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陳白塵致沙汀的一封信
文學館藏陳白塵致沙汀信一封，用“人民文學”箋，毛筆豎行寫，字體遒勁，落筆灑脫，滿滿4頁紙，不刪不改一氣呵成。抬頭直呼“老沙”，足見彼此間的熟稔。是私人通信而無私密可言，信筆所記都是當年的文壇大事。一封信關系兩位文化名人，無論從什么角度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獻”“文物”。 “窖藏”半個多世紀之后抄錄于此，再加上些拉拉雜雜的“漫說”以助讀。
老沙：
昨日是發(fā)十二月號最后一批稿子的日期，早晨接到你的信和《歐幺爸》，真是喜出望外！這一篇小說比之你的《夜談》和《風浪》，有了更多的樂觀情緒，文筆也更流暢。我認為是好作品，昨日當即發(fā)作頭條小說了(同期尚有馬烽、葛洛等人的小說)。
但看到你的信后，又感動又覺可笑。你的嚴肅態(tài)度是使人欽佩的，但你那么緊張，實在不必要(臨寫信了還考慮寄不寄出)！你的小說中如果有什么重大問題，我們自然會提醒你，更不會不負責任地讓你出丑。文字上如有不妥，自然也會不客氣地加以改動的。你如果再遲疑不寄，這一期我又撲空了！
靳以逝世后二日，書記處派我去上海代表茅公參加公祭和葬禮。星期六才返京。靳以是老心臟病(十七歲就得病了)，平常不夠注意，入黨后又更嚴格要求自己，工作累了些，以致復發(fā)。但入院后已轉好，但在七日晨零時又發(fā)，來得太快，醫(yī)院不及十分鐘后即逝世了，實在可惜！但后事辦得很妥當，家屬都有了妥善安排了。老巴情緒還算好，但他急于想寫些東西了。打算明春去四川住幾個月。我勸他帶著夫人同去，他卻打算獨行。川中不妨表示下歡迎。
剛才又接十四日信，所囑修改的兩處，當即照辦。第二處“詹家請的長年”云云是不妥，我已注意到。想在校樣上再考慮改?，F(xiàn)在當依你的意見改了。
你的新任務是個好任務，川人不寫李冰父子實在說不過去。滄浪執(zhí)筆好處在下筆快，但在人物塑造上你得幫他的忙，這可以你之長補他之短了。預祝你們成功！
作協(xié)整風尚在高潮中，我們都在忙。天翼又感冒，已一周多了，開會太累之故。金玲在家休養(yǎng)快一年了，有進步，但常反復耳。
榴紅的作品已注意到了，我正要看，謝謝你的提醒。十二月號擬轉載“紅色的南江”，這是早就決定了的。
文代會大概十二月內(nèi)開不成了，我們見面將在開年矣！問候玉頎嫂和剛宜！
敬禮！
白塵
十七日
這封信寫于“十七日”。從信中談到的幾件主要事情推斷，這個日子屬于1959年的11月。此時陳白塵的職務是《人民文學》副主編，正協(xié)助主編主持《人民文學》的編輯工作。
信中所談第一件事是充分肯定《歐幺爸》，直截了當稱之為“好作品”。這一段文字熱情洋溢，把“喜出望外”的心情表現(xiàn)得一覽無余。何以如此？就因為這是沙汀長久噤聲之后的驚人一鳴，是作家由觀望思考到奮起行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須知，為了這一個“轉折”的早日到來，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邵荃麟、張?zhí)煲怼荚鴮懶趴嗫谄判膭裾f撫慰，胡喬木和周揚等更高層領導也曾通過多種渠道送去鼓勵和支持。按說，寫與不寫都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即便就此封筆又與他人何干？但那個年代的“同志”關系就是那樣，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大家革命路上手拉手，誰也不愿意讓一個朋友掉隊。至于為什么曾經(jīng)長時間靜默，沙汀在回復江西上饒師專中文系七八級學生詹顯華的信中有一個非?？陀^的解釋： “我解放后寫的較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擔任了文藝方面的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時間。另一方面，當然也因為我對于新生活不如過去熟悉，需要有一個積累過程?！倍稓W么爸》正是他長期的生活積累結出的第一個碩果。正如陳白塵信中所言，這個中篇被“當即發(fā)作頭條”，與馬烽的短篇小說《太陽剛剛出山》、茅盾的評論《從創(chuàng)作和才能的關系說起》、吳晗的《燈下雜談》(《燈下集》前言)、沈從文的散文《悼靳以》等，一起刊登在《人民文學》1959年12月號上。
