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認知詩學的理論建構
認知詩學醞釀于20世紀70年代，21世紀以來發(fā)展日益迅猛。彼得·斯托克維爾在《認知詩學導論》中說：隨著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文學批評等認知研究的迅猛發(fā)展，認知詩學也獲得了新的理論動力，“正在走向快樂自信的黎明”。在中國，文學的認知研究最初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而引起學界關注，近年來也引發(fā)了許多文學研究者的興趣。
堅守比較立場 依托認知理論
針對國外認知詩學研究發(fā)展迅猛、拓展過快但不夠精細周密的狀況，中國學者一直在思考認知詩學理論和方法論體系的優(yōu)化、系統化和本土化問題。筆者提出“比較認知詩學”構想，希望以此作為認知詩學本土化建構的一條重要路徑。不過，我們主張的比較認知詩學并不僅僅是比較文學的“認知延伸”或認知詩學與比較文學的簡單相加，而是基于對“認知”和“比較”的認識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因此，“認知”與“比較”的關系也就成為比較認知詩學的邏輯前提。
首先，文學活動——它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等，都是人類比較高級的認知活動。有一種觀點是，“自從亞里士多德以降，詩學就一直是認知的”（《認知詩學的前歷史：新古典主義與小說》）。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認知”作為一種“問題”或“課題”是文學中古已有之的現象，所以瓦雷拉說認知科學有“一個長的過去，但只有一個相對短的歷史”（《具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長的過去”指的是“認知的課題和問題表述”久已存在，比如《周易》說“圣人立象以盡意”，實則涉及心智問題，也與現代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象似性”（iconicity）有關；“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實際上就是現在所說的具身認知方式。但是，無論是古希臘智者還是中國古代先賢，他們談到的都是有關“認知的話題”，卻不是“認知的研究”。真正意義上的認知詩學研究，應該是基于現代認知科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
其次，“比較”是一種基本的認知策略。人類總是試圖運用最少的認知努力和最少的認知資源以獲取最大的認知收益，從而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求得盡可能理想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這就需要比較已有的經驗、知識和技術。就學術而言，任何研究和創(chuàng)新都隱含著比較。在文學研究中，研究者多數情況下并沒有刻意進行比較或對比，但實際上總是把比較作為研究的前提，因為要避免重復他人的觀點和結論，就需在設計研究計劃和方案時，努力了解他人已取得的成果，這就隱含了比較和對比。
再次，認知研究蘊含比較的前提。認知科學要探討心智的奧秘，是因為現有的人類知識與心智奧秘相比，其間還存在許多差距，而“差距”是通過比較才為我們所感知的。因此，認知研究一個突出的方法論特征就是比較和對比。文學的認知屬性和認知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比較”特性是比較認知詩學的邏輯前提。它的理論假設是認知科學中的普遍共識：認知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即人類具有共同的認知裝置，但不同地域、族群和歷史語境中的文化具有特殊性。
基于上述理論前提，我們認為，比較認知詩學的基本含義是：基于認知科學的文學對比分析和研究，即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所關涉的問題，同時，也運用比較的視野和方法進行認知詩學研究包括研究認知詩學本身。在方法論層面，比較認知詩學將“比較”作為一種視域和立場，也作為一種路徑與方法；同時，將“認知”作為理論基礎和闡釋框架，也作為主要研究目的或對象。
拓展詩學研究方法
比較認知詩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三種，即細讀、實驗和調查（如問卷、訪談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認知詩學的“細讀”并不完全等同于新批評及一般所說的細讀，它強調語言學特別是文體學的語言導引作用和認知分析的必要性與目的性。比如分析簡·奧斯丁小說的人物對話，認知詩學要求借用語言學、文體學等工具去細品、推敲文本給予的線索，進而通過認知分析發(fā)掘文本內涵。這可概括為“語言導入+認知分析”。而比較認知詩學還要進一步進行認知對比：一種是選擇同一文化或文明圈內的作品進行認知對比，比如奧斯丁與蓋斯凱爾夫人，或與喬治·桑小說對話的認知對比。另一種是將其與非同一文化或文明圈內的作品進行認知對比，比如奧斯丁與曹雪芹或楊沫小說對話的認知對比。在研究中，可運用相關認知原理如圖形—背景、概念整合、社會認知等諸多視角，對不同作品的話語數量、分布、呈現方式、認知喚起結構等進行認知對比分析。
實驗和調查主要是針對“閱讀”，旨在為某種文學活動或文學現象的解釋提供證據。它不是探討文本意蘊，而是對比考察讀者怎樣接受文本、受文本影響、對文本產生何種反應。比如，美國學者娜塔莉·菲利普斯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研究讀者閱讀奧斯丁小說《勸導》時的神經反應，借以探討人們以不同的關注點去閱讀某一文學作品時會出現什么樣的認知模式。研究表明，當面對一件藝術作品（小說、詩歌、音樂、戲劇、繪畫、電影等）時，我們自身注意力的風格和程度能夠極大地改變我們對對象的投入，這并不局限在主觀的審美經驗層面，而且也會在認知層面通過獨特的神經活化模式顯示出來（《外國文學研究“認知轉向”評述》）。
