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主持人化”與當代文學批評
內容提要：“主持人化”是近幾年批評界發(fā)生的一個新變化。肇始于重要批評刊物，但實際卻直接影響到整個批評趣味、價值選擇和批評姿態(tài)。由重要批評刊物欄目的“主持人化”引發(fā)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表現(xiàn)在：一、極端專題化；二、片面專業(yè)化；三、急切經典化；四、批評界門閥化。
關鍵詞：文學期刊 “主持人化” 當代文學批評 專題化
一
對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本人有過一些年月的跟蹤、梳理，包括審視。先后有四本小冊子較系統(tǒng)分層次討論過文學批評，自然也觸擊到文學理論與文學知識分子。有時候，范圍還會擴展到文化、思想領域，因為近幾十年來的一般社會文化思潮，恐怕都被批評家作為文學的背景知識壓縮到文學批評里了。在《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2012）中，盤查了有代表性的18 位批評家，從老一輩“40后”的劉再復，到“70 后”青年學人。重點凝聚了他們的“經驗”，也粗略勾勒了他們對1980 年代以來引進的各種理論、各路主義的消化、處理、轉化程度，算是有名有姓甚至能帶起18 宗批評經驗“個案”研究。“個案”也者，留有余地之謂也。這余地就是與“普遍性”勾連對比后的空白地帶，還包括個案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因此，由“眾神”折射出的問題遂成了《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2014）一書的主要研究對象，可簡稱“本土話語”問題。既是“審視”，必然首先要搭建一個基本的話語語境。這便是主體性話語、民間民俗文化話語、日常生活話語、身體性話語四種典型而突出的批評話語分化的由來。它們差不多都是“啟蒙”或“新啟蒙”話語及價值認同被消解以后的類型化批評產物，屬于階層分化乃至趣味被肢解因而價值碎片化的反映。該書為了使問題更清晰，當然也是為了在批評類型化中探討理論的徹底，一個技術性選擇是讓批評文體化。文體化程度越高，價值便越深入；反之，越來越籠統(tǒng)、漫渙乃至于膚淺?！懂敶鐣謱优c流行文學價值批判》（2017）一書著力解決的問題就是經過前兩部書探討剩下的部分。在事實上已經分層的社會結構內部，分析文學批評價值選擇、審美趣味圈子化與階層化原因，可以防止批評思想的空疏，至少能在“個體”為單元的批評視野中衡量出現(xiàn)如今中國文學批評觸及“普遍性”的水平。探討的結果，一是仍然照搬五四價值模式與話語方式，連語氣也模仿得很像；二是徹底否定或者有意繞過“啟蒙”倆字，主張就事論事、有一說一，從不漫溢邊界?？雌饋磉@兩路現(xiàn)象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它們產生于同一個知識胚胎，即高度認同“傳統(tǒng)”。區(qū)別只在角度上，前者“照搬”，目的為的是逃避“現(xiàn)實”，后者“心無旁騖”，為的是繞開“現(xiàn)實”。分層社會中的“個體”，一進入批評流程，都成了超脫具體階層之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這種“知識”或“理論”本身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我們通常說的脫離現(xiàn)實生活，此之謂也?！段幕F(xiàn)代性批評視野》（2015）一書則是對前三者研究結論的再度聚焦，屬于批評實踐建構。簡而言之，文化現(xiàn)代性是對通常隸屬于社會現(xiàn)代性、審美現(xiàn)代性批評選擇的進一步審視，突出人的現(xiàn)代化程度，因而從總體上批判了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理論批評在前兩者的規(guī)定性中，走向事實上投合分層社會的虛無主義傾向，把文學的視角，拽回到了新型城鎮(zhèn)化這一切實而尖銳的現(xiàn)實。