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說咂摸北漂底層生活

作家荊永鳴 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本月，2014年老舍文學獎頒出，以寫外地人在北京而著稱的作家荊永鳴，憑借《北京鄰居》再度獲得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當天中午，他喝了不少酒，心情很好。說起得獎感受，荊永鳴頗為動情，稱自己也是一個外來的謀生者和寫作者。

　　十余年來，荊永鳴孜孜不倦地創(chuàng)作底層北漂題材的小說，塑造了一群“北京候鳥”的形象。在書寫底層北漂的北京作家里，他頗具代表性。此外，劉慶邦、徐則臣等人也都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小說，他們用手中筆，描繪了漂在北京的龐大底層人群的五味生活。

　　以餐館為窗觀察農民工群體

　　我開的餐館是在一條胡同里。胡同很窄。兩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長，一端是寬闊的馬路，一端是一條商業(yè)街，繁華得很。人從胡同里走出去，豁然開朗，如同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摘自荊永鳴小說《紙灰》

　　1997年，年近不惑的荊永鳴，辭去內蒙古平莊礦務局枯燥的辦公室工作，帶領全家來到北京謀生。在朋友們的資助下，他在東城區(qū)大甜水井胡同開了一家小餐館。在煤礦工作時，荊永鳴就熱愛創(chuàng)作，以為在北京開餐館能夠“以商養(yǎng)文”。

　　但現(xiàn)實很快把他的夢想打碎。餐館的繁瑣事務弄得他毫無清閑的時刻，伙計們之間的矛盾需要協(xié)調，買菜做菜的質量需要關注，顧客酗酒鬧事需要處理。還有工商局、派出所、防疫站隔三差五過來抽查，令他疲于應付。他放下了原來的清高，親自動手刷碗、殺魚、收拾剩菜盤子。居住空間更是狹窄，荊永鳴和妻子住在四平方米的小房里，外間還住著餐館的伙計。這樣的房間除了一張床，連一臺電腦都擺不下，更甭談創(chuàng)作了。每天忙到晚上十二點，第二天還得早起，根本沒有余暇兼顧文學。

　　回想起初到北京的兩年生活，荊永鳴感慨地說那“不是人過的日子”。

　　好在餐館的生意漸漸好轉，還賺了一點錢。接著他擴大生意，又開了一家小餐館，租了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子。被擱置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在他心里復蘇過來，從1999年開始，他重新寫起了小說。“我以餐館為中心，觀察來來往往的各種人。我那兒是低檔餐館，進來的都是底層打工者，我和他們喝酒、聊天，覺得他們很有意思。”荊永鳴說，自己開始創(chuàng)作一批“外地人”的短篇小說，一發(fā)表就反響挺好。

　　餐館也成了荊永鳴小說里的核心地點，店里的廚師、服務員、收廢品的、保安等各種來京謀生的社會底層人物成了小說里的主人翁。他觀察一個人的舉止，從言行、點菜、喝酒的姿態(tài)，就能判斷出這個人的身份。他和廚師、服務員都建立了友誼，能相互交心，一起吃飯、喝酒，而不是老板與打工者的關系�！拔以诿旱V工作二十多年，對那里的一切熟視無睹。到了北京這樣一個陌生環(huán)境里，反而助長了我的想象力，只要走進北京胡同，覺得到處都是故事。”

　　此前，寫北漂的小說也有不少，但主人公大多是在“文化層面”上漂泊的人群，如演員、歌手、畫家、都市白領等，過著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真正寫底層北漂的作品卻極少。“北京容納各個階層的人士，其他城市都比不了。但書寫一個城市，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關心自己周圍熟悉的生活。我就是一個底層人，正好跟當時流行的創(chuàng)作區(qū)分開來�！鼻G永鳴笑道，自己小說里的“我”經常是一個餐館老板，很多人就問他是不是寫自傳�！奥牭竭@類問話，我心里很高興，覺得小說雖然有虛構，但看起來應該很真實�！�

　　刻畫外地人精神上的尷尬

　　這天上午，劉民的情緒不太好。一大早，他在菜市場拉著一車的青菜蘿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一路上盡管他走得小小心心，還是先后被人厭惡地罵了好幾個“傻×”。當然，罵也就罵了，攪在這么一個人多、車多、行路難的城市里，別說慢騰騰地蹬一輛三輪車，你就是騎摩托，開大奔，甚至輕手利腳地走路，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要想不被人罵上幾句傻×其實也難。這沒什么，很正常。

