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釗：論《革命百里洲》

http://marskidz.com 2014年09月04日14:00 來源：中國作家網 孫 釗

　　三農別解：農民，革命的主體力量，社會的末梢神經；農村，革命的根據(jù)地，政權的脊梁骨；農業(yè)，革命的后勤保障，農民的全部含義。 

　　——題記 

　　關切農民農村，書寫湖北長江，喝黃河水長大的趙瑜，前后經過200多天的調查采訪，長達四年的讀書、研究、創(chuàng)作，《革命百里洲》(以下簡稱《百里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出版，責任編輯黃濱堂)于胼手胝足之中完成。作品以生動犀利的筆觸向我們呈現(xiàn)了土地革命史與解放戰(zhàn)爭史，因其文學成就與思想價值，榮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二屆“徐遲報告文學獎”。 

　　趙瑜同長江緣分不淺，1997年他擔任8集電視系列片《大三峽》總撰稿，調研長江大移民；1998年8月，他奔赴長江沿線采訪抗洪，正是這一次，他發(fā)現(xiàn)了江中孤島百里洲，和百里洲島民一起抗洪救災，歷時50天，這次親歷使他產生了書寫百里洲的沖動，同時也是最初的精神準備與搜集材料的開始。從此，他帶著強烈的現(xiàn)實焦慮，走進一個鮮有人問津的領域。同年11月再赴長江、重慶，沿江回訪百里洲，2001年第三次進入百里洲。 

　　盡管已經有大量關于三農的描述與討論，《百里洲》仍然顯示了非同凡響的思想針對性——“三農”是新概念老問題，存在了千百年，一朝解決談何容易；共產黨是人不是神；幸福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讓我非常驚訝，還原歷史，意味著對歷史的起碼尊重。 

　　著力挖掘中國農民在革命史的作用與地位，著力描述農民的命運及其與土地的關系。敘事時間跨越半個多世紀，涉及領域包括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城市鄉(xiāng)村窮人富人革命反革命共產黨國民黨過去今天。信息量很大，作者把這些內容嵌入大結構的夾縫之中，或隱或現(xiàn)，點到為止。我讀時的驚喜自不待言。對于《百里洲》的復雜內容，我更感興趣的是作者的如下提示：農民幸福與革命、與土地該如何聯(lián)系；農民土地革命是革命還是儀式；貧富之間有著怎樣的倫理紐結；農民救贖的要害在哪里。這些內容最初給我震撼，而后讓我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革命主體，歷史注定的角色 

　　就如為人物立傳從他的根脈入手，從他的先天寫到他的后天一樣，《百里洲》帶領讀者在歷史的長河里向上游進發(fā)，一直上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上溯到百年革命史，然后順流而下，滔滔不絕。百里洲農民如何走上革命大道？中國農民如何成為革命的主體？ 

　　且看第一章，土地革命前奏曲。1935年8月14,與土地相關的一樁命案。那天，百里洲遭遇一年里第二度水患，是長江百年大災之一，失修的防洪堤壩轟然崩塌。原因是國民政府委任的堤防主任朱翼芝、楊亞洲貪污堤款。島民被激怒，提刀殺朱、楊。朱連夜上縣政府投案，楊逃命前藏匿地契撞在憤農刀口上，焚燒地契、亂刀砍殺楊亞洲，大卸八塊拋尸江中。讀到如下的描述，我們猶在其中，農民不反抗，更待何時： 

　　“恨��！老天爺一閉眼，江上秋水復來，偏要試一試剛剛糊弄起來的百里洲堤壩，轟隆隆，大水將堤口輕易咬破，長江的秋洪狂泄全島，新搭的窩棚隨波逐流，滿洲的糧粟轉瞬沖光。百里洲在同一年里再度淪為澤國。 

　　災民們最后一線希望徹底破滅。 

　　腐敗，災難，絕望，暴力！ 

　　此刻并沒有共產黨的策動，只須當年那位彪形大漢振臂一呼。饑民們當下爆發(fā)出來強烈的殺人渴望！踏著泥濘，踏著淹死的尸體，彪形大漢頭里走，千百個災民提刀來。他們兵分兩路，要捕殺朱楊二人，目標明確，仇恨在胸�！�(p7) 

　　這一事件是全書的關節(jié)點，它提供了農民革命的思想基礎與性格基礎。也傳達了兩個政治信息，一是農民參與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二是土地革命的必然性。這個描寫幾乎在摧毀著我們對農民的善良敦厚的傳統(tǒng)印象，其實不是針對農民，這是人類的普遍人性：生存艱難導致性格分裂，任何人都有可能變得兇殘，在政治力量與理想力量的驅動與組織下，他們必會轉化為一支可怕的戰(zhàn)斗隊伍；農民，是土地革命的主體，堤畔碎尸，乃革命的前夜。 

　　革命是擺脫窮困的捷徑，農民對此深信不疑。災害頻仍食不裹腹的時候，農民選擇革命更為堅定，無疑這也是革命巧妙利用農民的最好時機，趙瑜沒有明說天災人禍對于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意思是一樣的： 

　　自然災害說到底，總是與政治腐敗緊密聯(lián)系，殊非空議……當?shù)孛裰{：‘三成歸土，七成歸腰’,是指筑堤經費只有三成挖了土方，剩下的白銀肥了少數(shù)貪吏的腰包。水利黑暗，自古而今實不新鮮，反過來促進了災民參與革命的激情，就這本書而言，是個大基礎。”(P9) 

　　天災成全了革命，腐敗推動了暴動。 

　　從容下筆，嚴謹用詞，這是趙瑜平素的習慣。其實，這兩個革命元素并不是“就這本書而言”，它遠遠超出了本書的意義，是普遍通用的規(guī)則。窮則思變，窮則思亂，只要有人發(fā)動，一觸即發(fā)。簡單，急劇，亢奮，暴烈，血腥，這就是暴動，這就是革命。共產黨發(fā)動農民，利用農民，真是天時、地利、人和，一個不少，完整配套�？梢哉f農民有幸遇到了共產黨，共產黨英明發(fā)掘了農民資源，前者需要地權，后者需要政權，天造地合，黃金搭擋。政治有了暴力為助手，暴力則有了公共性、正義性、合理性，因而，農民投靠革命自然天成。 

　　趙瑜關于農民革命動機的描述與分析，暗合了六十年前費孝通的觀點，作為世界一流的社會學人類學家費孝通，他說： 

　　“但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便發(fā)生了。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導致了華北的‘紅槍會’,華中的共產黨運動。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百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饑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江村經濟》P188) 

　　雖然作家與學者使用了不同的話語系統(tǒng)，但兩者異曲同工。學者六十年前站在中間的立場揭示這個事實，作家在今天以一種洞見的力量去解剖它，讓我們感到能夠經受苦難的是農民的雙肩，能夠打通歷史的是思想者的良知。 

