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徐風，一級作家，江南文化學者。中國作協(xié)會員。著有長篇小說《國壺》等四部，散文集《一壺乾坤》等六部。代表作品見于《人民文學》《當代》《十月》《鐘山》等刊物，曾獲第三屆冰心散文獎，第二、三、四、六屆紫金山文學獎等多個獎項。

起先他是一個農(nóng)民。最后他還是一個農(nóng)民。此話等于沒說。在中國，有幾億農(nóng)民，沒有什么起先，也沒有什么最后，誰都是一輩子在泥土里跌打滾爬。是的。很久以來，一個農(nóng)民無論活著還是死去，跟螞蟻沒有什么區(qū)別。如果一個農(nóng)民想要在地里弄出許多動靜，讓大家關注，并且引起一陣轟動，可能性幾乎等于零。通常的情況是，一個農(nóng)民的生活線路，基本離不開村頭田頭炕頭。這里說的是江南，沒有炕頭，但是有水牛。這里說的駕馭水牛的農(nóng)民，名字叫潘根大。

農(nóng)民潘根大已經(jīng)死了 20 年。世間萬物，人是最容易被忘記的。人死了，燈就滅了。即便是潘根大村上的人，除了年歲大的，年輕人也差不多不知道這個名字了。

為什么還要提起他？因為他的故事有點特別。

潘根大的“前世”沒什么好說的。若是當年，你到他所在的紅星村去問，潘根大是誰，人們就會用手指一指磚瓦廠的方向，說，不就是那磚瓦廠的廠長嘛。

是廠長也不稀罕。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江南大地，到處是冒頭的煙囪，廠長經(jīng)理，像雨后的地苔，是一片一片的。一片樹葉掉下來，會砸到三個企業(yè)老總頭上。

問題是，上邊突然不讓潘根大當廠長了，這個“上邊”具體是誰，年歲久了也不清楚了。當然潘根大并沒有犯什么錯誤，他被告知，領導體恤他，讓他光榮退休，這年他剛滿 55 歲。

說一個 55 歲的農(nóng)民退休了，在江南鄉(xiāng)村是件很可笑的事。如果你愿意到鄉(xiāng)下走走，你會看到七八十歲的老翁還在田邊干活。

據(jù)說那時潘根大很牛逼。窯場上三個小伙子跟他對打，都被他撂倒在地。突然宣布他退休，不等于打他的臉嗎？

老潘離開磚瓦廠的時候，一個人灌了三瓶白酒，人們看到他在田埂上搖搖晃晃的背影。說，一條漢子被閹了。據(jù)說那次他差點栽在河里。

不就是一個破窯廠，有那么值得留戀嗎？如果帶你去磚瓦廠看看，你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廠子，其實就是一座磚窯。燒磚的泥土，都是從良田里挖來。被挖成一個一個大窟窿的田地，樣子有點難看，像一件好端端的棉襖，到處都是破洞。地被毀了，自然就再也不能耕種糧食。放眼看去，田野上這樣的窟窿很多。那座大墳包一樣的磚窯，就像一張餓煞的大嘴，也不過 20 年時間，吃掉的土地，竟有 200多畝。

聽聽是蠻嚇人的，但這筆賬，其實從來沒有人去算過。

沒有人想到，老潘 “退休” 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算那筆賬。所謂被吃掉的 200 多畝土地，是老潘在地頭用皮尺一點點丈量出來的。他為什么要這么做，當時還沒有人知道。

有一段經(jīng)歷不能回避。在當磚瓦廠長之前，老潘還干過生產(chǎn)大隊的大隊長，對別人，這或許是一種威風的依附，但對老潘，可能是個憋屈的位置。鄉(xiāng)村的政權，書記才是老大。如果書記強勢，那其他人都是伙計。老潘終于沒有熬到書記的位置，原因很多，其中有一個擺上桌面的事，是他的老丈人成分不好，據(jù)說這在當時比較致命。他和妻子的關系，一直不是很熱乎，不知道跟這有沒有關系。

老潘突然被擼了廠長位置這件事，即使在不大的村子里，也沒有成為轟動的新聞，大家私下議論幾天，就跟田野里的風一樣消散了。人們只是看到，老潘有事沒事就往城里跑。

各種各樣的說法都有。說他會去城里租個門面開店，說他會去找關系圈一塊地，再辦一個磚瓦廠。也有說他在外面借錢，數(shù)目很大，估計要上一個賺錢的大項目。反正有一點大家都不懷疑，老潘愛折騰，他怎肯就此罷休呢，總要弄出點動靜來，才行。

