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上，山河故人——讀何頓《幸福街》
內(nèi)容提要：推究作者何頓的本意，小說《幸福街》所寫的固然是兩代人、70 年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他們在此過程中所遭受的坎坷與不幸，但更重要的則是寫出了人們在時代洪流沖擊下所經(jīng)歷的心靈煎熬與痛苦抉擇。但何頓并沒有、甚至可以說是力避在小說中表現(xiàn)、傳達出此類作品慣常擁有的“史詩性”，他只是憑借自己美術(shù)專業(yè)科班出身的藝術(shù)敏感和高超的速寫技巧，為時代、歷史以及置身其中的眾生賦形。何頓在《幸福街》中作得最為出色的，正是將歷史的宏大決定因素與個體的性格稟賦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從而為個人命運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關(guān)鍵詞：何頓 《幸福街》 歷史 個體
天色放亮了，云層透出紅顏色，太陽還沒出來。六個人坐在河堤上，河風冰冷的，吹得他們縮短了脖子。張小山把手搭到方平的肩上說：“看，天開始紅了。”……直到七點鐘，霧漸漸散開，一顆紅日從霧中透出，漸漸清晰地懸在空中。大家就盯著旭日，幾分鐘后陽光宛如遠方的賓客，來了，溫情地撲在他們身上。張小山喜歡道：“這可是1984年的第一縷陽光?！雹?/p>
何頓的長篇小說《幸福街》，寫的是湘南小鎮(zhèn)一條古街上、十幾戶人家在70 年歲月里所經(jīng)歷的風風雨雨，“1984 年”這個時間點因此有了別樣的意義。向前回溯三十五年，千年古鎮(zhèn)黃家鎮(zhèn)迎來解放，標志性事件便是新政府在1951 年將“呂家巷”改名為“幸福街”，這象征著豪門大族威權(quán)遮天的舊時代一去不返，新政權(quán)將帶領曾經(jīng)被統(tǒng)治階級視若無物的勞苦大眾去創(chuàng)造嶄新的“幸?！保幌蚝笱由烊迥?，便是當下時光，幸福街褪卻幾十年動蕩飄搖中蒙上的厚厚風塵，搖身變?yōu)闊狒[中有靜謐的休閑旅游景區(qū)，度盡劫波的幸福街人終于在古樹下、古井旁尋覓到了“小確幸”。作為時間中點的“1984年”，以及它的“第一縷曙光”，在《幸福街》中負載著承前啟后的重任，一股在多年來人們的回憶與神話中醞釀而成的濃郁“1980 年代”氣息隨之撲面而來。羅曼·羅蘭曾引用但丁《神曲·煉獄篇》中的詩句“濛濛曉霧初開，皓皓旭日方升……”作為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第一部的題辭②。伴隨著初開的曉霧和方升的旭日，時代巨人約翰·克利斯朵夫誕生了；而在公元1984年的正月初一，當黃家古鎮(zhèn)“霧漸漸散開，一顆紅日從霧中透出，漸漸清晰地懸在空中”，相信幾乎所有經(jīng)受過1980 年代中國文學熏陶的讀者讀到此處都會露出會心的微笑：這“第一縷曙光”照耀之時，一個有可能孕育時代新人和巨人的“新時期”便已然降臨。幸福街上出生于1950 年代的“結(jié)義三兄弟”何勇、張小山、黃國輝以及他們各自的愛人，此時正值最為燦爛的青春年華，在這個火紅的年代里，他們?nèi)硌笠缰鴩姳《龅幕盍?，“殺到縣城去”，全力奔向正在前方招手的幸福生活。作者何頓以此完成了對“1980 年代”最為激情澎湃的回望，幾個年輕人在湘江邊相互依偎著等待日出的鏡頭，也因此成為《幸福街》中少有的溫情畫面，仿佛幸福即將伴隨那曙光降臨人間。
《幸福街》的英文書名譯作“HappyStreet”。這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因為絕大多數(shù)學過英語的中國讀者都會第一時間用happy 這個連小學生都耳熟能詳?shù)挠⑽膯卧~（以及它的名詞形式happiness）去對應“幸?！?。但happy 一詞最常用的含義是“快樂”，以之對譯“幸福”，便牽扯出一個倫理學上老生常談的問題—“幸?！迸c“快樂”之間究竟能否畫上等號？更有甚者，針對“幸福觀”，倫理學上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年代以來便長期存在hedonic（通常譯作“享樂主義的”，相對中性的譯法是“快樂主義的”）與eudemonic（有人譯作“完善論的”）之爭。亞里士多德是西方世界較早關(guān)注“幸?！眴栴}的哲人。在他的時代，“善”被視為屬于城邦貴族的高貴品質(zhì)；因此，基于對城邦政治和貴族倫理價值的認同，他將“善”作為自己思考“幸?！