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氣壯發(fā)表散文詩之“獨立宣言”——孫紹振訪談錄

采訪者(右)與孫紹振先生合影

　　孫紹振先生是當代著名詩歌評論家和文藝理論家，現(xiàn)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湖州師范學院“中國散文詩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81年發(fā)表 《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為“朦朧詩”搖旗吶喊。近年來，致力于文學文本解讀學研究，先后出版《名作細讀》、　《文本解讀》 等數(shù)十部專著。2013年10月15日，年逾古稀的孫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訪談。

　　簫風：孫老師您好！很高興您接受我的訪談。雖然您未能參加“中國散文詩研究中心第一屆年會”，但您專門寫信祝賀，并發(fā)表了對散文詩的看法，非常感謝您！

　　孫紹振：因學生為我隆重祝壽，這次湖州散文詩盛會未能抽身前往，深表歉意。除歉意以外，還有一種失去大發(fā)狂論機遇的遺憾(大笑)。

　　簫風：您是上世紀80年代3位“崛起論”者之一(《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多年來您一直關注著新詩包括散文詩的發(fā)展和理論建設。我拜讀過您的《文學創(chuàng)作論》，其中一節(jié)專門講散文詩，對散文詩的發(fā)展趨向、藝術特性作了系統(tǒng)分析。請問您對散文詩的藝術特性怎么看？

　　孫紹振：我的認識也是有變化的，那一節(jié)代表了我早期的觀點。這本書最初的版本是1986年出的，你看到的是2007年新版的。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散文詩那一節(jié)沒有改，當時還沒來得及想好。在《文學創(chuàng)作論》里，我是把散文詩附屬于詩的，是放在詩里面講的，把散文詩的藝術特性分為象征性、想象性、寫實性三類。

　　其實，散文詩與散文和詩歌的區(qū)別是相當復雜的問題。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對它的表述都相當含混。有的西方百科全書上說，它是界于散文與詩歌之間的，好像黑色幽默立足于悲劇與喜劇之間一樣。如何把詩和散文統(tǒng)一起來，是散文詩所面臨的難題。

　　簫風：在中國，散文詩是一個舶來品，五四時期是作為一種新詩體引進來的。但在發(fā)展中幾度出現(xiàn)“散文化”的問題，即使當前對散文詩發(fā)展危害最大的還是“散文化”，因為它與抒情散文很容易混為一談。

　　孫紹振：一般認為，散文詩是19世紀80年代法國象征派詩歌反抗學院派的嚴酷的格律的產(chǎn)物，以波德萊爾、蘭波的著作為代表。不過，他們只是在格律上反叛，形式上不分行，在內(nèi)涵上并沒有離開詩歌。后來流傳到世界各國，不同民族、不同個性的作家，都把這種形式加以馴化使之帶上自己民族的、個人的特點。

　　從理論上講，把散文詩僅僅當作散文的分支，顯然是作繭自縛。在西方文學史里是沒有散文(prose)這個文體的，它只是一種表現(xiàn)方法，而散文詩(prosepoem)倒是一個正統(tǒng)的文體。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散文詩是有特點的，它不是附屬于散文的。1921年周作人在《美文》中把中國現(xiàn)代散文規(guī)定為“抒情與敘事”，之后便陷入了公安派的狹隘“小品”庭園。如果散文詩從屬于散文，只能是“小品之小品”。

　　簫風：您在那封信中強調(diào)：“對散文詩來說，當務之急乃是破除散文詩理論和實踐中潛在的自卑感，小家子氣，理直氣壯地發(fā)表散文詩之‘獨立宣言’�！闭垎柲�是如何看待散文詩的獨立性的？

　　孫紹振：我覺得，散文詩要有前途，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旗幟。從散文中獨立出來是毫無疑問的，大家都比較認同。散文詩不要跟散文糾在一起，因為散文是形而下的，散文詩更接近于詩。西方的傳統(tǒng)詩是接近于哲學的，形而上的，所以散文詩如果有詩的意味的話，它還不是一般的抒情詩，它必須有非常深刻的理性，這樣才有散文詩的獨立地位。要不然的話，你就會成為被人家瞧不起的“小媳婦”。所以，我提出要有一個“獨立宣言”。獨立在哪里呢？可以有散文句法的自由轉換，可以借助詩的某種抒情甚至某種理性，但是要比詩更深刻，比詩更冷峻，比詩更有理性或者叫智性。只有這樣，散文詩才有獨立地位。那標桿是誰呢？標桿就是魯迅，《野草》是中國散文詩的經(jīng)典，它表面上看是抒情的，實際上它和《朝花夕拾》是不一樣的，里面充滿了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哲學，這才是真正的散文詩。我們應該走魯迅的道路，雖然我們趕不上魯迅，但魯迅的方向不能丟掉。