　　百里洲幾萬島民見識了鮮血淋漓的革命大潮，一幅幅光怪陸離的革命圖畫在人們眼前順次展開：“從吃大戶到殺土豪”，從“蘇維埃失敗”到“地下黨的一個排”，從“腐瘡圖畫”到“最后的民國”，從“國共合作”到“國共決戰(zhàn)”，從“占領百里洲”到“追殺匪首”，從“新政時艱”到“土地上的肉搏”，最后到“土改景象革命狂潮”。和全中國一樣，百里洲革命也是幾經曲折，反反復復，殘酷的流血，沉痛的教訓，代價巨大，直到農民獲得兩畝耕地，革命力量控制了局面。解決了土地問題，有的農民還會躊躇不前，那是因為形勢極端復雜與殘酷，需要共產黨證明給他們看，這要求于情于理都不過分。于是： 

　　“李先兵指揮著458名土改隊員，代表著剛剛成立了一年的新政權，在全縣各個村落，在每一戶貧苦農家，反復地、明確地告訴人們，分土地，分財產，一切都真實可信，只要跟定共產黨奮起斗爭，敢于在斗爭中自己解放自己，就可以奪取肥沃的土地。怕什么？一次次接連不斷的公開槍決，一個個鄉(xiāng)村豪門雖然圓睜怪眼但還是倒在了血泊中，他們已經死去，不會復活。共產黨的實力無須懷疑了�！�(P251) 

　　如此，百里洲農民堅信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強大，親眼所見，不再猶豫，革命隊伍蓬勃壯大起來。革命之于農民，農民之于革命，這是一個歷史注定要發(fā)生的過程，明朗而直白，復雜的問題解決起來就這么簡單。 

　　中共土改政策的推行，經過了晉綏、太行等地的嚴酷實驗，先是在東北三省取得重大成功，繼而把整個北方的農民們召喚起來，在昔日紅軍的帶領下，向著長江、向著南部中國進軍，全副武裝，志在必奪。這時節(jié)，誰也無法阻擋他們的腳步了。(P74) 

　　國民黨政府此時認清了農民們的巨大作用，知曉了擁有兩畝新土地的窮棒子決不吝惜他們的步伐，真實的動力足以令他們從東三省一直拼殺至海南島。于是國民黨政府急切地在1949年的春季，力圖推行一項新的土地政策，即用贖買的方式把大地主的土地收回一部分，用以分給無地少地的貧雇農，化解中共百試不爽的土改政策，全力爭奪農村陣地。但是，這一切均告晚矣！(同上) 

　　《百里洲》的基本立場與方法是：研究農民，從研究他們的歷史開始；理解農民，從理解他們的人性開始；客觀公允地解剖農民，用俗世的眼光看待農民，近似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贊美他們無私英勇的時候并不極端化，批判他們蒙昧而殘酷的時候不離開歷史的背景與尺度。因而我們看到百里洲島民無私無畏的同時，也看到了他們期待神佑、心懷僥幸、盼望暴富的弱點，他們中沒有幾人能理解革命。 

　　第一次粗讀《百里洲》，我為革命主體在勝利之后一直得不到幸福的現(xiàn)實所困擾；后來細讀《百里洲》，我發(fā)現(xiàn)這原來是一個偽命題——幸福與革命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何止是農民陷入了這個認知誤區(qū)里，長期以來，人們以為革命可以包攬一切，偉大無比。其實，任何國家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包攬一切。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而言，它可以借助農民的力量解決政權問題，但是它不可能承擔得起數(shù)億農民幸福的責任。它只能幫助一小部分人先幸福起來，過去我們以為只是改革開放如此，細思量其實歷來如此。站在革命潮頭而幸存下來的這些人是幸福的，只是他們所占比例很小，不能代表最大多數(shù)的農民�！栋倮镏蕖防镉幸晃恍腋Ｕ撸�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后來成為國家干部的李先兵，與很多參加革命而活下來的百里洲人比較，他生活在天堂上。他是百里洲人的驕傲。趙瑜對這位已故的革命者充滿敬意與同情，一段不無惋惜的文字飽含著對一個人及其整個階級的情愫，等于為死者寫了一篇祭文，很貼切地置于書尾。 

　　曾經孤島，革命艱難曲折但充滿血腥與瘋狂的魅力，而今思量，對于不識字的農民來說，革命只是一種光榮的幻覺與沖動。其實他們早就應該明白：震撼過中國人民的“國際歌”所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們聽過或者唱過很多遍，但沒往深處想。另一層意思：共產黨并沒把自己當成救世主。之所以有李先兵們得到了革命的實惠，那是因為他們具備領導智慧、善于把握政治時機，這些本領，來自必要的文化知識。幸福，是革命做成的蛋糕，是送給農民小眾的禮物，而小眾就是穿越槍林彈雨存活下來的李先兵們。 

　　社會末梢，宿命的回歸 

　　社會末梢，我借用末梢神經一詞。末梢神經在神經系統(tǒng)須臾不可或缺。社會也是如此，農民是末梢，但并非次要。百里洲革命史，就是一部社會末梢——革命主體——社會末梢的歷史。 

　　我們所說的革命，不只是狹義的農民土地暴力革命，還是廣義的革命。中國歷史上，農民與革命的關系是一種稀里糊涂的關系，只是生存的迫切需要而發(fā)生的狂想與勇猛。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革命為何物，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只能跟上革命的狂潮，去尋找幸福。但他們往往與幸福無緣，每次革命都是無功而返。有史以來農民都是被利用、被拋棄，先充當轟轟烈烈的主體，政權建立，主體使命完成，立刻在革命面前消失，回歸末梢，一如既往地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如既往地貧窮困苦。農民轟轟烈烈地為革命捐軀，只是歷史安排的一種儀式。無論外人怎么衡量，無論農民自己怎樣樂觀地面對，都不會有人否認農民到底還是社會末梢的事實。正是這樣的地位沒有得到真正的被重視，無論社會對他們給以多少的同情，都不能改變他們和革命前一樣的貧困現(xiàn)實。 

　　這本來是一種簡單的歷史過程，但我們的歷史學幾乎從不這樣正視它。我們知道，革命史、黨史無一不是被政治浸泡后的歷史�！栋倮镏蕖匪�作的正是力求歷史的還原，趙瑜尋求本真、原真的事實，少有分析，只讓材料說話。這樣的敘述有一種推動我們思考的內驅力，迫使我們和作者一道關注農民。我們久居城市，不讀《百里洲》，不會意識到歷史與革命竟然這般不可思議：農民為革命做出的犧牲最大，其結果卻最為悲慘。我們習慣了對農民的困境視而不見，也習慣了對農村現(xiàn)代化的忽略，麻木而不仁。今天回顧改革三十年，我們實際上重視的仍然是城市的轟轟烈烈快速發(fā)展，即使對農民有所關注，與前者相比那還是微不足道的。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很多城里人的潛意識里，三農成了自己的陪襯與安慰，城市平民雖談不上幸福，常常感覺日子艱辛，只要和農民工比較，他們便感覺很幸福了，農民工就是他們的參照。但愿這悲哀的價值盡快成為過去，讓中國人都能獲得大體的平等。 

