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光芒在閃耀

——云南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題

　　云南這座以無數(shù)山脈和河流為經(jīng)緯的高原，雖處于邊緣的地帶，但卻總是那么擁擠、熱鬧、快速變化，人們也充滿成就感。這里世代居住著25個少數(shù)民族，但他們從來都不各自為陣，更不互相輕視。在千百年的生活中，他們養(yǎng)成了多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態(tài)，塑造了自己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其中，詩歌是這座高原最重要的文化系統(tǒng)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后，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迎來了第一次繁榮。無論是《阿詩瑪》等一大批民間詩歌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還是曉雪、張長、饒階巴桑等一批少數(shù)民族詩人的眾聲合唱，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都以自己獨特的內(nèi)容和審美成為了中國當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一批出色的青年詩人的出現(xiàn)，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迎來了新的繁榮期。魯若迪基、哥布、聶勒、艾傈木諾、李貴明、阿卓務林、曹翔、單增曲措、艾吉、伊蒙紅木、玖合生、泉溪、曹媛、李鳳、張偉鋒、豐茂軍、郭應國……這些青年詩人的詩歌，既體現(xiàn)了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的文化傳統(tǒng)，又顯現(xiàn)出了自己所處時代的新品質(zhì)。

　　首先，故鄉(xiāng)是詩歌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執(zhí)著于對故鄉(xiāng)云南的書寫是云南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的一個創(chuàng)作特點。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養(yǎng)這些民族文化的云南高原有著獨特的認識和書寫，才使這些青年詩人獲得了區(qū)別于其他地方詩人的詩歌品質(zhì)。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說，“我的詩是這片土地上的另一種作物”，“我把自己的根植于小涼山大地上”。于是，他寫到：“天空太大了/我只選擇頭頂?shù)囊恍∑?河流太多了/我只選擇故鄉(xiāng)無名的那條/茫茫人海里/我只選擇一個叫阿爭五斤的男人/做我的父親/一個叫車而拉姆的女人/做我的母親/無論走到哪里/我只背靠一座/叫斯布炯的神山/我懷里/只揣著一個叫果流的村莊”(《選擇》)。在魯若迪基那里，故鄉(xiāng)小涼山不只是原始的蒼茫，更是自己的精神根基和身份源泉，所以，雖然“小涼山很小/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但是“在外的時候/我總是把它豎在別人的眼前”(《小涼山很小》)。傈僳族詩人李貴明直接以故鄉(xiāng)“我的滇西”為詩歌版圖，做真正行吟于云南大地的歌者，“在一切適合歌唱的地帶贊頌美”。讀他的詩集《我的滇西》，詩情里總是浮現(xiàn)出一個游歷在云南山川河谷間的身影。他善于寫以云南地名和風情為題的詩歌。他在這些詩歌中所呈現(xiàn)的云南山水人情的美和氣質(zhì)，總容易讓人想起《徐霞客游記》對云南山川風物的描繪和贊頌。比如詩作《關于怒江》所寫的：“月光落在身上/白銀怒江，慢了下來”，“說好江水今天不喧嘩/怎么乘著黑夜全都出來了”，“如果是這樣，請你牽上我的手/讓琴聲照耀我們”。詩歌就是李貴明手里的琴，而故鄉(xiāng)云南不過是他手指撥響了的琴聲：“美麗的姑娘坐在下午/看著修長的十指，像是看見白色的蓮花/她身下的石頭像水一樣圓/顧盼的眼睛是去年的月亮//她說穿過巴拉峽谷就是她的家/她說黃昏之前她會戴上火焰的頭帕”(《尼西，有一個村莊叫幸福》)。德昂族女詩人艾傈木諾的故鄉(xiāng)是“云朵的另一個母親”，并且這母親就“在我懷里在我心上”，于是，在她的詩里，對故鄉(xiāng)的愛與情就像亞熱帶的陽光和草木一樣瘋長：“瑞山落云/麗水是云朵的另一個母親/我遇見榕樹、芒果、白鷺飛過田壟阡陌/李白去桃花潭沽酒/柳三便在江畔唱古詞/王維打開一本書/第一頁云落下，水流走”(《瑞麗：我在最后一個字的偏旁里等你》)。

　　然而，對故鄉(xiāng)的愛與戀也不一定都是甜美的，它有時與一種難言的苦澀和疼痛連在一起，更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佤族詩人聶勒這樣抒發(fā)故鄉(xiāng)情：“在被現(xiàn)代氣息吹拂的村寨里/穿黑衣的阿媽/依然保持著水稻的姿勢/依然保持著流逝的喘息/她背上的歲月是越來越沉了/她腦海里的心事是越來越深了/她佝僂著走向鄉(xiāng)村的背影/像一個時代側身的一瞬間/看了叫人直想流淚”(《大地的背影》)。其實，我更愿意相信，那些純粹甜美的故鄉(xiāng)情，更多地屬于詩人的想象和追憶；而這種疼痛的鄉(xiāng)音鄉(xiāng)情，才是我們今天面對故鄉(xiāng)時最真切的體驗和感受。因為在現(xiàn)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里，“故鄉(xiāng)”和“家”都是我們曾經(jīng)擁有卻又回不去了的地方。布朗族“90后”詩人郭應國在《我的故鄉(xiāng)丟了》一詩中，就書寫了自己的這種疼痛感：“我后悔沒有記住你的地址/在世界末日抵達前，寄出/我21斤重的思念//從時光的隧道回去，撿一把/日子縫縫補補，穿在身上的暖/一杯無法修飾的蜜，順著脊梁的方向/緩緩淌來//夢中，我從一個地方尋向另一個地方/滋生的荒原、零星的野葵花，以及/那些不真實的歌聲，像一支/冰冷的獵槍，疼醒/荒原的狼//故鄉(xiāng)確實丟了/寄不出的思念，在異鄉(xiāng)的/口袋，爛成一堆煤”。丟失了故鄉(xiāng)的詩人，就像荒野上流浪的狼，只能在詩歌里凄厲地哀嚎。

