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評論和期刊應成為上海文學兩大品牌

陳思和（評論家）

上海的文學評論一直是海派文化建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風起云涌的歲月里，以《上海文學》為核心的上海文學批評一直走在時代與文學的前沿，發(fā)表了許多觀點獨特、風格活潑的評論文章，一批青年評論家就此脫穎而出。不久，《上海文論》創(chuàng)刊，提出了一系列引人關注的學術話題。譬如“重寫文學史”，本來是學術領域很專業(yè)的話題，可是因為專欄設在《上海文論》上，就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連鎖反響。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反思”的大討論，最早也是在《上海文學》的批評家俱樂部專欄里提出，后來又得到了北京《讀書》雜志的呼應。因此說，上海這兩個文學刊物當時引領了時代的風氣。

其實要回顧上海四十年來的文學成就，文學期刊的影響實在是不容小覷。我近日重讀巴金晚年創(chuàng)作的《隨想錄》，里面有多篇文章都是談當代文學作品，為青年作家辯誣，為優(yōu)秀作品吶喊，而這些引起爭議的作品，都是因為刊登在《收獲》雜志上而引起關注的。再說《萌芽》，在趙長天的策劃下改刊，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可以說改變了一個時代的風氣，“80后”作家由此誕生。如果要說上海文學領域對中國社會和文壇的沖擊力和影響力，首屈一指的是這兩家重要刊物。

如果從文學發(fā)展和文學史的意義來考察文學現(xiàn)象，獲獎多少并不是標志，而引起爭議、產(chǎn)生對社會的沖擊力度，也許更為重要。我這里想說的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構建中，文學批評和文學期刊應該成為現(xiàn)代化都市的兩大文學品牌和標桿。

繼續(xù)跋山涉水

秦文君（作家）

我從發(fā)表作品到現(xiàn)在38年，陸續(xù)出版了70多本書。從前寫兒童文學默默無聞，近乎隔世，經(jīng)常有朋友愛護我，叫我不能只寫“小兒科”。現(xiàn)在中國的兒童文學不一樣了，近十年體量迅猛增大，很是繁榮。但一個學科要持續(xù)發(fā)達，創(chuàng)造力、藝術質地最為重要，這方面提升的空間是巨大的。僅從題材方面看，中國原創(chuàng)幻想類兒童文學的作品“想象力”相對薄弱，原創(chuàng)圖畫書缺乏“大格局”。文學語言是使人高尚的優(yōu)雅媒介，但孩子們對文學語言的依賴和需求在減弱，這是需要警惕的。

藝術上有傲氣，有自信，愿冒險，敢突破，寫出的作品才會有分量。我花了很多工夫，嘗試語言的錘煉，未必追求語言的華麗，那容易走向膚淺和生硬，我需要煥發(fā)語言之靈秀，保持語言的天然光澤，千錘百煉，運用語言情調，發(fā)現(xiàn)兒童、探索人，把細微到神經(jīng)末梢的感覺描繪出來，把有些被人類遺忘的天性寫出來。

2019年，將是我作品集中輸出的豐收年，已經(jīng)簽約的有《王子的長夜》《王子的密使》，圖畫書《好像》《香噴噴的節(jié)日》《小狗梅西》，《我家有巫婆》《我是花木蘭》等，即將輸出英語、韓國語、保加利亞語、日語、阿拉伯語、馬來西亞語、尼泊爾語、僧伽羅語、越南語等，30多本將在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阿聯(lián)酋、斯里蘭卡、馬來西亞、保加利亞、越南等出版，但新輸出的品種集中在幻想類作品和圖畫書上，現(xiàn)實主義的，語言舒展的大部頭作品十分少見。

最近幾年，我的朋友圈、交際圈越來越縮小，擋掉一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動，我有一個最真切的想法，趁現(xiàn)在寫得動，多寫點。創(chuàng)作的周期不是可以無限地擴大的，老老實實在家里多寫一點，寫出特別想寫的東西，其他的事以后再說。

