕寥寥幾句，也都是一針見血。再看《勞動節(jié)》(管上)：

　　這一天全世界勞動者都放假了

　　只有父親還在山坡上

　　面朝黃土背朝天

　　全詩只有這三句半，卻在對比中深刻概括農民的苦難和宿命。

　　徐鄉(xiāng)愁《我倒立》，則是用反話證偽了現(xiàn)實中種種黑白顛倒，反諷了我們時代的虛妄癥候：“我發(fā)現(xiàn)人們總是先結婚后戀愛/先罰款后隨地吐痰/先受到表揚再去救落水兒童/先壯烈犧牲再被追認為黨員/或者獲榮五一勞動獎章/先寫好回憶錄/然后再去參加革命工作/先對干部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再去大搞貪污腐化/就像先射精后插入一樣先實現(xiàn)共產主義再建設社會主義 ”。

　　這是一種“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魯迅)的做法，連續(xù)做視點的“后空翻”，還略帶一種喜劇風格，雖然大白話些

　　卻很容易被讀者接受。  這樣直面現(xiàn)實的寫作，一掃冷漠、蒼白的象牙塔風氣，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詩歌有著對現(xiàn)實政治強烈批判的勇氣，有著對現(xiàn)實關懷與思考的心靈，有著真實表達自己的聲音，有著人性豐富的印證與反映，有著不屈不擾執(zhí)著前進的靈魂。[9]

　　“低”，

　　就是一方面泛濫著形形色色“下里巴人”粗淺的、平面的操作，一方面推行著不乏親和力、平易近人的模式。比如采用各種后現(xiàn)代手法：反諷、戲擬、幽默、魔幻、還原、拆解、錯位、顛倒、假借、拼貼、復制、粘連、改寫、嬉戲、灌水等等。

　　例如

　　《讓一部分人先硬起來》( 管上)

　　美國偉哥(10粒) ￥1000.00 /高蓓泰妮 ￥280.00 /情素(日本) ￥192.00 /特強蒼蠅水 ￥280.00 /口交快感￥450.00 /半身女郎 ￥608.00 /VP-RX增大丸 ￥1380.00 /裘麗仙女棒 ￥168.00 /威而強 ￥388 /全方位刺激器 ￥608.00/千喜蟲 ￥650.00 /美國極品催情藥 ￥260.00   //我現(xiàn)在終于明白了 /改革開放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的的確確是硬道理

　　以購物清單的形式，開列12種極具刺激的性藥性具，(特地用數(shù)字標明昂貴價格)，從而“論證”了市場經濟出現(xiàn)的“硬道理”，但它拉大貧富之間巨大差距是不爭的事實，其間的微妙反諷讓人忍俊不止。

　　三、“以丑抗丑”“以毒攻毒”

　　低詩歌低詩潮的第二個核心字眼是“祛魅”�！办铟取痹隈R克斯•韋伯的詞典里，是破除神秘化和拜物教，有著啟蒙思想含義。故他的名言“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可以通俗翻譯成“世界不再令人著迷”。而“祛魅”在阿多諾那里，既有“覺醒”“清醒”“醒悟”之意，又兼具剔除理性自身(概念、范疇體系)之“魅”的舉動�！办铟取钡脑�意，既然是驅除著迷、崇拜，也就是差不多與解咒等同了，它意味著對同一性、對典律、對有意義有價值東西的瓦解。如果引入美學，那么在美學領地上的“祛魅”，可以視為是一種放逐美、驅逐美的行為，據此筆者大膽直接稱之為“祛美”。

　　從反向上看，康德很早肯定過“惡”也是人類歷史的動力。正如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有它偉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一樣。人類的文明史，固然真善美一直引領著文明主旋律，但作為整體人性的內容，人們同樣饒不過假丑惡。假丑惡是人性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尤其到了二十世紀，隨著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深化與開發(fā)，人們意識到如若失去審美另一翼——審丑，同樣是文明的殘缺，人性的缺席。人們開始清醒：傳統(tǒng)美所體現(xiàn)出來的秩序、和諧、勻稱，在相當程度上遮蔽被異化了的生存處境，變成理性神話的粉飾。眼下，越來越多的喬裝打扮遮蔽了事物的真實。為求取更全面的“真相”，大有必要祛除那層美妙的“謊言”，還原本性，至少這樣做，要比那種假兮兮的“美”強得多。而且現(xiàn)代審美性的深化——已經將其中的審丑發(fā)展到極端——達之荒誕�；恼Q，一旦與“真”深入地聯(lián)系起來，更是詩歌現(xiàn)代性把握世界、把握人性的一種重要方式。人類深知文明并不能一味提供提拉米酥和卡布奇諾，而人類心靈的普遍危機：孤獨、壓抑、焦慮、絕望，它在精神上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必然引發(fā)對傳統(tǒng)美學規(guī)范的全面突圍，而審丑以其更強硬的對立面——對美的“積極倒錯”，自然獲得發(fā)展“機遇”。