丈量了“審美”的分裂，指出了“傳統(tǒng)”的虛偽，通過傳統(tǒng)人性與現(xiàn)代人性的對比分析，得出結論認為當前炒得很熱的文學敘事和鑲嵌在版面重要位置的批評，是現(xiàn)代性個體意識太稀薄了，而不是太過剩以至于像有人說的到了“反現(xiàn)代性”，甚至思考“現(xiàn)代性危機”的階段。極端一點看，當前文學批評中的現(xiàn)代性思想，恐怕真是太少了，乃至于少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地步。
總而言之，雖然做了些跟蹤與研究，應該說也有些心得。但看到有如此之多的人在談批評問題，且或多或少以“我們”“中國當代”作為復數(shù)，我自覺渺小，只能以自己的切身體驗與發(fā)現(xiàn)的具體問題來說說“我感知”到的現(xiàn)象。我感知到的最突出的批評現(xiàn)象，即是批評刊物的“主持人化”。至于是否有普遍性，那就是另一碼事了。
二
“主持人化”是近幾年批評界發(fā)生的一個新變化。肇始于重要批評刊物，但實際卻直接影響到整個文學圈的批評趣味、價值選擇和批評姿態(tài)。當然，也是一直以來習慣于從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價值、思想、審美等慣性思維，來研究批評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批評格局具有隱性特征，然而卻往往導致顛覆性的“劇變”，毫不含糊，這主要由重要批評刊物欄目的“主持人化”引發(fā)，一系列連鎖反應幾乎均由此而來。
其一，極端專題化。當批評刊物出讓寶貴版面，聘請刊物認可的教授、學者來擔綱主持版面，通常以兼容多元化欄目，以收編零散自由評論為旨歸，以預先定制的“專題”或選定的論評對象為對象。批評寫作旁征博引卻三紙無驢、看起來處處有高度實際上自說自話、四平八穩(wěn)。專題化后的批評，形式上好像更加規(guī)范了，論題也更有學理性了，但一張一弛幾乎遵循無一字無來處和有一說一的規(guī)矩，要達到的目的其實是把毛毛草草、旁逸斜出的觸角一一剪除，進而使批評變得更加規(guī)整、圓滑。如此一打扮，奉獻于知識市場的就不外乎兩種產品。一是最大限度去除作者溢出規(guī)范的思想與未經過濾的主體性體驗；二是任何流連忘返或心理抵觸，都必須建立在“文本細讀”的闡釋之上，文本外視野被迫退于次要甚至末位。毋寧說，這是批評的終結，因為局外人或普遍讀者一看就明白，學院課堂教案或文學史經驗衍生而來的知識，即文獻化經驗，不是以直接感知體驗的形式參與到日常疑難問題來呈現(xiàn)的。非但如此，它還進一步排斥了社會一般知識、信仰、思想等，對文學理論慣例的沖擊、沖突。
之所以這樣，不是編輯與主持人不了解批評背景，相反，是太了解太熟悉的后果。理論推理而論，把散亂批評加以拾掇，直接動機無疑為著打斷“接著說”至少是“跟著說”的鏈條而來。不幸的是，這兩種方向，究其實質，始作俑者是學院的量化考核制度，并非零散化批評所致。在量化甚至數(shù)字化考核流程中，不“接著說”，不“跟著說”，實際等于學術不規(guī)范，也就不是既定學科規(guī)定性的“有效”知識生產和“有益”學術增長。無論哪方面都不在“專家主宰”范圍因而不屬于“合法化”成果，豈容亂來？更何況可以亂來，前提卻是你除非視學位如草芥。事實證明，一個階段比較活躍的“作協(xié)派”“自由評論”都已基本“歸順”，學院里哪容隨筆化學術話語與“愣頭青”觀點抬頭呢？
當然，專題化批評的勢力范圍倘僅限于學院的四堵墻之內活動，即使鼓蕩得塵土飛揚，那也沒什么了不起，畢竟不影響墻外繼續(xù)吆喝、吶喊、嚎叫、苦悶、彷徨、焦慮、困惑?？涩F(xiàn)在的問題是，這種專題化思維已經排除萬難、隔山駕嶺，來到了各大批評刊物要沖，儼然一副排兵布陣、起灶搭鍋的架勢。自由選稿也就到此叫停，自由思想也就宣布壽終正寢了。這也意味著批評的偏味開始上升，雜味驟然下沉；教案與文學史預案正式啟動，而類似當年“地下寫作”式批評潛流口子被扎死。 更極端化的表現(xiàn)是，把學術倉庫里陳年積壓的學位論文，一一翻曬出來作為籌碼而交付相關批評欄目去消化。未經閱讀市場檢驗、未經第三方考驗的學位論文，不能說全站不住腳，但從定選題到生產制作再到答辯過關，整個流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仍是三兩個執(zhí)掌文學史舊知識的評委說了算，那就只能說作業(yè)及格了，但知識生產線上及格的作業(yè)肯定不都等于有價值的思想。這正如同拿了碩博畢業(yè)證不等于就是個合格的甚至優(yōu)秀的相關工作人員一樣，到達合格乃至優(yōu)秀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歷練，如果不把人才等于文憑的話。
