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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之光雖弱,卻不會熄滅——訪《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主編裴亞紅

http://marskidz.com 2016年02月01日08:38 來源:深圳商報 夏和順
  ◀楊爭光《公羊串門》手稿發(fā)表在《民治·新城市文學》雜志上。(資料圖片)  ◀楊爭光《公羊串門》手稿發(fā)表在《民治·新城市文學》雜志上。(資料圖片)
  ◀《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全四冊)裴亞紅 主編 花城出版社 2015年12月  ◀《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全四冊)裴亞紅 主編 花城出版社 2015年12月

  裴亞紅主編的《民治·新城市文學》在深圳眾多文學期刊中出類拔萃,備受矚目,近日出版的四卷本《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出版后,更是受到文學界和廣大熱心讀者的高度贊譽。近日,裴亞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她說這部精選集凝聚了她數(shù)十年的文學理想,代表著她和這本雜志對文學的守望與初心。

  發(fā)出時代文學的召喚

  2009年上半年,裴亞紅受命籌備一本純文學雜志,而雜志是由民治街道辦主辦的。她記得當時曾擬了三個名字:一是以雜志所在辦事處的古名為之《望天湖》,表明對于歷史的追尋和延續(xù),也與相鄰的大浪辦事處的文學雜志《羊臺山》看齊,當時民治與大浪都屬于寶安區(qū)管轄,這樣的命名便于展示文學成果;二是《新城市文學》;三就是現(xiàn)在的名字——《民治·新城市文學》。

  當她帶著這三個名字向當時辦事處李勇書記匯報時,李勇一錘定音:就叫《民治·新城市文學》。李勇在發(fā)刊詞里寫道:“民治,深圳中軸的核心,與繁華的城市中心區(qū)近在咫尺。轄區(qū)居民大部分是工作在特區(qū)內外的固定人群,深圳已經成了他們實際意義上的家園。而且,目前深圳客運北站等一批大型市政工程正在民治夜以繼日地建設,數(shù)以十萬計的人口還將入駐民治,我們甚至能聞聽到她拔節(jié)的聲音,感受她生長的力量和歡愉。從這個角度說,年輕的民治就是這座新城市的縮影。因此,我們有必要再來一次有意識的精神掃描,更加關注深圳這座城市的文化內涵,注重提升生活在這里的人對這座城市的認同度和歸宿感,挖掘和彰顯新城市的人文價值。我們企望通過文學這扇窗口,欣賞新城市不斷變幻的風景,探尋新城市人的心靈軌跡,宣揚新城市的文化主張,為構建深圳人的家園意識和人文精神盡綿薄之力!

  裴亞紅說,當初對這個刊物的命名,即包含了他們對于未來深圳文學的基本判斷和希望,刊物出版了,她又在每期的封底印上“新城市,新夢想,新文學”幾個大字,希望借此發(fā)出一種新的文學召喚,并接續(xù)曾經名震遐邇而正在沉寂下來的“打工文學”。

  同時,這本刊物也寄予了他們的文學理想。街道辦書記李勇在確定刊名之后對裴亞紅說:“要以高標準、高質量來辦這本刊物,對于關系稿要堅決頂住,你頂不住的,我替你頂!鳖I導的支持也給了她很大信心,她把這個要求當成了雜志的擋箭牌,幾年來,婉拒了許多稿件。裴亞紅說:“對此,我雖然一直心存抱歉,但我想以此刊物做個試驗,看看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守護住文學的理想和初心!

  新城市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裴亞紅認為,新城市文學有別于我們熟悉的鄉(xiāng)土文學,也有別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城市文學。2010年,《民治·新城市文學》創(chuàng)刊一周年之際,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會上,各方來賓圍繞“新城市文學”的提法和定位,它與現(xiàn)實的對應關系以及和深圳先后提出的“打工文學”“新都市文學”以及“移民文學”的關系和異同進行了專業(yè)研討。尹昌龍、胡洪俠、凌春杰等專家與作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為新城市文學定位與把脈。此后,該雜志將“新城市文學論壇”作為專欄固定下來,除每期刊發(fā)稿件外,還舉辦了多次“新城市文學論壇”線下研討。