　　《百里洲》在講述地域的革命歷史，講述社會末梢與革命主體的轉換過程。在敘事的姿態(tài)上堅持民間性，拒絕與虛偽歷史合作。多少年來，在人們的描述中，革命總是一種有秩序、有理性、有人情味的運動過程。那是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xiàn)實主義結合的寫作模式。事實正如我們在百里洲所看到的，革命更多的是偶然，沖動，非理性，充滿了曲折與反復，充滿了冒險，加上領袖的浪漫激情，形勢的突變，使革命本身并不能自主。我們親歷的“文革”是這樣，連和平而溫情的經濟改革也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等等。暴力大革命怎么可能系統(tǒng)而有序？怎么能顧及到人道主義呢？百里洲革命展現(xiàn)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色就是紊亂與變動，有原則無規(guī)則，許多東西可以不要，只要奪得政權。農民的被卷入革命，最后的回歸土地，土改運動的幾番曲折，都帶有極大的盲目性。這并不是說我們懷疑當年革命原本就對農民沒有誠意，感性地講，革命的原旨肯定是承諾農民以及中國人民都能獲得幸福。理性地看，革命是一種政治的冒險，革命肩負著比農民幸福更重大的歷史使命。政治復雜，農民簡單，政治多反復，農民一根筋。農民為二畝地投身革命，接受革命洗禮。革命勝利之后，進行這樣那樣的折騰，憨厚的農民都默認了，一根筋走到底。 

　　革命曾給過農民們二畝田地，但革命需要把土地握在手中，讓農民的革命動力保持下去，于是發(fā)布了“土地歸公”的政策。這立刻影響他們對革命的信念與信心。二畝田，還沒有捂熱，農民又徹底退回到革命之前的情景。從此，農民(不止是農民)便牢牢地被政治綁架，一直到改革開放。 

　　趙瑜一向以冷峻解剖社會著稱，“史”是一個路徑，發(fā)力點，他的心智在現(xiàn)實，著力點在現(xiàn)實。百里洲人的父輩們，他們的甘苦融合在共和國全部的歷史里。他們做了他們情愿做的，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其實復雜的問題也很直白：地主階級沒了，農民經濟上沒有翻身，土地還不是自己的。他們無知，所以不會抱怨。 

　　一個杰出作家與平庸作家的分野，并不在于布局花樣、引人手法，而在于他的社會閱歷和人生歷練，對“小局部”與“大社會”懷有的感情的寬度，在于他的思考能力與表達能力，以及能不能提供獨具慧眼的思想力量。趙瑜是一位馳騁二十多年而不斷刷新的作家，在百里洲革命史話里，他的思想觸角已經探及歷史的骨髓、人性的命脈。如果說建國以后的一系列運動也是革命的話，它只是再一次證明了，農民的幸福與各種革命都沒有必然聯(lián)系。人們以為社會主義會給農民帶來幸福，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看到，卻經歷了二十多年階級斗爭，貧困的狀況幾乎滑落到極限，并且發(fā)生了餓死多少萬農民的慘劇。 

　　社會末梢是一個龐大的階級，但他們現(xiàn)在只是一個人口大國的數(shù)字意義，他們曾經是革命主體力量與后勤保障，建國之后他們的基本勞動則可以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上世紀末人們發(fā)現(xiàn)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發(fā)現(xiàn)糧食安全并不樂觀的狀況之后，社會末梢的意義又一次凸現(xiàn)、放大，大到無法估量，引起全社會注意。事實上，農民群體的政治意義非常明確，人口大國，農業(yè)大國，都是以農民為核心的，他們實質上是國家的政治主體形象。 

　　土地決定論與貧富倫理學 

　　土地，是農民的最高理想，百里洲近代革命史，就是一部完整的土地運動史。 

　　《百里洲》有很多關于土地的理性而動情的闡發(fā)： 

　　“黨史專家們則強調，新中國建立之前，以農民為主體的三次農民‘土地革命戰(zhàn)爭’用犧牲3000萬人的代價，才換來了1950年前后的土地改革運動，才可能完成新一輪的重新‘均田’。我們這部書，說了許許多多，最后也要歸結到這里。 

　　最原始而又最現(xiàn)實，最矛盾而又最統(tǒng)一，最宏大而又最具體的話題，還是土地。大到政權的穩(wěn)固，國家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小到家庭的溫飽，人心的向背。孟子早就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所謂恒產，主要指地產。農耕社會，浮財也從土中來。歷朝歷代，關于土地的話題言不盡，說不完�！�(250頁) 

　　百里洲土地肥沃，更是島民的全部寄托。 

　　我們看到一個世紀里，洲民為之進行的殊死搏斗，全部要求也就是耕者有其田，拋頭顱灑熱血，無非還是千百年來的均田理想。 

　　《百里洲》從歷史深處切入問題的痛處——半個世紀的土地變遷與動蕩，那驚心動魄的每一幕，都是毛澤東理想的實驗，他老人家想讓中國最快地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的一系列運動與動蕩， 一直發(fā)展到十年文革的大混亂、大崩潰。也許偉大領袖是為了另一個誰都不知道、不理解的政治目標，革命家與文學家的激情收藏著他的私人秘密走完了人生。不論老人家發(fā)動哪一場政治運動，不論農民是不是運動對象，土地，都是被利用的籌碼，趙瑜羅列了荒誕歷史的關鍵詞群組，不妨把其中最典型的摘抄如下： 

　　互助組—統(tǒng)購統(tǒng)銷—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三面紅旗—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文革—農業(yè)學大寨 

　　一目了然，全部針對農民、農村、農業(yè)，所進行的是以土地公有制為核心以階級斗爭為綱領的革命運動。圍繞土地問題吵鬧了四十年之后，改革開放第一個大動作便是把土地包給農民，農民為即將到來的幸福再一次歡呼。這一次，至今三十年過去，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仍然在貧困的底線上徘徊，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今天的百里洲讓調研中的趙瑜很是惆悵(參見第三章、第十八章)。 

