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偉和他的“時代三部曲”
柳建偉（1963~），河南南陽鎮(zhèn)平縣人。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主席團委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時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驚濤駭浪》，長篇報告文學《紅太陽 白太陽》《日出東方》等?！队⑿蹠r代》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英雄時代》
一
柳建偉從事創(chuàng)作至今已逾35載，歷程大略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985至1995約10年間屬于創(chuàng)作準備與嘗試期，其間從評論、中短篇小說到紀實文學，柳建偉四面出擊，漫天撒網(wǎng)，雖收獲不匪，于不同體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點的佳構：如評論《瞄準生死劫》《偉大的夭折》等；中篇小說《蒼茫冬日》《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紀實文學《紅太陽 白太陽》等，但都還不足以引起文壇矚目。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世紀之交的第二個階段，堪稱柳建偉發(fā)憤蹈礪的發(fā)力期，作家顯示出了不同凡響的“文學推土機”之巨大力量。以長篇小說《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組成的“時代三部曲”成功突圍，成為了世紀之交中國文壇的一道靚麗風景。第三個階段則是新世紀初至今，柳建偉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后，主要奉獻了電影“三驚系列”：《驚天動地》《驚濤駭浪》《驚心動魄》以及《飛天》和電視劇本《愛在戰(zhàn)火紛飛時》等，繼《英雄時代》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之后，在影視圈又獲獎頻頻，一時間在軍中文壇有“福將”之譽。
從文學跨界影視，柳建偉走出了一條五彩斑斕的人生路。但是，要論他的個人文學成就與創(chuàng)作高峰，那還得是“時代三部曲”，至今回望，風采依然。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從三個不同維度描繪出作家柳建偉的立體呈象。其中，《北方城郭》寫得最扎實飽滿，元氣淋漓；《突出重圍》最具前瞻性地展示了新世紀的中國軍隊；《英雄時代》以題材取勝，并最終摘取了中國文學至高榮譽茅盾文學獎。
二
首先說說《北方城郭》。第一，這是一部全方位、多側面描畫中國當下生活的重要作品。作品以對現(xiàn)實的多維接觸，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做了藝術性的表達，充分顯示了長篇小說歷史詩學的力量。第二，《北方城郭》又一次讓我們真正領略了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巨大魅力，是對上世紀末已有趨向“現(xiàn)時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給予的一次反撥。第三，它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長廊貢獻了典型人物李金堂以及歐陽洪梅、申玉豹、林茍生等一組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第四，它用火熱的激情和冷靜的理性之犁切進現(xiàn)實生活的原壤，凝重大氣、深刻尖厲，呈現(xiàn)出一種混沌感，把雜語的現(xiàn)實世界表現(xiàn)得十分到位。第五，它渾然一體的龐大結構和色彩斑斕、個性鮮明的人物對話，體現(xiàn)了作者對長篇小說這一體裁已具備了全面把握的能力。
我曾在《1997中國文壇回眸》一文中，把《北方城郭》和《塵埃落定》稱作1997年長篇小說的壓卷之作。當然，《北方城郭》仍有明顯不足，比如語言尚欠打磨，品相略顯粗糙，情節(jié)處理也還有某些笨拙之感。然而，這恰恰是“文學推土機”的特點，其長不在精巧而在力量。也正因為有了這種超乎常人的力量，才使得柳建偉能在1997年高手如林的中國文壇“突出重圍”。
三
早在閱讀《北方城郭》之初我就有一個預感：這可能是作家創(chuàng)作井噴并將持續(xù)保持巔峰狀態(tài)的開始。一年后，柳建偉用實績證實了我的預感。他的第二部長篇、長達44萬字的《突出重圍》出版發(fā)行。這部軍事題材的小說，借一場注入高科技因素的演習，描繪了中國軍隊在20世紀末的真實境況。這樣一部作品的出現(xiàn)，讓多年追蹤和研究軍旅文學的我也頗感意外。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軍旅文學“兩代作家在三條戰(zhàn)線（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當代戰(zhàn)爭和歷史戰(zhàn)爭）作戰(zhàn)”的基本格局逐步瓦解后，進入1990年代，除少數(shù)作家如朱蘇進、朱秀海、周大新、徐貴祥外，當代文學已很難在這一領域聽到相應的反響與回音了。1994至1995年，軍旅文學曾出現(xiàn)過一個小高潮，誕生了《醉太平》《穿越死亡》《孫武》和《末日之戰(zhàn)》4部較突出的作品。1996至1997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和北岳文藝出版社又搞了兩次“集團性沖鋒”，出版了11部軍旅長篇小說。現(xiàn)在看來，這兩次戰(zhàn)役最突出的戰(zhàn)果恐怕也只是《遍地葵花》完成了“農家軍歌”的集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獲就說不上太多了。因此，在讀完《突出重圍》后，雖然對作品語言方面的平直有些“不滿”，但我仍感到了一種久違的喜悅。一、這是一部全景式描寫部隊當下存在境況的厚重之作，作品對新時期以來軍旅小說的整體水準作了一次有力沖擊。二、作品的內在精神是屬于正宗軍旅文學的中鋒正筆，但在高揚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同時，又充分展示了其他聲部的強有力存在。三、這是一部著力描寫人物群像的作品，幾十個人物分布在從普通士兵到大軍區(qū)司令的廣大“空間”里，錯落有致、濃淡相宜。方英達、朱海鵬、范英明等人物形象富有獨創(chuàng)性。四、這還是一部具有“盛世危言”品格的憂患之作，體現(xiàn)了中國作家對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認識水平和表達能力，呈現(xiàn)出的沉郁、激越的美學風范，暗合了轉型期的時代精神。五、這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稱得上雅俗共賞的作品，其結構完整、情節(jié)豐富，具有很好的可讀性。作品中雖然沒有出現(xiàn)堪與李金堂比肩的典型人物，卻以完全不同的藝術品格和文學景觀，顯示出了作者磅礡的創(chuàng)造力。從《北方城郭》到《突出重圍》，跨越空間之遼闊，軍旅作家中還鮮有比肩者。創(chuàng)作上的過分本色化一直是困擾軍旅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的問題之一，在這一點上，《突出重圍》恰恰是有著突破和啟示意義的。
