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隔窗窺新月(劉心武)

　　我14歲那年，在一個綠皮本上寫詩，第一首叫《綠色交響樂》，被母親偶然發(fā)現(xiàn)，她說：“倒有些‘新月派’的味道，不過現(xiàn)在是新時代，你不要學那種舊格調！”我駁她：“我看過魯迅文章，知道‘新月派’不好，我怎么會去學？何況我到哪里去看‘新月派’的詩？我一首也沒有見過��！”母親也就算了。那一年我訂了《文藝報》，那時的《文藝報》四開左側有騎馬釘，是雜志，但封面報頭下就刊發(fā)文章，又很像報紙，記得有期封面的文章標題赫然是《繁瑣的公式能指導創(chuàng)作嗎？——與周揚同志商榷》，署名唐摯，父親瞄過幾眼后，說：“能跟周揚同志商榷？看來真的是推行‘百家爭鳴’了！”那時《文藝報》為周刊，有一期發(fā)表了一個座談會報導，與會者里有個陳夢家，當時已經(jīng)搞文物研究，但作為三十幾年前的“新月派”詩人，又被請出來重返詩壇，他在發(fā)言里自稱：“我是出土文物�！钡�似乎也還沒有馬上出版他的詩集。我問父母當年是否讀過他的詩，母親說記得一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父親說連這句也不記得，但見過照片，是個美男子。我那時就想獲悉陳夢家除“一朵野花”以外的其他詩句。

　　那一年又開始了普選。母親參加街道工作，為此忙碌。我未成年，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當然置身事外。如今從“人民網(wǎng)”上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欄目查到：1953年的4月2日，中央選舉委員會發(fā)出《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和《關于選民資格若干問題的解答》，拉開了新中國第一次人民代表選舉的序幕。這兩個文件是根據(jù)前不久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要求發(fā)出的。這個選舉法是新中國的第一部選舉法。根據(jù)這個選舉法，中央人民政府選舉委員會作出決議，在年內(nèi)召開由人民普選產(chǎn)生的鄉(xiāng)、縣、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指出，在基層選舉中，必須充分發(fā)揚民主，讓每一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全國基層選舉工作，從四月開始全面鋪開，近六億人參加選舉，選出基層人民代表為五百五十多萬。1956年下半年，我國舉行了第二次基層普選。此次印發(fā)的選民證由豎排改為橫排。紙張由灰色改為粉紅色(這一顏色的紙張一直沿用至今)。印章也由方形改為現(xiàn)在通用的圓形，字體二列橫排。1956年1月18日，國務院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簡化字方案，所以該證書“選民證”的“選”字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二字和“會”字均已采用了簡化字。

　　記得那年夏天，我們錢糧胡同的部分選民，在我們住的那個院子里發(fā)放選民證，我在家里隔著有花式隔柵的玻璃窗，能望見那邊馬纓花樹下的景象。母親自然是張羅者之一。她在回屋取東西的時候，笑著對我說：“幺幺，隔壁的陳夢家先生在幫忙核對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嗎？”我就趕緊隔窗窺望，于是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進入我的視野，他雖然穿的也是藍布的干部服，但是濃黑的頭發(fā)梳理得一絲不茍，衣褲和皮鞋一塵不染，一臉藹然的微笑，在那里與一些人交談。

