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死》：國民精神的探求和救贖

　　大江健三郎的新作、長篇小說《水死》，是一部以國民意志和國民精神向國家意志和國家精神進行心靈拷問和靈魂救贖的心血之作。作品以“穴居人”劇團排演“我”——長江古義的幾個作品作為線索，通過追尋父親給“我”留下的紅皮箱為載體，復調(diào)敘事，層層遞進，在現(xiàn)實和歷史間交織、穿梭，完成了親情、靈魂、精神和心靈的艱難跋涉和求證求索。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求證的是民眾需要什么樣的國家意志，需要什么樣的國民精神，從而期望達到一個民族的靈魂救贖。日本的國家意志就是“天皇陛下萬歲”的絕對天皇倫理制和軍國意志的超國家主義。作者通過父親在二戰(zhàn)中留下的紅皮箱，去追尋、求證、求索，并考量、體驗和反思，一步一步走進歷史，逼近真相，以歷史的雄辯，抨擊了日本的國家意志。作者在藝術(shù)上高人一等的是，在追尋、求證的過程中，用現(xiàn)實的鐵證再次回擊了絕對天皇制倫理和超國家主義的軍國意志。所以，作者對父親歷史的追尋，不僅是一次個體對親情血脈的尋找，更是一次國家意志的歷史考量。

　　而國民精神往往被國家意志禁錮和左右。作者在求證和拷問中多次寫到了一種信物：紅皮箱，寫到了一種意象：附體。這是吸引我讀下去的理由和力量。紅皮箱里關(guān)著的不僅是父親的隱秘、親情的隱秘，也是一個國家的歷史隱秘和精神隱秘。“我”與穴居人劇團對紅皮箱里隱藏的秘密的不斷求證和探索，是牽引我讀下去的魅力所在。而書里幾次提到的附體，不僅有“我”跟父親的靈肉附體，也有“我”與父親的精神附體和靈魂附體。不僅有人與人的精神附體和靈魂附體，更有國家意志和精神對民眾的靈魂附體和精神附體。國家意志和精神的強大力量，使得作者發(fā)出了自己終老一生時“還能否抵抗天皇陛下萬歲之時代精神的再次來襲”這個疑問。作者寫右翼代表人物小河強奸親侄女的用意，不僅僅是想表達一個親伯父的倫理失常和人性齷齪，更是想表達國家意志和精神給予民眾意志和精神的強奸。因為這個叔叔是絕對天皇制倫理催生出的代表人物，正是這種絕對天皇制倫理的國家意志和精神，才使得這個叔叔為所欲為地需要侄女絕對服從。小河強奸和傷害的是侄女的肉體，但國家強奸和傷害的則是民眾的意志與精神。

　　作者的敘述看似不溫不火，沒有憤怒，但作者的筆力卻如地層深處的熔巖，烈焰滾滾，所到之處，都是熔巖奔突時摧枯拉朽的力量。

　　作者的高明之處還在于，他對這個國家意志和精神的批判，并不是一個人的戰(zhàn)斗、求索和救贖，而是一群人甚至一代人的戰(zhàn)斗、求索和救贖�！把ň尤恕眲�團在排練時，與作者“我”在一起探討、求證和體驗，髫發(fā)子遭到親伯父強奸時所發(fā)出的“國家在強奸我們”的吼聲，大黃從與右翼代表人物同流合污的親密關(guān)系到親手槍殺小河的精神逆轉(zhuǎn)，都代表著作者所認為的日本的靈魂和力量，預示著日本的未來和希望。這種靈魂與力量、未來與希望，也許就是作者需要的國家意志和國民精神，是作者國家意志和國民精神的世外桃源，也是作者靈魂的安放地和精神皈依處。盡管作者并沒有對國民意志和國民精神給出明確的答案，但答案卻是顯而易見，或者就在每個讀者心里。作者為什么沒有平鋪直敘地去敘述“我”對父親歷史的追尋與求證，而是通過舞臺排演來追尋與求證，是不是也具有一種極為強烈的象征？是不是意味著作者希望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與軍國主義的國家意志和精神只是警醒人們的歷史舞臺劇表演，而不是現(xiàn)實的生活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