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巨變中的文學命運——在法蘭克福大學文學院的討論(張江 等)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高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海因茨·德呂格(Heinz Drügh)(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學系主任、教授)

　　卡羅拉·希爾姆斯(Carola Hilmes)(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學系教授)

　　蘇珊·克努法特—海因(Susanne Knufat-Hein)(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學系教授)

　　核心閱讀

　　阿多諾以批判文化工業(yè)著稱，而現在文化工業(yè)非常繁榮，勢頭不可阻擋，對此我們至少應該采取一種“辯證的態(tài)度”，即要以一種發(fā)展和變化的眼光來看

　　流行美學很重要，原因在于流行文化已經成為現實，需要研究。法蘭克福學派對流行文化可能是過分悲觀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怎樣從流行文化里面發(fā)掘一些積極因素

　　文學本身就有教育和引導的功能，特別是對兒童、青少年的基礎教育來說，要將民族的優(yōu)秀精神，將世世代代的民族追求，將普通民眾的理想、夢想融入到文學中，教育下一代

　　沒有傳統(tǒng)，就面臨失去自我的危險。因而首先要了解傳統(tǒng)，堅持傳統(tǒng)，閱讀傳統(tǒng)，討論傳統(tǒng)；然后要去應對傳統(tǒng)身處的這個時代，以一種辯證的方式看待傳統(tǒng)

　　前段時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代表團訪問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期間，代表團成員張江、陸建德、高建平同法蘭克福大學學者舉行座談，一同探論文學在當今時代的命運和作用。

　　文學的當代遭遇

　　張江：我先提一個問題供討論。我們困惑的是，在中國，物質生活比較艱苦的時候，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很大，讀文學的人很多。最近一些年，中國經濟強大起來，普通民眾的生活好起來，可是了解文學、喜歡文學、閱讀文學的人卻越來越少。尤其是經典和高雅文學，除了專家圈子里有人讀一讀以外，普通民眾很少涉及。過去，中國人不僅讀中國的純文學，對德國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也都很熟悉�，F在，這種局面徹底改變了。我們不禁要問，文學閱讀與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海因茨·德呂格：我非常同意你的觀察。我和我的同事們當年在讀中學時都很喜歡閱讀歌德和海涅那些充滿智慧的作品，而如今讀書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給我們這些在大學教文學的人帶來難題。現在的本科生普遍不接觸文本，特別是長文本和復雜的文本，也不愿意讀理論，指導這樣的學生很困難。

　　但我對此并不那么悲觀。我很關注年輕人現在每天都會面對的“流行幕”(POP Curtain)，它既是一種流行文化，也是一種美學，還提供知識，對年輕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我感興趣的是，年輕人在不讀書的時候會做什么，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文學應該發(fā)揮什么作用？作為研究者，我們是逃避這一切，對這種人人手拿智能手機聽流行音樂的生活方式視而不見，還是應該與之對抗？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些什么？但要想做些什么，首先應該知道當下正在發(fā)生的一切。我和其他7位學者編過一本POP研究論文集。這里的POP不是指流行文化，而是指流行美學，即關于流行文學、傳媒、電影、時尚等等的美學。將這些研究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聯系起來很有趣，大家都知道，阿多諾是最有名的對文化工業(yè)提出批評的學者之一，我們今天重新思考，就是看看是否可能把阿多諾的觀點和現在的流行理論、流行文化批評聯系起來。

　　高建平：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阿多諾在中國學界影響很大，我們昨天訪問了法蘭克福研究所，看一看阿多諾工作過的地方是我們很久以來的一個心愿。但我們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阿多諾批判文化工業(yè)，而現在文化工業(yè)非常繁榮，發(fā)展勢頭不可阻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過的現象，延續(xù)至今已經幾十年了，面對今天的消費主義，我們應該如何思考？當社會發(fā)展的經濟驅動力發(fā)生變化之時，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是僅僅用描述的態(tài)度來應對，還是用批評的姿態(tài)來介入？我認為，至少應該采取一種“辯證的態(tài)度”，即要以一種發(fā)展和變化的眼光來看。

　　卡羅拉·希爾姆斯：在德國，有很多人講授法蘭克福學派，講授阿多諾對文化工業(yè)的批判。但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流行美學很重要，原因在于，流行文化已經成為現實，需要研究。法蘭克福學派對流行文化可能是過分悲觀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怎樣從流行文化里面發(fā)掘一些積極因素。整個社會文化現實這些年變化得很快。德國有一個祖爾坎普出版社，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德國文化可以說是由它建立起來的，德國所有著名的作家、理論家包括本雅明和阿多諾都在祖爾坎普出版過著作，而現在這家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一樣都面臨生存危機。就在今天，德國著名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宣布因為財務問題將裁減100多名編輯部員工，這也是危機的表現。