　　三十二年以后，我和唐摯成為了鄰居。唐摯是筆名，真名唐達成。再兩年以后，我們都賦閑，有時我就去他家閑聊。不知怎么就聊到陳夢家。達成說夢家不僅詩好，還是古文字專家，家里收集的明式家具，價值連城，美輪美奐。我補充說：“還是個美男子。”達成淡淡地問：“你見過？”我告訴他：“那時我家住錢糧胡同35號，是海關總署宿舍，很大的院子，隔壁34號縮進一塊，是個小四合院，那就是陳夢家私宅�！边_成想了想，搖頭：“不對吧。北京的門牌，都是路這邊單號，那邊雙號，34號怎么能跟35號挨著？”偏那時候我正研究北京的胡同，就告訴他，原來北京街道胡同的門牌編號都是從一邊編起，順序往前到頭拐到另一邊，直到七十年代才改成一邊單號一邊雙號的。達成感嘆：“多少事，經(jīng)歷多少變遷，越往后越難弄明白了！”我就把當年曾隔窗窺望陳夢家的故事講給他聽。達成嘆道：“我那時候糟糕，畢竟是寫了大塊文章跟周揚叫板。陳夢家只不過是有一次發(fā)言，建議文字改革應當慎重。他是研究古文字的，他的意見可供參考啊�！蔽夷菚r也曾從后來的《文藝報》上見到陳夢家糟糕的報導，但不清楚他究竟說錯了什么。達成那么一揭秘，倒令我倏地憶起母親講到的情況。母親說，她去34號院請陳夢家?guī)椭�街道核對選民證，陳很高興，說應該出力，可是就在我們院那棵馬纓花樹下，有位七十一歲的選民，不接他那張選民證，他說自己一直姓“葉”，現(xiàn)在憑什么給他改成了姓“葉”？如果接過那張證，他怎么對得起列祖列宗？竟聲淚俱下。那一年剛剛公布推廣簡化字方案，有的字，確實簡化得好，比如把“體”簡化為“體”，“人之本為體”嘛，“幤”簡化為“幣”，也很容易接受，但“樹葉”簡化為“樹葉”還好，把人家姓氏“葉”簡化為“葉”，一時難以接受，也應該理解。母親當時只把這件事當成一個好笑的插曲道出。她還講到，陳夢家就建議在選民張榜時，遇到每位姓名中有被簡化的字時，后面加一括弧將原來寫法列出，不過他的這一建議未被采納。那么，當年陳夢家之所以在鳴放中發(fā)表“文字改革應當慎重”，是否也與他那天在我們院子馬纓花樹下的遭遇有關呢？

　　我44歲那年，在一個中外文學交流活動上，見到趙蘿蕤女士。我知道她是陳夢家的遺孀。但那時候也還沒有《夢家詩集》出版(在我64歲的時候中華書局才出)，我也仍然只是知道夢家有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的詩，但我知道趙蘿蕤女士恰是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艾略特長詩《荒原》的中譯者，兩個“荒原”令我有宿命的惆悵。我那時候也知道趙女士住到美術館后街她父親趙紫宸家去了。那次我和趙女士鄰座，她知道我，我也知道她，但是她沒有問及我的寫作與編務，我心里有陳夢家，有《荒原》，有錢糧胡同，但我們彼此沒有以上內(nèi)容的交談。我們談及西洋古典音樂，那時候CD盤在中國還遠沒有普及，我們家里都只有收聽大唱盤和盒帶的音響，我們各自道出最近最心愛的盒帶，她聽說我有法國作曲家、管風琴演奏家弗蘭克的盒帶，眉毛上挑，非常驚異：“你哪里得來的？從巴黎買回的？”我就告訴她，是在金魚胡同東口對過(現(xiàn)已拆辟為金寶街)的一家國營商店買到的，那一家專賣進口的大唱盤和盒帶，時�？梢杂龅胶芴貏e的品種，比如弗蘭克的這盤管風琴曲，他們只進口兩盒，我買時僅剩一盒，說到這里，她笑道：“那盒該是我買�。〔恢�究竟誰給買走了！”我就表示將我那盒贈與她(我知她父親是神學家，弗蘭克的管風琴曲多為圣樂)，她說：“哪能呀，咱倆互通有無吧！都允許對方翻錄，完了物歸原主，好嗎？”一言為定后，我首先將弗蘭克的盒帶換來她的好版本的德沃夏克《致新大陸》，后來我們又有所交換。但這種美好的交往未能持續(xù)。我56歲時從網(wǎng)上看到趙女士去天堂與夢家會合的消息。下一年，達成兄去世。再一年，趙家那極具文物價值的四合院被強拆�！叭松⒑螅�一鉤新月天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