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17國際寫作計劃開幕式合影

世界意識的開啟是中國人現(xiàn)代意識確立的重要標志，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啟蒙工程。在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發(fā)端之初，新文化運動的先覺者借助翻譯文學來書寫民族國家的建構性社會訴求。一百多年之后，在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之際，文學、國族和世界之間構成了更為復雜和多元的關系，由此翻譯對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和不同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生成都產(chǎn)生了更多向度的可能性。近日，魯迅文學院國際寫作計劃十余位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和中國作家、評論家及翻譯家們就研討會主題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本次研討會由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邱華棟主持。

文學翻譯與文學表達的轉(zhuǎn)換生成

高 興：在中國，盡管在物質(zhì)層面上翻譯家的地位不高，但是在精神層面上他們受到了高度的尊重。所以對于中國作家來說，翻譯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并不存在，它絕對是可能的。一般來說在中國只要提到詩歌翻譯，往往會想起弗羅斯特和埃茲拉·龐德，可能從兩個方面印證了翻譯的可能性。多少人無數(shù)次地引用弗羅斯特說過的話：詩歌是翻譯中丟失的那部分。但是這句話其實有可能被誤讀了，因為弗羅斯特這句話一般被翻譯界認為“翻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們稍稍了解一下弗羅斯特的語言風格，就會知道他很有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肯定翻譯的可能性。實際上弗羅斯特是把詩歌翻譯上升到了一個藝術的高度和難度，并且以他的語言方式來高度認可翻譯的可能性。弗羅斯特也曾說過：他特別痛恨那些讀了大量詩歌的人。實際上他的言外之意是反對那些囫圇吞棗大量讀書的人。他強調(diào)應該反反復復閱讀幾本書。但是我們怎么能最終確定哪幾本值得我們一生反反復復閱讀呢？我們還是需要通過廣泛的閱讀，才能鎖定那幾本值得我們閱讀一生的書。另外說到埃茲拉·龐德，我們都會想到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那是充滿了謬誤的中國詩歌翻譯，但恰恰是這些激發(fā)了美國作家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興趣。意象派的誕生跟中國詩歌翻譯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這就是文學翻譯產(chǎn)生影響最大的一種可能。

余澤民：詩歌翻譯可能是翻譯里最難的。意蘊的翻譯很難翻或者是不能翻譯，內(nèi)容的翻譯是可能的，但有翻譯好壞的問題。還有非常講修辭的詩歌也是非常難翻的，但是不管怎樣，都可以給詩歌找到一種理解，至少可以找到修辭的難度，這對讀者來說也是非常有啟發(fā)的。把中國古詩第一次翻譯到匈牙利的人是一個不懂中文的匈牙利詩人，且是從英文翻譯的，所以跟原文差距很大。但是19世紀的李白翻譯對匈牙利詩人影響非常大，之后可能有十幾個匈牙利文學大師和大翻譯家都曾翻譯過李白，而且他們都不懂中文。他們翻譯李白的詩歌，即便是沒有翻譯出李白的意蘊，但是他們感受到李白的詩意，他們特別喜歡李白。由此李白詩歌翻譯影響到了匈牙利一個重要作家拉斯洛，他 2015年獲了國際布克獎，代表作《撒旦探戈》。1998年我陪他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10個城市，他回去寫了一篇很長的散文，在這之后他就喜歡上了中國，后來多次來過中國。因此可能詩歌翻譯跟原詩韻味不一樣，但是一旦抓到原詩的詩意核心，這種詩歌翻譯一樣可以產(chǎn)生巨大影響。所以詩歌的可譯性和不可譯性是相對的。再比如老子《道德經(jīng)》，我在匈牙利收集了五六個譯本。其中有一個就是20世紀匈牙利最著名的詩人根據(jù)漢學家的直譯再修改的；還有一位匈牙利的哲學家和東方學家自學中國的古文，他對照《道德經(jīng)》英語譯本、法語譯本、德語譯本，通過他的理解，他自己翻譯了一個《道德經(jīng)》的譯本，這是一次充滿奇跡的翻譯；還有一位小說家和詩人根據(jù)他讀過的《道德經(jīng)》，就是根據(jù)他自己的理解，他寫了一段關于《道德經(jīng)》的詩。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講，就是說詩歌翻譯不在于詩歌的準確性，而是在于詩歌之內(nèi)涵。所以翻譯詩歌要克服詩歌的不可譯性，確實是需要花非常大的功夫。一本書的翻譯需要有4個人，一個漢學家翻譯，一個中國人校訂，還有兩個匈牙利詩人，他們不懂中文，他們看這個譯本，看了以后發(fā)現(xiàn)有哪些問題，譯者再來加以修正，保證翻譯的準確性，盡可能讓譯意接近匈牙利語。

