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① ——軍旅文學70年
內容提要：軍旅文學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文革”前17 年（1949—1966）、20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以及新世紀至今。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熱沉浮，或深或淺地記錄了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成長壯大的艱辛步履, 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國軍人70 年的光榮與夢想，亦從諸多側面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和當代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败娛挛膶W”的淡出和“軍旅文學”的凸顯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而從政治強勢中降下來的軍旅文學，正在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姿態(tài)，融入當代中國文學的多元格局之中。
關鍵詞：軍旅文學 軍事文學 戰(zhàn)爭文學 70 年
回望來路，新中國軍旅文學所走過的70年歷程，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脈絡大體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滯乃至荒蕪的文化大革命10 年（1966—1976），并以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轉換更迭來作區(qū)劃的話，軍旅文學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20 世紀80 年代和90年代，以及新世紀至今。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熱沉浮，或深或淺地記錄了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成長壯大的艱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國軍人70 年的光榮與夢想，亦從諸多側面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和當代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全面回顧之前，首先需要對“軍旅文學”的稱謂略作辯證。一般看來，這只是個題材范疇，它指的是以戰(zhàn)爭和軍旅生活為主要反映對象的一類文學，世界上較通行的說法叫“戰(zhàn)爭文學”。但是，在當代中國，“戰(zhàn)爭文學”的說法反倒較少采用。原因在于當代中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的軍旅文學，其描寫對象更多的是相關的軍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戰(zhàn)爭內容，套用“戰(zhàn)爭文學”一說，顯然既不全面也不準確。因此，較長時期以來，在指稱這一領域的文學時，常常是“軍事文學”和“軍旅文學”乃至“戰(zhàn)爭文學”（多是針對純粹戰(zhàn)爭題材作品而言）三種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間，若以歷史論，“戰(zhàn)爭文學”一說最為資深，縱可以追溯到古代戰(zhàn)爭文學，橫可以旁涉及俄蘇戰(zhàn)爭文學；“軍旅文學”一說出現(xiàn)最晚，但后來者居上，當屬新時期中國軍旅批評家的成功創(chuàng)造；“軍事文學”一說亦屬中國特色，具體出自何時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于“軍旅文學”則是無疑的。而三者之間的消長則與當代軍旅文學“四個階段”的嬗變呈現(xiàn)出某種對應關系。
第一階段即“文革”前17 年，最活躍的軍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戰(zhàn)爭年代入伍，他們經歷過炮火的洗禮，和年輕的共和國一道成長，多以自己親歷的戰(zhàn)爭生活作為主要素材來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而且通常采用并獲得重大成就的體裁主要是長篇小說。譬如杜鵬程的《保衛(wèi)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說也多取材于戰(zhàn)爭年代，譬如王愿堅的《黨費》和《七根火柴》、茹志鵑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等等。再加上收獲于朝鮮戰(zhàn)場的詩歌《把槍給我吧》（未央）、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魏巍），小說《團圓》（巴金）、《三千里江山》（楊朔）等一批聲名卓著的戰(zhàn)爭題材作品，戰(zhàn)爭文學成了此一階段軍旅文學的“主流”。上述諸作由于發(fā)行巨量，或搬上銀幕、舞臺，或進入中、小學課本，都影響深廣，有的甚至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程度，成為了“前17 年”的經典之作。