文學須有超拔出世俗日常的能力

汪涌豪（評論家）

經(jīng)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間自然涌現(xiàn)出許多振奮精神、溫暖人心的“中國故事”，但由于社會的急劇轉型，也看得到各種利益、矛盾的夾雜與糾葛。它們既為文學的反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構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如果我們的作家心無主見，目迷五色，不能深入到生活的內里，把握其當下的變化與未來可能有的發(fā)展，只一味地追趕與趨奉，甚至出讓理想去迎合，放棄對更深廣的價值世界的叩問，就會沉溺于庸俗的日常乃或個人的小世界，從而使自己的作品失去與更多的人群、乃至更廣大世界的相關性。此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九次作代會上要對作家提出“懷遠”與“博見”的要求，又希望作家能“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而跳動”。

或許會有人說，我手寫我口，我反映我所身在的生活有什么錯。但我們想說的是，檢視文學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的歷史，有太多的事實證明，很多時候，好的文學恰恰受惠于作家有從具體的生活中超拔出來的能力，即不被當下的時尚尤其是物性的力量所裹挾，不愿以與世俗相平齊的眼光去觀察世界、反映生活，相反，每每與之保持必要的距離，以便更好地審視與批判其可能有的一切浮偽與不情，求得主體精神的升華和作品超越性的實現(xiàn)。此又是總書記說的好的文藝作品必“能發(fā)時代之先聲、開社會之先風、啟智慧之先河，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先導”。所以當我們說文學要發(fā)聲，要與時代同行，是必須包含文學須超拔出世俗日常這一維度的。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有審視、反思的視角和批判、引導的自覺意識。只有將這一點考慮進去，文學反映生活的意思才完整，才真正能夠成立。

我鼓動自己：我要好好的

梅子涵（作家）

土地、山脈、水流、空氣都是原本已在，而文學、藝術的確是人類自己給自己的。它們在生活里誕生，伴隨著生活的日子，人類從原初進化到現(xiàn)今，再多的文學史、藝術史，也無法記錄清楚它們對人類整個進化的意義！它們是無法被確切描述出來的，它們待在了人類一切的可以稱為優(yōu)雅的、優(yōu)美的、體面的、乃至于最最普通的日常之中，桌上的杯盤、床上的毯子、農(nóng)田的形狀、坡地的栽種、河邊的植下……毛姆批評把美學概念亂用到四處泛濫，但是美又的確因為文學、藝術的強大存在而成為四處的流經(jīng)、遍地的泛出，如同一首特別好聽的英文歌曲所唱的：“I am in you”,它們在人類的里面了。

所有的文學都一定是出現(xiàn)在它的那個時代里的，《詩經(jīng)》不可能在清朝，《離騷》不在唐代，今天的人不會寫《狂人日記》，中國有自己的寺廟，但是《巴黎圣母院》還是只能由法國的雨果來寫。它們都是偉大的文學，而中國明天、未來的文學里，能夠讀到今天的中國人寫出的杰作，那么今天中國作家們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文學“活著”。所以所有持有一張作家協(xié)會的“護照”的作家和不屑于持有這護照卻照舊寫著的人們，其實是有著使命的，這使命不是來自于誰的布置和規(guī)定，而是來自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來自于它存在的巨大理由，沒有辦法，一種職業(yè)、一種存在，都是要遵循它們的理由和意義的。

我在兒童文學里寫作了很多年，我說服社會敬重兒童文學，引導兒童們喜歡兒童文學，總是用“古典”的格林、安徒生和現(xiàn)代的《小王子》們來作為炫耀和夸獎的例子，可是許許多多的人還是輕賤著兒童文學，所以我早就明白的一件事情是：我們唯有也能寫出被我們總是叼在嘴上的那些人類的杰作和偉大，才算是真正地在文學里活過了，才可能有以后的不經(jīng)勸說和引導的敬重和親近，它哪有那么容易，但是我們還是要年年都這樣鼓動自己，這個偉大的時代也鼓舞著我們這樣鼓動，而我僅有的能力只能是對自己說：我要好好的！