　　學界一般認為地權的問題解決妥善，農民自然就跟著幸福起來。但這只是一種好心的愿望，農民自身的能力要不要提升，他們的心性要不要改變，他們生命的能量是不是在正常發(fā)揮，他們的劣根性與種種丑陋是不是還沒有被意識到，等等。在這個問題上，趙瑜表現(xiàn)了他特有的敏感與睿智，不在于他沒有附和普遍的認識，而在于他借助歷史的考察，對農民、對人們提出的忠告。他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往返之中，不斷地穿插今天與昨天的比對，以非常誠懇的敘事，揭示了土地并不等同于幸福。一個人口大國，均田以后每個農民獲得土地的份額很有限，土地能提供的不過是活著的保障。學界也有人主張“創(chuàng)造機會給農民”，根據(jù)《百里洲》的歷史，這種主張讓人難以茍同，把機會送到農民手上，只會培養(yǎng)農民的期待心理、懶惰心理。民國之前的百里洲很富饒，他們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停地積累，不停地發(fā)展壯大，完全靠自己，而且不見得苛捐雜稅比今天少。 

　　下面的分析看上去是在說明富裕的真相，其實更是在揭示貧困的原因，是對如今島民的批評與勸說。 

　　我們多年來的印象里，凡分析地主，必是殘酷地剝削貧雇農，收租院，水牢、欺男霸女，最輕也是個“半夜雞叫”；凡分析廠主、商人，必是奸詐無常，剝削工友，苛扣工資，延長工時，監(jiān)工手中棍，惡打小童工，最后逼得農民造反，工人罷工。這不僅僅是做為分析與描繪的宣傳版，而且當成革命的鐵定規(guī)律去認識，并以此來指導社會實踐。今天，我們似乎只能說，這種宣傳和指導，有些太絕對化了。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中，肯定有惡人，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人當中能當?shù)贸商镏�、老板、實業(yè)家、廠長和巨商者，應是那一地區(qū)的能人。他們普遍受過儒家傳統(tǒng)道德教育，修養(yǎng)水準要高于常人。他們同時是熱愛勞動勤奮謹嚴的一族。不可想象他們都是依靠暴富黑財而成功的。善與仁，是傳統(tǒng)道德中最有力量的品質。我們在對百里洲近代農商史的考察中，看到聽到的，大多數(shù)彌散著一層溫情脈脈的氣氛，透過這氣氛細看時，還是脈脈溫情的內容。(P36) 

　　盡管我們有思想準備，知道以往的歷史文本存在失真，但我們還是驚訝《百里洲》的記錄，我們慶幸我們看到了這些真相，明白了田主、廠主的財富是以辛勤勞動從命運手里交換來的。第三章節(jié)以二十頁的篇幅，記錄了百里洲曾經是“金島銀碼頭”。言簡意賅的開篇詞把我們帶入那個輝煌年月，那是“世紀初興抗戰(zhàn)前，農商繁榮紅半天”。本章用大量的回憶講述了百里洲曾經有過的“無比繁華喧囂”。面對歷史，島民在真誠地回憶講述，趙瑜在深入地分析思考，尋找貧富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沉積于歷史中的貧富倫理學。讀罷這一章，誰都會得出一個直接推理：財富為勤勞所得，也會有一個間接推理：貧窮是因為懶惰。畫出地主階級的“真面目”，趙瑜自有一片良苦用心，他希望人們能夠重新認識貧富問題，重新認識自己。他不忍心批評貧窮的農民兄弟，只是把道理點到為止——“天道酬勤”、“不勞動者不得食”。趙瑜希望農民振作起來，象父輩一樣憑借自己的努力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對父老鄉(xiāng)親的期望是這樣一句話：“希望我的鄉(xiāng)親們通過自己辛勤勞動逐漸富裕起來”， “愿江村的鄉(xiāng)親們，繼續(xù)不斷從勞動中創(chuàng)造自己光輝的前途”。他所說的光輝前途應該就是我們所說的幸福生活。勞動創(chuàng)造一切，農民的幸福生活必須由農民自己的雙手來獲得。仍然講述著一個千古不變的致富之路。人類的全部發(fā)展史一直在反復證明著這一常識。 

　　趙瑜勸說農民兄弟勤勞致富，實行起來并不簡單。因為人在本質上是貪圖安逸的，誰都想坐享其成，一夜暴富。所以才有孤島農人對財富的感慨，才有《百里洲》對貧富倫理的重新審視，今天的農民應該象六十年前百里洲大多數(shù)商人、地主、資本家一樣，用他們的精神獲得財富獲得幸福，挺胸抬頭做人。這是一個勤勞與懶惰誰勝誰負的問題，是等待救贖還是自我救贖的問題。不記得哪一位學者說過：資本主義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優(yōu)點：貪婪而永不滿足，永不依靠別人(包括祖宗、父母)，只依靠自己。 

　　我們應該寫一部中國地主史。 

　　趙瑜提醒我們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改革開放以來，為什么大量農民仍然不能擺脫窮困，而只有少數(shù)農民富裕呢？百里洲上世紀初的經濟狀況為什么比今日昌盛繁榮呢？為什么許多貧困縣還在年復一年地期待著政府與社會的扶貧，甚至有的地方已經消除了貧困，卻不愿放棄貧困縣的政治與經濟的待遇？這些問題，《百里洲》已經揭示得很透徹。缺乏父輩們那種自我拯救的強烈愿望，這才是貧窮真正的禍根。農民因為耕種的季節(jié)性、周期性，一年中有大量時間是農閑(北方有更多的農閑)，還有的地方是自然條件比較差，無力回天又不思變革，于是無所事事、游手好閑，蹲墻根曬太陽，這是當代農民許多人的自畫像。挖苦農民嗎，似乎不應該。 

　　建國三十年，大鍋飯和所有制，是滋長國貧民弱的土壤，也是怠惰的土壤。城市居民的進步，首先的就是觀念上的突破與解放，包括一些陳規(guī)陋習，城市人所以比農村人覺醒早，無非因為城市是天然的文化教育環(huán)境、競爭環(huán)境、商業(yè)環(huán)境，是一個上班下班的集體環(huán)境，計劃經濟的大鍋飯突圍之后，他們的自我適應能力比農民好。稍微留神就會看到，《百里洲》蘊藏的用意是促進農民的覺醒。誰來革百里洲貧窮的命？只有靠農民自己，而農民只有改變人性的弱點，建立自我救贖的牢固信念。首先是文化與精神的救贖，摒棄一切依賴思想，才是幸福的永久保證。 

