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文藝報》的包容(沈大力)

　　《文藝報》創(chuàng)刊65周年了。我從它還是以雜志形式發(fā)行時見證其步履，感覺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主辦的這份刊物始終是在詩曰“舊邦維新”的路途上迤邐前行的。

　　一般，感受總在比較中愈加深切。我曾在法國歷史悠久、聲名顯赫的《兩世界雜志》擔任編委10載之久，切實體驗了那種在審稿上惟法蘭西意志的偏執(zhí)氛圍。至于巴黎的主流媒體，表面上擺出言論自由的陣勢，日夜鼓噪不休，實則由“惟一思想”(la pensée unique)所支配，形成地地道道的一言堂，往往為一幫不可一世的原教旨“人權主義分子”所主宰。一位態(tài)度客觀的法國記者坦率地對我說，一篇正面報道中國現狀的文章在巴黎是很難發(fā)表面世的。

　　倒是那幫一度在《費加羅報》稱霸的“睿哲”讓-弗朗索瓦·赫維爾之輩，揮筆舞弄大棒，吆喝行使“人道干預權利”，恣肆指責中國“扼殺言論自由”。平心而論，他們無非是蓄意歪曲中國改革開放、努力廣開言路的現實�！拔母铩苯Y束幾十年來，我接觸國內一些媒體，像《人民日報》國際副刊、《光明日報》的“歷史研究”和“國際文化”，尤其是《文藝報》，實感在鼓勵學術爭鳴，盡力讓讀者“知己知彼”，對不同見解，乃至所謂“異端”的寬容程度上，超出了共和箴言“自由、平等、友愛”發(fā)源的泰西“六角國”。

　　追溯疇昔，上世紀80年代初，我考證“巴黎公社墻”的真?zhèn)�，被指斥為“破壞巴黎公社形象”，“應予以嚴懲”，但《光明日報》頂風公開發(fā)表了我草擬的《巴黎公社墻考辨》，得到《人民日報》載文認可，從而糾正了國際工人運動文獻中一大謬誤。與之同時，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陳颙導演有勇氣將法國作家羅布萊斯的名劇《蒙賽拉》兩度搬上北京舞臺。作為該劇本的譯者，我完全意識到“青藝”此舉所冒的風險�！睹少惱�》一劇在波哥大演出時，幕布一落，導演和演員，連同劇本的西班牙文譯者薩瑪拉一起，都被當年哥倫比亞的獨裁者戈塞斯下令逮捕入獄。劇本《蒙賽拉》所表達的意識形態(tài)，直接沖擊我國當時禁止“潛意識”和“非理性”、反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文藝創(chuàng)作政策。就連一些對外國戲劇態(tài)度較為豁達的文化名流，都因陳颙接著委托王曉鷹執(zhí)導董純所譯法國當代劇作家克洛德·普蘭的《浴血美人》，而指責一位有著崇高志向的女藝術家“要將‘青藝’引向何處！”

　　然而，我在巴黎獲悉，《文藝報》刊載了周而復的《光明與黑暗的搏斗》一文。作者強調：“《蒙賽拉》既有它深刻的歷史意義，也有它偉大的現實意義。作者新穎的藝術構思，人物性格各有鮮明的特性……我不認為天下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反對描寫英雄人物某些不足之處。”顯然，《文藝報》在這方面并沒有跟一些死抱教條的論調“保持一致”，繼而還發(fā)表了我稱贊“青藝”公演《浴血美人》的劇評《魔道孰高？》。

　　1989年，巴黎舉行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應邀在會上發(fā)表演講，提出“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 的定性標簽是一種謬誤流傳，掩蓋了廣大茅廬“草民”揭竿而起，成為向封建古堡宣戰(zhàn)的主力軍，掀起最早“人民主權”運動的歷史事實。我的分析得到了英國歷史學家戴衛(wèi)和在場的俄羅斯等國家多位學者的共鳴。演講全文由大會錄成盒帶向聽眾散發(fā)，一時在追念法國大革命的思潮里引起廣泛興趣�；貒�后，我出席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法國大革命紀念會。在傳統(tǒng)史學觀主導、人云亦云的場合，我的新概念即使不被視為“邪說”，至少也和者甚寡。恰在此時，《文藝報》采編部負責人賀紹俊聞訊親到我在北京永安里的蝸居登門專訪，聽取我的研究過程，贊同沖破歷來教條歷史觀的樊籬，打破習慣將推動社會變革的“桂冠”無端奉獻給“資產者”的一統(tǒng)局面。采訪后，他寫稿在《文藝報》顯著版面扼要介紹了一個中國作家渴望在改革開放的環(huán)境下重新來認識一些國內外重大歷史事件的求索，支持我關于法國大革命性質的不同觀點。

