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行榜研究：上升的與下降的
一
你想必熟悉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有一處地下洞穴，住著一群被縛的囚徒，他們把映射在墻上的影子當成真實，而其中一個囚徒終于掙脫枷鎖，上升到外面，雖然一開始覺得痛苦，但終于見到太陽以及陽光下一切美好的事物。枷鎖對應的是傳統(tǒng)、慣例、教條等，“打破這些束縛需要罕見的激情和勇敢”，“這個獲得了自由的人對洞穴及其陰影和居民，都持一種強烈的輕蔑態(tài)度”，“難以忍受生活在他們中間”（注釋[1]）。上升意味著第一次解放，不過蘇格拉底似乎部分同意《高爾吉亞》中卡里克勒斯的調侃，如果沉迷于青年時代的哲學思辨，“即使他天性完美，但過了青年時代還玩哲學，他就必然變得沒有經驗。他們變得沒有經歷過遍布城邦的種種禮法，和只要在種種集會上結交人們，無論私人的還是公共的交往，就必須使用的種種說辭，以及屬人的種種快樂和欲望”（注釋[2]）。如果停留在洞穴之外，將與城邦的禮法、修辭和人的種種性情有所隔膜，或者說還不具備成熟的靈魂。這才有了下降到洞穴的“第二次起航”，重返那個困境重重甚至危機四伏的洞穴……
將這個寓言比附為文學誠然粗暴，不過上升和下降確實讓我聯(lián)想起兩類小說。我無法表述自己矛盾的態(tài)度（兩類小說間似乎不存在厚此薄彼的評判，就像血氣和節(jié)制都是至為寶貴的品性；不過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雖說是“同一條路”，但向下的路或許更為漫長、艱難），趕緊打住直接談小說吧。
二
我參加了2017年度《收獲》文學排行榜中短篇組的評選，整個過程中最想推薦的作家是胡遷。此前在不為人知的狀態(tài)里胡遷寫過、發(fā)表過一些作品，幸好有《西湖》雜志的慧眼，中國當代文壇的篩選機制才不至于又一次顏面掃地。我從《大裂》（《西湖》2017年第6期）開始對這位作家產生好感，所以當不幸的消息傳來時，真的無比震驚，寫出《大裂》的作家為什么會選擇這種生命終局的方式？當我讀完胡遷整本小說集之后，又產生第二個疑惑：胡遷的筆下，有兩類作品森然對峙，一邊是孤零零的《大裂》，一邊是除《大裂》之外的其他作品。說實話，如果我是從后者開始接近胡遷，我真的懷疑自己是不是會錯過這位作家。此刻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去“湊熱鬧”（這點現在看來是杞人憂天了，今天這個時代熱點轉移飛快），不要把一個人生命的終局和他的作品建立起過于直接的聯(lián)系，否則很可能是對人性復雜性的某種簡化甚或不尊重。但無論如何，紀念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認真對待他的作品吧。
《大裂》之外的其他作品中，都有一個“局外人”式的主人公，我覺得也可以命名為“沒有被時代所挑中的人”。這群青年人往往高考落榜，或者去了一所特別爛的學校。在今天這樣的時代里，能夠考取名牌學府，就是被時代選拔出來的重要機制，而胡遷作品中的青年人，大多就栽倒在了這道選拔機制面前?！熬滞馊恕边@樣的人物形象其實充斥在當下的青年寫作中，似乎特別容易架構起當下青年人和時代之間的關系，而文學創(chuàng)作也往往從這層關系的理解中去生發(fā)、復制，甚至成了一種塑造自我和世界兩者之間關系的穩(wěn)固的模式、結構。這種模式、結構，漸漸就會板結成一張面具。
現代心理學早就告訴我們，人對外界的觀察、反映是以預定的心理圖式為先決條件的，人們只能看見他所想要看的東西，而不是洛克所言的在白板上寫字。但是，當我們了解到這一點之后，難道不應該對面具（哪怕它們是預定的先決的條件）有所警惕，努力為自己爭取更為健全的視野嗎？“局外人”的面具穩(wěn)固了之后，往往把世界理解成黑暗的現實，這本身成為一種過于輕易達成的認識裝置而簡化了世界本身。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告訴我們，在“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之外，還有一個“地底下”的、由“筋骨和脊梁”組成的世界。掩藏在面具背后的人，容易夸張前者，而看不到后者，看不到黑暗中的光。魯迅是一位在暗夜中有豐富生存經驗的智者和勇士，他還昂然說過這樣的話：“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痹谂c黑暗搏戰(zhàn)的過程中，何必四處乞求呢？任何外在的光亮已不足恃，希望就收歸在“我”自己身上，收歸在內在生命的自我實現。
我希望上面這番話不是唐突亡者。幸好有《大裂》！因為有了《大裂》，胡遷從面具后掙脫起身，“我”曾經和這個世界肝膽相照……混跡在黑暗中逍遙自得的人不會有胡遷式的焦慮感；為了確保通體潔凈的人不敢舍身到黑暗中，他們自我禁錮在“內在城堡”——“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但是我的疆界漫長而不安全，因此，我縮短這些界線以縮小或消除脆弱的部分”（以賽亞·伯林：《兩種自由概念》）——之中；而《大裂》告訴我們，這位真誠生活過的作家，曾經和復雜的現實有過纏斗。