　　處在相同的條件下，人性都是一樣的，《百里洲》只是集中、極端、象征化地概括了中國農民的人性弱點。中國農民的貧窮歷史是幾千年造就的，與五百年前歐洲貧民不能放在一個天平上衡量，程度不同，歷史淵源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這些方面可比性不大。但是，我要說的是共同的人性：普遍人的丑陋與窮苦人的缺陷，貧窮使人喪失尊嚴，貧窮使道德變成無稽之談，貧窮使社會的文明進步成為紙上談兵，貧窮讓人志短，等等，這些現(xiàn)象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有這個前提，我們就應該也可以透過歐洲的財富史得到一點啟示，人畢竟還有不甘墮落進取向上的一面。在當下，文化與知識能夠做也需要做的是，恰恰是關于貧富倫理的啟蒙。當窮人的生活富裕起來以后，其他方面的需要與提高也會自然獲得。這樣理解，我們才能認識到趙瑜的《百里洲》是一部良苦用心的力作，是一座思想教育的富礦，而農民的啟蒙教育就是其中的一個礦層。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那么，原義是指思想教育呢，還是讓農民接受文化教育提高素養(yǎng)呢？如果是前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結果很顯著，農民的思想日趨僵化、愚昧。如果是后者，那么實際上并沒能真正實施，沒有讓文化教育惠及農民，沒有讓具有文化的農民去爭取福祉。農民與文化似乎有一種永久、天然的絕緣，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貧窮的最大根源正是在這里。農村文盲的人口比例近年呈上升趨勢，這與六十多年革命風暴對農民的洗禮密切相關。一言以蔽之，農民對文化的鄙夷和不屑，是封建文化滲透進骨子里的基因，受到革命的一次次強化。 

　　“斗爭形勢急切地需要敢喊敢殺敢造反敢扯破臉皮——敢于破壞舊秩序的人，需要窮則思變的激進分子，需要敢斗狠能打仗的干將。運動一來，知識分子也就幫著做個記錄什么的，口號都喊不響亮�！�(P256) 

　　“白天干不了農活，又不敢摸黑走夜路，江濤滾滾，駕不得船，山路漫漫，攀不得崖，甚至不會說大話，不會說粗話，不會說胡話，更不會說假話，得，赤貧革命的性質決定了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貶值，決定了理性精神的蒼白無奈，也決定了人性道德的不著邊際。”(同上) 

　　這就是農民眼里的知識人，不是一直都在說“百無一用是文人”嗎，農民在接受革命洗禮的同時也在接受誤導，不斷地踐踏文化，結果是雙重的悲哀，愚昧加上人性扭曲，創(chuàng)傷更難修復。 

　　中國的大革命多次培養(yǎng)并不斷強化這種價值觀：“農民腳上有牛屎，思想卻比知識分子干凈�！薄栋倮镏蕖吩诿枋鲞@個現(xiàn)象的時候，講了一個農民怎樣表現(xiàn)他的聰明智慧，有個知識分子土改干部在貧雇農家扎根，不會翻塘挖泥，在北風呼嘯之中，一連數(shù)天，雇農教會了他。有趣的是，這雇農沒有培養(yǎng)成根子戶，卻跑到地主家烤火聊天評功擺好，扔下這位土改干部一個人在塘里給地主干活兒。這個笑談一直流傳至今，或許傳播者正是那個聰明的貧雇農自己，不只是當時得意，而且成為他一輩子的驕傲，甚至可能成為他教育后代聰明做人的一個素材；也許那個知識分子一輩子都不知道他的被愚弄，也許他還以為他的工作很成功，并且成為他一生中的一個小小成就。一個歷史故事，也是一個殘酷的笑話。 

　　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系，在革命年代就打下了這樣的基礎，毛澤東一向站在農民一邊，把知識分子作為革命對象�？陀^效果上，更促使了農民的盲目、無知。 

　　鄙視與孤立知識分子，根子在革命那里，一個國家的大多數(shù)人對知識采取蔑視的態(tài)度，這個國家會好嗎？《百里洲》展示農民與知識分子關系的故事，也是中國到處都在發(fā)生的故事，建國后幾十年階級不斷的斗爭，實際上就是這種殘酷的繼續(xù)，而這種延續(xù)又顯得非常自然，完全是中國應有的邏輯，應該的路向。革命轟轟烈烈，讓億萬農民興奮不已，實際上只是一次次充滿沉痛教訓的政治演練。原因很復雜，《百里洲》的結論是這樣的： 

　　“中國歷史上悠久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如《張魯傳》中推崇的五斗米教，還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傳統(tǒng)，還有歷代農民揭竿而起、斬吃大戶的光輝榜樣作用，還有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思想，在民間演化為‘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的輪世主張，還有鄉(xiāng)村農舍‘桃花源’式的烏托邦之夢——這一切以土地為核心的千年大集成，在那一次土改中變得尤為現(xiàn)實，生動，鮮活，演變成為農民在一個時期內以暴力相殘殺的慣性�！�(P259) 

　　與土地革命一樣，經濟改革如果 沒有讓農民獲得幸福，就不能證明是成功的。趙瑜探索的似乎是一個老話題，幾十年后它又成為一個新課題。我們感覺它的陳舊，因為趙瑜在歷史的夾縫里找到了它，我們感覺它新鮮，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新思維，讓農民自己拯救自己比任何一種救援都可靠。這是一個需要中國人全體突破的思想壁壘。 

　　在趙瑜的精彩描述中，孤島成為一個宏大的象征體，這正是趙瑜敘述手法與以往的不同處。經作者的梳理與闡述，“百里洲”成為中國農民革命的象征，讓人一陣陣驚異，不由地跟著想象農民徹底革命以求幸福的良策。這無疑是一個永恒的大命題。百里洲數(shù)萬農民書寫了一部為土地的血色革命史，也是一部黑色幽默的三農史。《百里洲》站在農民的立場和角度，表達對整個中國農民的悲憫情懷。 

　　歷史后遺癥，農民的內傷 

　　內傷一。 

　　我們從《百里洲》觀察到，土改運動的暴力，負面影響非常之大。反道德、反人道、反文化的理念，在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對億萬人民進行腐蝕與綁架。 

　　趙瑜對暴力持有明確的批判立場。對歷史的研究與尊重，都是為了現(xiàn)實的需要。為此，他在《百里洲》中隨手記下幾起現(xiàn)代暴力事件。九十年代，作為《內陸1993》大型紀錄片的總導演、總策劃以及總撰稿，趙瑜一行當時在河北、河南采訪調查，正趕上共飲紅旗渠的冀、豫農民發(fā)生武裝爭水事件。民兵武裝派上了用場，河北人用大量炸藥炸開紅旗渠堤壩幾十米，爆炸聲“震懾三省”，淹沒河南良田無計，河南方面上千人，在土炮掩護下奮勇?lián)屝薜虊危�河北方面便以土炮轟擊阻止，那暴力的場面是“文革”武斗的再版。 

　　當年的暴力是針對土地問題，今天的暴力對象是群眾或者政府。 

　　暴力傳統(tǒng)在一代一代相傳，直到現(xiàn)在農民仍然普遍相信暴力的功效。五十多年里的革命教育強化了暴力的基因。正如一位老干部回憶百里洲革命那段歷史至今仍然激情澎湃，“對手在想方設法絞殺共產黨干部，共產黨政府怎么辦？殺！必須殺！”以這樣的情緒回憶當年，在百里洲是很普遍的情形。 