眴栴}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一切技術(shù)，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因為人們都有個美好的想法，即宇宙萬物都是向善的（但目的的表現(xiàn)卻是各不相同，有時候它就是活動本身，有時候它是活動之外的結(jié)果，在目的是活動之外的結(jié)果時，其結(jié)果自然比活動更有價值）?！雹鬯M一步指出：“既然一切知識，一切抉擇都是追求某種善，那么政治學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行為所能達到的一切善的頂點又是什么呢？從名稱上說，幾乎大多數(shù)人都會同意這是幸福，不論是一般大眾，還是個別出人頭地的人物都說：生活優(yōu)裕，行為良好就是幸福。一般人把幸?？醋髂撤N實在的或顯而易見的東西，例如，快樂、財富、榮譽等等。不同的人認為是不同的東西，同一個人也經(jīng)常把不同的東西當作幸福。在生病的時候，他就把健康當作幸福，在貧窮的時候，他就把財富當作幸?！雹軄喞锸慷嗟碌挠^點在此表達得確切無疑：幸福即“一切善的頂點”，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至善”；它的內(nèi)涵包括“生活優(yōu)?！焙汀靶袨榱己谩眱蓚€方面，快樂、財富、榮譽等等可見的東西是構(gòu)成前者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們并非“幸?！钡娜?，“幸福”需要的是好生活與好行為相統(tǒng)一，亦即目的與其實現(xiàn)過程相統(tǒng)一。而在另一部著作里，亞里士多德將其對幸福與政治學之間關(guān)系的看法加以引申，強調(diào)說“最優(yōu)秀的政體必然是這樣一種體制，遵從它人們能夠有最善良的行為和最快樂的生活”⑤，從另一個側(cè)面闡釋了“幸?！睉摪ā昂蒙睢迸c“好行為”兩方面的內(nèi)容。而倘若想要培養(yǎng)所謂“至善”“好行為”，那就必須遵從“德性”，因為“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靈魂的現(xiàn)實活動”，而且“如若德性有多種，則須合乎那最美好、最完滿的德性，而且在整個一生中都須合乎德性”，因為“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或一個白晝，一天或短時間的德性，不能給人帶來至?；蛐腋！雹蕖?/p>
毋庸諱言，亞里士多德的“完善論”（eudemonic）幸福觀，相較于同時代人伊壁鳩魯（Epicurus）所倡導的“快樂/ 享樂主義（hedonic）幸福觀而言，更符合當下社會所普遍接受和倡導的價值觀念。伊壁鳩魯盡管也認為“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是他將快樂視為“幸福生活的開始和目的”，甚至聲稱“我們的一切取舍都從快樂出發(fā)”“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⑦“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樂，抽掉了愛情的快樂以及聽覺與視覺的快樂，我就不知道我還怎么能夠想像善”⑧，難免讓人對其獲得快樂的手段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產(chǎn)生疑問。比如說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就曾經(jīng)揶揄說，如果幸福能夠等同于肉體上的快感，那么吃到草料的牛也算得上是幸福的。反倒是將近2000 年后的德國人萊布尼茨（Leibniz）在對亞里士多德和伊壁鳩魯?shù)挠^點加以分析和綜合后，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闡釋：“幸福是一種持續(xù)的快樂……幸福可以說是通過快樂的一條道路，而快樂只是走向幸福的一步和上升的一個階梯”“理性和意志引導我們走向幸福。而感覺和欲望只是把我們引向快樂。”⑨值得一提的是，萊布尼茨被譽為“17 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從他對亞氏幸福觀的發(fā)展和完善來看，此言不虛。