應該說，此一階段是新中國戰(zhàn)爭文學的繁榮期，籠統(tǒng)冠之以“戰(zhàn)爭文學”也是比較恰切的和名副其實的。但是，恰恰因為它的過于突出，不僅是軍旅文學的“主流”，而且也是整個當代文學的“主流”，至少以龐大的數(shù)量和巨大的影響支撐了“前17 年”文學的半壁江山，或者說在諸多方面還代表了當時文學的最高水平，所以人們反而不把它從當代文學中單獨劃分出來，作為“戰(zhàn)爭文學”予以特別的觀照。換言之，在“前17 年”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戰(zhàn)爭文學”有其“實”而無其“名”，它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學門類還沒有“自立門戶”，對它異于他類文學的規(guī)律性的認識與研究也還沒有真正開始。
第二階段即20 世紀80 年代，套用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時期”，具體說來就是20 世紀70 年代末—20 世紀80 年代末。在這個階段中，固然有“復出”的成名于“前17 年”的前輩作家如劉白羽、魏巍、徐懷中、李瑛、石言、黎汝清、葉楠、白樺、彭荊風等人的活躍身影，但比他們更為活躍而且人數(shù)更為龐大的則是一個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蘇進、周濤、莫言、劉亞州、海波、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劉兆林、喬良、錢鋼、周大新、朱秀海、簡嘉、苗長水等人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體。這批人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后，步入文壇時年齡多在30 歲上下。他們帶來了新的文學觀念和手法，更帶來了新的表現(xiàn)對象和題材。他們普遍缺乏戰(zhàn)爭經歷，除了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線”收獲少量的戰(zhàn)爭題材（如《高山下的花環(huán)》等）之外，主要的描寫領域則是他們自己的軍旅人生歷程，即和平時期的軍旅生活。這個領域的全方位打開，對于軍旅文學來說是一次空前的開拓和極大的豐富，使人們無不驚訝于在戰(zhàn)爭之外，軍旅文學還有一方如此遼闊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繽紛的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的《天山深處的“大兵”》《最后一個軍禮》《兵車行》《敬禮，媽媽》《雪國熱鬧鎮(zhèn)》《女炊事班長》《秋雪湖之戀》《將軍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啊，索倫河谷的槍聲》等一批優(yōu)秀小說從新時期最初的幾次全國評獎中脫穎而出，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興味和熱切關注。它們與出自前輩作家之手的《東方》（魏?。ⅰ蹲阚E》（王愿堅）、《湘江一夜》（周立波）、《我們的軍長》（鄧友梅）、《追趕隊伍的女兵們》（鄧友梅）、《西線軼事》（徐懷中）等獲全國獎的戰(zhàn)爭題材小說相映生輝，構成了新時期之初文學園林中一道壯麗的風景線。這時候，無論是出于研究的目的，還僅僅是宣傳的需要，對它們都有一個“命名”的問題。何以名之呢？戰(zhàn)爭文學？顯然不妥。此時的軍旅文學已非“前17 年”可比，其題材的廣闊與豐富已遠非“戰(zhàn)爭”二字所能涵蓋。于是乎，一個比照“農村題材文學”“工業(yè)題材文學”而來的行業(yè)性稱謂—“軍事題
材文學”出現(xiàn)了。“軍事題材”當然包括“戰(zhàn)爭題材”，當然也大于“戰(zhàn)爭題材”，它可以泛指一切與戰(zhàn)爭和軍事相關的領域，比如軍隊，比如軍營，比如軍人，比如非戰(zhàn)爭狀態(tài)下軍營的日常生活和軍人的軍旅生涯，如此等等，無所不包。“軍事文學”從“軍事題材文學”簡化而來，它是對前此“戰(zhàn)爭文學”的發(fā)展與豐富，此一提法的出現(xiàn)并盛行，標志著富有中國特色的包含了戰(zhàn)爭和非戰(zhàn)爭的軍旅題材的軍旅文學形態(tài)的基本完成。第三階段即20 世紀90 年代，“軍旅文學”的提法開始四處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領域和業(yè)內人士的書面表達中（囿于慣性作用，相當一部分人在口頭表達中仍然沿用“軍事文學”），頗有取“軍事文學”而代之的趨勢。很能說明它的影響力和合理性的一個現(xiàn)象是，由此衍生出來的一批子概念和相關概念在各種媒體不脛而走，甚為活躍，譬如“軍旅作家”“軍旅小說家”“軍旅詩人”“軍旅批評家”“軍旅小說”等等，而且讀來聽來悅耳悅目。相反，如果將“軍旅”二字置換成“軍事”二字，則多有別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譬如“軍事作家”，則首先容易讓人想起軍事理論家或從事軍事研究的寫家，而很難想到作家。稍加辨析詞義，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確有明顯差異?！败娛隆敝浮耙磺兄苯佑嘘P武裝斗爭的事”，而“軍旅”指“軍隊”，“也指有關軍隊及作戰(zhàn)的事”。②前者指“事”；后者指“軍隊”—武裝集團—從事武裝斗爭的人群—軍人，引申義隱隱指向人。③前者僅止于“事”；后者同時“也指有關軍隊及作戰(zhàn)的事”，包含了“軍隊”和“戰(zhàn)爭”兩個方面，正與我們所理解的包含了戰(zhàn)爭和軍旅全部內容的“軍旅文學”恰切吻合。④從字面上感覺，“軍事”一詞生硬、呆板，更具行業(yè)色彩；“軍旅”一詞軟性、活泛，更具文學意味。
