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缽盂》：追求書寫的異質性

　　2016年1月，著名作家郭小東的長篇小說《銅缽盂》出版首發(fā)，這部作品通過一個潮汕村莊的歷史以及一種在潮汕發(fā)展過程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特件——僑批，來呈現(xiàn)近代潮汕的精神內涵。這是第一部以潮汕村莊命名的長篇小說，也是第一部以僑批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日前，著名評論家張定浩與郭小東就《銅缽盂》展開對談——

　　《銅缽盂》

　　只是一個開端

　　張定浩：您的新書《銅缽盂》三十多萬字，初稿是在四五個月內完成的。因為這本書涉及歷史和人物相當繁多，有關材料方面搜集準備了多久？

　　郭小東：應該說，我一直在心中積累并過濾著寫作中國小鄉(xiāng)村的素材和生存質感，一直在安靜地等待著寫作《銅缽盂》時機的到來。這個時機就是：僑批。它喚起了我對童年的萬千記憶，祖母的生活來源，終生都拜僑批所賜，這是泰國兄弟公司安順機構承外祖父馬燦漢遺愿的結果。

　　我以這一生的體驗，“搜集、準備”了這部《銅缽盂》，而康梁、國共兩黨所為，則來自于我的專業(yè)與學養(yǎng)，早已存在學問里，只需重溫，并不費力。于我而言，《銅缽盂》只是一個開端。

　　張定浩：這本書實際上有三個標題，《銅缽盂》是主標題，還有一個副標題“僑批局演義”，又有一個小標：瞽師·水客·革命黨。這三重標題的設置，是您寫作之初就確定的嗎？它們之間構成什么樣的關系？

　　郭小東：小說開筆時一片茫然。太多的東西，擁塞思路。從唐的郭子儀、宋的郭浩、馬援將軍、馬銀青大夫，無數(shù)的“皇宮厝”，主題卻只有一個：僑批。我首先要做的，是刪減記憶為追憶。中國鄉(xiāng)村，維系僑批，這是潮汕的秘密。而后來的現(xiàn)代革命，仰仗于這秘密，也在破壞這秘密。革命前仰仗依賴僑批的金錢，革命后的破壞表現(xiàn)在人文的崩塌。僑批本身“誠信”始終不倒的原因，就是僑批所由族群的品格，這種考慮很快化為思想的文學行為。我在“創(chuàng)作札記”中，寫下第一行字：“銅缽盂——作為中國鄉(xiāng)村亦是小說的文化符號；僑批史演義——作為小說主題也為符號的痕跡結構；瞽師·水客·革命黨——文化與文明的踐行者，是為結構中的文學痕跡。三者互為倚重，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為結構性穩(wěn)定性關系的三個支點。我要做的，是盡快地組合與拼接，很是后現(xiàn)代主義�！�

　　逼出小說互文性

　　的文學效果

　　張定浩：您是把這本書當作一部長篇小說來寫的，更具體來講，可能是家族小說。但我在閱讀的過程中會有明顯的感覺，就是它和一般的長篇小說很不一樣，它運用了相當多的平行敘事，時空穿插，倒敘，插敘，多條敘事線索并進，還有歷史紀實和散文的穿插，您為什么會選擇這種方式，因為這似乎在閱讀上給讀者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郭小東：太不一樣，或者說根本就不一樣，有點類似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但顯然不同，沒有可比性。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在追求主題的邊緣，書寫的異質性。主要小說理論，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碎片敘事”，我做過并給研究生講授“詩學研究”，頗有心得。小說的藝術，其實便是時間的藝術，博爾赫斯、芝諾、薩特、叔本華和榮格，都是從時間分析啟應其哲學認知的�！皶r間是永恒的回響”，“時間有三個：三個都是現(xiàn)在，現(xiàn)在的過去，現(xiàn)在的現(xiàn)在，現(xiàn)在的未來”，這亦是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的題中之義。包括世界觀和價值觀，都體現(xiàn)在對時間的價值和意義判斷上。很多人拘泥于認定魯迅是現(xiàn)實主義作家，殊不知他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又是一個現(xiàn)代主義作家，他的全部小說，除《一件小事》外，全都是意識流小說。其中誤判誤讀愚昧了幾代學人，這也是認為《銅缽盂》有閱讀障礙的原因�，F(xiàn)在很多青年，有后現(xiàn)代的莫名作態(tài)，卻根本不知后現(xiàn)代精神為何物。《銅缽盂》是有讀者要求的。普魯斯特、卡夫卡，在他們的時代，也不為人所樂道。所幸的是，中國13億人，有幾萬讀者足矣，《銅缽盂》首印三萬，亞馬遜曾一度賣斷。

　　張定浩：我在閱讀這部小說時，很大的一個困惑在于，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有頭無尾，并且被分散切割在各處，支離破碎，讀者有時候剛剛進入情節(jié)，又旋即被一些層出不窮的新人物給沖散了，又被帶入新的情節(jié)，旋即又被沖散。我有一種感覺，仿佛您似乎不太期望去講一個完整的虛構故事，而是致力于為那個時代構建一個個敘事性的注腳？

