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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重讀《金瓶梅》:文學(xué)與歷史的“互文”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劉火  2020年01月15日08:17
關(guān)鍵詞:金瓶梅 文學(xué) 歷史

原標題:《金瓶梅》里的財富與財政——兼議文學(xué)與歷史的“互文”

《金瓶梅》里的男一號西門慶,清河縣財主。家有萬萬貫錢財。早年在縣衙門前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這個男一號,并非鄭振鐸所說的“一般流氓”,見鄭1933年《談〈金瓶梅詞話〉》),后結(jié)交官府,官至金吾衛(wèi),先副千戶后千戶提刑所理刑,運用手中權(quán)勢,抓拿騙吃,生意越做越大?!凹抑绣X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jié)識人”(王婆與潘金蓮介紹西門慶時所講),是清河縣“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財主”(薛嫂與孟玉樓介紹西門慶時所講)?!疤嵝淘鹤稣菩糖?,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伙計主管約有數(shù)十。東京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衛(wèi)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文嫂與林太太介紹西門慶時所講)。作為一部中晚明的百科全書,除了小說里展現(xiàn)和敘事的人物命運以及特定的社會現(xiàn)象外,在小說涉及到的若干領(lǐng)域若干場景中,財富與財政是《金瓶梅》里的重要內(nèi)容。本文依據(jù)西門慶身前家庭財產(chǎn)的收支情況(本文所引《金瓶梅》,為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5年初版1992年一印的戴鴻森校點本),觀察那個社會的財富狀況和豪門與底層的生活狀況。

在明一代,明的稅賦經(jīng)歷過許多變化。黃仁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專章“明代財政管理”里指出,以土木堡事件(1449)為界大致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以田賦、役、鹽引專營等,基本適應(yīng)明帝國的運轉(zhuǎn)。而后期,由于缺乏適當(dāng)?shù)呢泿胖贫龋由瞎任镎坫y未制度化、帝國的邊防設(shè)施常年得不到維修等一系列問題,帝國在后期,財政的窘境日益突出(黃仁宇還指出,相較于宋/清的賦稅,明代是一個賦稅較少的朝代)。不過,黃仁宇慧眼所講到的“工商業(yè)的收入來源被忽略了”(見《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則可以印證《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工商業(yè)的收入來源”。工商業(yè)的繁榮正是中晚明的時代特征,尤其是江南一帶?!督鹌棵贰防锏奈鏖T慶就是這一工商業(yè)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財富與財政話題,為了說明《金瓶梅》這樣一部曠世巨著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先看正史里當(dāng)時明的賦稅、財政及個人收入等情況?!睹魇?食貨志/賦役》記有全國的狀況,如:嘉靖“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崇禎三年,“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記有多少錢/物折兌的如:洪武九年,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皆折輸米一石。棉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那么官員的薪俸呢?《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稱,一名正四品知府年俸六十二兩零五錢白銀,一名正七品知縣的年俸二十九兩零五錢白銀(黃仁宇注,知縣一年的年俸不足皇帝一天的伙食津貼)。那么一般勞動者的工錢呢,《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稱,一個健康的白天勞動者一月掙銀一兩。這是正史,在野史里也記有關(guān)于銀兩與物交換的情況。周玄暐《涇林續(xù)記》記,一家患瘟疫,全家死后僅有一幸存者,友人周某憐憫同情,伸出援手,送給這人三錢銀兩,囑咐這幸存者買米度日。此記,雖沒有表明三錢銀子買的米可以度幾天,但一定不是一天。在當(dāng)時,一個平民一年生活大致一兩五錢即能維持。戚繼光的士兵,日餉三分月餉一兩(明清一兩白銀等于十錢、十錢等于一千文)。清人《笑林廣記/買醬醋》記一文錢可買一碗醬油或一碗醋?!稕芰掷m(xù)記》所記三錢銀子能買米度日,可見一錢銀子的幣值。這可以與正七品知縣的年俸二十九兩零五錢相對應(yīng)。記載這一周濟窮人善事的周玄暐,就是嘉靖萬歷年間的人。嘉靖萬歷年間,正與《金瓶梅》的作者大致生活于同一時代?!督鹌棵贰返腻X幣記數(shù),基本上沒有最小的單位“文”(第三回寫道潘金蓮拿出三百文叫王婆買盞酒一事里的“文”,在《金瓶梅》里實為罕見,而且還是“三百文”),“錢”也很少,主要以“兩”計。以“兩”計,足可以看到西門府財富的充盈。