可是，后來人們看到潘根大扛著一把鋤頭下田了。并不是去他自家的責任田里，而是在村后那些被磚瓦廠挖了很多窟窿的拋荒地上，一個人孤零零地揮起了他久違了的鋤把。

有人說，老潘啊，氣糊涂了啊，你家的地在那邊呢。 他也不言語。

每天太陽還沒有上山，他就下地了，一直干到傍晚斷暗時分，才一個人悄無聲息地回家。

潘根大是要干嘛？逼急了，他終于說了兩個字：復墾。

很多人把牙齒笑得掉在那片拋荒地上了。

神經(jīng)啊，老潘?，F(xiàn)如今責任田都沒有人種，好端端的良田都拋荒了，有點本事的人都去了城里。你還在這里愚公移山，還想感動玉皇大帝嗎？

老潘還是不言語。過去，他不是這樣，嘴不肯饒人，再說，他怎么也是個廠長，沒有人可以挑戰(zhàn)他的尊嚴。

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鄉(xiāng)村的政治舞臺上，再也沒有一個名叫潘根大的人。所謂政治舞臺，無論大小，都是熱鬧且“務實”的，就是個跑龍?zhí)椎?，也自有出處。那些曇花一現(xiàn)的人物，總是在熱鬧里突然沒了蹤影。

可是有一天，人們突然看到電視臺的報道車開進了紅星村。然后，潘根大扛著鋤頭從家里出來，一個扛機器的記者在后面跟著，再后面，還有幾個人，有的舉個長桿話筒，有的拖著長長的電線。這是在干嘛呢？有瞧熱鬧的高喊：拍電視劇的來嘍！

不好意思，那幾個跟在潘根大后面的報道人員里，有一個就是在下，時任某電視臺副臺長兼專題文藝部主任。之前，我是在某一天審片時發(fā)現(xiàn)潘根大的。有一個潦草的記者拍回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農(nóng)民在當了 20 年磚瓦廠廠長后復墾土地，是一位退休不退志的惜土先進人物。

顯然這是一條拍攝和制作乃至解說都很蹩腳的消息，畫面很差勁，由于是擺拍，畫面上的潘根大在鏡頭前很拘謹。但是我發(fā)現(xiàn)潘根大的目光里， 有一種很執(zhí)拗的光亮。細細看，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憂郁。

他頭發(fā)油亮，聲如洪鐘。說他是農(nóng)民，完全不像，白襯衣束在褲腰里，皮帶還是皮爾卡丹的牌子。這是當年鄉(xiāng)村干部的典型作派，但我還發(fā)現(xiàn)他跟一般村干部不一樣的地方，一張有棱角的臉上沒有贅肉，也不見油膩，山根是筆直的，眉宇間，有著漫無邊際的風霜。

有一種東西在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突然覺得有戲。

如此，一種機緣的力量，催生了紀錄片《農(nóng)民潘根大》的拍攝。什么人老心紅的惜土模范，一邊去吧。在我當時的觀念里，中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罄竹難書的關系，莫過于農(nóng)民和土地的關系。日漸崩潰的鄉(xiāng)村里，竟然走出這么一個角色，完全顛覆了我對傳統(tǒng)農(nóng)民的認知。這或許是一篇大文章。地方電視臺出作品太難，除了視野的局限，題材的狹窄也是一個因素。好歹我還是個作家，雖然在電視臺謀飯，心底卻還保留著幾分人文情結。

可是，開始我并不喜歡潘根大。他豪言壯語太多，沒有幾句是從心坎上流出來的。舉手投足之間，“村官” 的味道很濃，尤其在吃飯的時候，鄉(xiāng)村官場的那一套，他都很嫻熟。那種真正樸素的農(nóng)民語言，很難從他嘴里聽到。

記得，我曾經(jīng)這樣問他：如果你還在當磚瓦廠的廠長，能想到來復墾嗎？他朝我看了看，反問我：徐臺長，你住過草屋嗎？

或許我流露出些許窘迫了。他哈哈一笑，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當磚瓦廠廠長之前，紅星村的大半房子都是茅棚草屋，我曾經(jīng)發(fā)誓，要讓每一戶農(nóng)民住上瓦房。我離開磚瓦廠的時候，已經(jīng)提前完成了這個愿望。至于復墾，那是我不當廠長了，閑在家里無事可做，村前村后轉轉，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窟窿，都是我們燒磚取土挖下的。量一量，算一算，拋荒的土地居然有 200 多畝啊，我心里很害怕，感覺把子孫的地都吃掉了?！?/p>