也正是從倫理學意義上出發(fā)，筆者認為用happy（或happiness）來對譯“幸福街”的“幸?！辈⒉煌昝馈Ｍ凭孔髡吆晤D的本意，小說《幸福街》所寫的固然是兩代人、70 年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他們在此過程中所遭受的坎坷與不幸，但更重要的則是寫出了人們在時代洪流沖擊下所經(jīng)歷的心靈煎熬與痛苦抉擇。中國古籍《尚書·洪范》中有“向用五福，威用六極”的說法，五?！耙辉粔郏桓?，三曰康寧，四曰有好德，五曰好終命”，六極“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這種樸素的福禍觀里包含著典型的中國智慧，以此來觀照《幸福街》里的蕓蕓眾生，他們當中有一些在特殊的年代里曾經(jīng)不擇手段抵達了風光無限的位置，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終究被巨大的離心力拋出歷史的主航道，在荒蕪的岸邊生銹、腐爛；亦有人在劇烈的激蕩沉浮中抓住了命運之神拋來的救生圈，擺脫了隨波逐流的厄運而駛向了幸福的航程；至于小說的結(jié)尾，整條古街上的居民都過上了富庶而平靜、政通且人和的生活，其間的“幸/ 不幸”，并不能簡單地用“happy/unhappy”來加以概括。英文中另有一個詞flourishing，通常譯作“繁榮昌盛”，但亦有“幸?！钡暮x，用在此處反倒非常恰當：幾代人與匱乏、動蕩、人性惡搏斗了70 年，不就是圖一個安穩(wěn)基礎上的“繁榮昌盛”嗎？所謂“歲月靜好”，固然需要建構(gòu)于物質(zhì)基礎之上，但“人心向善”所起的作用可能更為重要。
無論時光如何改變，人世熙攘，皆為過客，不變的只有那條古街。尤其是當童年的玩伴同窗們或天各一方、或陰陽兩隔，再看街邊的花開花落，心中便有了些許苦澀的滋味。數(shù)年前賈樟柯導演有力作《山河故人》，從20 世紀末的汾陽縣城拍到未來的澳洲大陸，幾何學上最穩(wěn)定的三角關(guān)系，在歲月的變遷中卻脆弱得不堪一擊：女主人公沈濤少女時代的好友，一個借煤炭生意成為上海灘的暴發(fā)新貴，另一個卻在異鄉(xiāng)的煤礦失意潦倒，身罹絕癥撒手人寰。昔日的戀人勞燕雙飛，煤老板和煤礦工人之間無法逾越的身份與財富鴻溝揭開了物質(zhì)生活的虛偽面紗，曾經(jīng)純真的友情和愛情，由此便在劇烈轉(zhuǎn)型期的宏大歷史碾壓下灰飛煙滅；時代留給這代人的，除了日漸斑白的鬢角和松脫的牙齒，便是心靈上的百孔千瘡。影片的開頭，一群年輕人在縣城迪廳狂歡，伴隨當年的迪斯科名曲《Go West》共同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恰似《幸福街》里年輕的朋友們依偎著期待新年的第一縷曙光；當時光飛逝20 余年，昔日戀人與好友都已遠去、只能在寵物犬的陪伴下度過余生的沈濤在滿天飛雪中來到郊外，在不知何處飄來的《Go West》樂曲聲中孤獨起舞，影片“山河依舊，故人安在”的主題由此呼之欲出。而在《幸福街》的結(jié)尾，終于由派出所所長升職為分管治安副鎮(zhèn)長的何勇，帶著德山大曲酒和芙蓉王香煙去張小山和黃國輝的墳前祭奠—整整10 年前，也正是他親自率人逮捕了犯下入室盜竊殺人大罪的兩位結(jié)拜兄弟，并用這酒這煙送他們走完了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10 年后，他又聽到了黃國輝留在他記憶里的那聲“謝謝”，幾十年的友誼像過電影一樣在他腦海中閃回，一種今是昨非的凄涼之感便油然而生。在懵懂的少年時期，他們曾經(jīng)在時代的路標指引下向“幸福”邁進，卻被洶涌而至的浪頭擊打得暈頭轉(zhuǎn)向，無所適從；在充滿激情、血脈賁張的青年時代，他們也曾憑借一身闖勁、一種“湖南騾子”式的蠻力殺出一條血路，在積累財富和資本的浪潮里起起伏伏。他們的經(jīng)歷，是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市民階層生存狀態(tài)的原生態(tài)寫照，而他們用鮮血甚至生命換來的教訓，則是幾十年來中國人為尋求發(fā)展與突圍之路而付出的高昂學費里微不足道的一筆。能夠像《山河故人》里的張晉生那樣大肆掠奪發(fā)展紅利的“新貴”畢竟是鳳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像身患絕癥的煤礦工人梁建軍一樣被歷史、被時代的大手輕輕抹去，或是像張小山、黃國輝們那樣，心靈和理智被欲望攻陷，不惜如牛虻、馬蠅一般地刺痛社會的肌體并吸飽血液，最終難免被正義之手拍成一攤令人作嘔、為正人君子所不齒的爛泥。