胡遷的作品有著類同的人物形象和穩(wěn)固的取景器，比如局外人，比如暴力循環(huán)，比如和周遭環(huán)境的格格不入……這一切的中心是不可化解的生存痛苦。也正因為神經那么敏感，情緒那么熾烈，理想那么高遠，所以每遇挫折和壓力，格外引發(fā)劇烈的反彈。對于讀者來說，如何將胡遷小說中如寓言般靜默在永恒里的痛苦，置放到具體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中進行辨析，這是個難題。
我毫不掩飾地表達過對胡遷作品的好感。不過，在對其創(chuàng)作整體有基本了解（春節(jié)期間有出版社的朋友給我提供了待出版的胡遷小說集清樣）之后，尤其是當他的自棄和電影作品獲獎一度成為朋友圈的焦點之后，心里總是有些不安。人們對于胡遷經歷的片段了解（比如其電影制作過程中的糾葛），通過喧囂的刷屏，不可避免地滲入到對胡遷文學世界的認知中，于是，他創(chuàng)作的某一面向會得到不加節(jié)制的夸張，由此掩蓋了其他面向。這其他面向，可能是胡遷作品中本已存在卻被我們忽視的，也有可能是天不假年未及發(fā)展出來的。我隱隱覺得，我們目前關注的，只是處于上升形態(tài)中的胡遷，如果他的文學能夠完成一次降落的位移，那將是讀者和中國文學的幸運。
三
王咸在《去海拉爾》（《思南文學選刊》2017年第2期）（注釋[3]）中寫到詩人李朝。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當代小說尤其喜歡表現“詩人之死”的主題：詩人是敏感而驕傲的，和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周圍人群和社會是多么庸俗、物質和功利，總之，詩人孤身和整個世界對抗，最后心力憔悴而殞命。這也是一種上升的、青春形態(tài)的小說。然而王咸寫了一位不像詩人的詩人，或者說，李朝是一位非常健康的詩人。他寫玄奧的詩句，同時也認真地養(yǎng)豬，似乎這二者本沒什么形上、形下的區(qū)別。他經常云游比如去西藏，不過這不是逃避現實的“詩意遠方”，“他去西藏比我去鎮(zhèn)上的小公園還平?！?。他是隨遇而安的，暴雨也阻擋不了乘興去拜訪朋友，不免讓人想起蘇軾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一個獲得內心自由的人在“穿林打葉”的紛擾時代中也可緩步“徐行”。他曾被國安帶去看守所，也沒有定性什么罪名，待了五個月出來，這番經歷想必在其他詩人那里會成為炫耀的資本或取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資源”，而在他看來這只是“打了個盹兒”……與我們印象中的詩人比起來，李朝是多么“平淡無味”（小說中“我”的一位同學，因襲著慣習的詩人印象去拜見偶像，結果“懷疑自己拜訪錯了人”），我想原因可能在這里：前者身上某一種才性不加節(jié)制地發(fā)展，而李朝沒有讓任何一種才性獨占整個性格。“凡人之質量，中和為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jié)?！保▌⑸邸度宋镏尽罚┡c其“拉緊某一種特殊張力而企圖使所有內在的能源涌現于眼前”以時時刻刻對抗世界，還不如讓那些能源解甲歸田，唯有“平淡無味”才能確保多面向的完整性格和全備性的選擇，使個人泰然自若地隨其所處的情境而應變（注釋[4]），“調成五材變化應節(jié)”。用李朝的話來總結——“反抗正好是被劫持的證明”。
王咸的小說大抵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者，這個“我”性格寡淡，從不占據舞臺中央，不以自身的活躍推動情節(jié)進展。這讓我想起小南一郎先生研討唐傳奇時引據的一個日語詞匯——“影薄”：“中國近世長篇小說里的男主人公，幾乎都給人留下一幅‘影薄’的印象”，“他們的行動促使故事得以大幅度發(fā)展的場面并不多”。小南一郎將原因之一歸結為作品傳達的“人們對于自己和社會的意識”。對比一下，古代長篇敘事詩中常常有個性強烈、性格鮮明的主人公登場，有點像我們上文提到的上升式、青春型小說?！皟烧咦畲蟛煌谟?，寄托于英雄的古代人的社會認識是將自己作為坐標中心，在這一中心周圍，配置著距離遠近不同的其他人；而近世的人們的社會認識，則失去了把自己置于事物中心的信念，……人們的主流認識是，并非那些擁有強烈個性的人物主導著社會，而是自己以及和自己具有同樣分量的其他人方才是大多數的存在，是后者構建起了這個社會。”（注釋[5]）——這種社會意識，內在地契合著王咸的認識，他筆下的人物從不身居“坐標中心”、“主導社會”，而是冷靜、溫和地看時代的開闔與熱鬧，“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注釋[6]）。