探索、發(fā)現(xiàn)、思考、釋述現(xiàn)實生活是作家的責任和使命

簡平（作家）

一個作家不論寫什么，歸根結蒂都是對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的觀照，這種觀照是對人類自身的探索和認識，這既是文學的本質，也是人類需要文學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太相信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能超然于世，只是以自己的寫作方式和風格對現(xiàn)實生活予以關注和表達罷了，所以對作家而言，探索、發(fā)現(xiàn)、思考并釋述現(xiàn)實生活便是一種責任和使命。

我自己是抱著這樣的態(tài)度來對待寫作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呼應時代，呼應現(xiàn)實，既揭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平庸，缺失甚或荒誕，同時也展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中始終存在著的溫暖，美好和光亮。如果作家要對現(xiàn)實生活發(fā)聲，我覺得首先應該承認其實自己對現(xiàn)實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并不深刻，自己的視域和胸懷并不開闊，只有這樣，才能自覺地參與、浸沉于人民群眾火熱的現(xiàn)實生活之中，而不是回避或者拒絕，冷漠非但會使自己視力模糊，看不見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對美好理想和未來的執(zhí)著追求和努力，也會使文學本身受到質疑，受到傷害，因為沒有體現(xiàn)出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認為一個作家的擔當，莫過于通過文學作品表現(xiàn)出對自己生活著的這個時代的熱忱關注、深入了解、創(chuàng)意敘述。

堪比文藝復興的偉大時代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光輝傳統(tǒng)

袁筱一（翻譯家）

許是做外國文學和翻譯文學的緣故，12月17日的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第十次會員大會上，李強書記講話中給我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是他從歐洲的文藝復興講起，講到我們身處的新時代；是他從茅盾講起，講到在上海奠定下基礎、并且現(xiàn)在的上海也完美繼承了的現(xiàn)代文學的光輝傳統(tǒng)。

這是一個并非偶然的巧合。從翻譯的角度來說，所有文學繁盛的時代，必然也是文學翻譯繁盛的時代。文藝復興如此，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端時期如此，德國浪漫主義時期也是如此，或許還要加上法國的啟蒙時代——十九世紀畫家夏爾·加布里埃爾·勒莫尼耶展現(xiàn)的世界文學圖景上，在巴黎的沙龍里，來自歐洲各地的貴族與文人讀的是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然而，幾乎無一例外的，在這些個看似更加深情地擁抱“外來”、憂慮自身文化存在的時代，各自民族的，語言的文學與文化卻都悄然生成了日后被證明是不可動搖的傳統(tǒng)。難道我們還會懷疑，在上海寫了《子夜》的茅盾，也是中國早期最優(yōu)秀的文學翻譯家之一嗎？這話也更應該倒過來說，十分清楚文學傳統(tǒng)是在開放中方得建立的茅盾，沒有理由不成長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優(yōu)秀的作家。

就像我們經(jīng)常不無戲謔地說，上海所在的吳語區(qū)方言里天生包含多種外語的音素一般，上海的獨特氣質仿佛也與文學這樣一種在“吸收外來”的前提下“面向未來”的能力是那么契合。

當然，交流從來都不應該，也不會是單向的。與上海同樣密切相關的魯迅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做出了證明。一個以“硬譯”主張在外國文學翻譯上特立獨行的作家，他的作品早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就經(jīng)由敬隱漁之手，與羅曼·羅蘭發(fā)生了平等的對話。文學的平等對話固然與話語權的博弈相關，最終卻還是取決于作品本身。我想，這應該是我們最期待于上海在新時代里創(chuàng)造的“新傳奇”吧。