　　散文詩要獨立，就要擺脫所謂的抒情、敘事，特別是單純的抒情。散文詩跟詩不能離婚，但至少要分居，不分居就是“小媳婦”。因為散文詩跟詩也是很容易混同的，從形式上看無非是分不分行。中國古典詩歌集中都是不分行排列的，但它是詩。關鍵是什么呢？關鍵要有獨立的風骨，就是你的智性。散文詩既然是一個獨立的文體，它可以向外，針對社會，針對人生，如魯迅的《這樣的戰(zhàn)士》，是匕首、投槍；但是也要向內(nèi)，如魯迅的《過客》，寫自己人生的悲觀和絕望，寫自己內(nèi)心的矛盾。我們要從這兩個方面，找出散文詩自己的道路，追求人生的、深邃的、冷峻的那種洞察，特別是對外部社會的洞察，對內(nèi)心深處的洞察�，F(xiàn)在，像魯迅那樣的自我解剖沒有了，離開了深邃的思想，心靈的宇宙，境界會非常窄，只能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籠子里。

　　簫風：多年來，您致力于微觀分析理論體系的建設，十分重視對經(jīng)典文學文本的微觀解讀，還出版了《名作細讀》、《文本解讀》等專著。在我主編的《葉笛詩韻———郭風與散文詩》一書中，就收有您賞析郭風散文詩的文章。請問您為何如此關注文本解讀？

　　孫紹振：我是學文藝理論出身的，之所以這么重視文學文本的解讀，是因為我看到了西方文論的危機。你有空的話，可以看看2012年第5期 《中國社會科學》，其中有我的一篇論文《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專門分析了西方文論的危機。西方的學術傳統(tǒng)是形而上的，喜歡追求概念的嚴密，追求哲學化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驗的演繹，犧牲文學文本的特殊性和唯一性。我們讀文學理論的目的是什么？一個是能指導創(chuàng)作，一個是能幫助閱讀，可是西方文論是不管的。我感到，這種對文學文本解讀的低效或無效，正威脅著文學理論的合法性。

　　解決文學文本解讀有效性的關鍵在于，要認清文學文本是由表層的意象、中層的意脈和深層的規(guī)范形式構成的立體結構。文學文本解讀的任務，就是借助多層次的具體分析，把文學理論中犧牲的特殊、唯一的精致密碼還原出來，以達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所以說，要用具體分析來回歸文本，來創(chuàng)造中國自己獨立的《文本解讀學》，這本書我已經(jīng)完成了，而且得到國家社科基金15萬元的資助。

　　簫風：我贊同您的觀點。您認為對散文詩的文本解讀應注意什么？

　　孫紹振：首先，必須把它作為一個獨立文本來加以批評，不要以贊賞的姿態(tài)去解讀。要用分析的、批判的、冷峻的目光，去看它的優(yōu)點和缺點�，F(xiàn)在的問題是廉價的贊揚太多。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贊揚可以對事不對人，對作品的優(yōu)點可以肯定，但也要指出它的缺點；另一個是對有一定影響的作者，要用嚴峻的眼光來批評，這樣他才能前進�，F(xiàn)在有些批評家本身就不懂藝術，沒有自己的看法，缺乏冷峻的、歷史的、藝術的分析，這是一個大問題。每一首好的散文詩都是不可重復的，你必須把這個文本內(nèi)部的奧秘解讀出來，并且用自己的語言把它有序地表達出來，這就需要一定的原創(chuàng)性。散文詩作品要有原創(chuàng)性，你的解讀也要有原創(chuàng)性。

　　簫風：您多次強調(diào)：當代散文應該是崇尚“審智”的文體，應該從“審美”走向“審智”。我感到，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散文詩，這對解決當前散文詩創(chuàng)作過分關注“美文性”、“抒情性”的問題，特別是“濫情”問題，是很有好處的。但我感到，不能過分強調(diào)“審智”，應該提倡多樣性，否則也會走向另一面。難就難在怎么把“審美”與“審智”很好地結合起來。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孫紹振：中國五四時期的散文詩，受泰戈爾的影響比較大。泰戈爾對散文詩的貢獻，就是把淡雅的語言哲理化。不過，他的哲理是一種帶宗教色彩的和諧的愛的哲理，其精彩處往往成為格言。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的散文詩在哲理化方面多少受到他的影響，但是魯迅散文詩中的哲理卻和泰戈爾相反，不是追求宗教式的光明的和諧，而是充滿了對人生、對自我的無情的嚴酷的解剖，對人心黑暗的正視和孤獨的戰(zhàn)斗的堅持。魯迅創(chuàng)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散文詩風格。當然，任何一個文體都有一個從草創(chuàng)到發(fā)展到成熟的過程。從發(fā)展的道路來講，可以寬廣、多元，風格可以多樣，但是要有一個目標，就是它必須取得獨立的生命。