高 興：中國的作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讀世界文學的作家，另外一類是不讀世界文學的作家。但是我相信在這個屋子里面坐著中國的作家絕對都是讀世界文學的。世界文學居然成了某種標準，這就說明翻譯的巨大作用。在座的外國作家可能不太了解我們中國作家走過的道路。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翻譯文學引領了中國作家的寫作，比如莫言，如果他沒有及時讀到馬爾克斯和?？思{，那么他現(xiàn)在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語種差異、語詞結構與文學翻譯的難度

佩泰爾斐·蓋爾蓋伊：當我們把匈牙利文學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時候，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把匈牙利語翻譯成拉丁語，就是拉丁語所衍生的浪漫語，比如英語、德語什么的，西方語言面臨一個大問題，即匈牙利用的語言總有跟西方語言結構不一樣的地方。這個問題也會涉及到詩歌和小說翻譯。我們對翻譯小說相對來說更自信，因為在我們文學傳統(tǒng)里，匈牙利的詩歌是不能被翻譯的。比如裴多菲，因為魯迅先生曾經(jīng)翻譯過一些他的愛情與自由的詩，使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匈牙利文學傳統(tǒng)里，我們還是覺得詩歌是占首位，而小說占的是次位，盡管它們都同等重要。匈牙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詩人，然而這些人在國外幾乎默默無聞，因為他們的詩歌被翻譯成外文之后就會失去很多東西。我曾參加一個關于匈牙利詩歌被翻譯成德語的活動，一位19世紀最偉大詩人的詩歌被翻譯成德文以后，意思就變得非?；闹?。但是也有可以翻譯的，例如余澤民先生對匈牙利文學的精彩翻譯，這代表了一種翻譯的可能。

歐陽江河：文學共和國這個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人們通過寫作、翻譯和閱讀，在詞語、思想的意義上居住在同一個國度，翻譯是我們的簽證。這樣一個全球翻譯的、世界文學的時代，在語言中穿行是非常奇妙的一種體驗。所以寫作、翻譯一方面是我們持續(xù)一生的工作，另一方面已經(jīng)融入我們的日常。一方面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來，投射出去這樣一種途徑；另一方面我們抽身出來投射出去之后，又居住下來，把閱讀、寫作和思考融入一體，這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們通過余澤民先生的翻譯去閱讀匈牙利的當代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講，通過他的翻譯，一種中文被翻譯出來、被呈現(xiàn)出來，而這種翻譯文字讓一直生活在中文母語里面的人，有了一種好像母語重新被翻譯成母語——這樣一種雙重翻譯的奇妙語境。法國有一位作家說翻譯就是給出你所沒有的禮物。詩歌在語言上是很難被翻譯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詩歌在自己的母語里面都需要翻譯的。 所以詩歌會提出來：詩歌對于翻譯不是一種依賴，而是一種抵制。在這個過程中，語言、文學、詩歌和作家對自己的認識都會被推到一個極端的絕境，而這恰好是詩歌和翻譯的一種深度的對話。 所以當我們通過翻譯去閱讀小說、詩歌的時候，其實也是一部作品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奇妙事情，在這個意義上，特別感謝不同語種的詩人和作家，也特別感謝偉大的翻譯家。

丁尼克·泰利肯：我是一個譯者，來自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小的國家，目前我在學習中文，向大家做出一個承諾：未來我將會給中文文學世界帶來更多的貢獻。我希望慢慢地將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國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克羅地亞語言，通過這個翻譯的過程，既可以理解中國的語境，同時也能更深入理解我的母語。當下被翻譯成克羅地亞語的中文小說和詩歌特別少，而且這些譯本通常是從另外一個語種（非從克羅地亞語）翻譯過來的，例如先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再從英文翻譯成克羅地亞文。為了譯文的準確性，我覺得應該盡量減少這種間接的翻譯。

紐都然·杜門：詩歌的結構與翻譯是非常重要的。詩歌是語詞建立起的一個結構，是充滿原創(chuàng)性的一個結構。我們翻譯詩歌的時候，其實是需要結構和重構，重新構建出來的建筑也應該是一首詩，翻譯的詩必須自己具有獨立性，翻譯文本可以是獨立的一個個體。

