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無限的任務——關(guān)于當代文學批評
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在當代文學史研究者和當代文學批評者之間，逐漸有一種相互輕視的情緒和態(tài)度，并且各自都有不少理由。比如說，有的文學批評者認為文學史研究者有一種方法論的天真，時常覺得掌握了一種方法就可以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文學史研究者還經(jīng)常被文學批評者認為缺乏審美感受力和判斷力，無從區(qū)分好的文學與壞的文學。你看，在一些聲名赫赫的文學史研究者的文章中，莫言、劉震云、余華、閻連科、王安憶、遲子建、殘雪、孫甘露、馬原這些作家的寫作，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先鋒小說、尋根文學、新寫實等文學思潮也只是同一種機制所塑造的，沒有大的差別。因此，那些看似嚴謹?shù)奈膶W史研究論文，實際上是毫無問題意識的，也把握不住真正的問題。而在不少文學史研究者看來，文學批評是一個沒有什么難度、幾乎人人都可以涉足的領(lǐng)域。你看，很多批評文章寫得如此輕率，不過是復述作品的主題和情節(jié)，并沒有提供什么高明的見解卻照舊可以發(fā)表，批評家也照舊可以藉此獲得關(guān)注度。至于那些有見解的文章，也多是游離于所討論的文本，經(jīng)不起實證和推敲。文學批評者還經(jīng)常受利益所拘囿，他們的思與言，缺乏應有的公信力。由于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種種問題，它甚至還被認為拉低了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的價值。因此，文學史研究比當代批評更有價值，學科研究意義上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必須走史學化的道路。
針對文學史研究或文學批評的不滿，其實都各有道理。不過，當人們批評文學史研究或文學批評所存在的問題時，實際上都會有意或無意地把自己所偏愛的領(lǐng)域中的優(yōu)秀之作和不太喜歡的領(lǐng)域中的粗劣之作進行比較，多少都有些以偏概全。實際上，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都不乏卓越之作，都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學的發(fā)展，離開了文學史研究或文學批評，都是不可想象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之間，固然有相互競爭的關(guān)系，同時也相互倚重、相互成全。如果沒有文學批評的篩選、闡釋和建構(gòu)，文學史研究，也包括文學史的寫作，將會變得困難重重，甚至無從開展；而如果沒有文學史提供的歷時性視野作為參照，文學批評者也很難針對當下新出現(xiàn)的作品和問題進行恰切的判斷。那些卓越的文學史家或文學批評家，則通常是同時具備兩副手眼的，只是其中一副比較突出，另一副相對隱匿而已。不管是文學批評還是文學史研究，真正要做的工作，都在于克服各自所存在的問題，完成自身的建構(gòu)。如果因為存在問題就一棍子打死，就此從根本上取消，那情形肯定是糟糕的。
另外，要對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各自的問題有清晰的理解，當然離不開對自身的任務的理解。比如說當代文學批評，實際上，它有哪些具體的任務，也是每個文學批評者都得想一想的。
當我們談到當代文學批評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當代”這個詞，是當代文學批評本身的當代性。何謂當代性？從最基本的層面說，當代文學批評的當代性意味著它得立足于文學現(xiàn)場，得對文學現(xiàn)場的狀況做出有效的判斷。這個任務，看起來尋常，實際上也不容易完成。因為文學現(xiàn)場本身是一個動中之在，有許多的變化。當代文學批評者必須得真正置身于流動的文學現(xiàn)場才能感受并理解這種變化。文學現(xiàn)場除了動中之在，也是蕪雜的存在。中國的文學期刊是發(fā)達的，圖書出版也是熱鬧的，加上網(wǎng)絡(luò)文學，可以說每個月都有大量的作品面世。如此龐大的數(shù)量，當然不可能都是精品。面對如此龐雜的存在，批評家要從整體上對文學現(xiàn)場有恰切的了解和把握，本身就不容易。這讓我想80后文學的研究和批評。在青年作家群里中，80后作家是較早得到關(guān)注的一群。在韓寒、郭敬明、張悅?cè)坏?0后作家開始寫作的時候，針對這一群體的批評，差不多是與創(chuàng)作同步的。然而，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以及更多的作家作品的出現(xiàn)，針對80后文學而展開的批評雖然沒有停頓，卻開始跟不上創(chuàng)作的步伐。當80后作家開始出現(xiàn)巨大的分化、作家的個人面目開始逐漸清晰的時候，原來的一些針對80后文學而形成的、曾經(jīng)有些合理性的判斷，比如80后文學是青春文學、80后文學是校園文學等判斷，開始變得非常不合身。這種沒有得到及時更新的認知，更一度成為了人們認識80后文學的障礙。