第四階段即新世紀至今，“軍旅文學”不僅被廣為接受，并且已經實質性地開花結果。進入新世紀以后，軍旅文學所處的時代境遇有了巨大的變化，可以概括為“政治語境淡化，商業(yè)語境強化，傳媒語境變化，學術語境純化”。具體說來，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發(fā)奮圖強，綜合國力大幅躍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發(fā)展正在鑄就新的世界格局并且越來越深遠地影響著歷史的潮流。中國軍隊的現(xiàn)代化進程強勢推進，戰(zhàn)爭實力與日俱增。軍旅文學迎來了一次繁榮：徐懷中的《底色》《牽風記》、都梁的《亮劍》、麥家的《解密》《暗算》《風聲》、朱秀海的《音樂會》、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周大新的《預警》、柳建偉的《英雄時代》、馬曉麗的《楚河漢界》、蘭曉龍的《士兵突擊》、鄧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歌兌的《坼裂》、王樹增的《朝鮮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長征》系列、朱向前的《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等作品獲得各大獎項或產生廣泛影響，基本代表了這一時期軍旅文學的最高水平。李亞、王凱、西元、盧一萍、裴指海、王甜、李駿、曾劍、朱旻鳶、董夏青青、王昆等一批生于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軍旅作家”嶄露頭角。他們的作品呈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質，為軍旅文學新的發(fā)展提供可能。與此同時，軍旅文學的外延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一個重要現(xiàn)象是網絡“軍文”的強勢崛起。新世紀初，互聯(lián)網興起，文學互聯(lián)網站崛起之迅猛，影響之巨大，令人驚訝并側目。網絡“軍文”就是文學網站對與軍事相關的文學作品的一種稱謂，也是一種分類方式。這種分類方式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工業(yè)題材”“農村題材”“軍事題材”的含義不同，其背后的運行機制也不同，它是嚴格按照市場接受的程度來進行劃分，并受到市場認可的文學種類。它按照市場規(guī)律進行大批量生產，而且通過市場渠道，擁有大量讀者和具有十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反觀多年以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旅文學生存狀態(tài)，其內部有一套完整的選拔、培養(yǎng)、評判、獎勵、流通機制，有專業(yè)的指導、管理、教學機構，有專門的獎項，也有力度可觀的扶持，還有數(shù)量相當多的文學雜志。但如果單就社會知名度、影響力等軟實力而言，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旅文學與網絡“軍文”天文數(shù)字的點擊率相比，就相形見絀了。我們甚至有一種危機感，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旅文學的生存圈子正在縮小，正在成為“小眾”文學。當然，對這種擴大的趨勢要有所警惕，有所為，有所不為。軍旅文學實際上正在面臨著一個命運攸關的問題：“我們從哪里來，將要向哪里去？”
其實，“軍旅文學”最早見于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雖然當時并未有人對它作出精確的理論界定，并與“軍事文學”比較優(yōu)劣高下，但它的天然的合理性保證了它的生命力，一經問世便蓬勃生長，而且悄悄地從“邊緣”進據(jù)“中心”，終于在20 世紀90 年代大行其道。它為什么到20 世紀90 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來，是時間的力量使然，深究起來，則另有一條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20 世紀90 年代新的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中軍旅文學價值取向的悄然嬗變。眾所周知，20世紀80 年代的“軍事文學”，作為一種文學觀念形態(tài)，它的內涵和外延顯然不僅止于一種文學題材的劃分與界定，它還已然包蘊了一種特定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種特點，就使它在20 世紀80 年代中前期當文學主潮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聯(lián)姻或暗合之際，常常擁有一種先定的“政治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又進一步引導了“軍事文學”的價值定位。然而，20 世紀90 年代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市場經濟的最終確定和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也帶來了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遽變，政治語境迅速嬗遞為商業(yè)語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變?yōu)榻浀漶R克思主義、西方現(xiàn)代思潮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導下的寫作演變?yōu)槲幕^照下的寫作和回歸藝術中的寫作。