　　祛美求丑的審丑寫作，在低詩歌低詩潮看來，就是針對各種假冒偽劣、陰暗丑陋……給予充分曝光、徹底揭批，使社會的毒瘤瘴氣、人性原惡得到顯形。不言而喻，揭惡審丑，五四以來的新詩界，多少接續(xù)了波氏“惡之花”的余脈，20年前大陸那場后現(xiàn)代運動也不時推波助瀾，但終歸沒有成為正果。直到低詩潮興起，才釀成祛美審丑大趨勢。與從前的最大的區(qū)別是，他們不是停留在傳統(tǒng)上的“美的陪襯”“化丑為美”，或“惡中揭美”——許多還只是屬于局部性質的。而是已然全面鋪開戰(zhàn)線——做面對面強攻丑惡，還原丑惡，展示丑惡，即“以丑見丑”“以丑抗丑”。

　　表現(xiàn)之一：怪戾陰毒，直透丑陋人性

　　先看管上《西門慶》：“

　　大官人有多少女人/ 我們決不能去考證/ 大官人的三妻四妾/ 生了多少雜種 /這些雜種有多少活到現(xiàn)在/ 有沒有當官的/ 有沒有寫詩的/ 有沒有腰纏萬貫的 /有沒有殺人犯/ 有沒有強奸犯/ 西門大酒店外/ 潘金蓮對我說：有/進來看看 ”此詩通過我與歷史文本的“對話”，發(fā)現(xiàn)“人性惡”的棲身地，不管是大官人、文化人、引車賣漿者們，無一不落入“西門慶”——西門大酒店，這個貪欲的全息代碼，經由典型語碼的“轉嫁”，揭示了這一孽根，已從歷史走進當下的普遍性，表現(xiàn)出作者洞查力的刻薄和機巧。

　　80后女性打工詩人鄭小瓊在《魏國》里寫道：“下崗的草原一片慵懶，三個農婦因為充滿感動 / 被迫剝光的衣褲，剝光她粗大的體毛來拉動 / 經濟，將你燜在高速發(fā)展的湯中，經濟學家如此說 / 用犧牲一代少女來帶動GDP，魏國的環(huán)境需要改善”。又在《人行天橋》上說：“我信仰的詩集讓一個時髦小姐撕了三頁走進了公共廁所/官商們共建的樓群在不斷的繁榮腐敗蟲與貪污鳥/一個討不到工錢的外來工從第四十八根鐵柱跳了下去/他白色的腦漿迸地/此刻偉大的《勞動法》正在桑拿女郎的三角褲里微笑/‘向偉大的時代致敬吧！’做秀的偉大報紙如此說�！� 很難設想，平時不動聲色的鄭小瓊，能從瘦弱的軀體，連續(xù)噴出幾百行長詩。底層掙扎，弱勢群體的疼痛，官僚腐敗，世相黑暗、交織于時代與個人的病脈。她提供一系列審丑的感性鏡像。社會和人心在“轉型”期充斥著虛偽

　　浮躁。文學與詩歌的介入力量十分薄弱，而低詩潮能在此間充當英勇的“清道夫”，對時代不公、異化、假象做出尖銳指認，比起當年朦朧詩的“曲線救國”，另有一番直接的效果。  

　　表現(xiàn)之二：意淫作為楔子，直捅政治與倫理禁區(qū)。極端者如典裘沽酒的《張志新，我后悔沒有把我的處男身獻給你》(例略)在專制時期，全社會只剩下極少數(shù)的先覺者，敢以生命做代價進行雞蛋碰石頭的搏殺，張志新是其中最令人動容的一位。后來的歷史書寫，總是依照主流定勢，奉獻一大堆按部就班的禮贊。唯獨典裘沽酒，石破天驚般打開性區(qū)，以“獻身處男