　　中國當代散文從90年代以來，曾擺脫兩度文體危機，周作人、楊朔式的抒情小品已經(jīng)被突破，散文的思想境界大開，恢復了先秦以來大品的恢宏傳統(tǒng)，達到了歷史性的新高度。在理論上也確立了從“審美”交融“審智”的范疇。詩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jīng)有了從朦朧派、后新潮、后現(xiàn)代等等的流派更迭，其精神無不在超越抒情，放逐抒情，向審智升華。而散文詩的抒情慣性，卻依然故我，導致當代散文詩不論外部視野的廣度，還是從心靈探索的深度，比之散文，比之詩歌，都顯得相形見絀。魯迅《野草》中那樣無情的自我解剖，生命與死亡，戰(zhàn)斗和毀滅，人心黑暗的和孤獨的戰(zhàn)斗，激情和絕望的沖突，90多年前已經(jīng)開拓出的沃土，都在安分守己的散文詩作家筆下荒蕪了。思想的單薄，哲理的匱乏，導致了散文詩的貧血。

　　簫風：您在來信中還提出：要“結合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建構中國獨特的散文詩學術范疇，在此基礎上進行宏觀的歷史和微觀的個案研究”。我感到，這是當前散文詩理論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請問您對“建構中國獨特的散文詩學術范疇”有什么具體想法和建議？

　　孫紹振：其實這個挺難的，一個人要建立幾個范疇，花上一輩子工夫也不一定能做到。現(xiàn)在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加強對中國現(xiàn)代散文詩史的研究。宏觀的歷史研究和微觀的個案研究都很重要。當然，不能就散文詩研究散文詩，還要研究它與散文、詩歌、小說、戲曲之間的聯(lián)系和矛盾，這樣才能找準散文詩的定位。我還沒有來得及細想，這個學術范疇需要大家一起來建構。你們研究中心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簫風：我感到，當前散文詩研究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理論滯后創(chuàng)作實踐，一個是研究脫離當下文本。您對此怎么看？

　　孫紹振：絕對是這樣的。理論滯后很嚴重，因為散文詩不像詩歌、小說、電影、戲劇有那么豐富的理論資源。更嚴重的是，理論研究脫離文本。正如美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蘇珊·朗格說的：“絕大多數(shù)理論家面對文本，出現(xiàn)了一種令人吃驚的束手無策�！边@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現(xiàn)象。

　　我覺得，文學理論來自兩個方向：一個是創(chuàng)作實踐，一個是解讀實踐，這是我理論的來源。但是西方理論不是這樣，它來自哲學美學大前提的演繹，這是他們的強勢，但是對文本的具體分析他們是弱勢。我們不必一味地洗耳恭聽，我們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怎么發(fā)出呢？我們不從概念發(fā)出，要從文本的具體分析出發(fā)。他們用的是演繹法，我們就用歸納法，從實際經(jīng)驗來歸納理論。這幾年我寫了400多篇文本解讀，然后形成了我的觀點，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

　　簫風：新世紀以來，散文詩創(chuàng)作和研究出現(xiàn)一些喜人景象，但也存在諸多問題。請問您對散文詩發(fā)展的現(xiàn)狀怎么看？您認為當下散文詩創(chuàng)作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什么？您對散文詩發(fā)展的前景有什么期待？

　　孫紹振：可以說是空前繁榮。從數(shù)量上講跟詩歌一樣，從來沒有過這么多詩人、這么多詩刊、這么多詩集。(簫風：現(xiàn)在有3本專門發(fā)表散文詩的刊物：《散文詩》、《散文詩世界》、《星星·散文詩》，并且多數(shù)詩歌雜志也發(fā)散文詩。)質(zhì)量上也比上世紀80年代好多了，那時候都是風花雪月啊，但是跟世界散文詩和中國散文詩的傳統(tǒng)特別是魯迅的傳統(tǒng)相比，還差距太遠。

　　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散文詩的相似性太大，差異性太少，重復別人，重復自己，這個情況太嚴重了。詩歌的相異性很大，流派也很多，但散文詩的流派還沒有真正形成，我感覺是流派自覺性不夠，還是憑著一種自發(fā)性在寫，沒有一種非常理性的歷史眼光。擁有散文詩文體危機感的有識之士，無疑應該理直氣壯地發(fā)表散文詩的獨立宣言。它不是散文的仆從，也不是詩的跟班，它是自己的主人。當代散文詩作家和理論家對此根本問題的漠視，造成散文詩文體意識的闕如。散文詩創(chuàng)作一直動搖于散文與詩之間，既落伍于散文半個多世紀來的歷史性蛻變，也落伍于詩歌的紛紜的流派更新。

　　藝術的生命在于更新，拒絕更新意味著藝術的死亡。散文詩應該豎起自己冷峻的、哲理的麾頭，舉起審智的、甚至審丑的大旗，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內(nèi)心的撒旦和神性搏斗。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封閉，擺脫邊緣，有望向文壇奉獻出橫空出世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