我們要為內心之外的世界而文學著

薛舒（作家）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之初的記憶，可以說就是改革開放。我們用了四十年的時間，經(jīng)歷了前輩們需要用一百、兩百年去經(jīng)歷的進步和發(fā)展，我們親歷了從貧瘠到富有的突飛猛進。在我的小說中，充滿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時代巨變的細節(jié)，我的寫作始終與我所經(jīng)歷的這個時代及處于時代中的人密切相關，這也可算是我“一個人的現(xiàn)實主義書寫”。可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常常想，我要寫什么，怎么寫，才能更好地表現(xiàn)出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更凸顯的矛盾又是什么？我們的物質不再匱乏，可我們的精神是否充實？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要“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這啟示我們，進入新時代、化解新矛盾、滿足新期待，必須在推動高質量發(fā)展的基礎上進一步繁榮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提供更加豐富優(yōu)質的精神文化食糧，以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第十次會員大會上聆聽了李強書記的報告，他向作家提出了“切實承擔起使命，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的任務。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人們在墻上安裝玻璃窗，是為了看見外面的風景，而不是玻璃上的灰塵。我想，不被灰塵蒙蔽眼睛，發(fā)現(xiàn)真相，發(fā)現(xiàn)美好，這也應該是文學的任務，寫作者的使命。

一只蝴蝶可以引發(fā)一場颶風，一行詩句可以點燃一個時代。一個寫作者，不僅僅要為內心的文學而文學著，更多時候，我們要為內心之外的世界而文學著。一個缺乏責任感的寫作者，一定不會是一個優(yōu)秀的寫作者。我希望，我能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寫作者。

我們要書寫的是一座有故事有格調的城市

滕肖瀾（作家）

提到上海，我們一下子會想起許多形容詞，而有趣的是，這些詞往往是看似相悖的，比如，精巧和大氣、典雅和市井、懷舊和新潮、低調和進取……這些是由上海特有的氣質所造成的，那就是海納百川，寬和包容。我們面對的，所要書寫的，是一座有故事有格調的城市。不管哪個時期，過去還是當下，上海都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挖掘。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這樣，擁有驕傲的昨天、輝煌的今天，以及不可估量的明天。這是我們每個上海作者的幸運。當然，也讓我們找不到偷懶的理由。

城市的發(fā)展，文學不能失聲。尤其是在如今這個大時代背景下，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發(fā)生。如何捕捉“上海故事”，刻畫、書寫“上海人”，挖掘、體現(xiàn)“上海精神”，讓上海這座城市在我們的筆下更貼合實際，也更富有生機，反映時代、謳歌時代，是身為上海作者的責任，也是榮光。手寫體的家鄉(xiāng)，感性又充滿質感。我喜歡這種感覺，也樂意為之探索。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說《城中之城》，便是以陸家嘴金融中心為背景，相比以前書寫日常百姓生活，這次對專業(yè)化領域的嘗試讓我感覺更新奇，也獲益良多。在銀行蹲點的數(shù)月，不僅是一段從未有過的人生經(jīng)歷，也打開了我的視角，思索當面對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作者該如何走入并深入。深入生活永遠是寫作的頭一道工序，像生煎包下面那個厚厚的底，托著里頭的汁水，里頭愈是活色生香，下面的底愈是要厚實。作者的創(chuàng)造力來源于此，也藉此得到升華。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應大膽與世界對話

朱振武（翻譯家）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上海市作協(xié)第十次會員大會上的發(fā)言中，特別強調了上海文學應該走出去，向外推介和宣傳自己的作品和成就。他說：“酒香也怕巷子深?！?/p>

平心而論，中國這些年來雖然有些創(chuàng)作是模仿、學習西方作家的結果，但絕對不乏立足本土、反映社會深層問題、關懷人的心靈深處的好作品。但我們集體低調的原因何在？批評界以西方理論為準繩和評判標準的話語導向肯定是個原因，媒體的導向當然也存在問題。但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我們作家自己這些年來的話語慣性和自卑情結所致。

中國文學這些年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一些，但誤區(qū)也很大。一些作家還抱著刻意滿足西方讀者的單一口味的目的去書寫，這顯然是緣木求魚，忘記西方讀者同我們一樣有著一定的審美追求。

