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山與天命：詩人在異鄉(xiāng)

     ■ 人物名片

細色

旅法詩人、翻譯家孟明。

　　帶著三十年精選詩集《細色》，詩人孟明如劇場中人，來到人們眼前，又很快抽身離去。5月在北京，6月在上海，出版方組織、舉辦了兩場新書分享會，他談得極少，現(xiàn)場主要是讀詩。趁這個機會，孟明回到故鄉(xiāng)海南省親。結(jié)束這一切后，他復(fù)歸歐洲，8月聯(lián)系他時，已在西班牙、法國游走。

　　歸來仍是客。孟明的名聲更多來自翻譯：他譯介詩人保羅·策蘭，其譯作被認為將策蘭的詩歌精神在漢語語境中予以完整呈現(xiàn)；他翻譯尼采著作，尼采詩集《狄俄尼索斯頌歌》“中譯本前言”竟多達115頁，譯介甚至影響了他對詩人本身的看法�！霸谖铱磥�，詩人的最高涵養(yǎng)是尼采說的詩與思的集大成者�！泵厦髡f。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篇前言中，他再次提出“語言就是我們的故鄉(xiāng)”。

　　作為第三代詩人中的一位，孟明和許多人一樣，去國離鄉(xiāng)，成為一位“隱居”詩人。在寫作中，他常提及“天命”——那一種與時代、個體緊密勾連的不可言傳的命運，但要談?wù)撟鳛橐粋�詩人的自己的“天命”，他覺得“困難且不妥當(dāng)”。在此背景下，漢語或者說母語，為孟明提供了精神的庇佑，即使長年身在異鄉(xiāng)，精神亦有著落，時間不至于白白流逝，進而避免布羅茨基所說的“流亡的平庸”。

　　“我在異鄉(xiāng)有這樣的感受，仿佛是一種宿命，一個好的詩人，不管在何處，遠離故土，他必定總要回過身去抓那撇棄的‘母語之舟’，不是‘母語’這個被人掛在嘴上的輕浮概念，而是其中本質(zhì)的東西——家山之物。抓不住，就什么也別寫了。”孟明說。

　　人人都是異鄉(xiāng)人，傳統(tǒng)日漸瓦解、身心輕易分離的時代，我們應(yīng)如何自處？孟明呈示了自己的選擇。采寫/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重返故鄉(xiāng)

　　“老實說，這次我麻木了”

　　孟明1955年生于海南島崖縣(今三亞市)。小時候，他讀到父親的一本案頭書，即郭沫若1962年點校的《崖州志》，書中稱崖州有“鄒魯之風(fēng)”，不得甚解，腦海里卻留下了深刻印象。

　　原來，這里從唐代起就成為貶逐忠良的流放地，孟明還記得唐朝詩人李德裕的詩句“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guān)�！焙髞肀鄙锨髮W(xué)，他一直跟朋友說自己是從“鬼門關(guān)”出來的。

　　讀中學(xué)時，孟明面對的是一個禁書年代，“只有魯迅讀得最多，我?guī)缀醴�遍了魯迅的所有著作；我至今對魯迅的偏愛，興許就是那時來的”。他尋覓到一本錢春綺翻譯的德國詩人海涅的詩集，愛不釋手，“至今還記得不知哪首詩里寫到陽光下海面那‘一大片黃金’”。正是錢春綺譯介的海涅，把孟明引向了現(xiàn)代詩�！稅矍楣适隆芬辉娋褪�1987年在海涅的影子下寫成的。

　　直到孟明上高中，三亞還是一個破敗的小鎮(zhèn)，鎮(zhèn)上居民不多，除了老碼頭一帶幾幢磚瓦大宅和日軍戰(zhàn)后留下的頗為別致的日式吊腳樓，民居多是泥墻茅草房和簡陋的木棚屋。但是，他感覺，那里的海岸、沙丘、蘆葦、田疇甚至荒草，在荒涼之中莫不透出熱帶寧靜的自然之光。這當(dāng)然是如今回望的感受。多年后，三亞已建成高樓林立的地級市，房價駭人，以旅游業(yè)聞名，國內(nèi)外游客趨之若鶩。幼時，孟明被送到舅父家，那里家家都去孔廟挑水，如今，人們用上了自來水，井已棄用，孔廟煥然一新，香火興盛，成了一個供人參觀的商業(yè)景點。對于一個浪子來說，故鄉(xiāng)的記憶被改寫、更新，甚而基因再造。今年6月，借新書分享會的契機，孟明回鄉(xiāng)省親，走在到處高高聳立的鋼筋混凝土之間，沒有慣常所見的“日新月異、蓬勃發(fā)展”的驚嘆，而是越來越默然，他坦承：“老實說，這次我麻木了�！�

　　新書中，一首題為《楓木鞘花》的詩寫道：“一切都在融化，吹蝕；時代/高聳著，吹蝕的生命，/夷平，而后高聳，更高的重迭猥閌的時代，/單調(diào)而乏味，但高聳……”孟明所見，正是這樣一番景象。他擔(dān)心，家鄉(xiāng)人會在現(xiàn)實中“越來越麻木”。

　　“我在外游學(xué)多年，每次重返故鄉(xiāng)，面對新的世態(tài)炎涼，尤其在如今人們對小康盛世的嘖嘖頌揚聲中，總有一種他人難以體味的失落感。我知道，當(dāng)一個人的故鄉(xiāng)成為記憶，或記憶成為故鄉(xiāng)，也就意味著地平線上家山之物已蕩然無存�！泵厦鲗τ浾哒f。

　　以詩見證

　　從青春無畏到道路迷茫

　　1973年，孟明剛中學(xué)畢業(yè)，接到“上山下鄉(xiāng)通知書”。他成了一名知青。就個人經(jīng)歷來說，孟明覺得“沒有什么可抱怨和后悔”，但清楚記得，下放到一個農(nóng)場沒幾天，縣里派來的領(lǐng)隊干部就當(dāng)著全體知青的面，命令他把隨身帶來的幾本書扔到茅坑里去。孟明拒絕了，因此成為“一個思想有問題的人”。

　　當(dāng)年，孟明寫了一首《夢》，末尾是：“死亡也像稻花，/白中帶紫，我們曾經(jīng)采擷，以——/無畏的青春和對苦難的無知�！鄙约有薷暮螅�他收進了新書�！斑@首憂郁的小詩，可以說是我知青年代的遺物，也是一個見證�！�

　　回城后，孟明得到政府的招工安排，當(dāng)了一名碼頭工人。他從小最恨當(dāng)碼頭工，“一種最臟最苦的苦力活，連起碼的勞動保障都沒有”，但在當(dāng)時情況下，不得不硬著頭皮上，這份工作前后持續(xù)了約兩年時間。他至今記得那一種感覺——在深暗的貨輪艙內(nèi)裝卸含劇毒的“六六粉”一類農(nóng)藥時，飛揚的塵灰嗆入肺腑，似乎馬上就要窒息死去。

　　時代移山偉力，突然終結(jié)了這一切。1977年，恢復(fù)高考，孟明考入廣州外國語學(xué)院。1984年，又就讀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獲得碩士學(xué)位。之后，在社科院外文所擔(dān)任助理研究員。對于孟明個人，這可以說是一段學(xué)院式的平靜生活，但從整個社會來看，這是1949年以來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西方學(xué)術(shù)著作如潮水涌進中國，形成“文化大爆炸”的局面。彼時，詩歌成為集體性的狂歡，“第三代詩人”正在崛起，于堅、韓東、徐敬亞等為人矚目，孟明則志在理論研究，與詩人團體沒有太多來往。1989年孟明遠赴巴黎求學(xué)。

　　此后，寫詩成為沉重的負擔(dān)，“需要克服自由人的失敗、母語的困境、政治概念的直接投射等多層因素才能調(diào)整”。最初幾年，孟明的詩歌寫作不經(jīng)意就會流露某種“歷史傷悲感”。他1993年寫的《我們總是這么說》頗為典型，其中說：“你會寫下很多東西，因為/記憶是個永遠的擅入者。/它，總是以灰暗的方式到來/令你驚慌……”

　　母語傳統(tǒng)

　　看那些“在語言中尋找祖國的人”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孟明先后研讀法語專業(yè)、法國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2003年至2005年，近五十歲的他，又在巴黎耶穌會神學(xué)院學(xué)習(xí)了拉丁文和古希臘文。外語為閱讀提供了便利，同時也帶來思想上的參照。

　　這不只是語言使用的問題，對于身在異國的詩人來說，它尤其突顯了寫作的困境：如何使用母語？怎么處理與個人血脈相連的傳統(tǒng)與記憶？有的詩人改頭換面，甚至努力“換血”，有的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間，有的則持守著漢語本身的精神氣質(zhì)。