　　現(xiàn)代暴力與暴力革命的歷史有一種上下文關系，是一種歷史的慣性�，F(xiàn)代暴力現(xiàn)象在全國相當普遍，已經出現(xiàn)安全危機，我在百度上點擊“中國農民暴力”，相關詞條出現(xiàn)一千多個。我們已經知道在暴力革命之前，百里洲人對文化與文明的熱愛并不亞于今天，當?shù)氐奈幕�教育空前發(fā)達。美國的政治學家亨行廷頓說“暴力與識字率成反比。”沒有受到足夠的教育，不可能脫離愚昧。 

　　暴力革命助長了農民依賴暴力的消極心理。民族的、政治的暴力行動，確曾推動過歷史，但是，暴力會使道德受到腐蝕。暴力革命使人的動物本性被激活，革命過后，暴力的種子便埋在人性深處，變態(tài)與英雄狂成為一種無意識，隨時都會讓他們啟用暴力，只需要合適的土壤與氣候。人們在崇尚暴力主義的時候，蔑視與背離人文主義是很必然的結果，反道德反文化的普遍存在，也就不足為怪了。 

　　內傷二： 

　　由于歷史一直對農民的扭曲，各種革命斗爭使農民喪失了土地上的那些美德與活力，即使把土地重新交給他們，他們也一時難以恢復原始的能力，無法有效地經營幸福。 

　　就革命而言，它強有力地改變著他們的品性與心性，改變著他們的性格。不識字的農民太容易被蠱惑，許多有益的觀念慢慢被不知不覺地洗了出去，譬如人們靠勞動拯救自己的觀念，被革命創(chuàng)造幸福的理想掃除，傳統(tǒng)的勤謹自勉被暴富與仇富的心理所取代，在那個革命狂潮席卷的年代，每個農民都渴望著成為英雄，都希望一夜改變身份，過上革命所指引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生活。再譬如，在看到改革曙光的時候，便眼巴巴地等待著天上掉餡兒餅。總之，可以說，每一種革命都在激活他們的發(fā)財欲望，也在強化他們的懶惰本性。有史以來，農民就有過度依賴問題：古代農民依賴青天老爺與開明君主，近代農民依賴暴力革命，現(xiàn)代農民依賴政府與變革。總之，農民祖祖輩輩都希望過各式各樣的救世主來解救他們，降福給他們。思想與精神代代遺傳，使他們似乎一直都在期待著，又似乎什么想法都沒有。 

　　歷經幾十年革命后的農民，更加在消沉中生活，革命后的農民沒有自信與活力，沒有激情與干勁，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tài)。 

　　歷史的吊詭與真相 

　　我們已經知道，《百里洲》探求農民幸福的全部內容，就是在力圖恢復歷史的原貌。這里所說的吊詭與真相，最重要的有四個方面。一、國共合作 及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的非凡表現(xiàn)；二、土地暴力與改良主義哪個更好；三、民國時期的三農問題研究；四、民國前后的教育。這些歷史有一種讓我們比對的意義，真理就是在不斷地比對與反思中誕生出來的。 

　　現(xiàn)在談論兩岸關系及與國民黨合作，已經是上上下下的熱點話題。整整六十年之后，2005年4月29日，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zhàn)同志踏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接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的親切會見，兩黨合作掀開新的一頁。全世界為之震動，此岸的中國人感受到一種政治的暖流。此時此刻回顧六十年前的歷史，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看似巧合，實際是政治與歷史的敏感性，使趙瑜在一個歷史周期性的自然轉折中發(fā)現(xiàn)歷史材料的特殊的啟示，在連戰(zhàn)進京的兩年之前，2003年出版的《百里洲》對于六十年前的國共合作有詳實描述，那是一種鮮有人知的親密，雙方第一代領袖竟是這樣的關系： 

　　武漢曾是革命的大軸心，兩黨的早期合作很扎實，軍事斗爭也發(fā)軔最早。兩黨喊出的口號都很一致，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擁護三大政策——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等等……他們一起創(chuàng)建黃埔軍校，一起發(fā)動農民運動，一起鏟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甚至還可以跨黨加入友黨。年輕的毛澤東就是在這一時期，在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他們共同的理想是革命，雖然對革命的含意有著不盡相同的解釋。他們共同的敵人是新軍閥，這一點卻是驚人的一致，于是雙方將領聯(lián)合作戰(zhàn)，成就了偉大的北伐。(P43) 

　　想象固然改變不了既成的歷史，但有助于創(chuàng)造一個新歷史。 

　　下面的記載，也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一段經歷—— 

　　“1926年2月5日，國民黨選拔任命毛澤東為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各地著名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均以國共合作為主導創(chuàng)辦。毛澤東被任命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中共方面于1926年10月末，始任命毛澤東為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國民黨任命之后。 

　　1926年11月下旬，毛澤東轉駐武昌都府堤41號，主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到次年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毛澤東以該黨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身份出席。3月13日和14日，毛澤東與鄧演達、陳克文等，聯(lián)合向全場辦公《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16日在該黨全會得以通過。 這其中通過的各項關于農民革命的主張，與后來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并沒有什么兩樣，有區(qū)別者只是在于斗爭的方法上�！�(P280) 

　　在同一頁，毛澤東在國民黨多次會議上提出的報告，“內中推出的斗爭綱領已經浸染著暴力革命的濃重色彩，而未予通過，受到否決�！� 

　　引文中說國共分歧在斗爭方法，一個主張土地改良，一個主張暴力革命。 

　　一部作品，讓我們記住了它的故事，不能稱其為上品。如果它能讓我們產生聯(lián)想與思考，讓我們舉一反三，由此及彼，那它一定是有思想張力的上品之作，譬如《百里洲》。 

　　這部作品一個大貢獻，就是對歷史文獻的挖掘與研究。趙瑜之前這些史料已經存在，長期封存，無人問津，趙瑜在這部作品里的大膽使用，與農民問題巧妙地揉在一起，往往出人意外地給讀者以啟發(fā)。它增添了《百里洲》大背景的復雜性與豐富性。我們希望能看到一部中國共產黨的信史，對于中國對于世界，都將是重要的。 

　　歷史出現(xiàn)吊詭，簡直十分荒唐，沒有任何邏輯性。毛澤東最早關注農民問題，這也是他政治上的起步，國民黨任用他就是看中了他的這一才華與抱負(注意，毛對三農問題比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三農問題學者都更早)。他離開國民黨之后，對于農民問題也一直沒有放松，研究了一輩子。但是，令人費解的是，直到他去世都沒有得到基本的解決。而成為現(xiàn)今政治家的艱巨而光榮的使命。 

　　我們再來看一個基層人物的回顧，百里洲有一位資深國民黨員晏子為，他從國民黨在技江縣舉行的首次黨員代表大會說起： 

　　黨部成立了……會議室里懸掛孫中山畫像，兩側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lián)，橫額是“天下為公”。四壁墻上貼滿標語，主要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鏟除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等等……和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發(fā)動群眾，發(fā)展組織，動搖舊的封建統(tǒng)治，兩黨之間正在合作中哩。(P45) 