信中談到的第二項內(nèi)容，是沙汀創(chuàng)作《歐幺爸》時的高度嚴肅、緊張狀態(tài)。作為一個在文壇久負盛名的老作家，創(chuàng)作一個中篇對沙汀來說本應是駕輕就熟，不算什么事。而事實上他寫得卻很不輕松很不自信，竟至于“臨寫信了還考慮寄不寄出”，而寄出去之后還要寫信追加修改，謹慎小心得讓陳白塵覺得“可笑”。為什么會這樣？沙汀在復詹顯華的信中也有一個很明白的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國家經(jīng)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變化又大又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解放前我寫國統(tǒng)區(qū)，各方面的人物變化都不大，寫起來困難就少。”“解放后，我們在從事前無古人的極其偉大的事業(yè)”，做什么和怎么做，就連“黨也在探索”，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又如何能不負責任地輕易下筆！認真細致地斟酌推敲，是因為他在認真細致地觀察分析。對于1950年代的生活，他用一個公民的良知、一個作家的理性做出了這樣的判斷：“頭幾年，黨在各方面大體都是正確的。大躍進當中和以后，確實出現(xiàn)了三風。”“不過，關于大躍進也要有分析”，“不能否認群眾的沖天干勁，只能說黨在領導上犯了左的錯誤。上面左一點，下面左得更厲害。以至黨中央、毛主席要糾正那樣的錯誤，不得不花大力氣”。觀察分析的結果讓沙汀注意到寫“大躍進”必須搞清楚兩個“區(qū)別”：一個是空間區(qū)別，“我國相當大，有老解放區(qū)和新解放區(qū)，情況不同，領導干部的水平也不一樣?！绷硪粋€是時間區(qū)別，“大躍進初期情況還是正常的”，“后來由于引導得不好，出現(xiàn)了三風。糧食上不去，就瞎指揮，高估產(chǎn)”，再后來是“調(diào)整時期，煞住了三風，已經(jīng)在恢復和發(fā)展了”。所以，他后來曾經(jīng)特別聲明：《歐幺爸》寫的是大躍進初期，“不能歸結為是寫大躍進”。
信中談的第三件事是靳以的去世。靳以原名章方敘，天津人，1909年生，1959年11月7日逝世，終年50歲。靳以早年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后入復旦大學國際貿(mào)易系。學生時代即積極參加新文學運動，大學畢業(yè)后以寫作和編輯為生。1933年在北京與鄭振鐸合編《文學季刊》。1935年在上海與巴金合編《文學月刊》《文叢》等雜志?？箲?zhàn)期間輾轉于重慶、福建、上海之間，一邊當教授，一邊做編輯，主編過的報紙有《國民公報》副刊《文群》、《大公報》副刊《文藝》等。新中國成立后繼續(xù)從事創(chuàng)作和編輯工作，擔任過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作協(xié)上海分會副主席等職務，去世前正與巴金一起編輯大型文學刊物《收獲》?！八麨槊恳黄凇妒斋@》要看100多萬字的來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在批改《收獲》的稿件?！碑敯徒鸶嬖V他一位蘇聯(lián)朋友在最近一期《旗》雜志上發(fā)表了專門介紹《收獲》的文章時，靳以很高興地回答說：“我們應當把《收獲》辦得更好?！薄八麤]有留下別的遺言，”巴金說，“那么這就是他的遺言吧。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毫無疑問，靳以的遽然離去，親朋好友中最感痛苦的是巴金。半生合作不離不棄，一朝分別云泥永隔，巴金為此遭受的精神重創(chuàng)可以想見。就在靳以離去的當月，巴金連作三篇文章懷念老友。除去公祭大會悼文外，他先是《哭靳以》：“上午我到了萬國殯儀館……我好像是在做夢。怎么我在這里見到了二十三年前我們兩個人的腳跡！就是這個臺階、這個院子和這塊草地，它們應該記得十幾個青年作家抬著魯迅先生的靈樞走下臺階到樞車前的情景，那么它們也不會忘記你和我吧。它們也會了解兩個普通人的將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為什么這樣的友情就不能再繼續(xù)三十年？為什么偏偏該年紀較大的我來埋葬你呢？” 再作《他明明還活著》：“靳以是一個又直爽、又熱情的生龍活虎的人……他坐不住，閑不了，他的口要講話，手要寫字；他喜歡做工作，也喜歡交朋友，幫助人。他越忙越高興，精神越好。