至于說到作品外譯，認知上則更是亂了套。竟然很多人都認為只有像莫言的英譯者葛浩文那樣“隨意增、改、刪”，自己的作品才能走出去。殊不知葛浩文作為一個嚴謹?shù)淖g者，是從來不會“隨意”增、改、刪的，為數(shù)不算多的“增、改、刪”也進行得非常審慎。我們經(jīng)常抱怨西方的許多漢學家在中國經(jīng)典外譯中的不忠實和不準確，殊不知他們正是出于文化自信自覺和他們的社會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們卻過多地從字面意思和機械對等諸方面去做簡單的技術評判。葛浩文的譯文越是忠實原文，我們就越能看出莫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同時也說明像楊憲益等中國自己的翻譯家所采用的盡量忠實于原文的“直譯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義，說明這個時間中國文學文化比較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經(jīng)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語境和國際條件。

有人說我們的作家離政治太近了，寫不出好的作品，這話肯定是說反了。其實，我們的很多作家離政治離現(xiàn)實恰恰是太遠了！國外，特別是西方作家比我們許多作家更關心政治，更關心現(xiàn)實，更反映時代，更關心現(xiàn)代人的心靈深處和人類的過去和未來。這些年來非洲作家的成功給我們不少啟迪。戈迪默、庫切、索因卡、阿契貝、恩古吉、奧克瑞等人總體來說都是由于他們有著強烈的本土意識和創(chuàng)作自覺才更好地走向世界文壇的。

中國當代文學已經(jīng)具備了走出去的水平和資格，但是我們相當多的人卻缺少起碼的自信和自覺。我們需要的是擺脫羞羞答答的欲語還羞和欲言又止的難為情狀態(tài)，大膽地寫我們自己，大膽地說我們自己，大膽地與國外同行們對話，大膽地創(chuàng)造和使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讓我們的酒香飄向世界各地！

寫出有擔當有責任感的文字

血紅（網(wǎng)絡文學作家）

最初寫書的時候，是為了娛人娛己。讀者從我的故事中得到快樂，而我也從讀者的反饋中得到了更大的快樂。我最初的寫作過程中，充滿了快樂，還有熱情。

那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我的作品也很簡單。簡單的人物，簡單的故事，簡單的讓人快樂。我用全部的熱情去創(chuàng)作簡單的故事。

稍后，我學會了思考，我的文字中多了一些考究，一些思量，多了一些比較復雜的人性，多了一些比較復雜的矛盾。我嘗試著讓讀者通過我的故事，觸摸一些我思考、探究的東西。

如今，我通過思考，明白了一些責任。寫作，除了快樂，除了熱情，還應該有一些別的東西。比如說，責任。我在書中傳揚什么，表達什么，贊同什么，反對什么，都會對我的讀者造成或大或小的影響。而這種體會，數(shù)年前的我并沒有這種覺悟。我領悟到，作者會對讀者造成影響，價值觀、社會觀、人生觀，那種潛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強大。一個作者在書中的一字一句，或許都會影響讀者對世間萬物的看法和態(tài)度。

所以，從最初選題，到開始創(chuàng)作，我會更加用心地去做，我在開始一本新書的創(chuàng)作之前，就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要寫什么。

寫出有擔當?shù)奈淖?，寫出有責任感的文字，讓讀者不僅僅能夠收獲快樂，更能收獲一些有益的見解，一些有價值、積極向上的精神能量，這就是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前面，存在著這個世界的出口

周嘉寧（作家）

我的整個青年時代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紀初的十年，不知不覺參與了上海完整的城市化進程。其實，城市的版圖和我們的認知版圖都在一種不得已中被拓寬，每個人也都懷著希望而順理成章地接受下來。