　　蘇珊·克努法特—海因：祖爾坎普出版社在上世紀50到60年代很有名氣。50年代，他們重提文化經典，重新建構優(yōu)秀的“老傳統(tǒng)”，給了戰(zhàn)后德國一個“身份”。60年代的時候，他們又為學生革命提供支援。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這家出版商從精神建構到對納粹思想的精神解構，再到提倡精神多元化，影響很大。他們厲害到打一個噴嚏，德國的作家就會感冒。而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當他們試圖讓大眾閉嘴的時候，每個人都回以大笑。他們不再有力量，不再能提供任何重大的生活意義了。意義被其他人所掌握。

　　陸建德：其他人是什么樣的人？

　　蘇珊·克努法特—海因：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而是一個時代，一群沒有面目的大眾。我們不再有一個智慧的領導委員會了。曾經具有凝聚力的“國家”被無邊的“社會”所取代。

　　珍視和傳承文學經典

　　張江：在中國，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一些能夠擔負教育功能、倫理功能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卻很難接觸到大眾。就以中小學教育來說，一些非常優(yōu)美的古典詩詞都被從教材中抽去了。對此，我們的習主席都給予關切。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過去在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能背誦許多中國古代的經典，現在的學生已經不背這些了。我不知道德國現在是什么情況，我們之前了解的德國文學，包括德國革命家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蔡特金的著作，現在還有人讀嗎？在中小學教育中，德國的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學作品還保留嗎？在你們看來，傳統(tǒng)文學是否應該一代代傳下去？

　　海因茨·德呂格：這里有一個主要的差別——中國文學比德國文學久遠得多。當我們說經典文學時，通常指的是18世紀以來的文學，德國人對歌德時代以前的文學接觸得很少。而對你們來說，這些都已經是很現代的文學了。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做一些比較，德國學生閱讀歌德時代以前的文學的能力，不僅沒有變強，反而越來越差了。

　　張江：德國中小學學生對歌德時代以后的經典文本的學習，或者對民間文學、民謠、童話的閱讀，在現在的教學中有多大分量？占據什么位置？這些內容還受歡迎嗎？

　　海因茨·德呂格：這要具體分析。18世紀的一些文本在學生中很受歡迎，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描寫愛情，情感熱烈，年輕人愛讀。其他一些文本，則在遠離年輕人的世界。比如同樣是歌德的作品，取材于希臘神話的倫理劇《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讀的人就很少。我自己在做學生的時候很喜歡這部戲劇，之所以能夠接觸并喜歡上它，是因為我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師，他把我引進了文學之門。我知道，現在在許多學校，想讓學生去閱讀古典文本是很困難的。很多學生借助于網絡，只是讀一些梗概、提要和評論就算完成任務。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古典作品的閱讀在學生中不受歡迎，這意味著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當然，德國的大學里也有許多學生仍然在讀希臘神話，因為知道它代表了我們的古代傳統(tǒng)。雖然今天來理解這些古典文本及其背景會有一些困難，但這些學生十分愿意接受挑戰(zhàn)，何況這些古典文本一旦讀進去就會著迷。這些優(yōu)秀的學生將來很多都會到中小學校去當老師，這一點很讓人高興。

　　高建平：兩年前我訪問卡塞爾時，在一個街角看到過格林兄弟的雕塑。你們的孩子今天仍然讀格林兄弟的童話嗎？

　　海因茨·德呂格：當然。我們法蘭克福大學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個兒童文學應用研究所，這是德國唯一一所研究童話的作用的學術機構。

　　尋找接近文學的新方式

　　張江：這關系到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怎么看待文學的功能？在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觀念里，文學本身就有教育和引導的功能，特別是對兒童、青少年的基礎教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們從小就給孩子講岳飛的故事，是為了培養(yǎng)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感。再比如，我們把李白、杜甫的詩選入中小學生的教材中，就是希望他們能夠通過閱讀這些作品而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中華民族的歷史，成為懂歷史、懂文學、懂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的人。那么，德國人怎么看待文學的功能？在座的各位教授，你們是不是也贊成用文學來引導人，將民族的優(yōu)秀精神，將世世代代的民族追求，將普通民眾的理想、夢想融入到文學中，教育你們的下一代？

