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廉：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新方式的經濟改革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高級研究學者、《中國崛起》作者歐威廉：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新方式的經濟改革

圖/莫非

　　先后任職于政府部門、投資銀行、咨詢公司以及學術機構的歐威廉，是最早觀察到并提出“中國崛起”的研究者之一。不久前，歐威廉博士就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崛起與經濟改革，以及他的研究經歷和方法等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將中美經濟關系置于亞太地緣政治的核心位置的背景下，會看到什么？不久前，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歐威廉(William H.Overholt)在參加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國際中心、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共同主辦的“2013亞太論壇”上發(fā)表演講，強調全球地緣政治的推動力在二戰(zhàn)后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全世界事實上都將主要的精力放在經濟上——使得我們擁有了世界歷史上最繁榮的一個時期——二戰(zhàn)之后的大約50年。實現這一經濟增長的鑰匙就是將意識形態(tài)、領土野心以及軍事資源投入讓位于經濟增長。”

　　“但不幸的是，我們看到了這一趨勢的弱化。我們現在有些偏離二戰(zhàn)后的正常軌道。如果我們能夠回到正確的軌道，那現在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會�！痹趤喬�地區(qū)，右翼勢力、民族主義和軍事博弈的興起，讓歐威廉更加強調現在正在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現在需要我們中美兩國拿出領導能力聚焦共贏合作”，逆轉消極趨勢，努力恢復全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

　　歐威廉先后在哈佛和耶魯大學學習，獲得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他說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都對中國非常感興趣�！拔沂�1968年美國政府的‘文化大革命’專家�！彪x開政府部門以后，他于1971至1979年任職于智庫哈德森研究院，自1980年起的21年則任職于投資銀行。2002年，他加入蘭德公司，曾任蘭德公司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歐威廉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起創(chuàng)辦了半年刊《全球評估》(Review of the World)，直至1988年停止出版。1993年，他的《中國崛起》(TheRise of China:How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出版，引起極大關注。2007年，他的《亞洲、美國和地緣政治轉型》(Asia,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出版。他的作品還包括政治風險分析方面的著作，多部研究咨詢報告和報刊文章等。

　　在論壇舉行期間，歐威廉博士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對話可以讓錯誤的認知很快消失

　　文匯報：您認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中，雙方如何尋找更多利益契合點，創(chuàng)造更多合作新亮點？

　　歐威廉：現在中美已經有非常多的合作，有巨額的貿易和投資。以農業(yè)為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yè)生產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兩國在互相投資方面有巨大的機遇，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會刺激許多產業(yè)的發(fā)展。而美國對中國某些一度不開放的領域的投資，也會刺激競爭，讓中國的這些產業(yè)極大地提升效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服務型的經濟，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服務型經濟體，兩國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在能源，特別是新能源為我們創(chuàng)造出非常好的合作機會——如殼牌公司，這樣的合作可以讓美國和中國成為世界能源的中心，而非中東，這對我們的經濟、對世界政治、對環(huán)境改善都有好處。因此我們都必須更加地開放，好好利用這些機會。比方說，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文匯報：中國對美國農產品以及農業(yè)技術與設備的日益依賴，是否會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穩(wěn)定因素？

　　歐威廉：這些貿易合作都是穩(wěn)定因素，它們并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但它們可以給我們雙方都創(chuàng)造利益、創(chuàng)造接觸。我們兩國的相互出口都讓我們更了解對方。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這次會議上我們所看到的，中美研究者的認知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對話可以讓錯誤的認知很快消失。

　　文匯報：您是否相信，相互做生意的兩個國家不會打起來？很多推動經濟融合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在。

　　歐威廉：貿易并不能保證避免戰(zhàn)爭。一戰(zhàn)以前的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今天低，歐洲國家間的相互依存程度非常深，甚至像阿根廷和巴西之間的相互依存還要甚于今日。如果一個國家感到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那么他們就會保護這些利益，即便與對方國家存在巨額貿易。但確實，貿易、接觸和理解有助于降低沖突發(fā)生的概率。

　　文匯報：金融危機從發(fā)生至今已有五年�，F在，您對中美經濟合作有何展望？

　　歐威廉：這次危機讓美國在發(fā)達國家中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其表現要遠遠好于歐洲和日本。它也讓中國在金磚國家中成為最重要的國家，因為中國積極應對、進行改革。相比之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無所作為。因此，這也讓我們兩國的關系變得比以前更為重要。現在我們兩國的貿易和產業(yè)都在穩(wěn)步增長，但是仍有許多機會有待我們去開發(fā)，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中國很擅長進行漸進但不緩慢的改革

