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最后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
“最后十年的魯迅”是魯迅研究中爭論最大的一個話題。我想換一個角度來重新加以審視。
魯迅在1927年10月在上海勞動大學作了一個題為《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提出了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并且作了兩點界定：“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他們對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并且“不顧利害”，“要是發(fā)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這正是魯迅的一個自我定位：他將站在平民這一邊，做永遠的批判者——或者像他在1926年所寫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所說，做“永遠的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演講中，魯迅還提出了“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的問題。在我看來，以上兩個方面：對“真的知識階級”的認定與追求，以及“思想運動”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的結合，構成了魯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文學與社會活動的一個基本貫穿線索。
一
我們首先關注的是，在最后十年的戰(zhàn)斗中，魯迅的批判鋒芒所向。
或許可以從一個“小問題”說起。魯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夠“切貼”地抓住批判對象的本質(zhì)特征，“制出一個簡括的諢名”，“神情畢肖”，“這才會跟著他跑到天涯海角”。魯迅說，這樣的可以永存的“諢名”，有“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到現(xiàn)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只有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魯迅接著又說了一句：“前一聯(lián)出于古之‘京’，后一聯(lián)出于今之‘海’?！薄覀兪遣皇强梢赃@樣說：魯迅在五四時期和《新青年》的戰(zhàn)友們主要著力于對“古之‘京’”所代表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呢？而我們知道，在1930年代的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個工業(yè)化、商業(yè)化的過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發(fā)展，以上海百樂門舞廳、國際飯店等建筑物為標志的消費文化曾有過極度的膨脹。這樣的“現(xiàn)代化新潮”成了眾多的文學者的描寫對象，構成了人們經(jīng)常說的“文學的現(xiàn)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的獨特之處，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以批判的、懷疑的眼光燭照被人們認為具有“普范性”的現(xiàn)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榮、發(fā)展背后所掩蓋的東西?！绻f，魯迅早在二十世紀初在《文化偏至論》等著作中，就有過對西方工業(yè)文明所進行的理論上的批判性審視；那么，在1930年代，這樣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盡管經(jīng)過許多變形，但已成為魯迅自己生存的具體環(huán)境，他的感受與批判自然是更為深切的。而他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批判又是通過對在這樣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新的社會典型的觀察、描寫來實現(xiàn)的；而且如前文所說，他總是以一個“貼切”的“諢名”來加以概括。
于是，魯迅的筆下，出現(xiàn)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近年來人們關于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zhàn)談了很多，卻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們之間的一個實質(zhì)性的分歧：梁實秋公開鼓吹“攻擊資產(chǎn)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chǎn)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shù)馁Y產(chǎn)。這才是正當生活爭斗的手段”（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收《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588、589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在魯迅看來，這種將資產(chǎn)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說教，正是對被壓迫的勞動者的蓄意欺騙：“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種地，挑大糞”，“認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著一切，兩腳兩手都著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在被梁實秋（及其同類知識分子）無條件地認同與美化的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的背后，魯迅看到的是這樣的血淋淋的壓榨與傾軋：“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資本”的名義下繼續(xù)排下去，而“梁實秋教授”們卻以冠冕堂皇的“理論”“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這自然是魯迅絕對不能容忍的。
于是，魯迅在現(xiàn)代都市文明中發(fā)現(xiàn)了新的壓迫與奴役關系的再生產(chǎn)；而一切為新的奴役制度辯護的謊言，在他那里都會受到無情的批判。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就揭露了這樣一種“高論”：“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際上是在鼓吹一種“有理的壓迫”，而所謂“有理”就是要求被壓迫的工人“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chǎn)……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的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的一切糾紛”。永遠站在被壓迫的平民、弱者這一邊的魯迅敏銳地看到，這樣的“壓迫有理論”本身即是一種精神的壓迫，“無刀無筆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現(xiàn)在他還有一支筆，自然要用來反抗。