　　郭小東：說得很對，敘事性注腳。這個世界已無秘密，亦無距離，連書信也屬多余，人被驅趕到精神的荒野。虛構故事很作，非虛構又太殘酷絕望�，F(xiàn)實主義細節(jié)透明而又真實，后現(xiàn)代主義的反諷與象征、對話及隱喻使兩極融化而致小說敘事重新語境化，使事件破碎與敘事斷片，因此具有整體性的精神內涵，形成多重視覺多種可能性。事件與人物的不確定性逼出了小說文本間性也即互文性的文學效果。《銅缽盂》出于小說家族史、文化史、革命史的符號考慮，我更重視的是事件、情節(jié)、人物之“事前”或“事后”的敘事，而有意簡化或擯棄“事中”的描述。你概括得非常準確，這部作品意在成為革命后“敘事性注腳”。 《銅缽盂》描述史上一些宏大事件，諸多重要人物，每一事件、人物，單獨都可敷演為多卷本長篇小說。我立意在大形勢大場面描寫上的波瀾壯闊，又絕不放棄某一小情景的精雕細刻，如“煙橋會”。

　　不同于

　　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規(guī)約

　　張定浩：“僑批”，這種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將海內外華人緊密相連，其中正如您書中所言，定有無數(shù)精彩故事。但這些僑批故事，在您小說中，是散落在各處，未有通過虛構連貫如您副標題所說的“演義”，而是保留某種非虛構的材料實感，請問這也是您有意為之的嗎？

　　郭小東：演義的本意，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增添一些細節(jié)虛構，用章回體寫成的小說。我副標題所說的“演義”，僅僅以其形意，賦其神采，不是嚴格意義的本體“演義”。這部小說是以“僑批”為主題，但并不以它為“本事”。相反，它成為了歷史事件的“事本”。對之的演義，在小說中有更深廣的意思。

　　演義在形式上的傳統(tǒng)限定在退化，而在內容上的民間演繹卻有力地提升了僑批“事本”的民間方式和精神特質。僑批的精彩故事，那些深入至家庭、婦女和孩子內心的民間流傳，始終沒有正式進入官方視野或正史的記錄。它始終在傳說在流放之中生存，甚至與流傳久遠的民間性質的《潮汕歌冊》也只是擦邊而過。這種歷史的民間記憶，甚少以“追憶”的文本樣式留存。許多人包括學者都對之茫然無知。可是，這種人文作為歷史的材料系統(tǒng)和生活方式、經濟方式，已存在幾百年，并決定幾億人的生存，是現(xiàn)代城市的最早基石。僑批可供往溯勾連的東西太多。在《銅缽盂》中，僑批不僅僅是一種歷史連貫的事實，也不是一個需要虛構連貫的事件，它是作為一種非虛構、無意識的集體材料，像獨特的空氣、陽光和水一樣，文學的自然更是文化的，人文化成為一種族群，國家、制度以及民間策論，散播于整個民生系統(tǒng)之中。它自然也就以散漫的方式，游蕩洋溢于所有故事、人物及性格和所有的生活方面。我在寫作之時，就完全沒有將之作為形而下的“本事”，我始終在尋找并感覺它在歷史長河中以及在生命狀態(tài)中的脈搏。所有的小說故事，其時間、速度和來源、動力，都寄托在、扎根在僑批身上。它就是潮汕人、潮汕人文精神的化身，剔除了這一點，潮汕人就失去了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格、膽氣和作為現(xiàn)代人的精神表率。找到了“僑批”，就找到了多少世紀以來，人們苦苦尋找的潮汕人的精神，找到了潮汕人何以如此的密碼。這個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族群，終于在僑批上理性地發(fā)現(xiàn)了自己。

　　張定浩：在敘事時間上，后半段似乎進展得特別快，馬燦漢前腳還在幫助反清志士脫逃，后腳已到淮海戰(zhàn)役之后。丁未黃岡起義，30年代上海灘潮商，50年代潮汕解放，隨即而來的潮汕土改，感覺小說越往后，越有急管繁弦的加速度之感，不知道您在寫作時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感覺？

　　郭小東：這部小說，在許多方面，都有高蹈常規(guī)之處。這也是我追逐寫作異質性的考慮。同質性寫作已使讀者神經麻木。小說敘事的危機，是文學無論如何都追不上生活的節(jié)奏和思維的異動。我想這亦是作家讓平庸的、缺少思想的生活綁架的后果。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重在“事前”、“事后”，而忽略“事中”。也即亞里士多德《詩藝》中說的“中詞”。突出僑批在“事前”與“事后”的作用與影響。信義與金錢，其最大的影響力在于事前的約定與啟動，或作用于事后的彌補與完善。至于“事中”，已然木已成舟，題中之義，無須細敘。這與現(xiàn)實主義小說規(guī)約不同，它們強調“全程”的細微末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