　　文匯報：早在1993年您就在《中國崛起》一書中預言中國的經濟會崛起。當時鮮有人認同，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你是對的。您的這種歷史洞察力來源于何處？

　　歐威廉：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我發(fā)現鄧小平正在進行的改革，也正是讓韓國、中國臺灣包括日本這些經濟體獲得巨大經濟成功的那種改革。因此我很快就說，中國會成功的，唯一的問題只是，中國比那些經濟體要大得多，如何讓這些戰(zhàn)略來適應中國的特殊國情——而鄧小平做到了。所以，在1980年代，我在這方面的觀點也就變得越來越堅定。

　　美國不喜歡樸正熙主政韓國的方式，也不喜歡蔣經國主政臺灣地區(qū)的方式，所以他們不理解其經濟奇跡的根源。他們也不理解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與此同時，當戈爾巴喬夫開始當政，他把政治放在第一，把經濟放在第二，我就說這樣做是不行的，當然美國人是喜歡這樣的。因此，正是這兩件事情讓我寫了《中國崛起》一書，認為中國一定會比蘇聯(lián)要成功得多。當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蘇聯(lián)已經解體了，但我很多年前就開始這么說了。

　　文匯報：您曾在一次講演中提到亞洲政治是由“亞洲經濟奇跡”推動的，這一奇跡是動員體制的結果。如日本就因此獲得經濟成功，進而獲得政治影響力。然而這種動員體制在成功之后極易導致官僚機構膨脹，也極易讓利益相對者的團體更為壯大。相比之下，您認為，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轉型更為成功，韓國在生活水平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都將超過日本。是什么原因讓您相信，韓國和臺灣地區(qū)會獲得更成功的轉型？

　　歐威廉：部分原因是，它們更小，也更開放。而中國，則要比日本更開放。實際上日本的體制是非常粗暴嚴厲、集權主義的，因此，可以感受到日本社會對于變革，有很強的社會壓力。在臺灣地區(qū)，蔣經國對社會變革是十分敏感的，因此他采取逐步變革的方式，從一個安全利益至上的領導者轉型為一個自由化的主張者，因為他知道如果不這樣做，結果就是極度混亂。

　　在韓國，我們會看到相似的社會壓力，但是樸正熙對此不是那么敏感。他身邊的情報人員，都是他身邊最親近的人，總結他的領導風格是不會對社會上爆發(fā)的憤怒有所退讓的，因此他們決定推翻他。后來另一個將軍上臺，在1980年代就有了許許多多的漸進變革。韓國后來的成功同樣也是在于，領導人對社會變革很敏感，當然來自社會的壓力也很強。

　　日本是有民主選舉的機制，讓他們感覺自己是民主的，但實際上，掌權的始終是極少數的保守利益團體。而他們感覺非常成功，非常舒服。因此，這個體制設計的本意是民主選舉，但實際上從來沒有改變過領導階層。

　　文匯報：但如您所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方差異很明顯，怎樣才能實現一個靈巧的轉型呢？

　　歐威廉：我認為中國很擅長進行漸進但不緩慢的改革。例如，把土地歸還給農民，發(fā)生得那么快，尤其是對這么大一個國家來說；企業(yè)責任制的改革也進行得那么快，巨大的政治變革也隨之一起到來。這個進程一開始看著似乎有很大風險——人民可以自己決定在哪里居住、和誰結婚、做什么工作，再也不受到控制。而事實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領導階層變得更為強大，國家更加穩(wěn)定，這是因為人們對這一改革的結果感到滿意。

　　我想，西方學者所不理解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同步進行的，與此同時人們能夠自由發(fā)表言論，出臺了很多新的法律。但過去的10年，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壓力�，F在的領導人必須決定，是否適應信息革命帶來的社會影響？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司法體系，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

　　事實上，目前，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新方式的經濟改革。從我所見來說，我是非常樂觀的。我們西方人現在對于這一經濟改革的政治效果可能還看不出什么門道，但我想應該會是十分有趣的。

　　文匯報：2004年您曾在國際先驅論壇上刊文說“什么都怪中國是很容易的”，指出如果西方國家能看到真實的中國而不是自己想象和夢魘投射出來的中國，那么一定會認識到，中國的成功會讓全世界受惠。近10年過去了，對于中國的指責還是不絕于耳，比方中國人搶走了工作，中國的匯率政策急需調整等等。西方國家對于中國崛起的反應是否并沒有什么變化？