魯迅還從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結構中發(fā)現(xiàn)了“西崽”。早在1927年魯迅就這樣描寫他所看到的香港社會：“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币院笏秩绱藢懙剿壑械摹吧虾Ｗ饨纭保骸巴鈬耸翘幵谥醒耄峭饷?，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痹谖逅臅r期，魯迅曾揭露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級制度：“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現(xiàn)在他在中國的現(xiàn)代都市社會里又發(fā)現(xiàn)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級制度的再生產(chǎn)。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由這樣的上海租界的社會結構，引發(fā)出了對文學發(fā)展的一種結構的揭示：“梁實秋有一個白壁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有一個杜威，創(chuàng)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边@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國作家為中心，存在著某種依附的關系?！斞甘侵鲝垖ν鈬膶W實行“拿來主義”的；但問題在于這種“拿來”必須是“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是具有獨立自主性的；如果變成一種頂禮膜拜，一面附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國人，那就形成了一種文學的等級關系。在魯迅看來，對西方的這種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驚詫”論》里，他這樣揭示中國的政治結構：我們有“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nèi)嗣裆硎茉赘?，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于事后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這里所說的“黨國”正是準確地概括了1930年代中國政權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本質(zhì)。而“黨國”盡管有著表面的獨立，實際上卻是依附、聽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這樣，魯迅在1930年代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中都發(fā)現(xiàn)了一種“半殖民性”。這就是說，中國1930年代的現(xiàn)代化進程是與“半殖民地化”相伴隨的：對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回避的。
“西崽”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生產(chǎn)出來的。魯迅說上海灘上洋人的買辦、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惡并不在于他的職業(yè)，而在其“相”。“相”是內(nèi)心世界的外在表現(xiàn)：他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所以魯迅說西崽是“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其實質(zhì)是依附于東西方兩種權勢，因此是雙重奴才，卻以此為資本，把同胞趨為奴隸，這正是西崽的可惡、可憎之處。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特意強調(diào)，這些西崽雖然吃洋飯，卻迷戀傳統(tǒng)，“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余閑，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游，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魯迅透過這些表面現(xiàn)象所看到的是新舊兩種文化的雜糅，新的奴役關系中依然保留與發(fā)展著舊的奴役關系。魯迅站在“群華人”即中國大多數(shù)老百姓的立場上，他就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里，中國人受到了三重壓迫：既是中國傳統(tǒng)勢力、傳統(tǒng)統(tǒng)治者的奴隸，又是西方殖民主義統(tǒng)治者的奴隸，還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隸：這三重奴隸狀態(tài)的發(fā)現(xiàn)是觸目驚心的。
上海灘上還滋生著“洋場惡少”。魯迅說他們雖是文人，但在文學論爭中從不說出“堅實的理由”，“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這就頗有些流氓氣了。魯迅曾這樣刻畫上海灘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犯他來凌辱，為的是能維持風化；鄉(xiāng)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fā)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后面是傳統(tǒng)的靠山，對手又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可見上海流氓也是既以傳統(tǒng)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職責就是維護現(xiàn)存“秩序”。所以魯迅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yǎng)育流氓的?！边@樣，“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構成了1930年代上?，F(xiàn)代都市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魯迅說其特點是將“中國法”與“外國法”集于一身，可以說它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惡俗的部分的一個惡性嫁接。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绷髅ノ幕淖畲筇攸c就是無理論，無信仰，無文化，“無所謂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橫行”本身就標示著社會的腐敗，無序與混亂，這其實是一種“末路現(xiàn)象”，如魯迅所說，“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jīng)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fā)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也還是魯迅說得好：這樣的“流尸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而作為一個徹底的批判的知識分子，魯迅的最大特點，還在于他對現(xiàn)代文明的批判，最終都要歸結為對知識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審視。他發(fā)現(xiàn)，處于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知識分子，不僅不能根本擺脫傳統(tǒng)知識分子充當“官的幫忙、幫閑”的歷史宿命，而且還面臨著新的危機：在二十世紀初，魯迅即已發(fā)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為物質(zhì)的奴隸的警告，而夸大“眾治”的力量，也會產(chǎn)生新的危險；現(xiàn)在，在1930年代一切都商業(yè)化、大眾傳媒籠罩一切的現(xiàn)代社會，以及將“大眾”神圣化的時代新潮中，魯迅又看到了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商的幫忙幫閑”與“大眾的幫閑”的陷阱。因此，對這三種類型的“幫忙幫閑”的批判，就成為魯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易遭人攻擊的，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停止?！斞缸约涸缇鸵鲞^一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濒斞笇π涡紊膸兔?、幫閑文人的批判確實是顯示了他在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叛逆性與異質(zhì)性的。但當他面對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中國淪為三重奴隸的現(xiàn)實，卻無法掩飾自己內(nèi)心的沉重：他的所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未嘗不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警戒。