至于專題化批評的積極意義，我想不用去多說人們早已心知肚明。最直觀一點便是，增加了處理自家門戶內庫存的機會。“去庫存”自然是在“供給側”與“互聯(lián)網+”的平臺完成。這就像一盤普通醋溜白菜，被新概念一武裝，營養(yǎng)雖然沒增加，但吃起來仿佛概念不一樣了。
其二，片面專業(yè)化。先是一條線，繼而一個點，直至“去政治化”乃至“去社會化”，片面專業(yè)化批評追求正是如此。蓋因批評的期待讀者并不在民間社會，而在準廟堂的某個學術委員會，或某個“核刊”的相關欄目主持人那里。如果專業(yè)化還有點意思的話，便在其主張及執(zhí)行該主張時事無巨細的細節(jié)闡釋、圖解上。放若干年后再讀，或許真有“歷史化”意味，然而就像今天讀民國張愛玲、胡蘭成小說與評論的感覺那樣，那些提籠駕鳥的煩惱、喝下午茶品咖啡的感覺與亭子間里你來我去的風波，的確不是多數(shù)人的體驗，那意思也就在一層一層接近原子化賦形中，越來越走向了無聊。技術主義是片面專業(yè)化批評的典型呈現(xiàn)形式，批評中幾乎不再追問“寫什么”“為什么這樣寫”，直撲“怎么寫”而去。研究詩歌只關注修辭技巧，研究小說只關注既有文學史上的人物譜系，甚至研究審美不問社會文化現(xiàn)實，屬于典型的“鬼打墻”式低層次循環(huán)寫作，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都算不上。因為見樹，總會牽扯到樹周圍的雜草、土壤，也就能推知一片樹林生長的大概環(huán)境。片面專業(yè)化批評的全部心思在急作家之所急，想作家之所想，終極目的就是為著挖作家“腹笥”。之所以十分討好相關欄目，是因為它正符合“專業(yè)主義”胃口，而“專業(yè)主義”正是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一個充分必要條件。作家花很大篇幅寫“自我閹割”，寫古人軼事，寫一條河流的前世今生，寫一群流氓的為非作歹，寫某個山頭的草蟲物種，都能給其賦予一種美學形式或隱喻意義，因為封閉的“專業(yè)主義”做得比作家的描寫還精細，也就理應籠罩某種神秘兮兮的色彩。有“神秘性”等于說不明道不清但符合感覺眷顧的“文學性”，而發(fā)現(xiàn)所謂獨特“文學性”，基本就能坐實作品的“經典”品質。
其三，急切經典化。經典化本是一個歷史沉淀過程，五年是歷史，十年是，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更是?？墒墙裉煲o當下作品，甚至期刊剛發(fā)單行本還未出的作品就來一通“經典化”的賦形與預告，再怎么同情之理解，恐怕難以說是真正的批評與研究，只能說是貼廣告或發(fā)海報。即使當前墨跡未干的文學，真是了不得的杰作，那也不是一兩個手抓話筒不放的所謂評論家能一錘定音的，最起碼還得等到過上三幾年后有沒有讀者重讀與評說來定。這道理很簡單，自己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面，同樣，今天的人難道一眼能看穿今天的文學并斷定幾年幾十年后是當然的文學史教材？
不幸的是，現(xiàn)在這些常識都被弄反了，這不是人們不知道常識，而是反常識、擰巴常識才能引起關注與點贊。那些不惜自家羽毛，乃至于胡亂堆砌高大上形容詞的，心里很明白，名家新作不會差破底線。即便話說得過了頭，只表明是語言能力問題，而不是鑒賞力問題，更不是立場問題。
忽忽悠悠，飄飄乎乎，久而久之，整個批評界圍著一兩個作家、一兩部作品的瞎起哄，反而成了“正宗”的中國文學經驗的生產榜樣；起承轉合的指鹿為馬，反而成了恪守學術規(guī)范的楷模。到此為止，當前文學就這樣被一撥一撥的新晉學人提前送入“經典”的殿堂了；當前文學批評也就這樣被一批一批墨跡未干的新作品抬舉成了中國文論話語。
