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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人的高貴
來源:文藝報  | 樊健軍  2017年10月11日20:55

當(dāng)《空房子》擺在書桌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有很多話要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這本小說集的誕生同幾位朋友有關(guān)。前兩年我出版過兩本小說集,好友羅賢華曾寫過一篇短評《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及張揚(yáng)》,另一位好友——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做編輯的全秋生看過我的多篇小說之后也說,你完全可以出一本以女性題材為主打的小說集。恰逢一個評論家有想法給我寫個評論,讓我整理一些小說發(fā)給他,兩種題材:女性題材和新鄉(xiāng)土題材。正是他們的鼓勵和鞭策,我才回頭對自己發(fā)表的小說做了一次整理,這一整理讓我大吃一驚,女性作為主角的小說竟有幾十篇,夠出兩三本小說集了。我從中左挑右揀,整理成集,于是就有了這本《空房子》。讓我深為感動的是,《空房子》還得到了施戰(zhàn)軍、徐則臣、張楚等幾位師友的推薦。

但又因此我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懷上了某種疑慮,怎么就在不知不覺間那么專注地盯上了女性題材?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來就有了些“弗洛伊德”的想法,這也許同我的成長經(jīng)歷有關(guān)。我的祖母在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位置,這一位置始終無人可以替代。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我的父親,他屬于半殘疾人,雖然年輕時生活能夠自理,干一些輕度的農(nóng)活,但不能像健康男人那樣承擔(dān)太多的責(zé)任。我也因此替父親背上了深重的自卑。童年時期,我?guī)缀醭闪俗婺傅奈舶?,她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來長大了些,村里與我同齡的孩子大多都是女孩,我就成了混雜在她們中間的“須眉濁物”。我的母親是個身強(qiáng)力壯的勞動婦女,雖然她一段時間離開了我,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半是高大,另一半?yún)s又失去了作為母親的溫情。母親的形象是個矛盾體,讓我猶豫而又難以割舍。她一度支撐著我們家庭的大廈,一度又放棄讓其坍塌。當(dāng)然,并沒有走到坍塌的那一步,是我頂替她成了這個家庭的“父親”和“母親”,母性在我的身上悄然扎下了根系。很顯然這些都影響了我的創(chuàng)作,甚至在暗中操控著我的創(chuàng)作。在我的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更為飽滿、鮮活,她們隱忍卻活出了女性的尊嚴(yán)。我在小說中還釋放了她們作為女人的一面,讓她們花枝招展,讓她們搖曳多姿。

審視《空房子》,我對她們作為女人的釋放非常有限度,在小說的真實存在中也并未完成對女性身體的“占有”,也沒有展示類似的欲望和傾向。對女性身體的覺醒,我是節(jié)制的,沒有放開去寫。在我的內(nèi)心,女性的高高在上,在某個層面上制約了我的放肆。我不敢去褻瀆處在神的位置的她們。這究竟是道德的枷鎖在作祟,還是自我的膽怯?我究竟怎樣把自己包裹起來,還是戴上了虛偽的面具?我在創(chuàng)作她們時似乎抑制了自身的性別辨識,或者刻意隱瞞了這一點。在此處,我只是個小說家。

而在另一端,我又描寫了女性在復(fù)雜世界的幽暗和幽微,怯懦和異化。這是一種比對身體“占有”更深入的冒犯,也違背了自己某些方面的意志。我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從對文學(xué)的向往出發(fā),從小時候懷著作家的夢想出發(fā),抵達(dá)的卻是不合時宜。我不會開車是不合時宜的,不會跳舞是不合時宜的,在多數(shù)人享受燈紅酒綠時看書是不合時宜的,在滿世界喧囂時苦思冥想也是不合時宜的。我沒有打算在小說中掙脫自己的命運(yùn),相反,作為個體的我的命運(yùn)同小說有了某種牢不可破的隱秘的聯(lián)系。這是不是一種矛盾呢?

《空房子》出版之際,我一直在看書,某一天,在格非的小說中讀到一個細(xì)節(jié),他這樣描寫一個老婆婆的死亡:

她把家里最后一只大公雞送給了隔壁的蔣維貞。

她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雙新鞋子。

她洗了澡,梳了頭。

她將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凈凈。

為了使自己的遺體保持潔凈,她穿戴整齊后就不再進(jìn)食。

我一瞬間被這個細(xì)節(jié)打動了,老奶奶的死讓我想起了祖母的死,一個庸常的老太婆,一生中也許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跡,沒有光點,有的只是雞零狗碎,甚至日常生活都是在承受命運(yùn)的懲罰,她卻在迎接死亡時如此安詳和潔凈。我的成長經(jīng)歷又一次在我的內(nèi)心攪起了波瀾?;蛟S我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我意識到我從這個細(xì)節(jié)中捉住了什么,是的,那就是高貴,珍藏在卑微靈魂中的高貴,人的高貴。它是我今后的小說中的向往。

(作者系魯迅文學(xué)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xué)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