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院·“外省”·批評家

　　2005年的北國初春，花草樹木還在微寒料峭中抽芽吐綠，坐落在北京八里莊南里的魯迅文學院卻是暖意融融。魯院素有“作家搖籃”的美譽，前世今生，代代相襲。但是這次別出心裁，“破天荒”地以“外省批評家”為主要招收對象，這批學員確有特點：年齡懸殊(五十好幾和二十郎當兼有)，“成分”復雜(博士、教授和資深評論家云集)，性好“抬杠”(職業(yè)使然)。只是既為同窗，許多事情便可忽略不計。一時間，樓間院內多了許多朝圣、求道的滄桑面孔，更有臉紅耳赤、各執(zhí)一端的激辯場面時而發(fā)生，也算是“魯五”的一景。

　　“魯五”學期僅僅兩個月，算是歷年最短的，卻足以使我們完成了一次洗禮和蛻變。隨著時間飛逝，惡補接近尾聲，有些爭俏愛美的男生、女生，迫不及待地換上帥氣的短袖T恤和絢爛的連衣裙，競相搖曳出一片繽紛恣肆的夏日風情。分手前夕，大家略顯神思恍惚，一次次徘徊在那個剛剛熟悉的深深庭院。米蘭·昆德拉有句話，“相聚是為了開始”，很像是說給我們這類“天涯過客”。此后天各一方，仍魂系魯院，仿佛彼此并沒有分開，面對新世紀文學風云變幻，大家從未缺席和失語，一直堅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所謂“外省批評家”，是遼寧的高海濤在一次研討會上提出的。在他看來，這個概念涉及到批評家內在自由的問題，陳寅恪說“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實應該說“最是批評不自由”。這里包括批評的人際環(huán)境的不自由、批評的權力結構的不自由、批評的生產方式的不自由等等。而“外省批評家”的境遇更差，他們身處邊緣，雖倍加勤奮也難以出頭，他們缺少話語載體，還要被動地接受“文化中心”權威話語的影響，這種境遇，其實是整個中國批評界在西方權威話語中具有諷喻性的縮影。此說立即引起班內熱議，其情其景，恍如昨日。

　　“外省”的說法，或許是來自巴爾扎克小說的啟發(fā)，不過，“外省批評家”的稱謂在這里也只是一種借喻，身處邊緣的文學批評未必就那么落后。山西的王春林曾撰文談到過牛學智的批評現狀，認為“因為置身邊緣，所以牛學智才可以免除諸多文壇人際關系的纏繞與影響，從自己真實的閱讀感受出發(fā)，發(fā)表自己對于文壇獨到的見解與看法；因為置身邊緣，所以牛學智才可以免除文壇時尚風向的遮蔽與左右，冷眼旁觀，客觀思考”，既是惺惺相惜，也是夫子自道。

　　記得剛剛告別“魯五”，云南的冉隆中就在《文學自由談》發(fā)表了長文《魯院聽課記》，上演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彩一幕。冉隆中是第一位將照片登在《文學自由談》封面的“魯五”同窗，此后還有河北的金赫楠、山西的段崇軒、吉林的任林舉、山東的趙月斌、寧夏的牛學智、新疆的何英、福建的石華鵬諸位相繼亮“相”。同一時期，冉隆中、牛學智、李東華、譚旭東、楊光祖等還被《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專欄特別推出，這應該是對“魯五”批評家陣容的一次檢閱。印象深刻的還有吉林的王雙龍，這位大胡子同窗曾用“梅疾愚”的筆名發(fā)表批評隨筆，其中不點名地批評了某女博士，遭到對方相當強勁的反擊，也由此“逼”出《王雙龍看梅疾愚》這篇妙文，王雙龍稱“梅疾愚”的筆名是他從自己精神深處抽出的一根肋骨，他表示自己“像一個波希米亞人一樣浪跡文壇……他‘罵’別人，也隨時準備心平氣和地接受‘被罵’，他相信真理是一個籃球，只有在相互爭搶和傳遞中才能最后投籃命中”。語多調侃，道出的卻是很嚴肅的批評觀。

　　而今，許多同窗的學術批評事業(yè)正漸入佳境。葛紅兵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和創(chuàng)意寫作研究”，劉川鄂的“自由主義文學觀”，冉隆中的“底層文學真相”探究，王春林的“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段崇軒的年度短篇小說綜述，李東華、譚旭東的兒童文學研究，王暉的報告文學追蹤，劉海燕的藝術女性寫作心理研究，牛學智對當代批評家的個案梳理，何弘的網絡寫作研究，張鷹的軍旅文學研究，周玉寧的有關哲學、文化和人性思考，以及黃偉林、趙月斌、張浩文、宋家宏、楊宏海、梁鳳蓮、孔海蓉、任林舉、秦朝輝等地域文學研究，皆在各自領域有所建樹。而劉海燕的《理智之年的敘事》、牛學智的《世紀之交的文學思考》、趙月斌的《迎向詩意的逆光》等評論集，分別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2006年、2008年、2010年卷。

　　在我們這樣一個禮教悠久而傳統(tǒng)深厚的人情大國，文學批評家保持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守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情懷，又談何容易。真正的文學最忌諱的是種種“姿態(tài)性批評”，那是應景的、人情的、盡義務的、潛規(guī)則的、形式大于意義的、隨波逐流的，甚至是非文學的江湖游戲�！棒斘濉迸�評家多身處“外省”，卻拒絕在合唱隊中濫竽充數，他們長袖善舞，仗劍出擊，觀點鮮明，態(tài)度堅定，以捍衛(wèi)批評家的尊嚴和聲譽。甘肅的楊光祖屬于“較真兒”一款，天津俗語叫“杠頭”。韓石山曾為楊光祖的書寫序，贊其“平實之中每每閃動著劍戟的寒光”，然而當楊光祖讀罷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立即撰寫質疑文章《貶魯崇胡為哪般？》，口氣相當不客氣。來自新疆的何英嬌小、青澀，卻筆意妖嬈、眼光犀利、善于雄辯，在《“70后”的身份焦慮》一文談到：“在文學領域，人們如此看重這種標志‘年輕’的分期于文學本身有多關系？文學畢竟還是一個靠作品說話的領域”。河北的金赫楠寫的《直諫李建軍》，文章一發(fā)表，遭到師兄楊光祖著文痛加“駁議”，亦成佳話。虎頭虎腦的石華鵬是班里最小的“男生”，卻善于追問，充滿朝氣蓬勃的現場感，最近又將《文學報·新批評》“優(yōu)秀評論新人獎”收入囊中，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據我觀察，當人們置身其間的不再是封閉社會，而是一個全球化、互聯網資訊開放的時代，“外省”與“中心”的距離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遙遠。文學現象是共同的，理論資源是共享的，批評平臺是公共的，關鍵在于批評家如何獲得批評話語的“內在自由”。以我供職的《文學自由談》為例，“外省批評家”非但不是弱勢，反而是撰稿的主力軍，其比例之高遠超過京城名家。我相信其他同類刊物的情況大致如此。至此，我想用我在《何英：穿越邊地 抵達中心》中的一段話做結束：“‘外省’與中心城市、沿海地區(qū)之間的文化場域，并不像其經濟發(fā)展那樣差異明顯，批評家擁有同樣的全球視野和現代信息，完全有可能通過獨立思考與理論高端對接，保持一種同步狀態(tài)。事實也正是如此，何英的批評聲音如今已經穿越茫茫大漠，抵達‘文化中心’的深處，并正在步入時代的學術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