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張煒)

　　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這種精神，他就會有自己的聲音。但這種聲音通常并不等于謾罵，更不等于溢美之辭。真正的知識分子要談問題必有強大的根據(jù)，這種根據(jù)可能是數(shù)字，也可能是其他。當然，最重要的根據(jù)只能是人的良知。

　　目前在許多領(lǐng)域里，圍繞一些基本的或常識性的東西反而談得很少，而不著邊際的大話和洋話又談得太多。外國話，一些概念和問題，由于語境和國情的區(qū)別，來到中國大半是糾纏不清的。也正因為其模糊性，又仿佛變成了極大的、令人生畏的學問。其實即便是真正的學問，如果化不開，有時候也會成為最不可靠的東西。對于文學作品的判斷，僵死的學問使用起來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對社會問題的判斷也是一樣，那些僵死的無根無柢的學問往往是靠不住的。在這個時期，因為認真生活而獲得的意義，特別是一個人在生活中長期養(yǎng)成的品性，倒可以成為判斷的最為可信的要素。

　　有時候我們很希望看到人的倔犟，但觀察下來又會發(fā)現(xiàn)，倔犟也是各種各樣的。沒有多少根據(jù)的倔犟，使性子式的倔犟，除了偶爾博得一點喝彩之外，別無其他意義。樸素的精神和性格，這才是任何時期最為缺少的東西。人的勇氣、見識、表達，所有的這一切一旦失去了樸素和真實，都要大打折扣，都難以避免表演的嫌疑。

　　我們也許應(yīng)該自問一句：我們?nèi)绻�還算是知識分子，那么我們對于那些重復了一千遍的俗見和謬誤，更不要說謊言了，親自動手揭破了多少？我們又采用過何種形式堅持和強調(diào)了什么真實？這里說的只是真實，而不是真理。因為真理是更為崇高的、深邃的東西。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人時時揭示真理，但我們卻能夠要求一個人更多地說出真實。有時候真實也具有足夠的力量。知識分子如果害怕真實，就會成為善于搞語言賄賂的人，就會讓人心寒。反過來，知識分子不樸素，愛使性子，愛表演，或者為了自己的一點微小利益而相互攻擊滋事，也很窩囊可卑。

　　我們以前有過這樣的討論：現(xiàn)在常常能看到這樣的情形，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荒唐大謬時從來不敢發(fā)出一言，可是對他們當中的更優(yōu)秀者卻決不肯放過——他們這時候倒是頗能下得手去，所謂“無所不用其極”。

　　這常常讓人覺得“人”是很臟的一種動物，給人一種丑陋感和無望感。

　　人的一生實際上能做成的事情是很少的，人這一輩子聚精會神、傾盡全力于某一種事業(yè)，能做得比較好也極為不易，也就算勝利了。但現(xiàn)實的情形是大多數(shù)人并不專注。為什么？因為要有許多時間用來嫉妒和虛榮。我們都知道嫉妒不好，嫉妒會產(chǎn)生出致命的惡果。但虛榮也很可怕，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過往之間有多少人被虛榮所害。一個人虛榮了，就失去了力量，就再也不會為求真而努力，更不會為真正有意義的工作而勞累終生。

　　我們還常常為這樣的現(xiàn)象發(fā)出嘆息：一個很好的藝術(shù)家在某個時刻背叛了自己的事業(yè)。不僅是藝術(shù)家，還有科學家，有時候也會背叛科學。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并沒有什么難為情。

　　一個科學家要始終葆有科學的良知有多么難，有時還要面臨可怕的困境�？茖W在世俗世界中是要經(jīng)常學得很乖的，它要更多地讓步于技術(shù)主義，因為技術(shù)主義才可以大行其道。文學與科學的情形一樣。文學要變得實用，至少要變得有趣。還要喜聞樂見。實用再加上有趣和喜聞樂見，真正的文學也就差不多折騰光了。強加于文學身上的世俗要求日甚一日，一個作家一直不去滿足這些要求是極為困難的，是需要相當頑強的。

　　不僅是因為困難而改變自己，這樣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可怕的是將背叛當作了這個時代的時髦。商業(yè)時代的確是有這種時髦的。怎樣都行，現(xiàn)世主義，消費至上，在這樣的世態(tài)之下，我們所謂的文學還能剩下什么？

　　但是真正的文學家和科學家一樣，他們都長了一顆古怪的頭顱，在迎面聳立的世俗大墻面前，此頭甚硬。這就是頭破血流的文學。所有留下來的文學，都是這樣的文學。從荷馬到魯迅，簡直無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