四
說到跨越，《英雄時代》就走得更遠了。它直接楔入了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主戰(zhàn)場——大型企業(yè)與金融界。當然，《英雄時代》與前兩部作品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三部長篇基本上能概略表達出作家對當下中國的總體認識，并“泄露”了他學習巴爾扎克當“社會書記員”的文學野心。
《英雄時代》將急劇變化的中國大都市作為主要舞臺，以一個紅色大家族的人物命運為主線展開結構。主要人物的選擇和設置基于作者對當下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這是一個多語意識構成對話關系的中國，社會在多種意識相互斗爭、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逐步前進。因此，作者選定了這樣幾個中心人物：史天雄，一個為政權的穩(wěn)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為革命者的遺孤與健在革命家陸震天的女婿，他的所有行為似都有前定，從副司長的崗位上主動離職搞個體商業(yè)零售，其目的是希望能在迅猛發(fā)展的個體經濟中摻入更多有利政權的因素，當大型國企需要管理人才時，他又義無反顧地離開了自己新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陸承偉，作為革命家的后代，其童年、少年時代便飽嘗了社會動蕩帶給個體的苦難，待家族重新“復出”后，他也踏上了為維持現(xiàn)實不再變化而尋求方略的“不歸路”，從美國留學回國后，他便借家族的影響大量斂財，在他看來，國有資產在社會轉型期既然會流失，那就不如流進自己的銀庫；作為烈土遺孤的陸承業(yè)，在主持一家大企業(yè)工作的漫長歲月里曾創(chuàng)造過大輝煌，然而當市場經濟真的來臨后，又是他使一家萬人企業(yè)遭遇滑鐵盧，最后選擇了以死謝天下的道路。小說直面當下中國政治經濟領域最深度的問題，對私營經濟的崛起、國有企業(yè)的困境、國有資產的流失等都有藝術化的描刻。
可見，“時代三部曲”已然成為了柳建偉文學世界的標志性建筑。從中，人們可以領略到當下中國從鄉(xiāng)村到都市、從“地方”到軍營的重要風景。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柳建偉對豐富繁雜的社會生活面向的表達。作家雖然采用了個性化視角，但寫作資源卻都不是來源自身的直接經驗或生命體驗。柳建偉沒有過和縣級官員的密切接觸，卻寫出了《北方城郭》；沒在野戰(zhàn)軍待過一天，卻寫出了《突出重圍》；并無任何工廠、企業(yè)或金融界的生活經驗，卻寫出了《英雄時代》。他是如何做到的？這是一個謎，也是一個“奇跡”。而我更關心的是，當柳建偉從繁雜的行政工作中跳脫出來，可以專心致志搞創(chuàng)作后，在動用了浸潤著自己生命汁液和心靈體驗的“生活”后，他又將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作品呢？
五
最后，我還想提出一個因柳建偉的“時代三部曲”的出現(xiàn)而顯得更加重要的理論問題，即21世紀的中國文學到底應該接續(xù)哪種傳統(tǒng)？
30年前，在《瞄準生死劫》一文中，柳建偉就提出過：文學的形態(tài)和社會的形態(tài)存在著深層的對位關系。相似的社會形態(tài)其文學形態(tài)的內在精神也必然相似。他認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與大革命后的法國和廢除農奴制后的俄國，在社會深層結構上有相似之處。因此在文章中，他吁請作家們對這兩個時代的文學給予特別關注。這種聲音在1990年代實在是空谷足音，少有回響。而如今，新世紀已走過了20年，中國社會的巨變已使這個話題的重提顯得更有意義。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與前述兩個時代有哪些相似之處呢？我認為，一是政治形態(tài)的內在相似。都有從人治走向法治的諸多表征。二是經濟形態(tài)都處在具有革命性的轉型期，都屬于經濟變好上升的時期。三是文化形態(tài)與內在精神上的相似性，都是多元文化并存。概言之，因政治的開明、經濟的發(fā)展、文化的多元，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都具有了注重個體選擇的趨向。因此，從法、俄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學于各自變革時期先后出現(xiàn)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思潮來看，上世紀末中國文壇出現(xiàn)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也可視作社會形態(tài)對文學形態(tài)的深層呼喚，很值得中國作家重新研究。
相較而言，在30年前柳建偉即堅定地選擇批判現(xiàn)實主義道路，確實有先見之明。但是，僅僅向19世紀的西方文學和《紅樓夢》學習也難成大家。任何一個在創(chuàng)作上真正能集大成者，都有開先河者的膽識和能力。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時代三部曲”中還鮮少展露出20世紀西方文學的良性浸潤。中國的轉型發(fā)生在上世紀末，是伴著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術、核武器的陰影等開始的，與一個多世紀前法、俄的轉型有著根本不同。如果無視這些“存在”，柳建偉的文學之路就很難走得更遠。我個人認為，以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精神為內核，以現(xiàn)代主義的方式方法為武器，以中國豐厚的文化傳統(tǒng)為依托，才是21世紀中國文學的出路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