幾乎天衣無縫。毀田的那筆賬，老潘天天放在嘴上說。在不斷自圓其說的講述里，潘根大索性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甚至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毀田的罪人，然后他說要以自己的余生，把 20 年來吃掉的土地還給子孫。

口氣，總是比較豪邁，上世紀 90 年代的典型語言。后來人們才知道，拋出“毀田說”之前，老潘認真做了功課。他一趟趟往國土局跑，咨詢相關的復墾政策，關鍵是政府的態(tài)度，吃準了之后，他才實施復墾行動。一開始他并沒有昭告天下，而是選擇了極度的低調。那是他功課的一部分， 是一種力量的養(yǎng)蓄。

他當然不會想到，他這種行動本身，恰恰擊中了當時的“國情”的一根軟肋。幾乎所有城市的急劇膨脹， 都是以鄉(xiāng)村的急劇萎縮和凋敝為代價的。大量的農(nóng)民倉皇離開土地，拋荒二字，已經(jīng)成為政府案頭的一份急火而夾生的快餐。

當?shù)孛襟w的胃口，一度被他吊得很高。估計潘根大比較享受。不過，最早的一些報道，還只是把他作為一個“惜土先進人物”來對待。也有跑 題的記者，從“人老心紅”角度來吹捧一番，這讓老潘不太解渴。

抓典型是媒體的普遍特點，也是各級領導的要求。成為典型的人，日子往往并不好過。幸虧第一波的宣傳，并沒有形成氣候，像一陣風，刮過就沒影了。

王者歸來——潘根大顯然沒有做到。那個他已經(jīng)缺席很久的“舞臺”上，依然沒有他的位置。想想也是，即便是山大王，也得有一群嘍啰。他沒有。別看他在媒體上牛皮哄哄的，大家都不看好他。老百姓很實惠，一鋤頭挖下去，能挖個金娃娃，眾人肯定一起跟他走。

就此歇手斷無可能，開弓哪有回頭箭呢？他心里失望，那是肯定的。除了沒有人手，還缺錢。當時請一臺 G30 推土機來地里干一天，要支付 500 元。

此時支持他的，只有當?shù)氐膸准颐襟w。那也不頂用，你不可能天天報道老潘在復墾，哪有那么多故事。生活不是演電視劇。如果一定要把生活的進行時當成一部戲，那他肯定是男一號，老婆不支持他，于是女一號缺席 ；連子女們也不支持他，所以也沒有 “聯(lián)合主演” 的陣容 ；村里人看他笑話，開始還有吃瓜群眾圍觀，后來因為情節(jié)乏善可陳，于是連 “群眾演員” 也都作鳥獸散也。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坑坑洼洼的復墾地上，心頭應該是有幾分荒涼的。

“就連小店里的老板娘，也不肯賒賬。老子酒都喝不成了?！?/p>

他無奈地對我說。與潘根大交朋友，終究還是很愉快的。第一次帶著攝制組和他見面時， 我送了他幾瓶酒，他很開心。殺了一只雞款待我們。待我們走后，他拎著幾瓶酒滿村頭轉，高聲嚷嚷：電視臺徐臺長來看我，還送了我?guī)灼烤?，太客氣了啊?/p>

可見他當時心里孤獨。因為沒有人支持他。

找出當時的拍攝日記，1997 年 6月 2 日，我們跟著老潘在地頭拍了一天。這一晚我們住在他家，隨機拍攝了很多生活場面。半夜里，意想不到的一幕發(fā)生了：

“……半夜里，我們睡得很沉。不知什么時候，跟我睡一鋪的攝像夏濤把我推醒，“徐臺你聽，好像老潘在跟誰吵架？”

仄起耳朵細聽，真的是老潘在樓下大聲嚷嚷，口氣兇巴巴的。這時，睡在我們對面鋪上的錄音師薛勝偉也醒了。我們?nèi)饲那南铝藰牵梦堇锪林鵁?，老潘面對著墻壁，一個拳頭在捶胸，另一只手，握著一只酒瓶，大聲罵一句什么，仰著脖子喝上一口，他的舌頭有點大，口齒不清，一股濃濁的酒氣在空氣里彌漫開來。