《金瓶梅》對財政的記賬即西門府的收支情況,從二錢至二萬兩銀,都有涉及,非常詳細。

二錢至五錢,可賞歌女一次。(第二十回)

五錢,可支付火化工錢。(第二十六回)

一兩,可置辦一桌酒菜包括雞、魚、嘎飯、菜蔬、果品等。(第三十七回)

五兩至七兩,可買一個丫頭。(第九回)

六兩,可買一個童子。(第二十五回)

數(shù)兩,可做水陸超度法事。(第八回)

八兩,春梅買孫雪娥為廚火夫。(第九十回)

十兩,可買上好棺材一付。(第五回)

十六兩,可買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第九回)

十六兩,買春梅作丫頭后又以原價賣出去(第八十五回)

五十兩,西門慶梳籠桂姐。(第十一回)

一百二十兩,西門慶為外寵王六兒置一房。(第三十九回)

二百兩,西門慶賄賂上司人副千戶轉(zhuǎn)正。(第七十五回)

三百兩,買皇家舊址張安兒莊子。(第三十五回)

五百兩,西門慶修了一花園。(第十六回)

五百四十兩,花子虛(實為花公公)自家宅。(第十四回)

六百五十五兩,花子虛南門莊田一處。(第十四回)

七百兩,太監(jiān)大宅一所。(第十四回)

一千兩,送蔡太師生辰禮品。(第二十五回)

六千五百兩,賁四絨線鋪。(第七十九回)

一萬兩,為《金瓶梅》最大一單生意。(第三十八回)

二萬兩,印子鋪占用銀。(第七十九回)

為了表明一兩銀子值的大小,即銀/物(人)的兌換,《金瓶梅》寫得清清楚楚。物如: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經(jīng)濟輸?shù)哪侨X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只燒鴨、兩只雞、一錢銀子下飯、一壇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第五十二回)。此處一兩銀子辦了“一只燒鴨”“兩只雞”“米飯”“一壇金華酒”“一瓶白酒”和“裹餡涼糕”。在明一代,一兩銀子還真不是小錢?!督鹌棵贰穼懳鏖T府及西門慶酒友嫖友的美食不厭其煩。對于這一點,臺灣“金學(xué)”學(xué)者孫述宇在《〈金瓶梅〉的藝術(shù)》一書里注意到了這一點。孫說“以飲食來說,沒有什么小說象這本講得這么多。書中把飲食寫得詳細和生動;我們看見西門慶和他身邊的人吃的幾個菜是些什么,怎樣煮的,又有什么點心、面食、湯和酒;時新的水果來了,幫閑的人搶了吃,還偷回家去……”。如此豐富的美食(可參見拙作《〈金瓶梅〉:第一部美食百科全書——兼論食的等級》),表明了財富的豐厚。又如,印綾殼《陀羅經(jīng)》每部五分、印五百部共五兩(第五十七回),可以想見當(dāng)時印刷業(yè)的繁榮。試想,封面或書脊用綾做的木版或石版印刷物,如果放在宋代一定不是俗人窮人買得起的書,但在明中晚期,這已經(jīng)很是廉價了,甚至比今天都便宜。又如春梅為金蓮置一棺木六兩(第八十八回)等。工錢如:在西門府做廚的廚師一天五錢、妓女小唱一臺二至三錢、端茶送水的二錢(第五十五回)。人口買賣,一般丫頭如小玉五兩(第九回),春梅算貴的,月娘先買后賣十六兩。無論大錢還是小錢的用費,《金瓶梅》的敘事里從不放過。如買一個丫頭五兩銀子即夠,瓶兒身上穿的一件皮襖就值六十兩銀子;又如金蓮、瓶兒、經(jīng)濟等幾人一桌酒食一兩銀子即夠,西門慶與酒友嫖友吃酒時,往往都在十兩左右,在為宋御史擺一餐酒時,竟花去西門慶五十兩銀子(第七十五回)。