因此，當代文學批評要保持其當代性，始終立足于文學現(xiàn)場，具有現(xiàn)場性是必然的。立足現(xiàn)場，與時俱進，這是當代文學批評的任務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文學批評還需要對未來具有判斷力。當代批評應該既有現(xiàn)場性，也有預見性。它需要對新出現(xiàn)的種種現(xiàn)象進行觀察，進而對其未來的發(fā)展走勢有一個相對準確的認識。這是當代文學批評的又一任務。前幾年，非虛構(gòu)寫作成為一種頗受關(guān)注的文學現(xiàn)象，尤其是《人民文學》從2010年開始設(shè)置“非虛構(gòu)”欄目，先后發(fā)表了《中國在梁莊》《中國，少了一味藥》《詞典:南方工業(yè)生活》《拆樓記》《女工記》《阿勒泰的角落》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有效地推動了非虛構(gòu)寫作。非虛構(gòu)熱的興起，李敬澤可以說是很重要的推動者。然而，對于非虛構(gòu)的意義與局限，他在《論非虛構(gòu)》《我們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說”了》等文章中很早就有清晰的認知。他曾談到，提倡非虛構(gòu)是“希望推動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與生活、與現(xiàn)實、與時代的恰當關(guān)系”，“‘吁請海內(nèi)文豪’，對于這個世界確立起認識熱情和剛健的行動能力”[1]。他充分肯定《中國在梁莊》與《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價值，認為“這兩部作品都是作者在場的，而且不是一種被動的在場——你本來就在那兒，而且他們都采取了行動，走過去，介入進去。[2]”同時他也指出，“我認為梁鴻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沒能充分解決一個問題：什么是文學能做的？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記者、一個社會調(diào)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當代精神的見證者，是一個文學家？我一直期待著類似于諾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軍》《劊子手之歌》那樣的作品，依靠文學的敘述和洞察發(fā)現(xiàn)世界，在社會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個人身上，我們看到人性的真實狀態(tài)，看到史詩般的宏偉壯闊。[3]”從文學現(xiàn)場出發(fā)，李敬澤知道提倡非虛構(gòu)能夠激活當下的寫作，能夠給文學現(xiàn)場帶來活力，因而提倡非虛構(gòu)是有意義的。同時，他也很早就意識到非虛構(gòu)本身可能存在的瓶頸，以及它可能面臨的發(fā)展限度。如今回頭看，會發(fā)現(xiàn)他對非虛構(gòu)的認識，是具有預見性的。尤其是當年曾廣受關(guān)注的非虛構(gòu)作品，在寫作熱潮過去了之后是否還具有生命力，還是跟作家在寫作時是否充分考慮到非虛構(gòu)在何種意義上是文學的并且在文學的層面上有怎樣的可能有關(guān)。
除了面對文學現(xiàn)場需要有預見性，當代文學批評者在面對作家的寫作時，也同樣應該有預見性。由此，我想起李靜曾寫過的一篇題為《不冒險的旅程——論王安憶的寫作困境》文章。李靜在文章中談到，“在龐大的當代作家群中，王安憶卓然獨立，成就非凡。她高產(chǎn)，視野開闊，富有深度，藝術(shù)自變力強，尤其是漢語的美學功能在她的作品中被愈益發(fā)揮得動人心魄。[4]”但李靜同時注意到，王安憶的寫作在技巧越發(fā)精湛的同時，開始呈現(xiàn)出一種“遠離冒險”、“不冒險的和諧”的面貌。這篇文章，發(fā)表于2003年，實際上那時候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特點，也包括創(chuàng)作上存在的問題，還不是那么明顯，但是李靜很早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些。在許多年過后，當我們歷時性地去閱讀王安憶的作品，包括讀王安憶的新作時，也許會發(fā)現(xiàn)，李靜這篇文章是有預見性的。人們未必一定都要認可她的判斷，可是不得不說，她所提出的觀點對于理解作家的創(chuàng)作特點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
對于當代文學批評而言，這種預見性，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代文學批評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行動性。只有具有預見性，能夠?qū)σ恍┪膶W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潮中僅僅是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新因素或新特點進行及時的歸納和闡釋，其實踐和行動才是有效的。