張小山、黃國輝這兩個形象延續(xù)了作者何頓自1990 年代以來作品里的人物序列。他們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馮建軍（《我們像葵花》）、鄧和平（《弟弟你好》）、狗子（《生活無罪》）等“暴發(fā)戶”們一脈相承，如出一轍。由于歷史和時代的原因，他們本身極度欠缺文化知識和生存技能，長期在社會底層浸淫又導致了他們道德水準相當?shù)拖拢忻裆畹臒熁鹞逗褪袃~氣在好勇斗狠的社會風尚煽動下被極度張揚，在貧困的生活境遇下被壓抑許久的欲望就像被長期曝曬的干草，一旦沾上有可能獲利的火星，頓時便呈燎原之勢。在東風夜放花千樹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們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憑借知識改變命運，盡管國家放開了高考，但大學的大門對于他們來說仍然是緊閉的；同時，在過往政治生活統(tǒng)領一切的年代里所積累的生存經(jīng)驗此時也已經(jīng)完全失效，他們只能在夾縫中去尋找新的奮斗目標，并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新的價值觀和“幸福觀”。但他們自身卻并非一無是處，正如何勇日后在張小山墳前的感慨，“你張小山從小好強、好勝，腦子也活，但你后來的聰明都沒用在正道上”⑩，在曉霧初開、旭日方升的時代轉(zhuǎn)折點上，從舊時代過來的年輕人何去何從，將會對他們的一生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978 年底，張小山招工進了竹器廠。一進竹器廠，他又覺得沒點意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他的思想也跟著改革開放的思路活躍起來。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guī)的人，不想一輩子與竹子打交道！他心大、人野，想改變自己?！?1 “腦子活”的優(yōu)點使他最早嗅出了時代變革的風向，而“心大人野”又促使他敢作敢為。因此，他在工廠里第一個穿西裝和喇叭褲，還主動訂閱《八小時以外》，試圖從中找到發(fā)家的竅門；更令人驚訝和佩服的是，他居然拿著從母親和姐姐那里借來的錢，只身一人闖蕩廣州，帶回了“單喇叭收錄機”和鄧麗君的磁帶?？梢院敛豢鋸埖卣f，張小山是為千年古鎮(zhèn)和幸福街引入時代清風的第一人。這種求新求變、敢為人先的精神也著實讓他風光了一陣子，無論是當個體戶賣墨鏡、磁帶、打火機，還是率先在鎮(zhèn)上開辦舞廳，都為他迅速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使他在物質(zhì)生活的極大滿足中、在身邊人艷羨的目光中切身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悅和幸福感。
多年以前，何頓曾在中篇小說《弟弟你好》中借主人公之口宣稱：“上蒼賜給我們生命，就是讓我們?nèi)ズ芎玫鼗ㄙM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意義就在于讓自己愉快，不愉快就繞開它，不然就是負擔”“他的思想直奔生活的主題就如獵犬直奔獵物一般歡快，那就是金錢和女人?！?2 這顯然是古希臘人伊壁鳩魯?shù)挠^點在20 世紀末、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的回響；而在張小山這里，進口摩托車所帶來的風馳電掣般的速度感讓他在欲望的大道上一騎絕塵，卻將倫理、道德和社會良俗遠遠地拋諸腦后。然而，這種高高在上的自豪感和用金錢堆砌起來的價值體系就像建構(gòu)在沙灘上的樓閣，雖金碧輝煌卻搖搖欲墜。如果說張小山第一次深陷囹圄是被冤枉，純粹是因為許多人的思維還僵化地停留在“文革”階段、把男女青年摟在一起跳交誼舞視為搞流氓活動，那么，他日后歷次被捕坐牢甚至被槍決，則只能歸因為他永不知饜足的物欲和色欲。第一次出獄后，面對當初不肯把自己私下釋放的結(jié)義兄弟何勇，張小山曾經(jīng)冷淡且憂郁地說：“我坐了八個月零八天牢。我原先跟張白紙樣純潔，現(xiàn)在……”“一步?jīng)]走好就掉進了深淵?！?3 如果說此處尚可讀出他的懊悔與不甘，那么當?shù)诙纬霆z時，他已經(jīng)完全拋棄了是非觀念，甚至想和詐騙犯聯(lián)手拐賣婦女去賣淫，還對何勇叫囂說：“老子下過鄉(xiāng)、當過工人、蹲過監(jiān)獄，什么沒見過？怕能發(fā)財！”張小山“決定與背時的命運抗爭”，但他身上的這種精神非但不會像《老人與?！防锏纳Ｌ醽喐缒前懔钊嗣C然起敬，反倒讓人不寒而栗，因為“何勇感覺張小山身上藏著只狼，這只狼饑餓地盯著一個個人，好像隨時會撲向誰一樣”14 。至此，不但是那個讀小學時盼望著被宣傳欄上紅紙表揚稿表揚、盼望著當班長和加入少先隊的少年張小山早已蹤影全無，那個試圖憑借一身銳氣和闖勁發(fā)家致富的青年張小山也漸行漸遠，留下的只是一個被時代浪潮淘洗下來的社會渣滓。張小山的墮落，是幸福街人難以忘懷的一處創(chuàng)痛。
張小山、黃國輝的命運悲劇，既是由他們的性格造成的，曾經(jīng)狂熱而又荒誕的時代也難逃其咎。當高考恢復、同窗好友黃國進動員他們一起報名考大學時，他們的反應卻是：