其四，批評界開始門閥化。門閥制度開始形成于東漢，東漢建立之初大封功臣，這就造就了第一批豪門貴族。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門閥制度進一步發(fā)展，九品中正人才選拔制度導致統(tǒng)治階級完全被大地主、大豪強所控制。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發(fā)展到頂峰，大地主、大豪強控制了國家大部分資源，有時候皇帝也不得不受控于大地主、大豪強，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森嚴等級制意識形態(tài)被筑牢。歷史上的門閥化加固了世襲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壟斷政權；經濟上封錮山澤，占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文化上崇尚清談，遠離現(xiàn)實、逍遙享樂。為維護這種“尤物”，東晉南朝時士族又開始情駐家譜文化，把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于是譜學勃興，譜學專著成為吏部選官、維持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而累世不絕，遂成為傳統(tǒng)文化之命門。從門閥到學閥，再從學閥到門閥，上下階層的流通渠道徹底被堵死，“寡頭化”學術話語體系終于控制一切。單是重要批評刊物欄目主持人化，也許還不能代表什么，充其量算是“同人辦刊”，但當這一現(xiàn)象與“核刊”標準、學院考核機制結合，事情就沒那么單純了。說得好聽點，周圍集結的是一批“價值共同體”；不好聽點說，“價值共同體”還有個優(yōu)先權的問題，其中不可能沒有學術身份、學術師承的考慮。有所考慮或者有一定影響，也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問題的關鍵在于，有了以上三種事實，的確看不到制約考慮與影響的機制。換句話說，即使有，如此個人趣味，認為不過是學術倫理問題，仍然享有學術豁免權，刊物仍在免除“風險”中被“專家”所主宰。毋寧說，這是經濟利益集團化在學術上的一個次貸反映，其特點是表面上幾乎擁有“民主”程序的所有可見形式，而實際上分蛋糕與切蛋糕的是同一個人。
更悲哀的還在于，從選稿的“專題化”“專業(yè)化”“經典化”一路走來，在各層相互補充、相互推動、遙相呼應中，美學原則實現(xiàn)了深度轉化，由“庸人主義”終而“集體失聯(lián)”。如果轉換一下齊格蒙特·鮑曼關于“上層”與“下層”的論述，文學批評的“集體失聯(lián)”則表現(xiàn)為，目光盯住當下社會文化現(xiàn)實，并以強烈的文化現(xiàn)代性感受、體驗，表達批評的批判性意見的群體，他們的視角、言說方式、話語與價值發(fā)現(xiàn)連同他們的人，在地域上受到限制，只有在正統(tǒng)地形學的、世俗而“腳踏實地”的概念織成的網中才可覓得。長期寄居在這一生活空間的人，按鮑曼的說法屬于“下層”。他們的批評可能欠規(guī)整，但因感受現(xiàn)實的直接，無疑更多質疑、解構、反叛、反諷意味，文化現(xiàn)代性訴求也就更加強烈。然而處江湖之遠，只能“冒泡”于被監(jiān)管的公眾號，至多散兵游勇式出現(xiàn)在并不出名的理論刊物或索性充當文學期刊的邊角料?！吧蠈印鄙羁臻g的人們可能只是肉體上“處于這個地方”，卻并不“屬于這個地方”。精神上當然如此，而且一旦他們有此希望，肉體也可以在任何時候離開這里?！啊蠈印娜藗儾⒉粚儆谒麄兙幼〉牡胤剑驗樗麄兊年P注焦點（或者應該說漂?。┯谄渌胤健Ｖ灰皇艽驍_，自由自在，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消遣之中?！笔芾в谀_下現(xiàn)實，因而筆下常常流露出深沉、凝重、焦慮、迷茫；精神自由、志得意滿，因而熱衷于個體精神世界的精妙感受、微微悸動與小小風波，研究路子變得微小、精致、瑣碎、利己。