《金瓶梅》以北宋政知、重和、宣和、靖康(1113-1126)四朝即北宋末年作背景寫西門府家族的興衰,寫“金”“瓶”“梅”等與西門慶相關(guān)各色女性的命運。但眾所周知,《金瓶梅》的社會背景和人物現(xiàn)場都與《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明中后期息息相關(guān)?;蛘哒f,一部《金瓶梅》,寫的就是中晚明社會和生活中,從市井階層到中級官場再到中央朝廷和皇帝(第七十一回)等各階層,尤其是市井階層的人物命運。寫西門家族(以家族作為敘事平臺,為《紅樓夢》提供了家族敘事的捷徑)的大事與小情。在這些大事小情中,財富與財政是《金瓶梅》文本的重要構(gòu)件。特別是在敘述和描寫西門府奢華即花大錢一事上,作者不竭余力地涂抹和書寫。來看一看西門慶的幾場花錢大戲——1.為娶潘金蓮,與王婆、金蓮合謀殺了武大,先給媒婆十?dāng)?shù)兩銀子和綢緞,后又付何九十兩銀子作偽證。2.五十兩銀子、四套衣服梳籠麗春院李桂姐。3.三十兩銀子包月妓女鄭愛月。4.五百兩銀子蓋花園。5. 給蔡太師的生辰準備“蟒衣尺頭”(包括四陽捧壽銀高一尺有余,兩件大紅紗,兩匹玄色蕉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兩套杭州織造大紅羅段纻絲蟒衣);接著又用三百兩金銀,在家中卷棚內(nèi)打造蔡太師上壽銀人,打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緞纻絲蟒衣,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都為織金蓮五彩蟒衣。6. 給新寵惠蓮的老公來旺三百銀子做生意(后被西門慶陷害收回)。7. 為結(jié)交上層,用三百兩銀子買下頹敗的皇親家莊子。8. 送蔡太師干兒子蔡狀元金緞一端,領(lǐng)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送與蔡狀元同好安進士色緞一端,領(lǐng)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9. 因孝哥兒與喬大戶結(jié)娃娃親,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10. 為瓶兒辦喪事,三百二十兩銀子為瓶兒置辦棺材;一百兩銀子買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匹黃絲孝絹在天井內(nèi)搭五間葬棚;一匹緞子、十兩銀子請韓先生畫瓶兒美人圖,五兩銀子請黃真人為瓶兒寫法;給銀匠十兩銀子打三副銀爵盞;瓶兒葬禮首七,桌席全管;賞來上祭瓶兒的妓女每人一匹整絹,凡來賓,西門慶賞賜亦費許多;給陽陰徐先生一匹尺頭、五兩銀子;給前來幫忙的賞巡捕軍人、衙門中排軍、營里人馬各十吊錢。瓶兒出殯時,僅吳月娘妻妾女眷等本家轎子就多達十余頂。李瓶兒盛大糜費的葬禮,為《紅樓夢》秦可卿的葬禮直接提供了藍本。(可參見拙作《宋惠蓮,秦可卿的前世》,那文里專門討論過《紅樓夢》脫胎于《金瓶梅》)