他一口氣寫了十五六篇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今年5月他的入黨的要求批準了。他十年來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這以后五個多月中間他特別高興，工作得更積極，任何跟他接觸的人都感覺到他的心在燃燒，他的確得到了黨給他的力量。他精神煥發(fā)，聲音響亮，不論是工作或活動，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記了他的病，也使得別人忘記了他的病。他寫的那許多文章，沒有一篇不是熱情的贊歌，沒有一行不滲透作者對新社會的熱愛。每一段、每一句都閃爍著生命的火花。這些文章今天還在讀者的面前放光發(fā)熱……我們不能說他已經(jīng)死亡。他明明還活著！”陳白塵把《哭靳以》登在了1959年12月的《人民文學》上，卻依然不能撫慰巴金的痛苦。是年底，他又借為《熱情的贊歌》作《序》來抒發(fā)懷念之情：“靳以離開我們已經(jīng)六十天了。這些日子我常常接到讀者和朋友的來信，說靳以的逝世是人們的一個大損失，因為他再也不能為我們偉大的時代唱出新的‘熱情的贊歌’了……但是他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東西，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死的，這樣的歌聲是不會消失的，它們將永遠鼓舞我們前進！”連篇累牘滿懷深情的訴說，營造了“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的心靈境界。1979年8月11日，巴金又作《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二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響亮，那樣充滿生命和信心。我閉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臉就在我的面前?！?1982年3月22日，再作《靳以選集序》：“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現(xiàn)他伏案寫作的形象。” “我認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藝術家，有一顆富于同情的心?！薄岸嗄陙砦铱匆娝谇趹⒄J真負責地埋頭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讀者面前，我深受感動?！薄挥性诎雮€多世紀后的今天，當我們有幸讀過這些文字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陳白塵信中所言“老巴情緒‘還算’好”的“還算”二字的真正含義是什么！
信中談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作協(xié)整風”。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后即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反右傾運動”(即整風)。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前沿堡壘，中國作家協(xié)會自然在運動中首當其沖。有資料記載，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國作協(xié)黨組連續(xù)召開十二級以上黨員干部擴大會議，對郭小川的《望星空》等作品進行分析批判。陳白塵寫于“十七日”的這封信中卻說運動“尚在高潮中”，聽口氣好像很快就會高潮落去近尾聲似的，而事實證明是他過于樂觀地錯估了形勢。
除此之外，信中還談到了沙汀領受的新的創(chuàng)作任務——寫為四川修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談到了張?zhí)旒?、滄浪和榴紅等作家，談到了全國文代會將延遲召開的可能……所談每一件事都有史實支撐，因而每一件事都有追敘空間——所有這些內(nèi)容的鋪陳疊加，應該說就是這封信的主要“史料價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