除了實驗，比較認知詩學也可以采用調查的方法展開研究。比如，在調查時可運用自由列舉法，讓被試者就一部自己最熟悉的小說，用詞語（而不是句子）任意列出其對小說內容和含義的印象及評價?！白杂闪信e”是認知研究在進行調查時常用的方法之一，它能比較真實地反映被試者針對特定話題的心智活動。
豐富比較研究類型
比較認知詩學研究有四種主要的“比較”研究類型，同時這也是比較認知詩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一是認知詩學各流派、范式間的比較研究。一般所說的認知詩學，指的是以以色列魯文·楚爾和英國彼得·斯托克維爾為代表的“經典”認知詩學或“狹義”認知詩學。實際上，還有更多的文學認知研究沒有被冠以“認知詩學”名義。這類研究比較流行的名稱是“認知文學研究”，以美國為主。斯托克維爾的認知詩學以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為基礎，依循文體學傳統，主要屬于形式指向的文本分析，方法上依托細讀，少有實驗和調查；楚爾的認知詩學以心理學和聲學為基礎，側重詩歌節(jié)奏和韻律分析，主要目的是探索人類的詩歌能力，即“人類產生詩歌結構并理解其效果的能力”（《走向認知詩學理論》）。相比之下，認知文學研究則主要依托文化、進化理論和神經科學，同時不排除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等理論方法，研究視域要寬闊得多，既注重細讀，也較多使用了實驗和調查的方法。對這些目的和取向不同、研究方法各異的認知詩學流派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深化對這些流派的理解，更好地借鑒各家之所長，為我所用。
二是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的比較。一般的文學原理討論或作品分析不會像認知研究那樣自覺、充分地考慮認知問題，也不會運用認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相關研究。因此，對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進行比較，可以更為清晰地表現出文學認知研究的特點和學術價值。以認知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比較為例，傳統的現實主義觀念多是針對作家和作品而言，很少關注讀者，但提出“認知現實主義”的特羅辛科則認為，不能忽略讀者的認知活動。就“真實”這一命題而言，傳統現實主義主張“真實地描繪事物的現象”，因此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什么東西使得一個虛構文本成為現實主義的？”但認知現實主義卻這樣發(fā)問：“什么東西使得這個虛構文本對讀者來說似乎是現實主義的？”在認知現實主義看來，任何虛構性文本因為其虛構性，所以本質上并不是“現實”的，但它卻有可能在讀者的認知中顯得是“現實”的，所謂“現實主義”指的就是這種認知效果。
三是對比較研究的對象進行認知分析，即在具體的比較研究中運用認知科學相關理論和觀點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討論，從認知的角度挖掘文學作品潛在的藝術特征。例如，一般認為，奧斯丁不太在意環(huán)境的呈現，那么將她與其他差不多同時代的英國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進行對比（這還不是認知的研究），并且從認知的角度（或是認知分析，或是認知實驗和實證）進行對比分析，這就是比較認知研究了。經過認知對比研究發(fā)現，奧斯丁只是沒有刻意呈現宏觀環(huán)境和物理空間，但她非常在意社會空間，因為她關注的主要是人物而不是行動，人物的對話成為作品的核心要素。從認知角度看，大量的對話描寫首先有助于營造真實可信的場景和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由于環(huán)境細節(jié)極少，讀者不得不根據各種線索努力建構故事情境，不得不沉浸于人物間展開的對話中，由此，人物對話便將讀者引向社會空間。這里的認知分析和實驗方法是從認知心理學研究中得到的啟發(fā)和借鑒，顯然它可以使研究更可信、更深入。
四是不同文化/文明間文學的認知比較。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握了不同文化/文明間文學現象或形式的不同特征基礎上，還可更進一步探究其認知層面的成因（即與生物、生理、環(huán)境、進化等因素密切相關的因素）。這就將比較文學研究推向了深入。比如，美國認知文學研究學者霍根在《情感敘事學：故事的情緒結構》中認為，存在著三個普遍的敘事原型：犧牲、英雄主義和浪漫愛情。但這些原型只能說是西方敘事文學的原型，它們對于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來說未必適用，至少不是典型代表。而比較認知詩學可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爬梳，尋找它的敘事原型，然后從文化認知和進化及文學發(fā)展演變的角度將其與他國文學進行認知對比，還可輔以實驗與調查，考察中國讀者的審美傾向與偏好，從而為研究文學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命題提供第一手材料。
在認知詩學領域，中外之間的差距較小，中國學者的研究具有自身特點，比較認知詩學則可進一步完善理論建構，強化研究特色，逐步形成相對優(yōu)勢。這既有利于中國認知詩學研究融入世界認知詩學、比較文學和世界主義詩學研究中，推進中外學者平等對話，同時也有利于促進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深入發(fā)展，更好地服務國家文化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