　　泥鰍翻不起大浪，此事沒有后續(xù)，只讓我個人覺得《文藝報》是廣大作家的刊物，一個能夠鼓勵有志者獨立思考的園地。另一回，《文藝報》編輯部召集座談會，時值《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一書在國內遭禁。我在會上為“查特萊夫人”鳴不平，批評查禁者此舉不當。此前，大致1981年末，我在巴黎看了英國依據原小說拍攝的同名影片，隨即去市中心利沃里林蔭大道一家大英文書店買到了D.H。勞倫斯先后寫出的小說的三種不同版本。我還找來馬爾羅作序的法譯本進行一番比較，發(fā)現勞倫斯1928年發(fā)表的作品最初版本里，守林人帕金原是英國共產黨一個倫敦支部的支部書記，而女主人康妮背著貴族丈夫與之偷情，最終竟然離開富裕家庭，投奔淪為“煤黑子”的落難者。勞倫斯突出工業(yè)貴族紳士查特萊的“性無能”，影射英國等級制度的沒落，故而作品遭到衛(wèi)道士的焚毀，本人被迫去國流亡，病死異域。我談及勞倫斯的文藝觀，將他與《思想錄》的作者帕斯卡爾相比。須知，帕斯卡爾指出，在貧困中惟一能給我們慰藉的是娛樂。然而，娛樂卻成了我們最大的貧困。勞倫斯正是跟赫胥黎一道，反對將文藝化歸為純粹的“娛樂”。他強調，沒有精神支柱的娛樂，無異于一種“奢侈的消遣”。我國現代一些社會風俗受美國大眾文化浸染，多少應驗了勞倫斯的“讖語”，卻沒引起文藝界的足夠關注，反而將他蘊涵深刻社會意義的作品《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當成了“掃黃”的對象，實實讓人難以理解。不過，在《文藝報》的鳴冤叫屈，似乎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是，那天主持座談會的《文藝報》副主編陳丹晨并不覺得這是“大逆不道”，當即發(fā)言表態(tài)，肯定我的見解，認為這確是個需要嚴肅考慮研究的問題。

　　1997年6月，我應邀以“中國作家代表”身份出席國際奧委會的“洛桑體育與文化論壇”，直接用法語發(fā)表題為《奧林匹克主義——文化的靈泉》的演講。在贊同顧拜旦“文化奧運”理念的同時，我提出奧運箴言“更快、更高、更強”被一些人誤讀，造成濫用興奮劑，單純?yōu)閵Z金牌拼命，且導致現代奧運嚴重商業(yè)化的弊病。我向在座各國奧委會委員申明，所謂“更高”，并非要無止境地跳得更高，那是違背老子古訓“反者道之動”的�！拔幕瘖W運”所追求的“更高”應該是尋求“更高的精神境界”，避免足球場上的暴力現象�；蛟S國內有人會責備我不該在國際奧委會的莊嚴“圣殿”上那般直言不諱，“太歲頭上動土”，可能闖下大禍。然而，又是《文藝報》在頭版詳細報道了與會中國作家敢于在一個重要國際論壇上用中華民族儒釋道哲理審視西方血統(tǒng)的奧林匹克主義，贏得國際奧委會文化委員會全體委員起立鼓掌致意的熱烈場面。

　　記得，當年是周揚提議讓我于上世紀80年代初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并囑咐詩人光未然出面聯系，具體辦理入會手續(xù)的。由此，我配合朱子奇和鄧友梅，不時參與作協(xié)的對外文學交流活動和“彩虹文學翻譯獎”的評選工作，并經常為《文藝報》的“世界文壇”供稿。周揚逝世后，我應邀為悼念他的文集寫了一篇回憶錄《兩代人的交往》。毋庸諱言，我十分同情周揚因為“異化論”無端受壓制的不幸遭際，在追思他的文章中無禁忌地直抒胸臆。沒曾想，在《周揚紀念集》諸多老作家的感懷悼文中，《文藝報》用相當大的篇幅選刊了我一個晚輩的文章。抑或，這正是我個人感受的一家國內文藝報刊難能可貴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