小說中的“我”住在市郊，王咸徑自稱其為村子，這里斷然見不到海派文學中慣常出現的情景與人事。天空下是黑瓦房頂，周圍有蔥蘢花木和苗圃，每晚九點左右，除了偶爾的犬吠之外，村子里就沒有聲息了——
有時候，我在房間里看書，看到深夜，然后關了燈，從房間里出來，突然看到月光越過窗戶，安謐地鋪展在寬闊的走廊上，心里就如同讀了經書一般的清涼。
這個憑窗的姿態(tài)，讓我想起沈從文。1957年“五一節(jié)”前后，沈從文在上海，經常在所住的上海大廈十樓眺望——
帶霧的陽光照著一切，從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還有萬千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動、水在流，人坐在電車上計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動，流動著船只的水，實在十分沉靜。
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
聲音太熱鬧，船上人居然醒了。一個人拿著個網兜撈魚蝦。網兜不過如草帽大小，除了蝦子誰也不會入網。奇怪的是他依舊撈著。
這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節(jié)日，外白渡橋上有喧囂的時潮與熙熙攘攘的人群，然而沈從文的眼睛卻偏離開去，“發(fā)現一個小小的游離自在的生命存在”。張新穎進而認為，艒艒船里那個人其實不妨看作沈從文，在紅旗、歌聲、鑼鼓的海洋里“總而言之不醒”，即使醒來也并不加入到“一個群”的“動”中去，只是自顧自地撈著那小小的蝦子（注釋[7]）。我借沈從文這個例子來形容王咸作品內的“我”、作品外的作家（文學常識告訴我們敘述者當然不同于作者，不過在王咸的情形里二者分享著很多共同經驗，我是這么認為的）與其置身的時代的關系。
那么，“我”從窗口到底看到些什么？那天大雨整整下了一下午，“我”在書房里看書，從后窗看到郭大哥夫婦坐在了二樓的走廊上，他們的走廊沒有圍欄，總給人一腳踏空的危險感——
他們坐在那里，面對著東北方向。郭大哥坐在一只高凳子上，大嫂坐在一只矮凳子上。大嫂微微地靠著郭大哥，郭大哥則坐得筆直，雙手平放在雙膝上。大嫂盯著眼前落在露臺上的雨，郭大哥則眼望前方，望著很遠的地方。他們一直靜靜地坐著，看不出他們的嘴唇在動。我看了一段時間的書，抬起頭來，他們還是那樣坐著。等我第三次看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那里，好像雕像一樣。
我在一個很無聊的會上偷偷讀《鄰居》，讀到上面這段時簡直無法自抑，只能起身到會場外站一會兒平復心情。王咸的筆墨慣常是平淡的，也不表現戲劇性沖突，卻突然就將日常生活的內在風暴徑直推到你面前。中國古人說“樂之隆非極音也”（《禮記·樂記》），那些震耳欲聾的聲音可能強烈而飽脹地占據感官，然而真正打動人心的卻是漸行漸深、藏著隱秘的“遺音”。就像上面這個段落掀起內心深處的波瀾壯闊，里面有郭大哥夫婦執(zhí)子之手的愛情，有面對渺茫未來時的驚悚與自我寬慰，有底層化解苦難的方式，有普通人臨深淵時的莊重自持……但這說不盡的一切都在雨聲中，王咸還特為強調雨雖然下了一天卻很“平穩(wěn)”，不是要將這個瞬間停頓下來、升華為人生哲理，而依然是流動不息的日常生活的內在經驗。
注釋：
[1] 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劉晨光譯，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48頁。
[2] 轉引自程志敏：《古典正義論：柏拉圖<王制>講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頁。
[3] 本文討論的王咸作品包括《去海拉爾》、《鄰居》。后者原刊《野草》2015年第2期，收入小說集《去海拉爾》，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多従印冯m然不是2017年的作品，這里“打一個擦邊球”，是為了將王咸的小說作為一個藝術整體來展開。
[4] 朱利安：《淡之頌：論中國思想與美學》，卓立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頁。
[5] 小南一郎：《唐代傳奇小說論》，童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2頁。
[6]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文集（3）》，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7]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