這些近似流水帳的財政收支,一是為西門慶炫富提供了重要依據(jù),二是它們與西門慶獵色和晉階政治相關(guān)。在此,西門慶從不含糊:大把用錢、大把甩錢,極盡炫耀?!督鹌棵贰返淖髡咴跀⑹聲鴮憰r也從不含糊,用費的場面聲勢浩大,絕不吝嗇筆墨。如在青樓麗春院梳籠處子李桂姐的場面、如為蔡太師獻壽禮的場面、如風(fēng)光的瓶兒喪事等,《金瓶梅》極盡鋪陳。這樣的敘事與書寫,一方面,披露因結(jié)交官府、官商勾搭、發(fā)財成為土豪的暴發(fā)戶嘴臉,以反諷的方式,直指西門慶及其所依傍的社會背景的腐朽與晦暗,同時也直指人性的墮落與黑暗。另一方面,則讓人看到中晚明時期,由于皇室的衰微、政治的昏暗,松馳了對地方的管理,反而促進了地方的商業(yè)繁榮。歷史,從來不是教科書般的定義。歷史的鮮活與多面,在正史里或許看不到,但我們卻在《金瓶梅》這樣一部自然主義的超寫實小說里看得到。也許,歷史的吊詭和社會發(fā)展導(dǎo)致被忽視的某些狀況甚至某種規(guī)律,可在文學(xué)藝術(shù)里尋得。文學(xué)與歷史,文學(xué)與社會,有時可以“互文”。比恩格斯論巴爾扎克更早的王夫之,《讀通鑒論/武帝》一章里,多次批評司馬遷。在李陵一事上,王夫之說“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第三十節(jié))。更有甚者,王夫之說“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第十七節(jié))。雖然我們知道王夫之作為一介苛儒,臧否人物否多于臧,許多都過于兇險。而且直說“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有所不取”(《讀通鑒論/明帝/之七》)。但我們卻從王夫之那里看到,歷史在歷史學(xué)家那里,許多是不可信或不值得信的。如果與文學(xué)相比,或許后者更質(zhì)感和真實一些。于是我們便不難理解,陳寅恪花那么大的力氣寫出《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巨著,表明了“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金瓶梅》曾多次提及西門是巨富。如在第五十七回就說過西門慶共有幾萬產(chǎn)業(yè)。這是一個概數(shù)。具體的數(shù)字在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的遺囑里清楚地列出—— 1.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2.吳二舅綢絨鋪五千兩;3.李三、黃四身上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4.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5.生藥鋪五千兩;6.韓伙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7.劉學(xué)官少我二百兩;8.華主簿少我五十兩;9.門外徐四鋪內(nèi),欠本利三百四十兩。共計約四萬余兩(不包括不動產(chǎn)和妻妾手中的私房錢),與第五十七回所說“幾萬兩產(chǎn)業(yè)”符合(西門慶死后,這些家業(yè)很快煙消云散)。西門慶從一個小小生藥鋪發(fā)家到幾萬產(chǎn)業(yè)(包括,生藥、綢緞、糧食、鹽業(yè)、典當(dāng)?shù)榷喾N),不過就是數(shù)年光景。這其間,包括孟玉樓、李瓶兒尤其是李瓶兒那里的花太監(jiān)不明的巨額財產(chǎn)(用五、六府杠抬運了四五日才搬完的瓶兒家財、一百顆西洋珠子、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一頂金絲鬒髻重九兩、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等)和貪贓枉法吃黑錢(如喬大戶許銀二千兩,托西門慶救獄中的揚州鹽商王四峰。西門慶只出了“一千干事的銀兩”。另一千兩用作販買綢絹絲線本錢)等,西門慶的發(fā)財真實地反映出他是一個精于商業(yè)的“有為”商人(如只有西門慶等少數(shù)人才能拿到“鹽引”或糧食貿(mào)易)。西門慶的商業(yè)框架和經(jīng)營方式,反映了當(dāng)時商業(yè)進入到近代歷史的可能。特別是交通的發(fā)展為商業(yè)貿(mào)易提供了便利。京杭大運河,在元代重鑿、明代大修的基礎(chǔ)上,從蘇杭到山東區(qū)域間的廣大地區(qū),依托大運河,河兩岸商業(yè)迅速發(fā)展?!督鹌棵贰防锏那搴涌h,便是這一水運的重要孔道和碼頭(這一標識在《水滸傳》里還不曾出現(xiàn)。由此,我們看到,《金瓶梅》與《水滸傳》的社會背景,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重大變化)。西門慶基于這一水道和漕運,南北騰挪、且直到東京(《金瓶梅》里有多處關(guān)于水運的敘事與描寫。如“花石綱”從南進京經(jīng)水運到清河縣西門慶擺酒招待,又如一萬兩緞絹等貨物從杭州運回清河縣等),從而發(fā)財致富。商業(yè)的行為、貿(mào)易的秘訣、銀兩的過往,《金瓶梅》事無巨細,從不放過。像《金瓶梅》如此不厭其煩且精確的錢財記事,恐是中國古典小說里為數(shù)不多的,在后世小說里亦屬罕見。

前文已述,明中晚期,由于皇室殆政,皇權(quán)式微,反而刺激了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民間資本的活躍和城市化的加速?!督鹌棵贰防镉幸粯蚨慰勺鲗嵶C。第七十回“詞話本”作“老太監(jiān)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參太尉”,“繡像本”作“西門慶工完升級,群寮庭參朱太尉”。就這一回的文本旨看,“繡像本”的“群寮庭參朱太尉”比“詞話本”的“二提刑庭參太尉”更近文本旨義。橋段是皇帝賞賜大臣的場景:

蔡京、高俅等五位重臣各賞銀五十兩;蔡京另加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

殿前都朱太尉,蔭一子為金吾衛(wèi)正千戶。

內(nèi)侍李彥等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蔭弟侄一人為副千戶。

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xué)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禮。

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等同等閣僚賞銀二十兩。

千戶魏承勛、西門慶等,各升一級,賞銀十兩。

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

校尉昌玉等,絹二匹。

《金瓶梅》的這一場景,極有意思。一是看出皇帝的獎賜比起西門慶的奢華來,倒像是窮人了。這表明至明中晚期,政府的財政吃緊尤其是中央財政異常吃緊,如黃仁宇所說,在明后期“政府不能動員國內(nèi)的財政資金”(見《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督鹌棵贰冯m是“小說家言”,但這“小說家言”卻比正史里的記載豐富得多。日本學(xué)者澤田瑞穗在《隨筆〈金瓶梅〉》(1969)里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具有相當(dāng)人生經(jīng)驗和社會知識的人”。二是表明當(dāng)時的商業(yè)繁榮造就了如西門慶這樣的大財閥或超級土豪。