　　”的非常舉動 ，控訴了打著人民旗號的各種暴力奸污：政治的

　　、真理的、民意的。在赤裸裸的行為中，故意碰觸電網而引起警鈴大響。

　　網上詩人動不動就寫性寫肉，肆無忌憚，但大多停留于肉身這一層，“下半身”創(chuàng)下了群體記錄。然而，性禁區(qū)之外，還存在更大的政治禁區(qū)，多數(shù)人望而卻步，最多小打小玩，淺嘗輒止。只是到了低詩歌寫作，才循著“下半身”缺口，有意把陽根與陰器作為“道具”，利用子宮與下腹，放肆地實施性裸露、窺陰癖、意淫、奸尸，由此“粘連”到人權、民權、民主、自由的“義題”上，以期達到消解目的。仿佛是為了回應特里•伊格爾頓那個判斷：“對肉體的重要性的重新發(fā)現(xiàn)，已經成為新近的激進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寶貴的成就之一�！盵10]  表面上看，是一系列令人作嘔的“亂性”演出腳本，骨子里，可不乏藏有針對性的機鋒。

　　其策略便是將大量刻毒、不能入眼的黃色下作語，臟水般潑向正統(tǒng)、正經的主流禁區(qū)，褻瀆、玷污，搞混，在收獲瓦解的同時也發(fā)泄生理快感。

　　最驚世駭俗的，是典裘沽酒對名人“梅艷芳”的“奸尸”(例略)。有人為其辯護說：這不是性變態(tài)的強暴癔想，不能把“奸尸”當成一種現(xiàn)實性考量，其意在表現(xiàn)人的精神視境對丑陋現(xiàn)實世界的蔑視、質疑、挑戰(zhàn)與跨越，這正是中國低詩歌放言無忌的先鋒品質。[ 11]  類似這樣的文本還有相當數(shù)量，如：《我想在天安門城樓上做愛》(大路朝天)`《裸體游行》(老德)《我要翻身作主人》《我要把我的裸照貼在所有新聞媒體的頭版頭條》(小蝶)等等。問題是，對于具備法定姓名者，采取如此不堪入目的作為，哪怕不是出自任何意淫動機的虛擬，肯定也于法理與倫理之線上大大越了軌。試想換上你的母親姐妹們，你能這樣寫嗎？！所以審丑還得保住一定的底線。

　　就連鼓倡者之一的丁友星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錯誤地把審丑當成美學的全部使命，把審丑推向了極端，惟丑為美，嗜丑成性，與西方實用主義畫家戈蒂埃一樣，以為“凡是有用的東西都是丑的”；進而導致了人格與藝術分離，以為敢于描寫丑惡就是道德，就是英雄，把淫穢、骯臟、邪惡、缺德、頹廢等當成全部美，當成全部人性，使自己成為一切精神錯亂與心靈墮落的收容所，在沉淪中快感與厭惡，誤入了低詩歌的最大誤區(qū)：嗜丑。[12]

　　固然，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戴著面具，隱藏不少假、丑、惡的東西，遮蔽事物許多真相。低詩歌一反常態(tài)常規(guī)，切入靈魂深處，不分皂白一一揭開，這一反動，有助于人們對人性的全面把握，但畢竟，任何祛美審丑的過程中，其最終目的，還在于激發(fā)人們追求更高的審美。

　　表現(xiàn)之三：“病態(tài)”心理，籠蓋病態(tài)事物

　　當人們在為2004年始料未及的“大海嘯”痛哭流淚、呼天搶地之時，丁目卻以他與眾不同的心態(tài)，發(fā)出令人發(fā)指的詛咒——《海嘯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二十八萬在同一時間墮入死亡之口的人/ 有多少殺人犯 /多少吸毒者 多少貪官 /多少惡棍/ 多少地痞 /多少竊賊 /多少強奸犯 /多少恐怖分子 /多少虐待狂 /多少無事生非者 /多少麻木不仁心如糞土空負一副肉體之軀的行尸走肉……/除此若還有值得生者憐憫的好人若干/那么他們間又有多少生性軟弱卻在夢中殺人放火的準壞蛋？/ 比雞巴兩次勃起間的時間還短/ 二十八萬人類中的渣子就從人間灰飛煙滅 /讓我們這些有幸活下去的好人們舉杯相慶/ 并直抒胸意的去贊美/“哦！大海，你藏污納垢的胸懷如此偉大”