那面斑駁的墻壁上，只有他的影子在晃動。

也不知道該怎么上去勸他。大家面面相覷。這時，老潘的老伴出現(xiàn)了。低聲對我們說：“把你們吵醒了啊，老頭子經(jīng)常這樣的，有心事就喝酒， 喝多了就發(fā)酒瘋。”

她也不上去跟他說話。仿佛他只是在跟別人閑聊，一切都無關痛癢。

我突然想到，其實老潘復墾的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最近這段時間，復墾需要機械設備挖土填土，沒什么人幫他。錢也不夠，經(jīng)常要外出借債， 老是空手而回。田里的農(nóng)活不等人，化肥要錢，農(nóng)藥要錢，人手不夠找?guī)凸ぃ枰X。村里人的閑話，一直尾隨著他?！鞍l(fā)酒瘋” 的背后，有多少酸楚啊。

要真正了解老潘并不容易。他的內(nèi)心，或許就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潭子。他的廠長位置是怎么丟失的，他是如何跌倒了爬起來的，為什么要選擇復墾？除了他對媒體說的那些話，是不是還另有隱情。為什么他那么孤獨，村里人為什么不肯支持他？

所有這些問題，或許并不能都歸結到那個“舞臺”。我知道他有被迫離開的失落，可也不完全是因為丟掉一頂他后來真心不在乎的 “官帽”。

春去秋來，老潘在泥水里滾打了大半年，莊稼成熟的季節(jié)到了。老潘竟然收獲了 15 萬斤糧食，平均畝產(chǎn)達到 1100 斤。不過，我發(fā)現(xiàn)老潘怎么也高興不起來。或許這成功的背后，也有難言的隱痛。后來知道，當時的糧價太賤，黃燦燦的稻谷，竟然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草繩價。說谷賤傷農(nóng)，傷的是農(nóng)民的心。

一筆賬算下來，老潘真正收獲的，竟是一個巨大的虧空。

面對著電視臺記者的話筒，老潘的豪言壯語顯然不如往昔流利。然后，他回家，悶聲不吭，在床上躺了幾天。

這個時候，他的兩個兒子出場了。他們心疼自己的父親，勸他收場。名也出了，威風也有了，你還要什么？欠下的債，我們來還。其實有些債，兒子已經(jīng)替他還了，卻不敢對他講。從此以后，兒子希望他釣釣魚，打打麻將，活得自在些，這樣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在老潘聽來，說這些話還不如讓他去死。不服輸是天下男人的天性。他重新出現(xiàn)在田頭的時候，又有了新的主意。在原來復墾的田地旁邊，再開墾 20 余畝荒地，擴作魚塘。老潘跑到電視臺，對著我算了一筆賬。20 余畝魚塘，可以養(yǎng)幾千斤青魚草魚，到過年的時候，本錢就可以收回，還有盈余。到明年，債務可以全部還清。

那一天，老潘顯然又喝酒了，渾身的酒氣像蒸籠里的蒸汽一樣散發(fā)開來。隱隱的不安，從這時候起，就在我心頭盤桓不去。我擔心老潘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貌似強悍實則無助，把自己的退路全部堵死，眼里只有壓力，只有困難。仿佛他的命，就是為了壓力和困難而活著。其時，無錫和省里乃至全國的媒體也開始關注老潘了，他的見報率和出鏡率在不斷攀升，我感覺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合力，在把他往一條險路上逼。

1998 年 4 月 19 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登了一張很醒目的照片，江南宜興農(nóng)民潘根大手持鋤頭在復墾土地。畫面上的老潘，擺著一個威風凜凜的弓箭步，鋤頭高揚超過頭頂。這張擺拍的照片很專業(yè)，是該報一位資深記者的得意之作，照片旁邊還配了一篇短文《造田記》。內(nèi)容當然是贊揚潘根大不辭勞苦復墾荒地的事跡。寫作此文的記者當然不會想到，當時的潘根大已經(jīng)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絕路。

這一年的盛夏，江南宜興遭遇了百年不見的高溫，我的攝制組跟著老潘拍攝已經(jīng)兩年了，他的“復墾進行時”故事還一直在延續(xù)，我卻為找不到一個最佳的結尾方式而糾結。

有一天，在高溫 40 多度的烈日下拍完他給魚兒喂食的鏡頭后，我告訴他，待天氣涼快些，我想以他的名義，然后由我們來出資，請市錫劇團來村里演場戲，然后呢，請他對看戲的鄉(xiāng)親們說幾句話，感謝大家對他復墾的支持。這是我設計的一個“光明” 的片子結尾，我希望以這樣的方式，讓老潘收手。同時，常識告訴我，片子要想獲獎，“尾巴”必須是光明的，這在傳媒界幾乎人盡皆知。