何勇嘆息一聲說：“要是那時也考大學，我也會讀書。”張小山恨道：“就是，要是高考提前幾年，我也會把心思放在學習上，那現(xiàn)在我肯定也是個大學生?！薄鞍Γ郎嫌譀]有后悔藥呷。”何勇說，臉色就深沉，“我們被‘四人幫’害醉了，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什么‘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們當時生怕自己變反動”。張小山笑，附和道：“何勇說的沒錯，我們那時候懂個屁？受這些害人的思想影響，我讀高中時連書包都不帶的。那是讀什么屁書？”
這樣的文字，難免讓人回想起“傷痕文學”中“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式的吶喊。飽受“文學性”熏陶的讀者大可對其直白嗤之以鼻，但作為時代的親歷者，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潮而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譴責、甚至在敘述中直接跳出來控訴，卻恰恰是何頓小說的一大特點。早在那部為他贏得廣泛關(guān)注的《我們像葵花》里，作者就曾突然中斷情節(jié)的敘述，而專門辟出一節(jié)來，寫了如下一段話：
馮建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個調(diào)皮學生，首先是小學生，然后是中學生，對寧“左”勿右的受益沒什么切身體驗，雖然他和我們那代人一并是“左”的思潮的受害者，例如沒讀什么書。但正因為沒讀什么書，思想就沒受什么羈絆，也是因為年輕就更沒什么禁忌了……古人云：初生牛犢不畏虎。我就拿這句話來形容像馮建軍這樣的個體戶吧。在20世紀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中國的商海潮中，從事個體經(jīng)濟的人，十之八九是年輕人，而且均是坐在辦公室里的人看不起的調(diào)皮下家（長沙土話，二流子的意思）！這些人沒職業(yè)，沒工作，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勞改釋放犯，他們是迫于生存而走上了個體戶的道路。15
在這段話里，何頓揭示了兩個事實：第一，“左”的思潮戕害了整整一代人，像馮建軍（以及張小山、黃國輝）這樣的人都是時代的犧牲品；第二，恰好正是這一代人成了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個體經(jīng)濟崛起的主力軍，這一點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但馮建軍、張小山們的經(jīng)歷亦不能代表他們這一代人，能夠在商海中撈到金子的畢竟是少數(shù)，除了他們這樣的暴發(fā)戶，其他人或是像陳漫秋、林阿亞、黃國進那樣，在嚴酷的環(huán)境下堅持求知和自學，最后成為新時期的大學生（也有少部分人像何勇那樣，日后抓住了機會，在提升自己文化層次的同時也隨之改變了人生際遇），或是如高曉華、陳兵那樣，無法適應時代語境的急劇轉(zhuǎn)變，思維仍舊停留在政治掛帥的動蕩年代，最終被拋出歷史行進的軌道，更多的人則是在時代變革面前隨波逐流或逆來順受，在破產(chǎn)兼并、下崗失業(yè)的風潮中一步步向社會的最底層墜落。
《幸福街》所反應的時間跨度長達70年，但何頓并沒有、甚至可以說是力避在小說中表現(xiàn)、傳達出此類作品慣常擁有的“史詩性”，他只是憑借自己美術(shù)專業(yè)科班出身的藝術(shù)敏感和高超的速寫技巧，為時代、歷史以及置身其中的眾生賦形。以賽亞·伯林曾經(jīng)如此比較小說家與社會科學家們在思維方式上的區(qū)別：“每個人和每個時代都可以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在上面的、公開的、得到說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夠清楚描述的表層，可以從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點并濃縮為規(guī)律；在此之下的一條道路則是通向越來越不明顯卻更為本質(zhì)和普遍深入的，與情感和行動水乳交融、彼此難以區(qū)分的種種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奮和刻苦，我們能潛入表層以下—這點小說家比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構(gòu)成卻是黏稠的物質(zhì)：我們沒有碰到石墻，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每一步都更加艱難，每一次前進的努力都奪去我們繼續(xù)下去的愿望或能力。”