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時代大變革的波瀾趨于平緩之后，我們再來回望中外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就不難發(fā)現其種種發(fā)展演變，固然有其偶然性因素的推動與促進，但更多的時候依然還是文學發(fā)展自身的規(guī)律在發(fā)揮著強大的、不可逆轉的作用。

我相信，每一位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文學人不需要查詢任何資料就可以如數家珍地歷數過去40年來文學發(fā)展的風雨歷程。在那段崢嶸歲月里，著眼于創(chuàng)作的維度，從肇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起步，一路踏著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足跡走完了改革開放的前10年；而著眼于接受的視角，從動輒因一部作品而引發(fā)一時的洛陽紙貴到文學逐漸失去轟動效應。其間雖間或有種種小插曲，但這樣一條主線無論如何都是十分清晰、抹之不去地記錄在那個年代的文學天幕上。進入90年代后，文學發(fā)展的步履當然不會停止，客觀上也先后出現過諸如新寫實、新狀態(tài)、新歷史、女性寫作、“80后”、青春文學等種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描述與概括，但與80年代那種一呼百應的景觀相比，這一切的確就是“圈中人”的自娛自樂了。再往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愈來愈堅決地伸向了文學，于是一面是所謂“純文學”這只“不死鳥”依然倔強地翱翔在天空，另一面則是令人難以盡數的所謂“俗文學”和“網絡文學”異軍崛起。

以上對改革開放40年來文學發(fā)展軌跡的勾勒自然過于粗疏，而且也只是著眼于小說這一種文學體裁，涵蓋性似乎有局限。今天也確有研究那段文學發(fā)展歷史的學者認為，這樣一種概括與描述過于外在，未能深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部規(guī)律。不錯，這樣一種描述雖然更多地是由文學在那時的外觀特征概括而來，但從其背后的某種思想動因而言，一方面的確就是那個年代文學總體狀況的一種客觀呈現，另一方面，改革開放40年來文學之所以會留下了這樣一條發(fā)展演變的軌跡也絕非偶然或是出自某種人為的操控。事實上，當時代大變革的波瀾趨于平緩之后，我們再來回望中外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就不難發(fā)現，種種發(fā)展演變固然有其偶然性因素的推動與促進，但更多的時候依然還是文學發(fā)展自身的規(guī)律在發(fā)揮著強大的、不可逆轉的作用。這倒是應驗了中國的那句老話：“縱橫不出方圓，萬變不離其宗”。

具體到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發(fā)展，這個“方圓”那個“宗”究竟又是什么呢？在我看來，其間最重要的“圓點”和“本宗”無非有二。

一是時代之使然。的確有言論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淡化文學與時代的關系，甚至將時代因素妖魔化為影響文學發(fā)展的障礙。但中外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文學最終的呈現方式如何，在它的背后總是會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時代的蹤跡。貼近時代也好，遠離時代也罷，這些都不能簡單地成為判定作品優(yōu)劣的根源。的確，時代對文學的影響并不直接決定文學的優(yōu)劣，但它對文學走向的影響卻無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學之所以會出現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這樣的“快閃”，其背后莫不皆有時代的因素在悄然發(fā)揮著作用？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場令多少國人刻骨銘心的“十年浩劫”，如果沒有“十年浩劫”前十七年那接踵而至的各種名目的運動，前述的那些個“快閃”還有出現的可能嗎。從“十年浩劫”到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是時代的巨變，沒有這種巨變，就沒有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頻頻“快閃”；同樣的道理，上世紀90年代以后，同為“新時期”的那個時代依然還在發(fā)生著變化，有時甚至是十分深刻的變化，但這樣的變化基本都是在一種平緩的節(jié)奏下悄然發(fā)生而不是前面那種“撥亂反正”式的巨變，由此而來的文學“快閃”隨之平緩乃至消失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是藝術規(guī)律之使然。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這樣的“快閃”中，其實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前三次的“快閃”主要還是寫作題材的轉移和變化，后兩次則重在向文化支撐和寫作方式的轉化；而再往后的文學很難再用一句話來概括，其原因固然有“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外因，更重要的還在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愈加深入，文學的多樣化態(tài)勢也愈加明顯，以至很難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和表現某一時期的文學主潮。而造成這種變化背后最大的推手當屬藝術規(guī)律本身。文學是藝術，文學對時代對現實的反映與表現之所以不同于新聞和研究報告，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它是藝術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感染力。毋庸諱言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出現的一些文學作品其社會影響力固然巨大，但藝術感染力則確有欠缺之處，而這一點在當時之所以為社會、為大眾所忽略，主要還是因為當時代的巨變剛開始時，人們的聚焦更在于“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當“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任務不再成為社會關注的主題時，“諸神歸位”也就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于是，文學也開始從注重表達什么進入到表達什么和如何表達并重，看起來是藝術性的權重開始得以提升，背后的本質則無疑是藝術規(guī)律的作用使然。

上述“圓點”與“本宗”的綜合作用畫出了改革開放40年文學清晰而靚麗的發(fā)展軌跡，而這樣一條發(fā)展軌跡之于當下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迪。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依然存在。習近平總書記這兩個十分重要的判斷也是擺在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前的兩道大課題：文學如何在這樣一個直接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中發(fā)揮自己獨特的作用？文學如何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實現從“高原”向“高峰”的攀登？牢記時代使命、遵循藝術規(guī)律這樣的“初心”依然是須臾不可忘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