　　其次，對全球化生存體驗的書寫，尤其是其中關于民族文化受到侵蝕，從而引起詩人身份迷失的疼痛體驗的書寫，是今天云南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詩歌最扣人心魂的地方。哈尼族詩人哥布這樣描述他的一次充滿疼痛感的進城經(jīng)歷：“汽車領我到高樓的墻角/高樓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顏六色的燈閃亮著/我的心已經(jīng)空空蕩蕩/乘著電梯上樓去/拉開窗簾眺望城市/高樓像竹筍一樣生長/世界這么大/人是這樣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摻雜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留宿在城市高樓》)。聶勒也常常在詩歌里書寫他在都市生活里因為文化身份的迷失而引起的無法排遣的孤獨和傷痛：“在城市寬廣的街道上/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我尋找著牧人的眼睛/我尋找著憂傷和歡樂的淵源/當一輛輛漂亮的車流/從身邊匆促而過/像一群發(fā)怒的野馬群/孤獨便從心底淌溢/我淚水盈盈  可以告訴你/我是一個農(nóng)牧民族的兒子/打從森林來到這個城市/我就注定屬于一種孤獨的邊緣(《牧人的眼睛》)。李貴明在平靜卻不無悲傷的敘述中，書寫了一群在昆明的某個黃昏相聚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并特意強調(diào)了他們的“異鄉(xiāng)人”的文化遭遇：“黃昏時分，坐進白色的藤椅/天地山河陷入輪回激蕩的酒盅/獨龍人的圖案，茶山人的臉，基諾人的筒裙/和撣族人的手/無一例外，在虛構的春天輪番閃爍/哦，我們都是自己的異鄉(xiāng)人/在黃昏，在懷舊的未來”(《呈貢詩記》)。這是生命的疼痛、文化的孤獨，是屬于自己民族的那種文化轉(zhuǎn)身離去時的那聲重重的嘆息。我以為，這一類詩歌對詩人所屬民族文化被撕裂的書寫，以及對置身其中的個體的焦慮性疼痛的書寫，是今日云南少數(shù)民族詩歌最可貴的品質(zhì)之一。也正是這種過去時代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所沒有的鮮活的、具有時代特征的全球化體驗，讓他們的詩歌走出了以往少數(shù)民族詩歌的樊籬，獲得了一種更大范圍的詩學品質(zhì)，從而贏得了更多讀者的閱讀和尊重。

　　第三，對諸如生命、時間、愛等人生基本問題的獨特思考，是當下云南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詩作的又一共同傾向。這可能跟他們生活的這座高原有關。在這些詩人的情感里，云南高原不只是地球上隆起的一片土地，更是教會他們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上帝。他們關于人生基本問題的知識，不一定與某個哲學家有關，但一定跟高原對他們的教化有關。藏族女詩人單增曲措這樣書寫她的愛情：“愛我/就讓我做你的影子/無論晝夜/都和你在一起/愛我/就讓我做你的名/無論多遠/都能喚回你/愛我/就讓我化做你的淚珠/無論悲喜/都與你共享/愛我/就把我裁成你的壽衣/無論天堂地獄/都與你廝守”(《愛我》)。試問，還有怎樣的感情比她的愛更深沉？在一首名為《無法吹散的傷悲》的詩中，魯若迪基把人的時間的有限性放在濃濃的親情中來書寫，產(chǎn)生了刻骨銘心的審美效果：“日子的尾巴/拂不盡所有的塵埃/總有一些/落在記憶的溝壑/屋檐下的父母/越來越矮了/想到他們最終/將矮于泥土/大風也無法吹散/我內(nèi)心的傷悲”。而在《一群羊走過縣城》中，魯若迪基對人類的行為及自以為是的文化價值進行著深刻的批評：“羊群”應該出現(xiàn)在山間或田野，但他們卻被吆喝著走過縣城；在稠密的人群和車輛中，“羊群”意識到“在高樓大廈后面，隱藏著比狼更可怕的動物”�？墒牵�羊畢竟是弱勢動物，一切都無力反抗，只能“在陽光照耀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場”。詩人有意對現(xiàn)實生活中弱者的命運、人類行為的殘酷性、人類文化價值的片面性做了重新思考。

　　總之，在我看來，邊緣并不一定意味著落后。在詩歌的領域，邊緣的光芒已從一部分優(yōu)秀的群體中照射出來，滋潤著我們渴望被照亮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