　　詩人張棗1986年出國，常年旅居德國，夜里喜歡一個人坐在陽臺喝酒。他多次向孟明透露寫作上的危機。也曾回國教書，在孟明眼中，那時，無論生活和寫作，張棗似乎都還無著落感。中西詩意之間，不斷錘煉、融合，最終，他的詩作被認為是傳統(tǒng)詩歌與現(xiàn)代詩歌的完美結(jié)合，“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風(fēng)靡于世。

　　2010年，張棗去世后，詩人鐘鳴評論道：“他倡導(dǎo)由詩重構(gòu)‘母語觀’，‘母語是我們的血液，我們寧肯死去也不肯換血’，可以說，自1980年代至今，出國詩人群——就母語寫作而言，獨有張棗一人，越寫越好，其余幾乎‘全軍覆滅’�！�

　　孟明遭遇了同樣的危機，他同樣認為“語言是我們的故鄉(xiāng)”，即使異國他鄉(xiāng)不停奔走，他堅信自己仍然生活在母語這個“故鄉(xiāng)”里。不僅如此，他憂心漢語在延續(xù)過程中急劇斷裂的巨大鴻溝，不是縮小，而是日益擴大了�！皡搽s、廣博而精妙的漢語古典語文的輝煌廢墟和枯瘦的現(xiàn)代漢語急促的歷史變遷，后者已經(jīng)進入電腦的技術(shù)時代，竟沒有一種經(jīng)由思想前后銜接的可能，真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因此，孟明既用漢語努力尋找、書寫家山，試圖理解天命，又在語言層面做出積極嘗試，如加入《周易》等內(nèi)容，以銜接古典與現(xiàn)代漢語。盡管在詩中寫到“而我們將痛苦地懷疑/那個在語言中尋找祖國的人”，孟明仍然沒有忘記強調(diào)——

　　“母語‘故鄉(xiāng)’的振興，也許詩歌是一種可能�！�

　　當(dāng)身邊的一切都是學(xué)來的東西，不是你本己之有；沒有本己，沒有出自你血緣的家山之物，異鄉(xiāng)就是徹頭徹尾的異鄉(xiāng)。這種異鄉(xiāng)里潛藏一種危險，當(dāng)它變得漫長，長到你駕馭不住，那就是布羅茨基講的“流亡的平庸”了。

　　■ 對話

　　沒有天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新京報：在詩中，你寫道，“不懂家山，就不懂天命”。對于你自己，家山與天命是怎樣的關(guān)系？

　　孟明：家山是安葬的東西，也是記憶之物：傳統(tǒng)，歷史，遺產(chǎn)。家山成為基礎(chǔ)和承托文明的座架，此種基礎(chǔ)是要學(xué)習(xí)才能掌握的。“不懂家山，就不懂天命”，這句話出現(xiàn)在一首小詩里，它隱含了外婆生前傳遞給我的東西，也是《細色》這本詩集中最重的分量，和她一起葬在我家鄉(xiāng)的墳山。

　　你問家山和天命是什么關(guān)系。天命，這個詞似乎不好懂。記得《中庸》開篇第一句講“天命之謂性”，這就是一個前提�！疤烀�”這個詞今天聽起來相當(dāng)?shù)某林�，仿佛是某種支配人的東西。古人說天命，指的是一個人的造就，也就是自然造化賦予人的東西，所以稱為“性”�！靶浴�，性格，性情，秉性，天性，說不定也包含了“身家性命”。天命之謂性，朱熹解釋說“性”就是造就一切事物的“理”。按“天命”這個詞的古老含義，我們可以這樣講：一個人透過天命成其所是�？墒前闯Ｈ说目捶�，天命這回事很難去言說的，是不可預(yù)測的，所以天命大抵也屬于隱微之物的范疇，令人畏懼。

　　人對天命的畏懼，也因為天命有好有壞。比如人常講，這人命好，那人命不好。但是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或者一個民族在其歷史進程中，沒有天命則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沒有天命可能就意味著沒有未來，就像一個人被遺棄了，存在的處所一片空白，沒人理你，人僅僅在時間中流逝，只有時間，沒有歷史，也沒有著落。如果天命首先給人的是憂思，迫使人去思慮它，那么對天命的思慮，說到底不過是想看見天命罷了，去會見它，把握它。所以，人與天命相遇其實是與天命赴約，兩廂情愿。我這個人陷入生活逆境時，偶也害怕天命，擔(dān)心不好的東西落到自己頭上。其實，人規(guī)避天命中不好的東西，最好的辦法是盡量避免自己的存在變得平庸。