　　——摘自荊永鳴小說《大聲呼吸》

　　開餐館的酸甜苦辣，使荊永鳴對農民工充滿同情，但他的小說不追求故事的傳奇性，而是敘說他們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過一個個毫不起眼的細節(jié)，來刻畫他們遭受的內在精神創(chuàng)傷。在荊永鳴眼里，起初北京市民很反感外地農民工，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在感情上慢慢接受了外地人，開始逐漸適應外地人的沖擊。但在精神上，外來打工者很難融入這個城市，即使學會了幾句罵人的北京話，還是不地道。

　　“打工可以受苦，但也有快樂，我總是關注這群人的精神狀態(tài)，沒有把他們寫得多么苦難�！彼麑懴铝爽F(xiàn)實中農民工在北京城里遇到的種種煩惱，尤其是精神上的尷尬。荊永鳴說，他筆下的人物差不多都處在不同的“尷尬”里，以至于“尷尬”已經不知不覺成了他小說里的一種符號�！啊洞舐暫粑�》寫到了精神層面上的壓抑。一個外地農民工當了小老板，他去街心公園跟城里人唱歌，但唱著唱著就融不到一起了，外地人和城里人還是有差別�！�

　　在荊永鳴的小說里，城市對農民工是一個精神壓抑的空間。荊永鳴舉例，在《大聲呼吸》里，劉民和秀萍夫妻雖說人在北京，但這兒并沒有他們的家。他們居無定所，前后搬過好幾個地兒，總是逃不掉被歧視和排斥的目光。好不容易租下個房間，隔壁的老頭兒卻有心臟病，聽不得一點響聲，害得劉民夫婦干什么事兒都不得不斂氣屏息，就連想放聲痛哭，都得坐車跑到郊外的野地里。

　　這些漂在北京的打工群體，精神上還有著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荊永鳴的小說《紙灰》就是如此，主人公民子為躲避村長的報復流落北京，到了父親的忌日，按照家鄉(xiāng)風俗，離家在外的人要在十字路口為親人燒紙�！斑@個小說也表達了一種鄉(xiāng)愁，打工者來到城市里，節(jié)假日又回不去，有一種共同的鄉(xiāng)愁�！�

　　荊永鳴感嘆，外地人在北京可能有吃有喝，工資還會上漲，但骨子里還是沒融入這個城市。他苦笑道，自己就覺得寄生在這個城市，不覺得自己是北京人，但回到老家，老家的人又覺得他是北京人，一來一去，反而把自己的身份弄丟了。

　　新一代打工者內心更自尊

　　幾年時間過去了，令人驚訝的是，被拆掉的倫貝子府，如今竟然成了一處臨時停車場！有一次，我曾特意繞過很長一道圍墻，走進了這個停車場。場子很大，停靠的車輛寥寥無幾。只見倫貝子府的三間府門，經過風吹雨打，顯得越發(fā)破舊，在秋陽下投下了一道幽靈一般怪異的影子。它的西側不到十米遠的地方，就是我當年的餐館。

　　——摘自荊永鳴小說《北京時間》

　　荊永鳴先后在北京開過四家餐館，前三家都開在胡同里，目前僅存的一家位于房山郊區(qū)，這也讓他對胡同產生了很深的感情。采訪當中，他特意掏出手機，展示自己拍的一張紀念圖片。不過，圖中當初開餐館的大甜水井胡同，如今已被拆除，變成了一個臨時停車場。

　　剛問世的長篇《北京時間》還是以餐館老板“我”為中心，但他嘗試從外地人的視角，來理解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寫底層打工者和老居民的交往和小摩擦，更多了一份懷舊式的溫情和感傷。“一條胡同的變遷，就可以看出北京城的變遷。外地人住不長，住了幾代人的胡同老居民也四散而去，感覺這是人類共同的宿命�！�

　　開在房山的這家餐館，算是延續(xù)了荊永鳴的寫作和謀生方式。他感嘆，底層北漂在北京扎根的難度很大，當初十幾個老鄉(xiāng)來北京開餐館，現(xiàn)在唯一堅持的就是自己，好多人都回老家了。餐館里的打工者也換了一代新人。“上一代年輕人已經被城市使用過了，新一代年輕人的打工條件也比過去好很多�！鼻G永鳴舉例說，以前一個餐館服務員的月薪才300元，現(xiàn)在就是1200元也不易招到人，還要在外面找房子給他們住。