薩義德在《文化與體系間的批評》一文中曾談到這樣一個觀點：“任何哲學或者批評理論的存在和維系，其目的都不僅僅是為了存在于那里，并且被動地簇擁在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們周圍，而是為了傳授于人并使之擴散開來，為了斷然地被吸納進社會諸機構(gòu)之中，為了在維系或者改變改變甚或推翻這些機構(gòu)和那個社會的過程中發(fā)揮工具作用。[5]”薩義德是特別強調(diào)批評的社會作用的，在他看來，這是批評的一大任務，甚至是最為重要的任務?！芭u不能假定它的領(lǐng)域僅僅限于文本，甚至不限于名著文本。它與其它話語都棲居于一個論辯激烈的文化空間之內(nèi)，而在這一空間，在知識的連續(xù)性和傳播中被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能指，因此它必須把自身視為一個在人類主體上留下了持久蹤跡的事件。[6]”這是批評的建構(gòu)性的作用。然而，為了完成這一任務，當代文學批評還得注意自身的建設(shè)性。對于當代文學批評來說，批評家一方面要“抽絲剝繭”，憑著細致、耐心與技藝把文學作品中的精華和糟粕分開。另一方面，批評家還要“抽絲織錦”，能夠從作家結(jié)束的地方開始，以作家的成果為基礎(chǔ)來進行再創(chuàng)造和再生產(chǎn)。對于當代文學批評來說，“抽絲剝繭”與“抽絲織錦”都不可或缺。它們關(guān)乎責任，也關(guān)乎能力。相對于來說，“抽絲織錦”的難度是要大于“抽絲剝繭”的。批評要完成自身的建構(gòu)，則涉及文體、形式、思想和批評家自身的主體性等方面。從文體和形式方面而言，批評文章必須要注重文體的經(jīng)營，要有文章學方面的考慮，要有文章的美感，能夠給人帶來感性和理性、詩性和智性的多重愉悅。從思想方面而言，則意味著批評文章不只是對對象的闡釋，不只是對對象進行主題歸納或復述情節(jié)——如果僅僅局限于此，那么批評就只是依附性的，本身并不是具備獨立性——而是要通過闡釋來進行思想的再生產(chǎn)，要通過對文本的解讀而產(chǎn)生新的思想。從批評家自身的主體性而言，則意味著批評家可以在批評文章中樹立起自身的形象，傳遞個人的聲音，流露個人的表情。每當我們讀福柯、薩義德、巴赫金、斯坦納等人的文章，我們總會注意到這些批評家本身的形象，能感受到批評家自身鮮明的主體性。
好了，關(guān)于批評的任務，已經(jīng)談了不少了。但這些就是批評的任務所在嗎？是的，但又遠非如此。在《無限的清單》中，艾柯曾談到這樣一種認知上的憂慮：“我們擔心事情說不完，不但在碰到名字無限多的時候有這種擔心，碰到事物無限多的時候亦然。[7]”對于當代文學批評，我同樣有這樣的憂慮。我希望在談到批評的任務時，能夠?qū)ξ宜P(guān)切的任務有相對清晰的認識。但我同時意識到，這并非就是批評的全部任務。尤其是在今天，批評話語本身的多樣化在減少，對話的氛圍并不熱烈。批評的話語方式，在日漸變得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尤其是高校的學術(shù)體制和學術(shù)訓練，固然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批評家，可是也必須意識到，批評家本身的獨特性正在變得模糊。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現(xiàn)象，如今讀一些青年批評者的文章，即使對作者本身沒有多少理解，透過其文字、方法和立場，也時常能判定他們是哪所學校畢業(yè)的。另外，對于身處文學現(xiàn)場中的批評者而言，其批評的任務固然少不了對自身的求真意識的維護，還有對自己所認可的價值的追慕，但與此同時，也需要注意到他者的聲音是重要的，也可能是有價值的。最起碼，它們可以進一步激發(fā)我們思考。文學批評本身的正常運轉(zhuǎn)，始終需要有一種多元的、互相激發(fā)的氛圍。
維護文學批評本身的多樣性這個任務之所以重要，還在于當我們談及當代文學批評的任務時，任務本身即使不能說是無限的，至少也是非常多的。實際上，每位批評家都很可能只完成他們視野中的主要任務，或是為這些主要任務而努力。這些看起來并不一樣的、甚至是背道而馳或互相沖突的任務，合而觀之，恰好構(gòu)成了當代文學批評本身的趨于無窮的圖景。正如吳亮所說的：“文學作品猶如一個世界，它萬象紛呈，而紛呈的萬象之下不知還蘊藏著多少未探明的礦巖。我們的智慧之光不能奢望照遍它的全部角落，洞悉到它隱蔽在地表下的全部奧秘。我們只能攫取幾個片斷，而不能全部占有它。因此，有限的文學批評就開始企求尋找一條便捷的通道和窺視口，來接近并觀察這個‘世界’。這通道和窺視口顯然是因人而異的——批評家掌握的鑰匙不同，他就試圖憑這個區(qū)開鎖（問題是，文學之鎖的確有很多鑰匙可打開）。于是，文學作品所展示的，往往是批評家注意力凝聚的區(qū)域。在這焦點下，冒出了縷縷青煙——某些意蘊被‘發(fā)揮’出來了了。[8]”每一種批評都可能提供理解作品的角度，但是這種理解不是徹底窮盡了作品的意蘊空間，相反，闡釋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而任何的批評話語或批評方式，總難免有自己的盲見，甚至是具有巨大的迷誤。只有當不同的批評方式同時存在時，只有當批評家能從不同的視角去觀看文學的風景時，視角所帶來的盲見才可能被照亮。
正因如此，讓文學批評本身保持多樣化，也應該是當代文學批評的一大任務。這個任務，也可以說是文學批評者的共同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