　　作者的心理和眼光變得如此殘忍無情，如此近乎“病態(tài)”。也許是采用“反其道而用之的”手段，故意“以偏概全”地去抨擊人類中的敗類。在眾人千篇一律的哀悼中，動用反諷，反而獲得“對世界的重新發(fā)現(xiàn)”。由是，我們看到，在整個審丑寫作中，面對社會、人生、人性的種種墮落、殘酷

　　、骯臟、惡習，詩人們經常采取自我獸化、自我虐化、自我毒化。最大的變化是作者的主體性從以往的正面——不要說詩歌中的英雄、硬漢、俠客，就是連普通世俗人的身份都不如，轉而為得意洋洋的淫棍、醉鬼、奸尸犯、流氓、癟三。與畜生為伍，同畸形為伴�！白寖刃牡奈蹪嵋挥[無余”——老德的公開表白，一語道破天機。徐鄉(xiāng)愁也說他在“屎詩”系列時感到壓抑不住的痛快。正是時代病根所產生的反抗快感，使主體性在陰暗的維度上保持“作惡”的激情。“審丑寫作的開心、刺激、過癮、好玩，已經‘不是美感’了，而是一種‘力感’，‘快感’與‘痛感’，中國詩歌由‘求美’轉向‘審丑’，冷淡‘求善’而熱衷于‘揭惡’，由迷戀‘美感’

　　轉向于追求‘力度’，自有其必然性。如果說，求真揚善與審美的詩歌總是與‘美感’對應，那么，打假揭惡審丑的詩歌就需要表現(xiàn)‘力度’——即快感與痛感”。[13]

　　正是此類“快感”與“痛感”構成低詩歌寫作動力，與此構成相關聯(lián)的是，文風文體的“粗相”：粗鄙、粗糙、粗放、粗陋，從而改變了長期來“化丑為美”的慣性，在此一向度里，全面鋪開“以毒攻毒”“以惡抗惡”的路徑。這是后現(xiàn)代語境在相對寬松情勢下的新動向，是民間詩歌進一步介入現(xiàn)實世相、人生人性的新舉措。

　　研究現(xiàn)代丑學的專家指出：深刻有力的丑，帶有革命性質。它是對舊價值體系的反叛，也是對舊價值體系無法度量的悖謬。它鄙棄理性規(guī)范下的秩序，張揚人內在的真實，對理性主義主宰下已成穩(wěn)態(tài)的和僵死、虛飾的美發(fā)起沖擊。它以否定的姿態(tài)，與個體相親，個體不斷獲得解放的過程，也是丑得以日益顯露的過程。[14]

　　當網絡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tài)慫恿與加劇個體的自由顯露，一場大規(guī)模的“祛美”風暴——拌攪著大量畸形、粗陋、陰鷙、怪誕元素，將變本加厲地沖擊我們多年的傳統(tǒng)審美意趣。

　　四

　　為尋找低詩歌低詩潮的合法性，主要理論干將丁友星找出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辜正坤教授在他《中西詩陰陽對立七大潮》中，所建立的“陰陽周期理論”。

　　辜正坤教授把西方世界詩歌大體劃分為七大階段，它們之間呈現(xiàn)出陰陽交替的發(fā)展規(guī)律，丁友星借此推出“高低周期理論”。他和張嘉諺都認為，詩歌主潮以高低兩極對立的模式遞進循環(huán)發(fā)展著。從文本的主體性角度看，中國新詩的主角形象走的是一條不斷向下的路線：從神話英雄(鳳凰、天狗)——現(xiàn)實英雄(吹號者)——正統(tǒng)模范(雷鋒之歌)——到社會人——個體人——肉性人(殘缺為下半身)——垃圾人(非人)的不斷演進路線，正好圖解了詩歌周期律，在中國新詩發(fā)展過程中高低嬗變的動態(tài)歷史，它大致標示了近百年來中國詩歌主潮一步一步向下邁進的足跡，符合“高低周期理論”。[15] 我們暫且不論“移用”的準確性如何，他們至少抓住一個可能：崛起的低詩歌可以與高詩歌互為主潮。

　　由此合法性派生的寫作宗旨，曾被張嘉諺概括為：“奪回詩人與中國知識者喪失已久的言論自由的話語權力。”即“履行話語職責，爭取話語權力，推動話語換場�！被蛘呤�

　　“破壞話語現(xiàn)場，更新流行語言，創(chuàng)造優(yōu)性話語�！盵16]“低詩歌寫作是改變中國人思維姿態(tài)、思維習慣與思維方式的“換腦”寫作……”[17]