　　歐威廉：還是有變化的，而且是積極的變化。人民幣已經很大幅度上升值了，而其他國家的貨幣在貶值。美國的意見領袖是認識到這些的。雖然我們還是會有國會議員或者某些媒體說，中國操縱匯率、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但那只是中國投資的大背景下的噪音——曾經有國會議員說中國人買了一個撲克工廠威脅到國際安全——這是有點滑稽了。但事實是，幾乎所有的中國投資都不需要審批，或者很快就被審批通過。即便是在有那些噪音的情況下，最終還是做出了理性的選擇。

　　所以，整個的體系還是在運轉，你不會聽到奧巴馬抱怨中國的匯率政策，那些嚷嚷的學者現在也安靜多了。因為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很多問題，特別是制造業(yè)方面的問題，應該歸因于技術，而不是中國。我們經濟的領導者們是知道的。

　　我比大部分純學術的政治學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復雜得多

　　文匯報：您曾在多個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任職。在這兩處分析亞洲，有什么區(qū)別？又有什么聯(lián)系？

　　歐威廉：自我離開政府部門以后，一直供職于私營部門。我曾在各個智庫、研究機構、銀行等工作。智庫和銀行是很不同的。銀行總是尋找一切機會去追逐利益最大化，所以研究的目的就直指“尋找賺錢的機會”。而在智庫工作時，我注重并努力進行客觀中立的分析，以此改進公共政策、改善國際關系。在智庫的研究分析工作更為細致，我們需要十分關注文獻檔案、記錄等，不會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尋找市場機會上。

　　這兩種研究我都嘗試做過，并且在研究過程中關注到了中國的崛起，這是很讓人興奮的。

　　文匯報：您在1976年時就與布熱津斯基一起創(chuàng)立了半年刊《全球評估》。是什么原因讓您開始著手這樣的報告？又是什么原因在1988年結束編輯呢？

　　歐威廉：這實在是一段有趣的經歷。那時候，布熱津斯基教授想要創(chuàng)辦一份雜志。我當時供職于一家智庫，正在休假。布熱津斯基寫信告訴我有關這份雜志的計劃，說他需要大量各種各樣的有關國際關系的指標數據。當時我給他的回復是，我知道這類內容在教授們中間很受歡迎，普通人好像對這些內容不是很有興趣。布熱津斯基又回信說，你對這方面的考慮似乎比我更成熟啊，為何不干脆來編輯這份雜志呢？但我不想負責一份這樣的雜志。布熱津斯基說那好吧，按照你的方式來辦吧，怎么辦都行，我付你全職薪水的一半。所以我們著手編輯這份雜志，《全球評估》。我從許多頂級的國際關系研究者那里獲得了幫助，有中國、蘇聯(lián)方面的專家，也有西方內部關系專家。當時這些專家提供的報告疊起來一堆又一堆。

　　我讀過這些報告后，就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有時候我的想法也和專家相反。比如我認識的蘇聯(lián)問題專家覺得戈爾巴喬夫做的事對蘇聯(lián)大有益處，而我卻覺得可糟糕了。無論如何，正是這份50頁的全球評估報告幫助需要它的讀者更好地理解世界格局，他們在火車上、在家里，都能對世界形勢有一個條理性的認識。當時這份雜志在諸如IBM等許多大公司的主管那里非常流行，公司的訂閱量就挺大，盡管這份評估報告售價不菲。

　　這份雜志我編輯了很多年，直到我開始從事投資銀行方面的工作，為此我搬遷到香港，在香港做了3年以后，我覺得人在香港卻要運作一份在紐約的雜志，實在復雜了。做一份這樣的雜志和當個投資銀行家一樣復雜，所以我就不再編輯下去了。

　　文匯報：您早在1978年就編撰了《巴西的未來》(TheFutureofBrazil)，催生了政治風險分析的一大批早期研究。您是怎樣開始關注到政治風險分析這一領域的？

　　歐威廉：這是另一段有趣的經歷。我本人是一個亞洲問題專家。有一天我坐在辦公室，我們的老板接到一個加拿大公司CEO的電話。這家公司正在巴西投資一項20億美元的木材生意，但是對巴西的局勢難以把握，所以就問我們智庫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針對巴西的研究，問我們有沒有巴西方面的專家。老板用手壓住話筒，盯著我說：“現在有一個關系到20億美元的問題需要巴西問題專家來解決，我們有巴西問題專家嗎？”我說當然有啊。此后幾年，我就成了巴西問題專家。