　　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回憶仍然十分清晰、細膩、生動�；鶎永习傩眨�他們并不希望兩黨交惡。 

　　上世紀20到40年代，民國時期的動亂之中，那些真誠的學者，包括那些海歸派，帶回歐美田野調查的新方法，潛心研究農民生活、農村自治、農業(yè)發(fā)展問題，令人驚嘆與感動。今天的學術環(huán)境比過去好了許多，可是，在一個物質化的時代，除了評定職稱考碩士博士的需要，會有多少人自愿做這種無功利的學問呢？趙瑜毫不避諱民國年間非共產黨人的調研成果對后世的貢獻，按捺不住的一種興奮，他列數(shù)了大量國統(tǒng)區(qū)的研究成果，我也按捺不住對故人的敬意，或可視他們?yōu)榻裉鞂W者的精神標桿： 

　　民國時期曾經大量出版了關于三農問題的著述，有些研究成果和論點至今仍被當代學者所倚重。如商務印書館連年印行的《中國經濟年鑒》，農業(yè)占極大比重；如《申報年鑒》和國民政府賑務處編印的《各省災情概況》；如銀行學會編印，朱思煌主編的《民國經濟史》；政務院30年代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有《諸省農村調查》大系列；朱其華1936年出版《中國農村經濟透視》；王均衡1941年發(fā)表《衛(wèi)河平原農耕與環(huán)境的相關性》；商務印書館1941年推出喬明啟編著《中國農村經濟學》；上海明智書局1929年印行馬羅立著《饑荒的中國》…… 

　　部分書目：《中國農民離村問題》、《全國農戶離村統(tǒng)計》、《中國租佃制度之統(tǒng)計分析》、《中國各省的地租》、《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需供狀況》、《南京棚戶家庭調查》、《農村社會學大綱》、《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同時期發(fā)表許滌新著《農村破產聲中的農民生計問題》、《中國民食問題》、《漢中田賦研究》、《現(xiàn)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征》、《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P278—279)。 

　　這些著述，有的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研究，有的是政府農業(yè)委員會的調查，有的是政府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大量的是學者的成果。有的課題現(xiàn)在看仍然具有新鮮的感覺，看看當年學者們的思路與方法，我相信讀者也會有和我一樣的感動。 

　　我們只知道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從地主手中奪回來分給農民，不知道國民黨也重視土地改革，方法是贖買土地政策。暴力革命的正確性應該說在戰(zhàn)勝國民黨的同時已經得到證明，國民黨的土地改良直到敗退臺灣之后才得以成功，雖然異曲同工，卻為時晚矣。 

　　人們說，歷史是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也是歷史的。這也是對趙瑜《百里洲》極好的注解。一切都已經成為昨天，今天的百里洲，讓趙瑜作何感想呢？他更多的是無盡的惆悵：“半個世紀過去了，怎么竟是這樣呢？夜宿百里洲劉巷鎮(zhèn)，江濤依舊，街市卻冷。昔日‘馮口錢多，劉巷人多’之地，竟至夜無路燈，人稀車少之境。計劃經濟已盡散落，個體市場亦屬蕭條，國有碼頭荒廢坍塌，私人舟楫夜不通航，立堤四望，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商女尋遠郎，農家灶舍冰，官吏思調遷，百姓稀歌聲。每當趙瑜情不自禁地嘆問：怎么會成了這個樣子呢？胡世全就善意地提醒道：你看這滿墻的報表數(shù)字，還有發(fā)展經濟的標語口號，不是蠻好嗎？二人遂苦笑而眠。我們住在鎮(zhèn)上的招待所，窗外緊鄰淵堤。入夜以后，偶聞江上船笛聲，便想像船上滿載往返于重慶至武漢的游客們，正駛過了一段近代史上曾經無比繁華喧囂的江河�！� 

　　再看教育。民國初年的百里洲，一派和平安定景象，孤島人的生活之所以還不錯，得益于教育，文明的首要指標也無疑是文化與教育，百里洲以及所在的枝江縣，曾經輝煌的文化教育很是了得： 

　　晚清到民國初年，枝江地面上校館林立，形成了官辦書院、新式學堂、私塾、社學、義學、族學并舉的格局。宣統(tǒng)二年，該縣不僅出現(xiàn)了多所專業(yè)技能新學堂，而且還有正規(guī)的新式小學堂達47所，學生達到1879人。另有私塾115所，名氣高的塾館可招納慕名而至的學生逾百人，義學4所，免費招收貧寒子弟入校學習。民初即創(chuàng)建了幼稚園。在抗戰(zhàn)之前，江口鎮(zhèn)的一所小學即可招收近千名學生。居然建有標準化的一個足球場，兩個籃球場，兩個排球場，一個網球場，一個田徑場。 

　　顯然，大革命之前，長江農人崇尚的并非暴力，相反，他們對文化教育才更有興趣呢�？吹侥菚r候的教育狀況，我的第一感覺，這簡直是奢侈，簡直讓我們今天的教育無地自容。那是一百年前��！公學私學兼有，有上面辦的也有地方辦的，還有不少免費招收貧寒子弟的義學，看上去都以公益為根本。雖然不叫希望學校，但是那樣的教育會讓中國充滿了希望。 

　　《百里洲》挖掘出的一批歷史文獻，讓我震撼與感動。 

　　是的，我們可以通過《百里洲》理解湖北人耿氣、大氣，今人如此，世代如此。孤島雖小，島民大度。外面的世界一直在擾亂著他們的日子，貧窮與富裕之間并沒有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們曾有過那么強烈的渴望與犧牲，但今天更多的是茫然與無奈。他們，正是中國農民的縮影。 

　　春秋筆致，章回手法 

　　篇首提到在夾縫里閱讀，意思就是春秋筆法，或微言大義或褒貶曲折，是趙瑜的一種聰明的發(fā)揮。我更贊賞趙瑜酣暢淋漓、直抒胸臆的寫法，并不情愿把他與所謂“春秋筆法”放在一起，只是借用一下古人這狡猾的概念，與章回的構架放在一起來分析，似比較相宜。 

　　所謂春秋筆法，趙瑜過去用不著�，F(xiàn)實題材可以開門見山，毋須拐彎抹角。在這部革命的紀實中卻不得不用它，也難為了一個率性正直的作家。雖然無可奈何，但它從另一面顯示出作家的智慧。用暗喻的、間接的、嵌入的寫法把思想與觀點顯現(xiàn)其中。 

　　一、對中國農民人性的解剖與鞭笞，不時地給我們以沖擊。譬如農民忍耐性與暴力性的兩極化表現(xiàn)，要么是長期的隱忍，要么是趁機會的瘋狂。我們分析到農民革命的動機問題，主體地位與社會末梢之間的關系，農民的依賴思想懶惰習性并不是作者直截了當?shù)卣故窘o我們的，需要我們稍微細致一點的閱讀。這無疑是農民人性的一大弱點，可以說也是長期貧困的原因之一。