由于運河的發(fā)達、商業(yè)的繁榮、商人的涌動、財富的積累,城市相機擴張?!督鹌棵贰防锏那搴涌h縣城,從一端走到另一端,西門慶都要騎馬。西門慶騎馬過街,當(dāng)然是炫耀,但這一細節(jié)卻可以看出中晚明的縣城特別是運河沿岸的城市已有足夠大的規(guī)模。商業(yè)的發(fā)展,便必然帶來財富的聚增。《金瓶梅》里涉及到發(fā)達的傳統(tǒng)絲綢業(yè)(如西門慶新開的綢緞鋪)、新興的綿織業(yè)(如孟玉樓有三、二百筒好梭布)、松動的茶業(yè)貿(mào)易等。加之糧食充足(如前所述,因田賦沒有與貨幣直接掛勾,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糧食便有了某些方面的自由處置)后衍生的酒業(yè)等產(chǎn)業(yè),僅不同地方不同品種的酒,《金瓶梅》里提及到的至少不下五種(如南酒、金華酒、雙料茉莉酒、豆酒、葡萄酒、羊酒等)。《金瓶梅》里呈現(xiàn)的五光十色的繁榮景象,讓我們看到那個社會有別于其他時代的風(fēng)情與時尚。

西門慶從一個小小的生藥鋪開始,到綢緞鋪的擴展、再到糧食貿(mào)易、鹽業(yè)貿(mào)易、期貨貿(mào)易、亞金融的典當(dāng)?shù)榷喾N商業(yè)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帶來的巨額利潤?!秳蛑袊鞔罚ㄏ戮恚返诙隆懊鞔呢斦芾?鹽業(yè)專賣”中指出,1578年即萬歷六年產(chǎn)鹽超過4.86億斤,鹽引56萬?!督鹌棵贰分袑懙赖奈鏖T慶做鹽生意,正是明中后期商業(yè)繁榮的一個寫照。商業(yè)繁榮帶來的財富,成為中晚明社會的一種標識?!督鹌棵贰分兴枥L西門慶遺產(chǎn),其金融資產(chǎn)高達四萬余兩(尚不包括不動產(chǎn),如不動產(chǎn),僅翻修擴建西花園就用了五百兩銀子)!如此巨額財產(chǎn),絕非《金瓶梅》小說作者的虛構(gòu)。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里寫道,武宗朝(1506—1520)時的武宗親信江彬凌遲處死后抄家,抄出黃金十萬兩、白銀四百萬兩。黃仁宇以為“此數(shù)字過于龐大,恐難盡信”。但江彬巨富是可以坐實的。據(jù)說西門慶的原形就是大財主,西門慶是否真有其人,不在本文所論范圍,但《金瓶梅》所寫西門慶有幾萬產(chǎn)業(yè)的財富,并非小說家的夸張和虛構(gòu)。恩格斯論及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時說:“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chǎn)階級在1816年到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的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江彬、西門慶便是歷史與文學(xué)的“互文”。

《金瓶梅》以“小說家言”建構(gòu)起來西門府的財富敘事和圖景,決非只是小說家一家獨說。仇英(約1494-1552)在其臨摹宋人的《清明上河圖》(10米長卷、74個店鋪、7座橋、42條船、2000多個人)里展現(xiàn)了中晚明蘇州城的繁榮與浩大;與《金瓶梅》幾乎同時問世的屠隆(1544-1605)的《考槃余事》,其所錄器物的精致多樣,亦展現(xiàn)出中晚明的閑適與頹糜;稍后一點的張岱(1597-1680),在其《陶庵夢憶》里所述所記的雜事、家事和國事,其繁華敘述如花燈、大戲等幾與《金瓶梅》里的花燈、聽曲極相似。仇英用畫展示城市的繁華與廓大;屠隆用器物展示器物的多樣與精極;張岱以記事回憶了中晚期的奢華與嘈雜。幾為同時代的仇英、屠隆、張岱等的記載與繪畫,可以佐證西門府的財富并非虛構(gòu)。還可以佐證《金瓶梅》一書的超寫實本領(lǐng),以及超寫實小說的歷史價值和美學(xué)意義。或者反過來講,《金瓶梅》作為一部小說里的財富、財政敘事,又可證實仇英、屠隆、張岱等人的記實文字和繪畫中的繁華景象的真實??勺C實正史里所沒有的細節(jié)。由此進入到“《金瓶梅》的商業(yè)財富學(xué)”,深入討論財富給社會與家庭帶來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給《金瓶梅》里眾多女性帶來的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