　　我們做了一份很大的報告，有三卷內容。我們告訴那個加拿大公司，我們這份針對巴西的研究報告對于其他在巴西投資的公司都是有參考意義的，我們在這份報告中付諸的努力讓其權威性很有保障。所以我們出售了很多這份報告的副本，也由此獲得了很多報酬，甚至把那家加拿大公司付給我們的錢付還給他們。這部報告售價2500美元，一年以后，我把內容濃縮了一下，變成一本學術書籍，售價25美元。

　　很多研究政治的專家通過我們的例子驚喜地發(fā)現，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報告賣給有需要的公司，還能賺錢。所以后來，政治風險分析這種研究趨向蔚然成風。因為各種原因，尤其是因為我就銀行的風險管理發(fā)表了一些演講，我被銀行聘用，以前我從沒想過受雇于銀行的。然后我寫了第一本關于政治風險分析的書。

　　然而不久以后，公司、銀行等聘請政治風險分析學者的這種做法遭遇了重大挫折。因為他們大部分是純學術的政治學者，套用簡單的模型來分析問題，不是很懂經濟，所以，這類職位逐漸消失了。這也是一種泡沫，政治風險分析泡沫。我依然繼續(xù)這項工作，我想原因是在于，我在處理那些綜合了經濟、政治和商業(yè)的問題時，比大部分純學術的政治學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復雜得多。

　　文匯報：您是政治預測方面的專家，為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包括津巴布韋獨立運動，韓國國內政治，1980年代菲律賓、緬甸的政局變動等。在您看來，各國不同的政治趨勢為什么可以像天氣預報一樣預測？對該國文化的理解是否是預測和咨詢中的重要一環(huán)？

　　歐威廉：了解某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及其經濟上的制約和機會，這當然是很關鍵的，也是極具戰(zhàn)略意義的。其中，了解一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認識到哪些經驗可借鑒，哪些不能，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我過去也花了很多時間了解以往日本、韓國的經濟成功經驗，包括中國臺灣、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談到津巴布韋，我們曾告訴他們一些非�；�本的事實——確實韓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更有效。盡管我并沒有將此告訴津巴布韋總統(tǒng)穆加貝(Robert Mugabe)，因為他更喜歡朝鮮。

　　我們幫助他們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津巴布韋也的確根據我們的建議實施了這個五年計劃，因此在那段時間里，津巴布韋是非洲表現最好的三個經濟體之一。我們的計劃在經濟層面行之有效，和我從亞洲經濟起飛過程中汲取經驗是分不開的。而我們的計劃在政治層面行之有效，也是因為我們事先非常嚴謹細致地分析了這個國家各個方面的情況。我們不僅了解其反抗殖民的歷史，也詳細考察了部落之間的差異，我們也認識到，經濟的順利發(fā)展對于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的成功是非常關鍵的。

　　詳細的研究往往很有助益。羅德西亞時期，白人們認為，津巴布韋需要大量的進口，要支付這些進口產品，就需要大量的出口，而出口必須依靠白人管理的農場，所以津巴布韋必須保證殖民地時期白人農場的穩(wěn)定生產。而反對者們則說，你們以為我們幾十年來和殖民者的斗爭都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要把土地拿回來。

　　我們當時聘請了一位從世界銀行退休的專家，專門研究津巴布韋土地的歷史和現狀，以幫助分析，津巴布韋需要保有多少由白人管理的土地以確保農業(yè)出口的穩(wěn)定，以支付進口，而多少比例的土地可以由本地的黑人家庭耕種。經過分析，我們告訴穆加貝總統(tǒng)，你沒必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留在白人手里，但也不能把白人趕盡殺絕。這種方式也奏效了。

　　可惜的是，在最初的五年之后，津巴布韋調整了發(fā)展方向。

　　文匯報：所以您曾經學習過多種外語嗎？

　　歐威廉：不，這是我很大的弱點。讀中學的時候我學過拉丁語，不過對后來的工作沒什么幫助。后來在哈佛讀大學期間我開始學習中文，再后來在耶魯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要我選讀德語、法語和俄語，所以又暫停了中文學習。關于外語學習，我還和我在耶魯的導師有過意見分歧，不過最終是我敗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