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應運而生的黃金一代作家 ——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回顧
來源:文藝報 | 張志忠  2018年12月03日08:36

改革開放時代造成的劇烈的社會變遷,給作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chuàng)作素材,也時時激發(fā)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靈感和沖動。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懷、史詩畫卷與日常生活、大時代與小時代、主旋律與多樣化,都得到了相當力度的刻畫描摹。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的文學進入了持續(xù)發(fā)展的歷史時段,出現了一批堪稱經典的優(yōu)秀作品,出現了應運而生的“黃金一代”(為了簡明起見,我的論述僅限于小說家),這是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觀景象,在中外文學史上也是值得關注的重大現象。

屬于“黃金一代”的作家,上起1929年出生的宗璞、徐懷中,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王蒙、李國文、從維熙,下至60年代出生的余華、蘇童、遲子建、格非、畢飛宇、麥家、林白、陳染,其中堅力量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馮驥才、劉心武、李陀、梁曉聲、張抗抗、史鐵生、莫言、張煒、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曹文軒、鐵凝、張承志、池莉、方方、劉醒龍、劉震云、徐小斌,阿來等。以年事已高的老作家而言,宗璞和王蒙在號稱“百花時代”的1956—1957年,發(fā)表了《紅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舉成名天下聞。2010年以后,他們又分別發(fā)表《西征記》《北歸記》和《這邊風景》,再一次證明了其蓬勃的創(chuàng)作活力。徐懷中在上世紀50年代即以《我們播種愛情》名世,近年來,繼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之后,于本年度推出長篇小說《牽風記》,描繪了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期艷麗與瑰奇交織的戰(zhàn)爭風景線。此外還有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李陀的《無名指》等重要作品。

被稱為“50后”、“60后”的這一作家群,更是人人握靈山之珠,個個懷荊山之玉,每隔數年即有長篇新作問世,不僅是保持在一個持續(xù)穩(wěn)定的水準線上,還時有內容和形式上的探索創(chuàng)新,讓文壇拍案驚奇。單是2018年,就先后有賈平凹的《山本》、王安憶的《考工記》、劉醒龍的《黃岡秘卷》等相繼問世并得到好評。

在中外文學史上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作家群落的出現,都有其文學的與社會的原因。那么,中國文壇產生“黃金一代”作家的機緣何在呢?

中國新文學百年,很少有大規(guī)模、成群落的作家,能夠將他們的創(chuàng)作生命持續(xù)4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新文學伊始的“魯郭茅巴老曹”,除魯迅早逝,余者在進入新的時代語境之后,都有水土不服的癥候,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鮮有新的力作問世,只有晚年寫出《隨想錄》的巴金是個例外。左聯文學時期柔石、殷夫、胡也頻等的被難,在文學與革命的糾結上寫下血腥的一頁;戰(zhàn)爭年代帶給作家的苦難、流亡、遷徙、貧困,無處安放一張靜心創(chuàng)作的書桌;其后不斷發(fā)生的文藝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犁庭掃穴,摧折百花,都嚴重地傷害了文學的生產力。

與之相比,改革開放的40年,可以說給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指出,“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chuàng)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堅持黨的領導,其結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從30年來文藝發(fā)展的歷史中,分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擺脫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根據我國歷史新時期的特點,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文學指導方針確定了基調。

70年代末期以來,雖然說文壇上也曾經有大大小小的批評發(fā)生,但作家、讀者都已經拋棄了簡單粗暴的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就事論事,就作品談作品,沒有簡單獨斷的一棍子打死,不為一部作品就中止作家的藝術生命,作家并不會因此就失去創(chuàng)作的權利,很快就能夠調整創(chuàng)作心態(tài),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以新的姿態(tài)重返文壇。

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時代造成的劇烈的社會變遷,從除舊布新撥亂反正到鄉(xiāng)村中的土地承包,城市和工廠企業(yè)的體制變革,面向世界八面來風的激蕩,再到市場經濟和網絡化時代的機遇與挑戰(zhàn),給作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chuàng)作素材,也時時激發(fā)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靈感和沖動。這40年可以說是充滿艱辛也充滿神奇的40年,“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經不足以形容其一二。立足于當下的現實而回望既往,對曾經被遮蔽的歷史的重新發(fā)現,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雙重思考,歷史的視野因此進一步打開,產生相當一批長卷式的民族志和家族史寫作。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懷、史詩畫卷與日常生活、大時代與小時代、主旋律與多樣化,都得到了相當力度的刻畫描摹。

時代的饋贈之外,還有作家們自身的勤奮和執(zhí)著追求。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文學生長得天獨厚的時期,社會情感積聚甚久亟待迸發(fā),文學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市場化初起之際,也有為數不少的作家轉身商海。在這樣嚴酷的篩選下,能夠堅持在文壇走過來的作家,一定是有大的定力、大的持守,此其一;他們在40年或者更為長久的時段中,還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有饕餮之胃,能夠從中外文化和文學的海洋中廣納百川,厚積薄發(fā),能夠逐漸地攀上巨人的肩膀,使自己也變得高瞻遠矚,視通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