　　他敏銳地觀察到，這一代年輕打工者比上一代不僅收入更高，心理自尊感也更強。平時他們就算是做錯什么事，老板也不能罵他們，一罵人家立即辭職不干了�！八麄兊木�神生活也比過去豐富，上網、去KTV，而過去啥都沒有�！鼻G永鳴笑道，過去餐館里幾乎天天有人打架鬧事，現(xiàn)在很少有這種事了，整個行業(yè)的素質在提高。其小說里的人物和場景也悄悄發(fā)生了變化，主人公在大城市里很焦慮，但回望生活，覺得還是有希望，并非都是壓抑和苦難。

　　雖然寫的是底層北漂人群，但荊永鳴并不贊同“打工文學”這一說法。他直言不諱，廣東地區(qū)流行的“打工文學”寫苦難的太多，甚至比誰寫得更殘酷，經驗上大量重復，這種創(chuàng)作沒有太大意思�！叭绻�用不同的故事，表達的是同樣的經驗，不能提供新的東西，你的表達就一點意義也沒有�！彼�說，自己還會繼續(xù)寫餐館題材，但塑造的人物肯定不會重復。

　　延伸  

　　年輕作家寫北漂，心態(tài)更焦慮

　　北京有著龐大的底層北漂群體，近年來寫這個群體的小說也逐漸多起來。作家劉慶邦最近創(chuàng)作的“北京保姆”系列小說，描寫底層北漂群體，寫北京家庭和保姆在城鄉(xiāng)文化心理上的沖突�！氨本┻@么一個紛繁的大都市，寫起來容易流于表面，要找一個切入點。北京有三四十萬保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我們家請過保姆，朋友家也請過，也看過很多相關報道�！眲�慶邦說，以保姆為切入點，能寫出反映這個時代的作品。

　　和荊永鳴、劉慶邦筆下的打工者相比，今天北京的小白領階層，實際上也下滑為底層北漂了。80后作家焦沖的長篇《北漂十年》，寫的就是這樣一個群體。焦沖現(xiàn)在從事廣告文案工作，最初每天都要加晚班，只有周末才能寫點小說。他笑道：“來北京十年，沒房沒車，打算在河北老家買房，希望壓力小一點。”在他的小說里，外地打工者都是底層小白領，都是從農村、小城鎮(zhèn)出來的大學生，收入比體力打工者稍好一點，身上背負巨大的生活壓力。

　　“小說里的主人公，工作都不太穩(wěn)定。他們的戀愛、婚姻，又都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想在北京扎根，但需要付出極大努力�！苯箾_舉例，這些人很節(jié)儉，消費習慣不像大城市里的人，比如，不會花上千塊錢給女朋友買一個包或一件衣服，假日也不會花大錢出門去旅游，跟老家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他直言，小說里寫的其實就是自己和身邊朋友的故事，寫的就是這群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

　　70后作家徐則臣的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也描述了一群底層北漂的生活，文化上也類似于小白領階層，既有民營書店老板、民間詩人，也有辦假證、賣盜版光碟的。其中，小說《啊，北京》中的假證販子邊紅旗，之前是江蘇的一位中學語文老師；《跑步穿過中關村》中的前假證販子，后從事盜版碟販賣的敦煌，也是一個�？粕�。知識絲毫改變不了他們的命運，知識只是在貶值。徐則臣正在醞釀寫一部大學畢業(yè)生群租的北漂群體小說，“過去的階層劃分現(xiàn)在不太合適，如今的小白領階層，像住在燕郊的小白領，每天披星戴月上班，生活范圍很狹窄，可能比種地的農民還要辛苦�！�

　　《當代》編輯石一楓編過不少底層北漂題材的作品，他也深有感觸。他直言，荊永鳴寫的外地人在北京，心態(tài)是積極樂觀的，開小餐館的都能自得其樂，也有信心在北京扎根。但在焦沖這樣的年輕一代作家筆下，北漂打工者每個人都有著巨大的焦慮感，都覺得沒法留在北京，只是想在這里換個活法兒，明天在哪里好像無所謂。在石一楓看來，“十幾年前北京的生活壓力沒現(xiàn)在這么大，房價沒這么高�，F(xiàn)在小說里的底層北漂，有更強烈的漂泊感，跟以前對比特別明顯�！�

　　觀點  

　　不能指望名作家關注底層北漂

　　雖然北京有著數(shù)量驚人的底層北漂，但沒有形成類似廣東“打工文學”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北京太廣大，人太渺小。打工群體在北京被邊緣化，淹沒在北京的‘大�！�里，沒有形成一個特殊群體�！弊骷伊壶櫿f，這導致文學圈對他們的關注度不夠。在《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看來，北京不像廣東有很多大工廠，打工者沒有集中在工廠流水線上，而是零散分布在各個公司、服務行業(yè)等。他感嘆，外地人在北京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中，最突出的是教育、醫(yī)保等，但在文學上還沒有真正觸碰到。