16 社會科學家們在回望歷史時，往往會從時代背景、國際形勢、政策方針等方面出發(fā)給出宏闊的闡釋，但那些“黏稠的物質(zhì)”，即個體人性中的復雜因素，卻常常會被忽略。這種抽象出的“共同點”和濃縮的“規(guī)律”，其實只能算是一個“最大公約數(shù)”；而小說家的責任，就是要從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里重新發(fā)掘出獨特的、異質(zhì)性的東西，從而使對歷史的“骨感”闡釋變得更加有血有肉。例如，對于共和國歷史上長達十年之久的動亂時期，倘若只是將其動因歸納為高層決策的錯誤，而不能深刻意識到、甚至忽略了人性中的卑微、丑惡因素借時代之手得到的空前放大，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匪夷所思之處便無法得到讓人信服的解釋。
何頓在《幸福街》中做得最為出色的，正是將歷史的宏大決定因素與個體的性格稟賦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從而為個人命運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除了高曉華的悲劇，在反映時代變革的文藝作品中普遍會涉及的“恢復高考”這一老生常談的主題上，作者一方面借陳漫秋之母趙春花之口，直接表達“那要感謝鄧小平，不是鄧小平上臺，我陳漫秋能考大學？”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用相當大的篇幅描述陳漫秋、林阿亞、黃國進等人在“讀高中時連書包都不帶”的年代里憑借自己的倔強個性和隱忍性格刻苦自學的經(jīng)歷。在書寫周蘭、林志華夫婦的離奇遭遇時，作者一方面寫出了周蘭的生性懦弱，離不開男人的呵護與關(guān)心，另一方面也點明了林志華心胸的狹隘與善妒，同時不忘以草蛇灰線之筆揭露出嚴副主任和劉大鼻子的卑劣惡毒，極盡誣告構(gòu)陷之能事，而這些人性中或軟弱或邪惡之處，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仿佛獲得了病菌滋生的暖床，終于釀成一出人間慘劇，給下一代的心靈也蒙上了數(shù)十年無法抹去的陰影。人間百態(tài)，凡此種種，濃縮于一條街、70 年，讀來令人心中五味雜陳。讀罷《幸福街》，我們無法歸納出一個或幾個主人公，卻能在一群平凡人瑣碎但豐富的微觀經(jīng)歷中感受到時代變遷的宏闊。那些在幸福街上向“幸福”奔去的人們，不只是何勇、陳漫秋、林阿亞，還有你和我，還有那些在你我的生命中來了又去的山河故人。
注釋：
① ⑩ 111314何頓：《幸福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 年版，第333—334、532、236、249、409 頁。
② [ 法] 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譯，見《傅雷譯文集》（第七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 頁。
③④⑥ [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3、6、14 頁。
⑤ [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3 頁。
⑦北京大學哲學系：《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367—368 頁。
⑧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 年版，第309 頁。
⑨ [ 德] 萊布尼茨：《人類理智新論》，陳修齋譯，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188-189 頁。
12何頓：《弟弟你好》，《收獲》1993 年第6 期。
15何頓：《我們像葵花》，作家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5 頁。
16[ 英] 以賽亞·伯林：《現(xiàn)實感》，潘榮榮、林茂譯，譯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22 頁。
[ 作者單位：《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