　　由于網絡的自由、無序和難以控制，顯然加劇著民間詩歌內部的叛逆趨勢、甚至帶有某些歇斯底里色彩，由此大大膨脹了許多人的“詩歌野心”“詩歌幻覺”，不斷以決絕的口氣強化它、夸大它。有人說這一輪的低詩潮，“和以前任何一個流派誕生的不一樣，它帶給中國詩歌界一次徹底的革命，一次殘酷的人性較量”[18]；有人歡呼它“九背離”的特別功能：背離現(xiàn)有存在的傳統(tǒng)、文化、正義、道德、文明、高尚、法律、秩序、時尚，影射人類社會中最大的真實和陰暗的一面[19]；更有人破天荒的將其性質拔高到，其意義完全可以同西方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相媲美，簡直勢不可擋，是一次真正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20]

　　這樣高的評價還沒接受時間的裁決時，首先就遭到一些人強烈反對。針對“主心骨”垃圾派，漢上劉歌在《向下走：一條從根本上摧毀詩歌的罪惡路線》指出：“垃圾派里，最好的詩尚能擺脫無聊，有一種冷峻和刻骨的深度，可惜不多，大多不惜將詩歌弄得充滿血腥，是詩里的邪教和恐怖主義�！盵21] 青鋒《被解構與被凌辱的詩意》—— 一場發(fā)生在網絡上的詩歌傳銷鬧劇》和雯澤《"垃圾派”：社會悲劇與文化鬧劇交媾的結晶》也都不約而同斥責他們“迷失方向，精神墮落”。

　　作為低詩潮低詩歌重要理論發(fā)言人丁友星，畢竟還是看出問題的癥結，因而希望獲得某種整合：避免與擯棄下半身詩歌的淫穢、放蕩，垃圾詩歌的邪惡、骯臟，做到“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微婉顯晦、盡而不污”；突破性禁區(qū)，但有節(jié)制而不至于墮落為污穢；突破政治禁區(qū)，批判政治，但有限度而不至于破壞民族利益；追求崇低與審丑，但有道德底線而不至于邪惡、骯臟。[22]  愿望是美好的，但實際寫作場域與理念往往存在不小差距。這主要是，網絡的無限放開，使寫作者的自律一直處于蒼白的形同虛設，自我放縱倒成為網絡的規(guī)則與風尚。

　　筆者個人以為，用“低”與“丑”兩個關鍵字來概括這一詩歌現(xiàn)象，是言之成理的。它拽住要害，針對此前政治、文化、審美的“高”——信仰的烏托邦、理想的假大空、理性的工具化、語詞的權力偽妝，試圖用“引體向下”的“低”，來實施新一輪詩歌的“暴動起義”和“犯上作亂”。當然，他們驚世駭俗的撒野瘋狂，會因不節(jié)制造成另一種“先鋒的庸俗”(層出不窮的內訌就是最好證明)。對倫理底線的“觸犯”，也會引起大眾普遍不滿(比如屎尿系列、奸尸系列)但他們整個寫作方向，除了與意識形態(tài)話語激烈碰撞外，在實質效果上，還與整個中產階級趣味對著干。

　　如果當代詩歌流變史，無視或低估了他們，將是一種缺損。不過，以垃圾派為核心的低詩歌、低詩潮運動，還是沒有逃出整個激進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范疇(反傳統(tǒng)、反藝術、反體制、反權威、反語言、反詩歌)，換句話說，詩歌的后現(xiàn)代主義，正在他們掌控的網絡戰(zhàn)場上，推向極端。好在根底上，他們并沒有失足于中國底層——那種來自切身體驗和經驗的本土化、草根性的浸淫與開發(fā)。雖然放縱粗陋，且精品不多，卻絕緣于所謂的全球性后殖民，方顯出中國問題的中國式的獨到言說，在文化、政治上產生巨大的沖決作用。低詩潮低詩歌寫作中，少數(shù)上乘作品，是意識形態(tài)才干和詩性智慧的巧妙結合，這只有在吾國這樣超級政治國度里才能產生(聯(lián)想我們手機上層出不窮的政治段子，中國人實在太有政治智慧了)，因而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而本人想保留的是：所謂的低詩潮低詩歌，同歷史上的一切詩潮一樣，并非能覆蓋一切，在所有的話語場域上，它也根本無法“包打天下”，最多只能流通于某一層面某一地帶某一維度。它只是一種流向，而不是(也無法代表)全部方向；尤其在“全息”美學光譜面前，仍露出碩大的貧血——因故意偏食而營養(yǎng)不良。它的反美學、非美學傾向，在真善美的全人類主流文明面前，大概只能保留一個尖銳的另類“波段”，而根本無法改變和引領全部頻道。哪怕詩歌進入前面所稱的“低周期”。