而“軍事文學”也在政治語境淡化和商業(yè)語境強化的“雙重夾擊”中努力尋求將政治的優(yōu)勢轉化為文學的優(yōu)勢，深入開掘軍旅題材自身特有的審美特點、文學品質和人文內涵以及相關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軍事文學”一向莊嚴輝煌、高歌猛進的英雄主義主旋律也在20 世紀90 年代出現(xiàn)了耐人尋味的變奏——朱蘇進的《醉太平》企圖以軍隊大院來透視文化的中國，他慨嘆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尋覓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時，他提出的問題卻發(fā)人警?。涸诤推侥甏绾伪３钟⑿壑髁x的品格？以陳懷國、徐貴祥、黃國榮等人為代表吟唱的“農家軍歌”雖然有失高亢激昂，卻也充溢著“視點下沉”的底層關懷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轉型期農家子弟兵的生存景況，風格沉郁頓挫，引起了廣泛共鳴，成為了一個階段內軍旅小說的“主旋律”。此外，還有一部分軍旅作家的價值取向，更加靈活也更加堅定。他們的題材選擇就逸出了軍旅范疇，步履堅定地直奔審美目標—周濤立于西部邊陲，以天山長風般的大氣、鷹隼般的銳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為20 世紀90 年代中國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長河小說”《第二十幕》，柳建偉的現(xiàn)實主義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軍旅題材，但都達到相當?shù)乃囆g高度，將作家個人的藝術才華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實現(xiàn)了各自的追求目標，成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為了中國20 世紀90 年代長篇小說的扛鼎之作。與此同時，由于軍旅文學開放品格所煥發(fā)的獨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軍旅作家如鄧一光、尤鳳偉、閻欣寧、阿成等人的熱情投注，寫出了《我是太陽》《父親是個兵》等軍旅題材的佳作。而這兩種現(xiàn)象在20世紀80 年代都是難得一見的。
上述例證，都或近或遠，或隱或顯地證明著，軍旅作家（軍旅文學）正在告別昔日那個被濃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所包裹過的“軍事文學”，逐漸走出政治化、走出宣傳化，而回歸與創(chuàng)造更加藝術化更加審美化的軍旅文學。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種觀念的變異。正是在此種情勢之下，“軍事文學”的淡出和“軍旅文學”的凸顯成為 一種歷史的必然。而從政治強勢中降下來了的軍旅文學，正在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姿態(tài)，融入當代中國文學的多元格局之中。
上文在辨析“軍事文學”的過程中，指出過它的“政治優(yōu)勢”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色彩”。其實，推廣開來看，這種“優(yōu)勢”和“色彩”深淺不同地貫穿于整個當代軍旅文學之中。當然，中國文學有上千年的“文以載道”的深厚傳統(tǒng)，只是近代以來“道”隨時變，總是反映著某一時期的主流思想或主導情緒。20 世紀中葉，毛澤東將其明確界定為“為政治服務和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方向。新時期之初，鄧小平又將“二為”方向放寬為“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傮w看來，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前40 年（1949—1989）基本上都是在“二為”方向指導下運行。但是，比較而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由于是在戰(zhàn)爭背景和戰(zhàn)時體制下作出的，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為針對軍隊文藝工作而言。事實上，它對此后的軍隊文藝工作確實產生了深遠影響。再加上軍旅文學由于自身的特殊的規(guī)定性，對“二為”方向執(zhí)行得更加嚴格、更加堅定、更加具體，甚至也更加逼仄。反過來說，正是由于“二為”方向的規(guī)定路線，潛在地決定了當代軍旅文學的三個總體特征。一是“為政治服務”決定了當代軍旅文學內容的政治化與功能的宣傳化；二是“為工農兵服務”決定了當代軍旅文學風格的民族化與形式的大眾化；三是軍旅文學要關注時代、關注現(xiàn)實，現(xiàn)實主義始終是軍旅文學的主干。