　　二、土地革命的質疑。如前所述，我們從不懷疑暴力土地革命的唯一性，現(xiàn)在來看，理論上還有改良一說。從效率和徹底性上看，暴力革命可以解決問題，從人性上看，改良主義保持了人性善良的一面，避免大量的傷亡，減少與克服人之間的仇恨，讓人性向美好的方面發(fā)展。 

　　我很欣賞趙瑜這部著作的章回體，它的文學成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部�！栋倮镏蕖房胺Q傳統(tǒng)意義上的章回結構，章回語言。語言尤為精致。《太行山斷裂》是章回體，《馬家軍調查》也是章回體，而《百里洲》的章回體大有新的氣象，更加圓熟。在敘事和語氣上更貼近中國傳統(tǒng)評書與小說，怵目驚心的歷史事件更加扣人心弦。特別是每個章節(jié)前的微妙微肖的開篇詞，讓我很欣賞，洗練，概括，承上啟下，非常完整的對仗，以及特有的節(jié)奏感，讀起來蕩氣回腸，百感交集。多以排比方式表述故事與思想的要害，文字的力量與動感讓人興奮。而與傳統(tǒng)小說相區(qū)別的是，它不單單是故事上下文的需要，還是對思想精華的提煉。下面是隨手拈來的第一章與第十章開篇： 

　　乙亥大水史冊赫然，長嘆天災亦恨人禍。江南世代多魚米，沙洲一年兩洪荒。七月首淹洲民忍耐，貪堤紳留下性命，新垸虛筑再毀秋水，二茬糧盡沒汪洋；腐敗滌災難，絕望伴兇殺。彪形大漢頭里走，憤怒災民提刀來。朱翼芝自投牢獄保殘命，楊亞洲不舍田契刀下亡。鄂省堤防巨款，八次掠奪驚心。大火映南天，碎尸染碧水；自然災害疊加貧富沖突，農民暴力推演革命初瀾。 

　　史冊彪彰湘楚尚武，當然豪強兩湖壯烈；雄俠游勇九路殺敵自立門戶，戰(zhàn)區(qū)政策人頭活虜槍贈兒郎。趙益之死守百里洲日軍挫敗，飛行員迫降淪陷區(qū)奇兵救出；張纘嚴明軍紀舍愛將，倭寇禮敬戰(zhàn)神畏忠魂；鄒大漢虎躍獄籠多創(chuàng)建，國五師官收義士少真情；戰(zhàn)時管制人在營中坐，國難商機利從江上來；賊侵孤島火焰萬丈，刀屠五載創(chuàng)痛彌深。珍奇野戰(zhàn)史，疏忘后來人。 

　　一個大手筆的作家，無疑從一下筆就見真功夫，于是那老道而有力量的文字如泉水般汩汩涌來，浸洇全書。古典小說的詞性、句式、語氣、語速，無論對共產黨人，還是對惡霸無賴、綠林好漢、土匪流氓的描寫，煞是細致好看，充滿動感，充滿活力，還有滿溢的情感色彩，很有小說的文氣。優(yōu)美生動的文字俯拾即是： 

　　“到了1940年6月里，牢墻獄外轟然傳來日軍空襲長江城鎮(zhèn)的爆炸聲，鄒大漢子明白，老子不滿30呢，重活此生的機會來了。彼時市面大亂，獄中警士盡已神不守舍，且與老鄒廝混得爛熟，早晚看管間便疏漏了正課。也說不定，獄警們暗中看好，讓這位大爺留下炸死，不如縱猛虎出山抗日殺賊。總是原因多多，當又一次空襲來臨時，不知怎的，鄒大漢子鎖鏈脫身，趁著開鍋一般的混局，光著膀子，越獄奔歸鄉(xiāng)里而去。”(p128) 

　　“正議事間，有探子來報，稱國軍退往江南時，曾將幾十條步槍和多箱子彈沉入附近堰塘，不知誰家所留。鄒部人等聞言大喜：‘那便是給咱爺留下的賀禮，別人使得用得，咱們也便取得！’”(同上) 

　　我們都能理解到作者的本意，甚至這樣的筆法，古老的章回語言體式，更給讀者以真歷史的滄桑感，比起《馬家軍調查》，從清末、民國寫到解放建國，畫出一幅百年歷史、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地圖，合起來便是一幅人文地圖，為了歷史的縱深感，《百里洲》正適合這樣的編排。 

　　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歷了漫長計劃經濟的國度，《百里洲》作為一部龐雜而又濃縮的文學報告，呈現(xiàn)歷史廣闊的同時濃縮歷史的精華。而書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真相，是確鑿無疑，是無可辯駁。不能像我們糾正前人一樣讓后人明天再來糾正我們，而我們知道，作家的調查采訪， 有它的方法與技巧問題，趙瑜作為報告文學大家，我相信他的作家人格與文學魅力，他的調研方法，敏銳與膽識，思想與學養(yǎng)，率真的文風，崇高的文學信念，都在成就他的《百里洲》。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天時地利的潛在作用，基層農民和干部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大量歷史材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加之“湖北佬”的耿直性情，催生了《百里洲》如此豐富、厚重的文學和學術的果實。 

　　結語 

　　孤島終究是孤島，怎一個孤字了得，歷史地理已經決定了這里的孤苦伶仃。幸福生活是這里數(shù)萬島民的渴望，曾經革命如火如荼，而今邁步重頭開始，只是此革命不同彼革命也，這次應該是一場真正意義上改良“三農”的革命。不論《百里洲》還有多少深意，我愿意這樣理解農民與革命，革命與農民一言難盡的關系，這樣理解趙瑜對中國農民的祈愿。 

　　犀利而溫暖，尖銳而柔和，這是怎樣的一種感動！在《百里洲》的細細品讀中，所獲難以名狀的深刻，那不是通常徑直而明了的深刻，而是一種深含的、彌散性的深刻，它來自革命的慘烈的正面，而它更來自其背后，那是看不見的刺痛，卻持久，難以言說——那興奮的過程與悲苦的結果。不是為目標的流血而是為它的消失的無奈，不是作為主體的價值而是作為末梢的無情。雖說歷史是過眼煙云，畢竟有煙云從我們眼前飛過，雖說歷史如同大雁飛過，它奮力的鳴叫畢竟讓我們仰望�？梢愿杏X安慰的是，轉瞬即逝的煙云與鳴叫，終將被良知保存下來。 

　　百里洲是江中孤島，倘若沒有人類的墾荒，可能早就被長江淹沒，人，是社會汪洋的孤島，只有不斷地改良自我，才能避免被汪洋吞沒。 

　　我相信，《革命百里洲》的意義絕不止于當?shù)�，也不止于當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