　　倘若從樂觀的前景進一步設問，低詩歌寫作，由于人氣的大量聚集，宣泄渠道的特大開放，高科技的支撐，和后現(xiàn)代文化語境的全面到來，有沒有可能最終上升為低詩歌“詩學”呢？——無節(jié)制地打開全身心(肉體、器官)，放肆而直裸的方式，介入社會、現(xiàn)實、底層，貼近生活的原生態(tài)；快捷的“口水”，侵漫各種話語場域；“崇低、向下”的勁道，進行以毒攻毒、以惡抗惡的“祛魅”；粗鄙的詩性，取代傳統(tǒng)審美意趣；“無厘頭”雜語，挑動著網上最大狂歡。

　　當這列狂野的、醉駕般的列車，帶著某些肆意超載的水貨，做高速行駛時，自然會嚴重損傷寫作詩學與寫作倫理學的雙重輪盤，像色情意淫之類的文字，過于簡單化的直露，往往淪為下意識發(fā)泄物；語言的放任骯臟，不僅打不著“偽崇高”靶心，反而自濺了一身腥味；而單純?yōu)槌蠖�丑的快意，也顯然降低了書寫價值。

　　誠然，它的價值更多還在于意識形態(tài)、思想文化意義上。寧可突出思想而淡漠藝術水準，寧可沖破精神奴役而降低藝術追求。所以殘酷的揭黑揭惡，殘酷的自虐式反省反思，都可以成為前所未有的正經的鬧劇，但過多“依賴”于意識形態(tài)，也使詩歌的質地遭到另一種“異化”。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詩歌場域的話語，扭轉和填補另一翼美學的虛假蒼白，但它永遠不可能成為詩學的主流，因為真正意義上的“真善美”，始終是人類心靈與生俱來的磐石。

　　[1][2]皮旦：《垃圾派紀要》，見《東方伯樂》2004.11.05；后來垃圾派三原則又調整為“反理念反現(xiàn)狀反方向”。這一改，筆者以為把特色改掉了。

　　[3]巴赫金：《巴赫金文論選》，第11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4]張嘉諺主編《低詩歌詩選》序言，2006年(民刊)。

　　[5]丁友星：《低詩歌狂潮》，《民間文化網》2005.7。

　　[6] [11] 老象：《粗陋玩世主義》(修訂版)，《北京評論》論壇2005.5.7。

　　[7][9]小王子：《讀垃圾運動》兼談中國話語權力寫作》，《大中華文學網刊》2005.1。

　　[8]楊春光：《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低詩歌月刊》2005年5期。

　　[10][英] 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tài)》，王杰等譯，第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丁友星：《低詩歌的五大誤區(qū)》，《低詩歌》論壇2006.5.13。

　　[13]張嘉諺：《“審丑”寫作論》，《低詩歌》論壇2006.2.18。

　　[14]王慶衛(wèi)：《丑的軌跡——理性視閾中的非理性變奏》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5。

　　[15][22] 丁友星：《中國新詩的發(fā)展與走向——低詩歌論前言》，詩選刊論壇2006.7.6。

　　[16][17]張嘉諺：《中國低詩潮》，《低詩歌運動》創(chuàng)刊號，2005.3。

　　[18]小月亮答網友問(實錄完全版)，見《北京評論》首屆網友招待會 2003.10.7-10。

　　[19]訓練小豬天上飛：《亦從崇低漫說垃圾派》，《揚子鱷》論壇2003.11.9。

　　[20]老頭子：《論作為革命的垃圾派》，《天地人詩刊》總70期，2004.4。

　　[21]漢上劉歌：《向下走：一條從根本上摧毀詩歌的罪惡路線》，見《二十一世紀邊緣文學》2005.8.19。

　　原載《南方文壇》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