1990年代后期拆遷是生活中重要的詞語?；男U的環(huán)境，新建的小區(qū)，光禿禿的樹木反倒讓當時的年輕人覺得是新世界的開始。此后發(fā)生的是一個更為漫長的建造過程。整個城市里到處都在挖地鐵、隧道，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盧浦大橋附近的新村大面積拆遷，噪音很大，一下雨感覺整個城市都是泥濘。然而那也是我最精力充沛的幾年，因為念大學而獲得了出乎意料的自由，世界完整地撲面而來，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去占據(jù)。我和朋友們動不動就跑到很遠的地方，來到東面大陸的盡頭，也為凌晨不斷延伸的馬路而著迷。夜晚，龐大的工地都沒有停工，有巨大的白色探照燈，把一切都照得好像白天一樣，巨型機器持續(xù)運作，只需要一點點人類的操控。而地下的空洞令人疑惑，那里到底是什么樣的空間，會通往哪里。這些迷幻的時刻是我青年時期最清晰的外部記憶。

十幾年前我曾作為實習生去采訪上海的隧道工程，我在工地里跋涉，最終站在黃浦江底下的空洞中。隧道結構是一段一段推進的，我面前黑色的混凝土結構后面是河水，而我身后是空曠的通道。無法準確想象自己的具體位置，只覺得自己處于地球的某處。而地面的一切和自己并無關系。但同時也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前面存在著這個世界的出口。我覺得當時站在隧道中的我，跟我現(xiàn)在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或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那樣的時刻是我創(chuàng)作的起點。而我所理解的虛構世界，與現(xiàn)實的關系是互為滲透的，也是相互作用的。而那種稱為虛構的能力，有的時候也可能是指挖掘、鍛造和滲透的能力。當兩個世界發(fā)生碰撞，當兩個世界的通道被打開的瞬間，有的時候可能只是情感上非常細微的震蕩，而一個創(chuàng)作者，應該盡力捕捉和接受這樣的信號。

寫作是有力量的事

王萌萌（作家）

回頭去看，我會驚訝自己竟然已經(jīng)寫了十二年。覺得自己挺不容易，能在一條很美好卻也很艱難的路上走這么久。同時又深感不安，因為總在想要追尋的好作品和單薄虛弱的筆力之間的落差中徘徊掙扎。卻無論如何都舍棄不了。

最初踏出的一步，是因為在偏遠山區(qū)志愿服務的經(jīng)歷體悟令我不表達抒發(fā)便寢食難安。也是這走得極其順利的第一步，使我認定了深入生活、貼近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方式最適合自己，以為自己只要足夠用力，就能這么一直寫下去。

可隨著理想化的激情逐漸轉化成細水長流的執(zhí)著，隨著過去有限的積累消耗殆盡，而新的更高的標準不斷出現(xiàn)，我發(fā)覺自己越寫越吃力，也一度陷入深深的沮喪和急躁之中。

但我從沒停止去寫，哪怕時時自我懷疑與否定，哪怕舉步維艱進展緩慢，我還是無法停下來。好像不寫我就不是自己，不寫生活就不能正常進行下去。

對照其他作家的作品和創(chuàng)作心得，我慢慢看清自己的缺失，也更加確準了自己該堅持的東西。

身處這樣一個發(fā)展變化都十分迅疾與劇烈，極度繁華喧鬧又極度容易失控的時代，選擇了寫作，就像是走上了高空鋼索。既要投身于生活與時代的洪流，有深切體驗和細致觀察，又要能抵御膚淺的喧鬧，遠離功利干擾，能獨立深刻地思考和個性化表達。其中分寸與平衡的把控，對每個寫作者都是極大的考驗。我搖搖晃晃，姿態(tài)笨拙，卻從沒有失去方向。

之前有段時間，我因為身體不佳而不能寫作，停筆日子久了，使我覺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當終于能重新坐在桌前寫下一行字時，真有重生之感。

那時我就對自己說，寫作是如此有力量的事，今后寫的每個字，要先對得起自己的心，也要盡力做到對得起讀它的人。我也不再懼怕日常生活的瑣碎消磨與命運的波折摔打，對于真正的寫作者來說，這些都是財富。

時至今日，寫作已經(jīng)成了我與世界建立聯(lián)接和推動生命價值提升的方式。我想要一直寫，寫出更豐盈開闊的自己和更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