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與造像記

元楨墓志 楊大眼造像記(北魏)

張黑女墓志 崔敬邕墓志(北魏)

孫秋生造像記 孫秋生造像記(局部)

　　中國古代十分重視喪葬禮儀，不僅在地面修筑神道，樹立碑版，在墓室中隨葬各種生活器具，而且還將死者的家世、籍貫及生平事跡書刻在石板上埋入墓中，稱為墓志。墓志在東漢后期開始出現，魏晉南北朝以后逐漸普遍。早期的墓志形制與地面的碑版相似，但形狀較小，所刻的文字內容也比較簡略，書法、刻工都顯草率。到北魏時期，墓志發(fā)展到成熟階段，通常由兩塊大小相等的石板組合而成：上面一塊用篆書刻墓志的全稱，四周鐫刻花紋裝飾，稱為志蓋；下面一塊用楷書刻墓主的家世、事跡、死亡和埋葬的時間地點等情況，最后是一段四言韻語的銘文，所以又稱墓志銘。從北魏開始，墓志已成為陵墓中不可缺少的隨葬品，到隋唐以后更是數量繁多，在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有出土，比較集中的則是河南、山東、陜西、河北、山西、江蘇等地。

　　宋元時期已經有古代墓志出土，但數量不多，也未引起重視。到清代后期，隨著金石學興起，特別是碑學觀點在書法界盛行，人們開始關注魏晉南北朝的石刻書跡，墓志也成為研究、收藏的重要對象。從清末到民國，民間盜墓之風普遍，河南、河北、陜西等地出土了大量北魏和隋唐墓志。特別是在北魏都城洛陽附近的邙山，出土的都是北魏皇族元氏及朝廷大臣、武將的墓志，這些墓志的書法和鐫刻水平都很精湛，而且具有不同的風格面目，是魏碑體楷書的典型代表。清末以來書法界所推崇的魏碑，除了一些著名的碑版之外，魏碑的墓志占了絕大多數。

　　隋唐時期延續(xù)了南北朝的風氣，墓志的使用達到高潮，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百姓，死后都有墓志隨葬。特別是唐代，楷書藝術登峰造極，許多墓志都由著名書家來書寫，即使是出于無名人之手，也往往具有很高的書法水平，成為后人學習楷書的良好范本。

　　從清末到民國，墓志大量出土，吸引了很多的古董藏家、考古學者和書法家競相購買收藏。由此，一方面使得學術界、收藏界和書法界對古代墓志格外重視，價格很快走高；另一方面，在眾相追逐之下，也使得墓志中的一批精品名聲遠播，一拓難求，其中尤以洛陽出土的元氏一族墓志最負盛名。此外，有些墓志出土后輾轉倒手，或被人深藏不露，或原石已毀壞佚失，其拓本就更加珍貴。例如北魏《張黑女墓志》原石不見流傳，世間只有孤拓一本，曾經著名書家何紹基收藏，保存至今，享譽海內。又如北魏《崔敬邕墓志》原石佚失，現存拓本僅有四五本，在書法界堪稱稀世珍品。

　　除了書法價值外，墓志還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其為當時人的原始記述，所以對史書記載多有補充和糾正，對歷史研究尤其重要。近幾十年來，史學界利用出土墓志已經取得了很多顯著的成果。

　　從南北朝開始，佛教盛行，留下大量有關佛教的石刻文字，包括石窟造像題記、摩崖刻經及經幢等，時代以南北朝到唐代數量最多，而在書法上影響最廣的要數造像題記。

　　北魏上層篤信佛教，遷都洛陽后即開始在城南龍門山上開鑿石窟，從皇族大臣到貧民百姓都紛紛捐資在洞中雕刻佛像和題記。題記內容都是為皇帝或家人祈福，求佛保佑之詞。龍門石窟的題記從北魏一直延續(xù)到宋代，數量有兩千多種。清代以前，這些造像題記一直沒受到關注，碑學書風興起后，學習書法的人開始注意并收藏這些造像記拓本，特別是其中的北魏造像記，因其書法與魏碑、墓志上的字跡風格特點一致，受到普遍的追捧，形成了“龍門四品”、“龍門十二品”、“龍門一百品”等選集，其中如《始平公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等一批精品更是在書法界膾炙人口。

　　此外，山東的“四山摩崖”刻經、河南鞏義的北齊石窟造像題記、河北涉縣的北齊摩崖刻經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書法價值。

　　墓志和造像記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碑，但從上面所刻字跡及其書法來看，與碑版摩崖具有同樣的價值，再加上分布廣泛，數量眾多，因而在碑帖的研究、學習及收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