所謂軍旅文學特殊規(guī)定性的背景，包括了這樣幾個層面：一是軍隊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武裝集團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層建筑中的重要定位；二是軍旅文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在軍隊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定位；三是一支數(shù)量可觀的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在編制序列中的特殊定位（據(jù)說，在軍隊中編入一支專業(yè)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亦屬中國特色，其他國家沒有此例）；四是“愛國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作為軍旅文學的“主旋律”定位。所述種種“定位”，都或近或遠地鉗制了軍旅文學與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內在關系，以及它服務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義”（毛澤東語）。因此之故，“為政治服務”的方向性指導，在軍旅文學中常常演變成“為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服務”的可操作性倡導。從20 世紀50 年代戰(zhàn)爭題材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歌頌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主題思想的普遍盛行，到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星火燎原》征文以及20 世紀60 年代的“四好”“五好”運動征文、20 世紀70 年代的“自衛(wèi)還擊”征文，直到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抗洪搶險”征文等等，軍旅文學中的政治功利性、戰(zhàn)斗性和宣傳性總是得到鼓勵和提倡。耐人尋味的是，一些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其思想鋒芒也是直指高度敏感的政治性問題或題材，譬如話劇《曙光》（白樺）、詩歌《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葉文福）等等，或得到非議，或得到肯定，原因之一都是涉及或“突破了政治禁區(qū)”。真可謂“成也政治，敗也政治”?？傊?，政治的張揚作為軍旅文學70年的總體特征之一，是勿庸置疑的。
作為軍旅文學70 年的第二點總體特征——“風格的民族化與形式的大眾化”，亦決定于它的接受對象——“為工農兵服務”。事實上，在20 世紀40 年代的解放區(qū)，這個“工”只是理論上的虛擬的或人數(shù)極少的“服務對象”，絕大部分或主體部分都是“農”與“兵”。而“兵”的主體又來自于昨天的農民，今天的農民則有可能變成明天的兵。中國軍隊的農民軍人主體性，乃是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農民革命”性質和中國乃農業(yè)國度的國情所決定。這一特點半個多世紀以來亦未有根本的改變。要說改變，只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應征農民的文化程度從無到有，從低到高而已，農民成分在總體比例中逐漸縮小而已。因此，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為工農兵服務”即可理解成“為農民服務”?！稗r民化”則可看作“民族化與大眾化”的具體注釋。歌劇《兄妹開荒》《白毛女》、詩歌《王貴與李香香》、小說《呂梁英雄傳》等等被視為此一階段的典范之作。即便到了20 世紀50 年代，“農民化”的審美趣味被大大提高，但“通俗易懂”“為普通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仍然是絕大部分軍旅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者的不二法門。如果說，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前，軍旅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一樣，除有限的向蘇聯(lián)文學作橫向借鑒之外，主要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蹣跚前行而別無選擇的話，那么，20 世紀80 年代以后的情況就有了比較，因而也更能說明問題。從20 世紀80 年代初期的“意識流”“現(xiàn)代派”到“先鋒寫作”直至20 世紀90 年代的“女性寫作”種種，“西風美雨”的洗禮，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然而通觀幾十年來的軍旅文學，卻較少聽到相應的回響。再舉具體的門類——譬如理論批評為例。從最初的尼采、弗洛伊德到晚近的?？?、杰姆遜，當代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是上下尋覓，左右逢源，邊走邊學，到處“拿來”；但軍旅文學理論批評則不然，雖然較之以往有了較大繁榮和較大發(fā)展，卻幾乎無一家不恪守“社會—歷史—審美”的傳統(tǒng)批評套路。軍旅文學審美風格的民族化和表達形式的大眾化，是服務于政治的間接體現(xiàn)，更是服務于工農兵的直接結果。
