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的文化底色(謝有順)

　　有人說，從秦漢時期開始，從中國出口到外國的東西，無非是絲綢、瓷器、茶葉之類——都是物質。其實，那時的物質輸出是伴隨著文化觀念一同登陸海外的。從客觀上說，每一種物質產品都承載著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是把物質產品的輸出與文化信念的輸出割裂開來，使外人誤認為中國只生產物質，不生產精神產品，只會手工制作，不會精神思考，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反諷。

　　不可否認，任何新興的城市都面臨著文化積累不夠的問題。上世紀20年代，香港曾被稱為“文化沙漠”；到了八十年代，深圳被稱為“文化沙漠”；這些年，又輪到東莞了。新興城市要擺脫“文化沙漠”的困境，必須要有意識地挖掘自身的文化內涵，聚合和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力量。

　　新近出版的《影響中國的東莞人》，就很好地糾正人們對東莞的種種偏見。這本書全面梳理了明清以來對中國的發(fā)展有過重要貢獻的32位東莞人，多數都是像何真、袁崇煥、蔣光鼐、容庚、張蔭麟、何鏡堂這樣聲名卓著之人。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張蔭麟和容庚。張蔭麟是英年早逝的歷史學家，陳寅恪稱他為“清華近年品學俱佳者之第一人”“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他的專著《中國史綱》我很早就讀過，文筆之簡潔，見地之透徹，一直深為嘆服�？上н@樣的史學奇才，因為患了腎炎，缺醫(yī)少藥，只活了37歲。張蔭麟在彌留之際，還與病床前的多位學生逐一握別，誦《莊子·秋水篇》，徐徐氣絕�！�—“徐徐氣絕”四字，讀起來真是驚心動魄，一代大家的精神、意志，躍然紙上。該書所述容庚先生的風骨，也讓我久久難忘。

　　容庚先生是我們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前輩，是古文字、考古和書畫大家，“文革”時也受到沖擊。在一次批斗容庚的大會上，主持批斗者說容庚把一件貴重的商代青銅器賣給了美國人，這可是盜賣文物的死罪呀。但無論批斗者怎樣威逼叫囂，容庚的回答都只有兩個字：“沒有。”后來有一個容庚的老朋友站出來作證，說他親眼見到他把文物賣給了美國人，全場嘩然，主持批斗者再逼問容庚有沒有這事，容庚想了想，老實作答：“有�！辈贿^，他隨后加了兩句話：“這個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賣給了美國人�！毕旅娴娜艘宦�，哄堂大笑，批斗會也就草草收場了。容庚的耿直和智慧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兩位都是讀書人，但一生守望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生死抉擇時刻，依舊充滿著一種倔強、孤傲的精神，就像后人形容袁崇煥身上有一種硬直、不畏死的品格一樣。這些，其實都是東莞人固有的精神底色。就這點而言，東莞精神、東莞文化堪稱是嶺南文化的杰出代表。盡管嶺南文化何時真正形成已難查考，但其歷史發(fā)展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明清之際，嶺南三系文化彼此融會貫通，在政治、經濟、哲學和藝術上廣泛吸收中原文化的積極要素，又立足于開放務實的海洋文明，自成一格，形成了更具包容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地方文化內涵。這使其與更寬泛意義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嶺南文化長期處于整合過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達到高峰階段。尤其進入近代以后，嶺南文化更是成為中國政治和文化革命的發(fā)動機。從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運動到康梁發(fā)起戊戌變法，從孫中山鼓吹民主革命到歷史性地建立中國第一個民主政府，嶺南文化都是中國近代革命和戰(zhàn)斗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這令我想起梁啟超曾從人才地理的角度，提出了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個時期說，并斷言清中葉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為中心，出現了大量實業(yè)人物、革命人物，影響了中國的走向。更有人說，珠江文化其實是一種革命文化。這在東莞文化中也表現突出。歷史學家顧頡剛曾說，他來廣東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是，廣東人所特有的精神，卻是黃河、長江流域之人所沒有的。而陳寅恪先生則對廣東學人有高度評價：“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論黃河流域矣�！比欢�，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如此重要的一個地方，卻一直未被國人所充分認識，甚至還被一些人視為文化薄弱之地，這未嘗不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今天的東莞，從文化構成上看，傳統(tǒng)農耕文明、現代工業(yè)文明和當下的信息文明相互交織，相互融合，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從現代回望傳統(tǒng)，正在快速經歷文化生長的陣痛。但東莞的文化是多元、包容的，它不僅體現了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也展現了嶺南文化內部的重整和磨合。廣府文化、客家文化、移民文化以及西方舶來文化，在此糾纏激蕩，形成了東莞獨具特色的經濟格局和文化景觀。這個地方、這種文化，值得珍視。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