　　海因茨·德呂格：是的，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在這里也要做一些區(qū)分。一方面，現代德國歷史還有一些遺留問題，對此要從倫理的維度、用批判的眼光來反思；另一方面，我們又需要一種無條件的對語言的愛，用非常敏銳的鑒別力去感受語言的細微差別。因此，對文學的功能問題需要在一種文學倫理、理解倫理、他者倫理的主題下進行討論。

　　蘇珊·克努法特—海因：我認為，文學教育功能的發(fā)揮，不僅僅要靠傳統(tǒng)文學，嘗試用當代文學或者外國文學來實現也很好。比如喜劇，這種藝術形式是流行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下很有影響力，它更現代，更容易讓學生接近而且能給他們帶來閱讀的歡樂，以喜劇為媒介，或許會讓他們喜愛上文學。

　　海因茨·德呂格：這很有趣。我們做過一個“1990年代流行工作坊”，還做過“那些年我們熱愛的文學和流行音樂”對比研究，試圖通過這些方式喚起學生對文學的熱愛，雖然這并不容易。你們談論文學的方式，包括用文學來培養(yǎng)文化的說法，我認為非常重要。這是一種很智慧的對待文學的方式，我們就應該試驗各種新方法，讓年輕人感到文學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陸建德：青少年對古典文學、傳統(tǒng)的純文學越來越不感興趣，文學的影響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減弱。你們說“要與之作斗爭”，怎么斗爭？

　　海因茨·德呂格：也許，最好的辦法是直接與之作斗爭，將手機扔進垃圾桶，把書硬塞給他們去讀。但是，這可能辦不到。有時我也會問自己，為什么要到大學去學習文學，原因是，那里有最好的老師。老師會引導我思考。他不會說這很好，這不錯，他會說這不好，你需要提高進步，你需要努力，這就構成了挑戰(zhàn)。接受挑戰(zhàn)之后，我會感到自己確實學到了東西。所以，選擇文學，熱愛文學，這和我的經歷有關，那些優(yōu)秀而又風趣的老師向我們介紹最好的作品，和我們就文學而做的討論也很有趣，讓我收獲很大。

　　在交流中建構文化身份

　　張江：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中，在文學的建立與傳播過程中，西方文學帶來的影響是很大的，特別是“五四”以后。比如在青少年的童話教育方面，中國孩子幾乎都知道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像《皇帝的新衣》《賣火柴的小女孩》，孩子們熟悉得很。西方文學和思想對中國文學的這種影響，對青年一代的成長的影響，雖然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我們還是希望，中國的青年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文學和民族的傳統(tǒng)能有更多的了解和閱讀。

　　海因茨·德呂格：這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民族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爭論。我對中國的文化和傳統(tǒng)知道的不多，我們今后應該更多地了解中國傳統(tǒng)，這樣才可以和美國的傳統(tǒng)、歐洲的傳統(tǒng)進行比較。有人說，德國的當代文化有點像美國的當代文化。這樣的話，就更需要重視我們的傳統(tǒng)。沒有傳統(tǒng)，就面臨失去自我的危險。因此今天我們首先要了解傳統(tǒng)，堅持傳統(tǒng)，閱讀傳統(tǒng)，討論傳統(tǒng)；然后要去應對傳統(tǒng)身處的這個時代，以一種辯證的方式看待傳統(tǒng)。當我們做跨文化的文學研究時，不能僅僅研究移民文學，即研究由于種種原因移民到德國來的人的文學，而且要研究異域文化，研究他們的傳統(tǒng)。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與德國在經濟方面有很多聯系，在文學交流上，我們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應該在珍視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交流，在交流的過程中堅持文學的民族性，通過文化交流來建構文化身份。

　　蘇珊·克努法特—海因：我提一個與文化身份相關的問題。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指的是什么，有什么主題嗎？

　　陸建德：中國是個大國，有很多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為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學的多樣性。我們現在的教育中也注重文化的多樣化，引導學生以更開放的態(tài)度對待少數民族，花時間學習少數民族的文學。在中國，民族文學研究一直受到高度重視。比如，中國社科院有一些研究員就專門在做史詩研究。以前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現在發(fā)現并不是這樣，內蒙古以及其他很多少數民族都有他們的口頭傳統(tǒng)。這些史詩內容非常豐富，蘊含著悠久的歷史故事和生動的人物形象，一些老藝人可以連唱好幾個星期不停。而且，這些史詩沒有書面歌詞，一代代傳承靠的就是口傳心授，并不斷有新的創(chuàng)造。這樣的民族文學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已經得到重視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