作為軍旅文學70 年的第三點總體特征——關注時代、關注現(xiàn)實，始終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干，基本上貫穿于軍旅文學發(fā)展的始終，雖有各種主義的借鑒與模仿，但都沒有在軍旅文學這塊土地上長成參天大樹。這一點有目共睹，就不再詳細解釋。值得注意的是軍旅文學在新世紀以后遇到新情況新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軍旅文學基本上有著一條一以貫之的歷史脈絡，其核心精神、題材內容、寫作方式和傳播手段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但隨著新的時代境遇的到來，軍旅文學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zhàn)便越來越突顯出來。一方面，軍旅文學仍然在創(chuàng)新發(fā)展，仍然不斷創(chuàng)造著輝煌與新質；另一方面，在整個文學版圖上，軍旅文學卻遭遇到日趨嚴峻的形勢。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現(xiàn)為軍旅文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與新的時代境遇之間還不相適應。時代在進步在變革，但軍旅文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還遠遠跟不上形勢，甚至是在萎縮在邊緣化。我們把這種嚴峻形勢概括為“三個失衡、四個挑戰(zhàn)”?！叭齻€失衡”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題材失衡，即歷史題材多，現(xiàn)實題材少。直面當下的作品，無論是質量還是數(shù)量都遠遜于歷史題材作品。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及時而深刻地反映時代的新質和軍旅生活的新變，已經成為新世紀軍旅文學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二是體裁失衡。如今，軍旅文學中長篇小說繁榮，而中短篇小說佳作卻很少見，詩歌、散文的情況則更加不容樂觀。三是創(chuàng)作隊伍失衡。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年齡老化，人才流失，已成突出問題，長此以往，難以持續(xù)發(fā)展?！八膫€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商業(yè)化語境對軍旅文學的核心精神價值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消蝕作用，以至于軍旅文學里的英雄氣和血性越來越孱弱。愛國主義、英雄主義被遮蔽，英雄被矮化，對軍旅文學產生了致命的傷害。二是軍事題材網絡文學的迅速崛起，極大地擠壓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旅文學的傳播與影響空間。網絡軍文是一種新的現(xiàn)象，一方面它的生產量大，接地氣，讀者愛看；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資本運作的結果，粗制濫造、沒有約束、泥沙俱下的情況也非常嚴重。三是軍旅文學與現(xiàn)實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不再那么緊密。隨著軍旅文學文學性的提高，其現(xiàn)實容量和力度反倒在下降。讀者想看到的，軍旅文學不能提供；中國軍隊的現(xiàn)代化進程，軍旅文學沒有反映；強軍路上的諸多問題，軍旅文學也沒有興趣介入。在這種情況下，軍旅文學想與讀者產生共鳴就很難了。四是在非政治化和學術化的文學理論批評環(huán)境下，軍旅文學在有意無意地被忽視無視，并且漸漸地
邊緣化。以至于在整個當代文學史中再難尋覓到軍旅文學的影子。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xiàn)象。針對“三個失衡、四個挑戰(zhàn)”，我們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對策，但最重要的藥方可能還是要重申一點：關注時代、關注現(xiàn)實，始終張揚現(xiàn)實主義精神。在一些時候，過于逼仄的現(xiàn)實主義可能成為桎梏活力的枷鎖，而在另一些時候，它卻是治病救人的良方。
“ 只知詩到蘇黃盡， 滄海橫流卻是誰？”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過去，歷史似乎總是在螺旋式上升發(fā)展。在我們關注著軍旅文學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之時，新時代賦予軍旅文學的歷史性機遇似乎已經到來，并且隱隱預示著軍旅文學一種全新的面貌與風
景。近十年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國軍隊的強軍之路也正以磅礴之力推向壯闊深邃的未來。如果軍旅文學能夠在新時代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創(chuàng)造出新的美學風范，張揚新的精神力度，那么，一個新的軍旅文學的輝煌篇章就或將與這個新的偉大時代不期而遇。
注釋：
①本文將收錄于《中國軍旅文學史（1949—2019）》一書，該書將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③④《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年版，第372 頁。
[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