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隊長》：涉案劇的美學蛻進

　　一段時間以來，公安題材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在觀眾市場常常會糾結于如下難題，即尚未可見的“文化價值”總是勝過它相對薄弱的經濟價值。從文化效益看， 基于“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高大上美學訴求，某些作品將主人公塑造得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以病痛、殘缺、倫理難題輪番出場，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苦其心 志”。上述游離于人本主義關懷的苦情橋段，也恰恰容易成為當前文化語境下新時代觀眾的吐槽點。從經濟效益看，本世紀之初涉案劇一度是國產熒屏大戰(zhàn)的超級主 力，為了博得收視率，不少刑偵劇以全方位展示犯罪細節(jié)來制造視覺獵奇效果，甚至固化為被好萊塢警匪片“敘事刷”一筆刷過的刻板類型：滿目血腥的場景，事無 巨細的犯罪心理描述，層出不窮的特務或間諜，嚇你沒商量的驚悚場景，以及逼格逆天的邏輯推理。職是之故，在《重案六組》《生死臥底》和《公安局長》的輝煌 之后，國產涉案劇紛紛“法乎其中、取乎其下”，迅速滑向模式化復制，產能過剩，淡出了觀眾的視線。

　　在此背景下，公安劇《刑警隊長》在2015年上半年衛(wèi)視市場的成功，離不開三個必要條件的協(xié)力支撐。其一，人物原型立體豐滿的故事，形成了劇作 堅實有力的價值內核。傳主顧瑛擁有“與犯罪分子下一盤棋”的刑偵韜略以及“關心、信心、包容心”的“三心”協(xié)同意識，眾志成城屢破大案要案，形成了廣泛的 社會情感認同基礎。其二，隨著“一劇兩星”政策出臺，為有誠意、有擔當的精品劇作騰出了有效的觀眾市場與輿論空間。《刑警隊長》恰逢合適的政策市場土壤， 雖不能妄言其已成功突破涉案劇的“禁令”，但起碼為該類題材樹立了正劇創(chuàng)作的模板。其三，主創(chuàng)者致力于“真性情”的藝術表現邏輯，將一位基層派出所所長念 茲在茲的俠客夢，點點滴滴地落實到驚心動魄的刑偵工作一線。表現在文本形態(tài)上，是從現實人物向熒屏形象塑造的全方位轉化，在高強度的情節(jié)對抗中完成了一次 有意義的美學提升。

　　《刑警隊長》以單元劇方式展開，采用英雄成長敘事的主流構架。故事一開始，這位非刑偵專業(yè)出身的“小白”就被激發(fā)出“命案必破”的強大意志，相 比職業(yè)意識懈怠的科班刑警，他的卡里斯瑪人格存在感顯得過于強悍，也因此遭到多方質疑。在顧銘的工作團隊中，懷有不同心思的人物形成了有趣的結構性對話， 一撥以前任刑警隊長胡德強為首，既是工作同事又存在同場競爭關系；一撥以邱冰、鐘建敏、林之華、陳小東、盧濤等人為代表，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成為英雄職業(yè)發(fā) 展過程中的強力幫手。英雄、對手、幫手、敵人，四組人物序列構成多元復雜的人物關系，這些關系組合又隨著全劇近20個不同種類的案件調查推進，不斷發(fā)生著 新的化學作用，其間有相逢一笑，也有協(xié)同攻堅，進而塑造出一系列生動可親的新世紀刑警形象。

　　帶有人物傳記色彩的電視劇，其美學之妙，就在似與不似之間。顧銘無疑是《刑警隊長》中的靈魂人物，卻不是對傳主現實生活的蕭規(guī)曹隨。他的劇中性 格角色有些“軸”，外表疲軟，內心強悍，既能夠于草灰蛇線中發(fā)現罪犯的蛛絲馬跡，又帶有一些大男子主義式的專斷。黃雪玲被塑造成“中國好警嫂”一開始并非 完全自愿，她出借新居給刑警隊新人，犧牲個人事業(yè)全面回歸家庭，幾乎都是在顧銘的單方面要求下進行的單項選擇。在家庭倫理劇中將男性主人公設定為絕對強勢 的一方，固然能夠借由不均衡的人物關系營造有趣味的戲劇性橋段，比如女兒高考那天顧銘堅守崗位，妻子以普通居民身份找到他提意見的場景令觀眾會心一笑，但 對當下觀眾的審美經驗來說，如此設置反倒容易引起角色塑造過于臉譜化的疑問。

　　綜上，《刑警隊長》是一部立足現實、“法乎其上”的涉案劇作，一則感動了無數人的英雄故事經由熒屏完成了奇妙的美學蛻變。從內文本的“顧瑛”到 外文本的“顧銘”， 顧名思義，是將英雄這一宏大概念交還給日常生活經驗，如同借助情景再現，帶領觀眾重新經歷、感受其走向英雄的日日夜夜，從而完成銘記與緬懷。也就是在這個 意義上，我更希望《刑警隊長》不要終結于車禍殉職的現場，而是顧銘、黃雪玲夫婦牽手在林蔭道傾訴心曲的動人場景。因為，一個溫暖而悲傷的背影足以承載我們 的敬意、不忍與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