憑借互聯(lián)網乃至自媒體，生活于這兩種空間的批評本來可以交流、互通得更加頻繁、密切，但當欄目“主持人化”把隱而不發(fā)、蟄伏伺機的門閥、學閥猛力一推，在“集體失聯(lián)”中，自由批評的消息被封鎖，自由批評的渠道被堵死。不消說，強塞給讀者的，好像只能是“主持人化”后的批評，人們也就只是在此基礎上抱怨批評。豈不知，這是多么的天真！多么的錯位！
三
當然，欄目“主持人化”以來，批評刊物的確不是沒有收獲。一是不再為在海量自由投稿中選稿煞費苦心、頭疼腦熱；二是不再糾纏于飄飄乎乎的人情而周旋平衡、痛苦煎熬；三是不再為某些不具體、莫須有的敏感思想、言論而舉棋不定、左右為難。一句話，圍繞在批評刊物周圍的批評界，主題明確，層次清晰，目標專一。再引伸一下便是，沖和淡定，周正平穩(wěn)，安詳喜慶。
不過，這樣一來，“批評”可能就真的與其名沒有多少關系了，毋寧說是對批評的背叛，對批評的褻瀆。文學批評不是可以精確化的科學技術，更不是實驗室里通過千百次試驗屢試不爽的一粒速效救心丸。幾個白發(fā)蒼蒼的資深專家說就該如此專題化、就該如此專業(yè)化、就該如此經典化，才是文學批評該走的正途，于是正途就出現(xiàn)了？就算“專家”沒有康德所講的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事情也沒那么簡單；更何況沒有局限只指語言文字的運用，根本不可能管理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思想、經驗、價值取向。在這一層面，相對未定型思維，既定思維模式也許正好是僵化的。作為思想表達題中應有之義的批評，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擊潰凝固的專題，不斷解構程式化的專業(yè)，不斷更新習以為常的經典。唯其如此，批評也許才有理由清理沉渣泛起的現(xiàn)象、甄別良莠混雜的價值、發(fā)掘偏僻邊緣的經驗、論證蟄伏潛隱的思想。也就是說，它強調在過程中工作，在過程中執(zhí)行理性的制衡作用。而不是把精力預支給一個完全未知的文學史，并為之奔走相告，修訂備選項目；批評家更不是占卜先生，用抽簽卜卦和口氣堅定來預測文學的命運。
鄧曉芒致力于哲學研究，但他的《批判與啟蒙》《新批判主義》等著作，卻有相當篇幅的當代文學批評。不是沖著他的文學批評去讀他的著作，最后反而被他的批評所吸引，可謂“自否定”體批評，其“中西雙重標準參照”令人醍醐灌頂；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并不是文學研究著作，但讀進去后吸引我的恰好是通常文學批評中沒有的非文學性價值與眼光，“去魅”而不虛無，“結構”而不溢美；李建軍的《重估俄蘇文學》（上下冊），當然是文學批評，但令人擊節(jié)的又反而是使俄蘇文學之所以是這樣不是那樣的刨根問底，在整個俄蘇歷史文化語境折射中國當代文學及理論批評來龍去脈的本質主義氣質，引人入勝、別開生面；李潔非、楊劼的《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同樣是研究20 世紀30 至40 年代文學，然而他超越左右的視野，格外讓人眼前一亮；畢飛宇的《小說課》，不過是小說家言，也不過是“解讀”經典，可是他貫通文學知識、政治經濟學知識與個人感知性體驗的表述，實在勝過多數(shù)深文周納的學術論文與專著。
以上所列，不過是我近日來所讀近期出版的與文學批評有關的書之一部分，它們的確給我已經多少有些麻木的文學批評閱讀神經一莫大刺激，也形成了一個基本參照。
的確不排除批評刊物“主持人化”產生過一些主題凝聚、歸類清晰、論述精確的好論文，但學術刊物乃天下公器，不是自家后花園。它的社會影響力，只能以對整個批評界乃至知識分子群體養(yǎng)成的價值導向而論。那么，欄目“主持人化”無疑是有意窄化批評的路子，有意純化批評的思想，有意制造批評界的板結格局。
既然這樣，那么，一些重要批評刊物竟然如此整齊地走向欄目“主持人化”，無疑是為著革新批評的格局、拯救批評的低迷，效果究竟怎樣、將會怎樣，我表示懷疑。
[作者單位：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