　　天命藏而不露。人不是憑空就能知天命的。家山即傳統(tǒng)，老話說“學(xué)而時習(xí)之”。今天一切從新，記憶塌陷了。在這樣的時代，一個民族找不到自己的天命，至少詩人可以通過重建記憶來模仿天命。

　　詩集中有一首長詩，標(biāo)題就叫《天命》，是我漂泊在外多年之后，回到故鄉(xiāng)做清明祭祀時寫的。在這首詩里，我寫我的故鄉(xiāng)小鎮(zhèn)，寫那些已逝去或者正在消逝的東西，包括記憶的場所、城墻、土神、山社以及當(dāng)?shù)厝说妮W事，那些曾經(jīng)造就我童年生活的東西。就好像我是一個回來的人，試圖尋找家山并理解一種天命。

　　新京報：說到天命，總讓我想起墓志銘——這一種奇怪的聯(lián)想。我的問題是，如果寫自己的墓志銘，你會寫些什么？

　　孟明：我不會給自己寫墓志銘。假若只是一個提問，需要答復(fù)，我會說：“本人長臥于此，但最好到別處去訪問他�！�

　　不立足于母語的根基，寫一千行也是空的

　　新京報：對于漢語傳統(tǒng)，詩人張棗的寫作頗為典型。你說他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為什么？對你有何影響？

　　孟明：一個“真正的詩人”，這個說法在我看來遠勝于一切“偉大”“杰出”的形容詞。張棗是個寫詩極為苛求的人，不到火候不輕易出手，出手則多為佳作。而且，張棗對人們所說的現(xiàn)代性有一種緊張感，他寧可到感性的事物里尋找，譬如到古老的東方經(jīng)驗里尋找。他有這種洞察力，他在異鄉(xiāng)寫作能駕輕就熟地賦予他的詞語以一種少有的置換功能，母語之物往往占上風(fēng)，所以他的詩沒有那種玩現(xiàn)代性詞語的干巴巴的毛病。我欣賞張棗，是因為我們有同感，而且知道寫詩的人有一個命運攸關(guān)的立足點；沒有這個立足點，寫一千行也是空的。這個立足點就是母語的根基。張棗從一開始就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從未離開。他早期寫梅花，寫楚王夢雨，后來寫馬勒，寫跟茨維塔耶娃對話。后來的一些詩是他到國外后寫的，看似異國題材，可是你認真讀一讀，譬如《跟茨維塔耶娃對話》這首長詩，開篇就說“我向你兜售一只繡花荷包”；接下來，他的詞語依然堅持人們鄙棄的“老調(diào)調(diào)”：“我天天夢見萬古愁。白云悠悠，瑪琳娜……”多么清新啊，在異鄉(xiāng)，有這種調(diào)式！我敢肯定，這是一種復(fù)調(diào)，在家山和異國之間，在新舊之間；新就是舊，舊就是新。

　　我和他同在異鄉(xiāng)，他在德國，我在法國，當(dāng)中隔著兩條河，一條是波德萊爾的塞納河，一條是荷爾德林的萊茵河。張棗喜歡波德萊爾的詩句“回憶的母親，情人中的情人”，而我偏愛荷爾德林那句“并非無用地虛構(gòu)了頌歌就為古者響起”。古者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尤其在思想貧乏的時代。當(dāng)我讀到張棗詩中那句“我們的睫毛，為何在異鄉(xiāng)跳躍？”我就明白了我們共同的困境，因為“母語之舟撇棄在汪洋的邊界”。這種處境，我不喜歡用“流亡”或“精神流亡”這個詞語來形容，但我知道詩人骨子里“精神貴族”這個東西是抹不掉的，不寫則罷，只要你用漢語寫作，不管云游何方，母語這個高貴的東西總是牽扯著你，不僅在筆尖處，而且在血管里，所以我時時有“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xiāng)”的感受。

　　當(dāng)身邊的一切都是學(xué)來的東西，不是你本己之有；沒有本己，沒有出自你血緣的家山之物，異鄉(xiāng)就是徹頭徹尾的異鄉(xiāng)。這種異鄉(xiāng)里潛藏一種危險，當(dāng)它變得漫長，長到你駕馭不住，那就是布羅茨基講的“流亡的平庸”了。我常常聽人說，文化換血可以造就一個偉大詩人，這個想法純粹是自欺欺人。我在異鄉(xiāng)有這樣的感受，仿佛是一種宿命，一個好的詩人，不管在何處，遠離故土，他必定總要回過身去抓那撇棄的“母語之舟”，不是“母語”這個被人掛在嘴上的輕浮概念，而是其中本質(zhì)的東西——家山之物。抓不住，就什么也別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