  2013年8月7日,著名評論家孟繁華、著名作家鄧一光、南翔以及廣州、深圳的作家、評論家應邀蒞臨民治,以“新文明的崛起與城市文學:從深圳文學看城市文學新的特征”為題,再次對“新城市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挖掘和梳理。為了推動新城市文學的文本積累,同年該雜志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征文,將秋季號做成“新城市文學專輯”特大號。特大號刊物出后,受到廣大文學愛好者的熱烈歡迎,也吸引了眾多評論家的極大關注。該專輯所刊作品其后大都在國內一線文學刊物上發(fā)表,雜志并有多篇作品被專文評論,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而這部四卷本的文學精選集,完全可以視為在新城市文學理論指導下的文學實踐的結晶。

  裴亞紅說,這本刊物從創(chuàng)辦之初就懷抱著自己的文學理想。她也坦承,在大的時代背景之下,雜志也與文學經歷著共同的日漸落寞的命運,刊物發(fā)展中也遇到了許許多多難以想象的困難。特別是因為制定了較為嚴格的文學標準,所以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心力和毅力。

  有努力就會有回報,《民治·新城市文學》的舉動,得到了許多文學同道的關注和認同。裴亞紅說,她還記得與鄧一光老師的一次電話長談,他談到了文學的困境,但對這本刊物給予極高評價和期望。裴亞紅因此堅信,不管社會發(fā)展到什么地步,文學之光再微弱,也是不會熄滅的。她甚至認為,在這個物質至上的年代,文學的作用還遠遠沒有被發(fā)掘出來,文學之光最終會透過表面世界的膚淺進入人的內心,并成為人之為人的重要標識之一。

  七年間積累的文學財富

  2015年,在《民治·新城市文學》創(chuàng)刊7年之后,裴亞紅開始籌劃編輯《民治·新城市文學精選集》,她計劃從每個年度發(fā)表的作品里,精選優(yōu)秀作品結集出版,為這本刊物留一個長遠的紀念,同時也是為深圳文學的不斷前進和發(fā)展背書。這一計劃當然也有感恩與回報的意思,她說:“七年的時間,讓我們交下了許多的作家朋友,積累了豐厚的文學財富,更與眾多讀者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家的支持和推動、鼓勵讓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小路上堅持到了現(xiàn)在。”

  《民治·新城市文學》雖然是季刊,但它要面對深圳乃至全國各地的作者,有約稿,也有自然來稿,裴亞紅在日常編輯工作中,要閱讀數(shù)倍乃至數(shù)十倍于雜志內容的稿件。要選編精品集,面對曾經逐字逐句編輯過的文字,她的內心再次起了波瀾。因為雜志上每一行、每一段文字都是她念念不忘的,都是她愛過、在心里有過回響的。但精選集容量畢竟有限,因此選擇的過程對她也是不舍的過程。有許多非常好的作品,掂量、斟酌、商討再三,不得不放棄。為了彌補心中的不舍和遺憾,她只好把每一期雜志的目錄復制至精選集中,以便讓讀者看到曾經發(fā)表過的作品,也了解沒有辦法呈現(xiàn)的佳作。

  裴亞紅說,這本刊物出生在被人稱為“文化沙漠”的深圳,這其實也表明了深圳文化的一個態(tài)度:盡管沒有深厚的文化積累,但深圳有自己的獨特優(yōu)勢和胸懷。這個城市在文學上,正像它在其他方面一樣,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氣、開放、敏銳和活力令人敬服。正是這樣的一個大環(huán)境,深圳可能是擁有全國文學內刊最多的城市,社會各界對文學的需求及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深圳的文學活動多,文化人可能也最活躍,由此催生并保證了深圳文化的持續(xù)發(fā)展。

  《民治·新城市文學》在這樣一個大環(huán)境中誕生與成長,離不開各級各屆領導臺前幕后的大力支持,離不開作家朋友們的相知相助,更離不開無數(shù)讀者的加油鼓勁。因此,她要感謝所有支持這本刊物的人。

  裴亞紅說:“在‘新’的城市化的過程中,在人類正經歷的千古未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大變局中,人的命運、人的處境正面臨著嚴峻考驗。如何提取和呈現(xiàn),是擺在所有作家面前的大課題,也是一個個的文學刊物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愿這本刊物和精選集是一顆小石子,為文學的發(fā)展鋪路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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