古澤爾·雅辛娜：我的小說已經(jīng)被翻譯成了七種語言，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我作為被翻譯作者的感受。你的作品被翻譯成外語的時候，會覺得自己非常的無奈，你所有的可能性和權利都消失了，然后譯者在這個過程中卻有很大的權利。尤其你的小說被翻譯成你不會講的語言——中文的時候，你發(fā)現(xiàn)要非常依賴于譯者，譯者對你來說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能感到譯者對翻譯你的書充滿熱愛，你就會對他有更大的信任。譯者是這世界上最認真的讀者。我的譯者發(fā)現(xiàn)了我小說當中特別小的一些錯誤和錯別字，我覺得這些錯誤怕是以俄語為母語的讀者不會發(fā)現(xiàn)的。我用俄語寫小說，但是書中會夾雜一些更小的方言語種，有的譯者就沒有翻譯，他們覺得會給讀者帶來不應有的閱讀困難。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譯者做出了哪一種選擇，但我卻希望不要去掉這些陌生感的語言，因為這些語言更能體現(xiàn)出這個世界的不同。

寧 肯：作為讀者的階段，我覺得翻譯的問題對我來講不是問題。因為我不懂任何漢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所以我在讀翻譯作品時，沒有發(fā)現(xiàn)翻譯作品中有我讀不懂的問題或者是翻譯好壞的問題。大學時代由于大量的翻譯作品涌現(xiàn)出來，所以當時我看的全部是翻譯作品，以至于我在讀翻譯作品的時候，甚至不覺得是翻譯作品，而是漢語作品，比如說我讀《紅與黑》《巴黎圣母院》《卡特巴城堡》等等，覺得世界是一個文學共和國。所以在大學期間，甚至有更長一段時間，我主要讀的是外國作品，在這個閱讀語境之下我沒有感覺到這是世界文學，我覺得翻譯過來的文學也是我們的母語作品。所以我的感覺，凡是我讀過翻譯過來的漢語作品我覺得都非常好的。這是第一個閱讀的階段。

翻譯作品的文學性與文化的異質(zhì)與交融

穆潤陶：我之所以很關注翻譯，因為我總是在找好的、已經(jīng)被翻譯過來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給我的學生看。其實有一些年輕的西方翻譯家在這上面做出了很多貢獻。我不是專業(yè)翻譯家，我翻譯過的韓曉東和吳子光的一些作品。我的翻譯、閱讀是欣賞中國文學的延伸，讀中國作品里描寫的中國人的生活、意識和心理?，F(xiàn)在美國大學生讀到被翻譯過來的中國文學，很多以大題材為主，都是講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希望通過更多獨具特色的中國作家作品的翻譯（例如寧肯的作品），讓美國讀者讀到文學性很強的作品，讀中國普通人的故事、心理、意識和文化等等，而不是讀中國的政治、歷史和經(jīng)濟。所以我試圖把《天藏》翻譯成英文，又很擔心誤譯，聽到你們說好作品不怕被翻譯壞，心里就感到安慰了。

高 興：上個世紀80年代，韓少功先生翻譯過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盡管他的翻譯有很多誤評，但是韓少功那本著作在中國引發(fā)了一場持久的米蘭·昆德拉風。所以詩人樹才說：好的作品是不怕被翻壞的，這里指的是翻譯的可能性。

余澤民：中國古典詩歌對匈牙利文學影響非常大。例如一位匈牙利詩人曾經(jīng)用匈牙利最短的詞，寫成了一首匈牙利文的五言絕句。所以詩歌不僅是可譯的，而且是有影響力的。有時候，不能說翻譯的好和不好，而是看是否把詩歌傳遞給外國讀者。所以說“好作品不怕被翻譯壞”，我也常說一句話：“好的文學翻譯是一個作者的再生父母，一個壞的文學作者是一個文學的殺手”。同時母語在翻譯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經(jīng)常被忽視。對于小說翻譯來說，語法非常好的人往往翻譯不了小說，因為小說翻譯是文學翻譯，文學翻譯其實不屬于翻譯類，而是屬于語言和文學的交叉學科，這個一直沒有被重視。所以我們在說翻譯的可譯性和不可譯性，肯定不是說翻譯的好壞，而是說轉(zhuǎn)達得更準確，這是翻譯的難度，而不是說翻譯的可譯和不可譯。例如有一個匈牙利非常有名的小說直譯就叫《上帝的背后》，這個小說可能是上個世紀70年代出的，這個翻譯原文是一字不差，從語言翻譯來說一點錯沒有，但是從文學來說是完全錯了。因為在漢語里，在誰誰的背后是指被誰庇護的，或者是指搞陰謀，這是中國人習慣的含義。但是在匈牙利語，“在上帝的背后”是一個俗語，指的是上帝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實際上是指“被上帝遺忘的角落”。所以這是一個好的翻譯還是一個壞的翻譯？從語言學上是好的，但是從文學上是壞的。