二
而對上海灘上的“革命奸商”、“革命小販”與“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發(fā)現(xiàn)，對魯迅自身或許有著更為嚴重的意義。
魯迅在前述《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中，強調(diào)“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說中講到“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時，就已經(jīng)透露了這方面的消息。在發(fā)生了1927年蔣介石政權屠殺革命青年的“血的游戲”以后，魯迅更是痛切地“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與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正是對單純的啟蒙無用的痛苦的反思，使魯迅這樣的批判的知識分子感到有與實際的反抗的社會運動結合的必要。何況，魯迅始終對底層的民眾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與那些視民眾的反抗為洪水猛獸的所謂“特殊的知識階級”不同，魯迅對被壓迫的民眾的反抗的合理性，是從不懷疑的，他有句名言：“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因此，他后來對當時中國唯一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革命運動，采取同情與支持的態(tài)度，并且與共產(chǎn)黨人合作，共同發(fā)起左冀文藝運動，都是一種自覺的選擇。當他目睹年青的革命文學者為了自己的爭取民眾解放的信仰不惜流血犧牲，更是用少有的熱情由衷地贊揚“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做一樣的戰(zhàn)斗，有一樣的命運”，這與前述站在普通平民這一邊，做永遠的革命者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蛘呖梢哉f，一個“真的知識階級”幾乎是必然要做這樣的選擇的。
但魯迅仍然不同于那些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甚至某種投機心理來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從來不曾將民眾的反抗的社會運動理想化，更不用說神圣化：這正是他與太陽社、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文學家”的根本區(qū)別所在。他一再地提醒人們必須拋棄革命的“烏托邦主義”，正視革命必然充滿了污穢和血，但同時也會有嬰孩。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深知，一旦參與社會實際運動，就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完全清楚自己做出這樣的選擇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作為一個永遠的批判者，他一面參與社會實際運動，一面又在緊張地觀察與思考發(fā)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社會運動（改革或革命）可能的走向。早在1926年所寫的《學界三魂》里他就特地考察過中國歷史上的“匪”，即所謂“農(nóng)民革命軍”，并且引用一位學者的意見，指出農(nóng)民革命不會根本改變封建奴役制度，是要“自己過皇帝癮”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就是“造反”。其實魯迅的《阿Q正傳》寫的也正是這樣的“造反”。現(xiàn)在在1930年代的所謂現(xiàn)代革命中，他又發(fā)現(xiàn)了“革命奸商”與“革命小販”：所謂革命奸商是用“共產(chǎn)青年，共產(chǎn)嫌疑青年”的血來做大買賣的；革命小販的門面盡管小一點，因而不免牢騷滿腹，但依然是出賣同志以作投機。于是，魯迅看到：“人肉的筵席”還在排著，不過這回借助的是“革命”。這使得魯迅不得不再一次回到他的關于“阿Q造反”的命題上來：直到離開這個世界的三個月前，他還在一封書信中對大多數(shù)評論者都不能理解他寫《阿Q正傳》的“本意”而感慨不已。而“本意”他是早已說清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xiàn)。我也很愿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xiàn)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xiàn)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边@字里行間巨大的隱憂是顯而易見的。
而且，魯迅自己很快就在與上海組織負責人的接觸中，感受到了新的問題。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于我們的話，對于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況？”他更公開揭露：這些“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yè)績”。這里，魯迅再一次發(fā)現(xiàn)了新的奴役關系的再生產(chǎn)，但它卻是由前述現(xiàn)代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制造的，這自然是更為嚴重，也更加觸目驚心的。對魯迅而言，這都是他的同盟者，一方面同情并支持他們對現(xiàn)行奴役制度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他們自身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新的奴役，防范從背后射來的冷箭。魯迅甚至感到“手足無措”：面對四面來敵，他只能“橫戰(zhàn)”，“瞻前顧后，格外費力”。但對于認定要反抗一切奴役與壓迫，“不顧利害”的“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的“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是別無選擇的，他對為他的處境感到憂慮的朋友一再表示：這絕非個人間事，必加揭露，“那么，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魯迅當然知道這一切的后果，他對自己的命運也洞若觀火，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倘舊社會“崩潰之時，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但即使如此，魯迅仍然要支持這些革命者，因為在現(xiàn)實的中國，他們依然是唯一的反抗力量：這其間的“苦況”確實是后來者所很難理解的。
魯迅可以說是在“橫戰(zhàn)”中堅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而他留下的遺言是：“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饒恕。”對魯迅來說，這不僅是要堅持論戰(zhàn)中的是非，更是要堅持他的“真的知識階級”的立場：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壓迫與奴役，“對于社會永遠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乙詾?，這正是魯迅對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