記得老潘給了我一個勉強的苦笑。他的意思是，村里沒有幾個人是支持他的，干嘛要包一場戲給他們看？多別扭啊。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他的復墾，是不真實的，事實上他也沒有結束，這條命只要還活著，就不會結束。

一句話，他不想妥協(xié)。

那次談話，我突然有一種感覺，他想為自己活。別人的感受，外界的評價，他已經(jīng)不再在乎。尤其那個一直在他心里揮之不去的“舞臺”，已經(jīng)被他真正地拋棄了。

但是，他要給我面子。他似乎知道我的難處。一部片子拍了兩年，一直沒有個子丑寅卯。他要給我一個交代。這個時候老潘完全把我當成了朋友，再也沒有一句豪言壯語了。他說，老弟，你也不容易，你怎么說，我怎么做，放心！

其時老潘已經(jīng)走到生命的盡頭。當時我們并不知道，由于常年酗酒，加上過度勞累，他貌似粗壯的身軀里潛伏著多種疾病，每天他只睡兩三個小時，晝夜不分的他，在酒精的支撐下，奔走在高溫籠罩的田頭渠邊。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個晝夜他要起來二十多次，假想中，有太多的壞人，在跟他搗亂。比如，任何一個在暗夜里經(jīng)過魚塘的人，都有可能被他懷疑是偷魚的賊。

最后的一次拍攝，是在魚塘邊臨時搭建的小屋里，悶熱得像一個蒸籠。老潘的言語有些含混，臉色赤紫，雙目圓睜。送我出來的時候，他說，沒有錢，請不起幫工，剛才來了一幫安徽民工，要價太高，談不攏。只能自己撐著慢慢干。

我感覺他特別無助，心里難受。勸他，天這么熱，還是要悠著點，多保重。

為了安慰我，他說，總會有辦法的。

我們約定，一周后天氣就會轉涼，然后錫劇團會如期來村里演戲，老潘一口承諾，屆時他會發(fā)表一席講話，絕不會駁我的面子。

他揚起手，朝我使勁揮了揮，說，老弟，你也保重。

然而，一周后，傳來了老潘的噩耗。

我在 1998 年 8 月 12 日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突如其來的噩耗，如晴天霹靂，老潘死了。

今天凌晨，人們在復墾地上發(fā)現(xiàn)了他的遺體，他的手里還緊緊攥著一個手電筒。

我們接到鯨塘鄉(xiāng)廣電站打來的電話，誰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墒乔嗵彀兹眨l能開這樣的玩笑呢！

……未進潘家，已聞哭聲，噪雜的人群擠滿了原本寂靜的潘家小院。我們突然一步也挪不動了。

老潘直挺挺地躺在臨時擱起的門板上，只穿一件汗背心，身上的泥斑還未洗去。他仿佛是累極了，小憩似的。

含著淚水，我們獻上了第一個花圈，忍著悲痛拍下了眾人哭靈的場面。我們又一次來到復墾地，來到老潘夜巡魚塘、放水增氧、猝然倒下的田邊。

他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倒下的，當時四野無人，連一絲風都沒有。

攝像機不會流淚，它只會無聲地記錄。

我怎么也不會想到，老潘用他生命的句號，來作為我們這部紀錄片的句號。這個句號太沉重、太悲壯了。

在老潘的采訪素材里，我找到一段同期聲：

“我死也要死在這塊土地上。如果我復墾累死了，就讓我兒子在這里樹塊碑，上面寫著：潘根大復墾在此犧牲。讓子孫們再也不要破壞土地?！?/p>

一語成讖。 這段話，成為一部拍攝了兩年的紀錄片的靈魂，把我們擺渡到獲獎的彼岸。

從 1998 年起，電視紀錄片《農(nóng)民潘根大》獲了很多大獎。其中包括該年度的國家廣電總局節(jié)目特別獎、中央電視臺一等獎、第 17 屆中國電視金鷹獎，還作為中國優(yōu)秀紀錄片，去了加拿大國際電視節(jié)展播。

每一次走向領獎臺，我心里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所有的獎，都是用老潘的命換來的。老潘死了，縱然我們獲一萬個獎又怎么樣，能換回老潘的命嗎？有一次在西安領獎，老潘的圖像出現(xiàn)在大屏幕上，仿佛一個真人在向我走來，我頓時潸然淚下。半夜里睡不著，一個人起來到院子里，想起諸多往事，默默為老潘祈禱。