寧 肯：作為一個作者，我更多的是從翻譯作品中人物的塑造、故事情節(jié)的展開、文學技巧和不同的文學流派對這個世界不同表現(xiàn)等方面來看翻譯文學。從一個作者的角度發(fā)現(xiàn)翻譯作品的異質(zhì)性。翻譯作品和中國傳統(tǒng)作品有巨大的區(qū)別，我從這種陌生感里獲得巨大的啟發(fā)。比如說法國作家普魯斯特說過一句很極端的話：“我希望我寫的作品像一個外國人寫的作品”。我想他是受到了翻譯文學的影響，通過翻譯文學看到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表達。所以我由此也認識到：只有通過翻譯文學，或者是不同文化的、陌生化的東西，才能夠發(fā)現(xiàn)自己文化的陌生性。

紐都然·杜門：如果你理解一個人，你就不會跟那個人打起來。你們兩個之間不管有什么樣的沖突，如果你能理解對方，你就能夠原諒他。因此，翻譯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如果不同國家的政府想要解決他們跟其他國家的一些沖突，就應該把很多錢投入到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文學機構，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文學翻譯。同時也必須重視啟蒙主義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黑暗和光明的一個辯證關系。如果我們想驅(qū)散蒙昧，就必須通過啟蒙。翻譯文學是啟蒙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培養(yǎng)譯者非常重要。

古斯塔沃·奧索瑞奧：翻譯其他國家的語言到西班牙語，是對這個語言背后的文化一次很好的了解。比如16世紀西班牙語黃金時代，曾經(jīng)有一個詩人到意大利，認識了一個非常美的女士，為了能夠吸引這位女士的注意，他必須得把自己的語言翻譯成意大利語，可以說這是西班牙語第一次翻譯成外語，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同時通過對法語、英語、德語的翻譯，我們理解這些不同國家的各種文化元素。中國跟墨西哥的距離太遠，但在高科技、世界化的今天，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兩國之間日漸建立起更多的橋梁——文學翻譯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形式。比如墨西哥最近還要出版一個詩選，選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優(yōu)秀詩人的作品，書的名字叫《百年孤獨》。中墨兩國過去存在的文化鴻溝今天終于可以很大程度地縮小。不能說每一個墨西哥人都喜歡讀詩歌，但是我希望在未來把更多的中國詩歌介紹給他們。

雅羅斯瓦夫·皮亞羅夫斯基：今天在討論翻譯，但是我們忽略的一點就是關于聲音的一些細節(jié)，我覺得如果我們想理解一首詩，就得把這首詩大聲朗讀出來。在不同的語言里，哪怕是同一個詞都會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我們說Great wall，就是長城或者很大的一堵墻。在中國長城肯定有更多的內(nèi)涵。但是把這個詞搬到前柏林，這個很大的墻可能有一個截然不同的意思。同時對于其他的歐洲人，“墻”會讓他們想起一個搖滾樂隊，曾經(jīng)有一個很好的專輯叫Great wall。所以詩歌像音樂一樣，閱讀詩歌會產(chǎn)生和聽音樂同樣的感受。我的詩被譯成中文的時候，如果能夠聽到這首詩的音樂感很強，會覺得這首詩翻譯很成功。大家聽到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是有人在講兩種不同的語言，是德語和英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語言，但是如果我們聽到的語言能夠打動我們，就可以說語言能變成音樂。如果能夠讓這種不同的語言進入到你的血液和腦海中，語言可能就變成了演唱會中不同的樂器。我們可以隨便選一個在場的中國詩人的詩的某一行，然后每個人都將這首詩翻譯成自己的語言，這首詩所產(chǎn)生的效果可能就像交響樂一樣，這個就像現(xiàn)當代音樂一樣。

宮碧蘭：我翻譯一些中國古典詩人的作品，比如說王維和李清照。現(xiàn)在我在翻譯一些宋代的詩人，還有現(xiàn)代詩人比如說吉狄馬加的作品。我簡單講一講西班牙翻譯行業(yè)的現(xiàn)狀。西班牙語翻譯成中文的作品并不多，在這些翻譯文本里也存在不少問題，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翻譯一首詩可以保留這首詩背后的意思。但是我覺得一首詩的意義是多層次的，我們不可能把一首詩的每一種意思都翻譯出來。在翻譯的這種丟失的過程中，可以找到一種彌補，就是在翻譯作品時可以自動生成另外一種意蘊，這就是一種彌補。比如說我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時候，通常情況下，我寫出來的譯文比原文長很多。因為我覺得對于一個外國讀者理解一首中國古典詩，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這首詩。我會把更多的完整的句子分成兩行，然后在這些詞與詞之間加一些空格。這樣就可以更好地體驗到中國古典詩當中的意蘊。我覺得作為譯者來說，需要非常熱愛我們所翻譯的語言，同時讓我們翻譯者非常謙虛地嵌入作品中。

（根據(jù)錄音整理，感謝吳欣蔚、程遠圖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