　　像荊永鳴、徐則臣這樣持續(xù)書寫底層北漂的作家并不多，真正揭示生活的好作品也還太少。楊曉升說，從底層北漂里出來的作家太少，像荊永鳴能開餐館，還有條件去創(chuàng)作，其他很多人受到生存的壓迫，或者缺少文字功底，能全身心投入創(chuàng)作的少之又少。

　　北京有很多知名作家，但并不能指望他們關注底層北漂�！爸�名作家大多已經養(yǎng)尊處優(yōu)，能體會到外地人在北京打拼的艱辛嗎？”楊曉升說，有些作家所謂體驗生活，根本就是走馬觀花，然后憑想象寫作，進入不了人家的生活。他不客氣地指出，很多作家面對當下城市生活感到很茫然，既對大城市的底層生活缺乏體驗，也不了解新興的富裕階層，寫不出好作品。

　　徐則臣也坦率地說，靠體驗生活去寫作，根本不靠譜，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拔沂菑慕�蘇小地方來的，跟外地打工者的心態(tài)很像，在北京尋找著身份和心理的認同。我小時候的同學也在北京打工，我對他們的生活很熟悉。”他透露，其實這些年自己一直在研究北京，看了很多城市發(fā)展類的書，還看了很多外國作家寫紐約的小說，學習人家處理大都市生活經驗的方法。徐則臣說，自己最熟悉中關村一帶，這個地方有著各個階層，寫透了這個地方就寫透了中國。

　　劉慶邦成名已久，但選擇寫北京保姆的題材也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他也主張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人物、日常生活�！皬膹V義上講，我從農村來到北京，離開了本土，到另一個城市工作，也是打工。如果一個人沒有農村生活經歷，不太可能寫好保姆題材。我了解保姆的文化心理，了解她們的行為心理邏輯，才能寫得不離譜�！彼麘┣械卣f，作家和寫作對象要有心理溝通，“我寫保姆其實也是寫我自己，寫自己在北京的心路歷程�！�

　　后記  

　　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開口說話

　　他們是小區(qū)清掃垃圾的人，他們是收廢品的人，他們是送快遞外賣的人，他們是街邊擺攤的人，他們是裝修房屋的人，他們是販賣蔬菜水果的人，他們是在低檔餐館吃飯的人，他們是貼小廣告的人，他們是站在街頭做推銷的人，他們是擁擠在春運列車上的人……他們分布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和我們當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漂在北京的底層人群。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把青春獻給了這個城市。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

　　龐大的底層北漂人群，屬于這個流動時代的組成部分，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值得關注的對象。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酸甜苦辣，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還表現(xiàn)得太少。雖然也有不少無名作者在寫這類題材，但仍然是各自零星的戰(zhàn)斗，沒有形成一個氣候。寫底層北漂，需要作者有切身的感受，來不得半點造作和紆尊降貴，才能寫出生活的質感，寫出這個人群的精神世界，而不停留在表面的渲染上。

　　也有影視作品表現(xiàn)北漂人群，但大多顯得很假，比如《老大的幸福》這樣的電視劇，距離真實的底層人物相差就太遠。近年來，一些知名作家的小說開始關注打工者，像賈平凹的《高興》、余華的《第七天》，但這類小說總讓人覺得不太真實，作家本人的想象力缺乏堅實的生活基礎。這類名作家平時的生活圈，基本上跟打工者絕緣，主要依靠一些新聞報道來獲取素材信息，又怎么可能寫出好作品呢？

　　誠如一些作家所言，當下的城市生活很難把握，創(chuàng)作底層北漂題材同樣如此，完全是一個新課題。中國作家過去大多寫鄉(xiāng)村題材，或者寫工廠、單位的題材，缺乏寫當下城鄉(xiāng)流動人群的創(chuàng)作經驗。西方作家寫大城市的經驗，照搬過來也不適用。因為中國長期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模式，在西方是沒有的，這種二元模式下出現(xiàn)的大城市生活經驗，可謂前所未有。很多作家有時確實有心無力，老虎吃天無處下口，寫不好城市漂泊人群。

　　把目光對準底層人群時，進行底層敘事還需要格外謹慎，不能變成一種簡單的標簽。事實上，很多作家一寫到底層，就容易訴苦不迭或加以道德拔高，結果忘記了文學藝術性。不能不說，荊永鳴在這方面處理得比較成功。書寫底層北漂時，最終刻畫的是共同的人性，是這個時代人們共同面臨的困境和命運。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開口說話，變成有血有肉的文學人物，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漫畫/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