在我長達十年的電視生涯里，這確實是一部獲獎最多的片子，但不是一部讓我驕傲的片子，而是一部想起來就讓我心痛、不安、難過的片子。

我記得，央視播出這部片子之前，編導曾經(jīng)約我和老潘的長子潘國慶一起去做一個節(jié)目。在節(jié)目錄制的現(xiàn)場，主持人問潘國慶，你父親的死，你覺得突然嗎？潘國慶說，我早就料到他會出事，但是，沒想到他這么快就出事了。

在潘國慶看來，他父親潘根大就是一個英雄氣短、劍走偏鋒的性格，任何事都是一根筋走到底。那樣的復墾，在當時人人都想發(fā)家致富的年代，經(jīng)濟價值微乎其微。做點什么不行呢，偏要去復墾。為什么當時村里沒有人支持他？因為糧食不值錢，所以復墾沒什么價值，也就沒有人會跟他走了。潘家兄弟都是孝子，他們一直在暗地里幫父親，當然，有時也會撒手，那是希望他歇手。他們認為，父親的自信里有較多冒險的成份，這樣的性格怎么會不出事呢。

假如，老潘的那塊復墾地，也像有些人那樣用來圈個圍墻做工廠，弄個“中外合資”的牌子，各種貸款會紛至沓來，把各種關系打通理順，他不做事也是個“著名企業(yè)家”。君不見，過去很多年，我們這塊土地上，有多少“企業(yè)家”曇花一現(xiàn)，肥了自己害了眾人。明知不靠譜，追隨的人卻很多，官方給榮譽、擔保貸款的時候，一點也不猶豫。出事了，鼻管一捏，也只能打碎牙齒往肚里咽。

假如，老潘的那塊復墾地，像有些人那樣做個大酒店，或者升級版的農(nóng)家樂，豈不妙哉。很多感情是吃出來的。我們這個好吃的民風里，吃，永遠是第一位的。老潘會很吃香，而且一點也不會像復墾那樣吃力，他只要說一聲吃不消，朝野都會伸出援手，絕不會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總之，老潘的選項太多，只要他不一個人去復墾。只要他“與時俱進”，哪怕他也掛個“快樂農(nóng)場”，搞點“觀光農(nóng)業(yè)”或者“度假村”，以一種時下皆大歡喜的娛樂精神取悅大眾，一定可以上下通吃，游刃有余。

時隔多年，我突然悟到，老潘當年是在跟一個浮躁的時代對著干。一己之力，何其微乎。雖然當時的媒體對潘根大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但功利社會的價值觀擺在那里。說到底潘根大復墾太不賺錢，領導真正在乎的各種排行榜上，都不會有他的名字。他的價值，如果用錢來丈量，無疑是太卑微了。

由此想來，老潘當年掛在嘴上的那些話，未必都是豪言壯語。起先，他是跟那個遺棄他的“舞臺”對著干，等到真正地融入田間，他的心沉下來 了，對腳下這塊土地，他確實有一種真心的虧欠和疼愛。他的舉動讓我確信，農(nóng)民與土地的關系，是一種血肉相連的關系。深懷感恩乃至崇敬之心，就體現(xiàn)在他們?nèi)諒鸵蝗盏墓?，作為潘根大，身上還有難能可貴的、眾人并不具備的“原罪”精神，一個農(nóng)民，拼盡全力，在替我們的時代向老祖宗認錯，用自己的一條老命，在向子孫懺悔。這樣的自我救贖，真的并不容易。

想到這一點，20 年后的我，特別難過，也特別慚愧。

回望他最后的大地如雷般沉默，二百多畝復墾的田園張開臂膀，無聲地將他擁入懷抱。說這是最高的形式并不矯情，他倒下的時候想到了什么，聽到了什么？我們無法想象，但他一定聞到了泥土和青草的氣息。

后來知道，先是老潘的二兒子棄商從農(nóng)，接過了父親的鋤頭；然后，潘家兩兄弟在父親生前復墾的土地上，合力投資幾千萬元，造了一個“根大生態(tài)園”，或許，那未必是老潘心儀的模式，但我相信，這是兩個忠誠的兒子，以此來祭奠他們一去不返的父親的一種心念。

愿老潘的魂魄，會堅守屬于他的家園。

愿他的心愿，終將在他的子孫手里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