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論路遙小說敘事中的悲劇性問題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 李建軍  2020年09月16日15:48

內(nèi)容提要:本文從梳理路遙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經(jīng)驗入手,考察了他的悲劇性意識和悲劇性寫作范式的形成過程,進而從敘事調(diào)性和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了他的后期小說敘事中悲劇性的表現(xiàn)形式,最后,又從心理結(jié)構(gòu)、倫理原則和道德傾向的角度,分析了路遙的融合性悲劇敘事(即“正劇化的悲劇”或“悲劇化的正劇”)的成因。細致解讀路遙后期的小說作品,深入分析他的悲劇意識和悲劇敘事,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路遙小說的敘事風格和倫理風貌,了解他的小說敘事的被嚴重忽略的文學個性和美學氣質(zhì)。

關(guān)鍵詞:路遙 悲劇性 調(diào)性 人物形象 心理結(jié)構(gòu) 道德傾向

沒有悲劇意味的人生,也許是平順的,但沒有悲劇意味的文學,則肯定是平庸的。所有偉大的文學,都是含有悲劇情致的文學;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具有深刻的悲劇意識的作家。即便是喜劇作家,也需要有悲劇作家的意識。偉大的喜劇,本質(zhì)上就是別樣形態(tài)的悲劇。所以,克爾凱郭爾才說:“沒有悲愴就沒有詩人?!雹偻耆珱]有悲劇意識的人,既不可能領(lǐng)悟生命的真諦,也不可能認識生活的本質(zhì),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為第一流的作家。

因為敢于正視人所承受的巨大的苦難和不幸,因為能夠深刻地揭示人所遭受的可怕的摧折與毀滅,因為包含著普遍的人性內(nèi)容和令人驚怖的情節(jié)事象,因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神奇的心靈凈化作用,悲劇常常被視為藝術(shù)和文學皇冠上的明珠。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說:“悲劇向來被認為是最高的文學形式,取得成就的悲劇家也是人間最偉大的天才?!雹谟冉稹W尼爾也高度肯定悲劇的價值,尤其強調(diào)它對于人生的意義:“只有悲劇才是真實,才有意義,才算美。悲劇是人生的意義,生活的希望。最高尚的永遠是最悲的?!雹壑旃鉂搹乃囆g(shù)的角度理解悲劇,視之為最高級的文學形式,因而,只有最偉大的文學天才,才能成為偉大的悲劇家。但是,對奧尼爾來講,單從藝術(shù)和天才的角度,根本無法完整地闡釋悲劇的本質(zhì),因為,悲劇是一個跟形式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也是一個與內(nèi)容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它體現(xiàn)著最完美的藝術(shù)形式,也體現(xiàn)著最深刻的真理內(nèi)容和最高尚的道德精神。

顯然,悲劇是一個復雜的多義性概念。狹義的悲劇,是指一種古老的藝術(shù)樣式和文學類型;廣義的悲劇,是指一種跨文類的生命意識和美學精神。就后者說,它不僅見之于悲劇藝術(shù)和悲劇文學,也見之于其他樣態(tài)的敘事作品。所以,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亂,為了獲致表達上的方便,有必要引入“悲劇性”這樣的適應面更廣的概念。

叔本華說:“寫出一種巨大不幸是悲劇里唯一基本的東西?!雹苓@種不幸的實質(zhì),就是高尚或無辜的人物遭受可怕的挫折甚至徹底的毀滅。悲劇就是那些高尚或無辜的人物的受難史。在悲劇的情節(jié)里,毫無例外地敘述著這樣的悲慘故事——善總是毀滅于惡,美總是毀滅于丑,合理的總是毀滅于不合理的,正義的總是毀滅于不正義的。悲劇不僅要寫出毀滅和不幸的事實,而且要賦予它以巨大的升華力量。善的和美的,合理的和正義的,在巨大的破壞性力量面前,失敗了,毀滅了;高尚的人們,為了高尚的目的,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然而,這失敗、毀滅和犧牲里,卻也埋藏著希望和力量,使人獲得了認知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凈化。所謂悲劇性,就是指這種包含在敘事性甚至抒情性作品中的、因為敘寫無辜者的不幸而帶來的令人震驚、恐怖和惋惜的情致和力量。悲劇性既表現(xiàn)在作品的情節(jié)事象里,也表現(xiàn)在作品的敘事調(diào)性和抒情調(diào)性里。

那么,路遙是一個具有悲劇意識的作家嗎?他的小說是具有悲劇意味的敘事嗎?

在一些讀者的印象里,路遙的小說作品屬于標準甚至典范的正劇。樂觀主義態(tài)度、理想主義精神和英雄主義激情,是他的小說倫理精神的基本要素,而中和、平正與樸素,則是他的小說美學精神的基本品格。這樣的理解與概括,雖不算錯,但不全面,忽略了他在美學精神和敘事范式上的一些極為重要的品質(zhì)和特點。

路遙的后期作品⑤,無論《驚心動魄的一幕》,還是《在困難的日子里》,無論《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都屬于具有悲劇性和悲劇意味的作品。只是,在《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里》,尖銳的悲劇性沖突被溫和而寬忍的道德修辭淡化了,所以,情節(jié)的悲劇沖突并不那么激烈,人物命運的悲劇性也不那么明顯。到了《人生》,道德修辭依然起著平衡悲劇沖突的作用,但是,由于敘事的客觀性程度的提高,悲劇性便通過巧妙的情節(jié)組織和成功的人物塑造,以內(nèi)斂而又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現(xiàn)了出來。

比較起來,《平凡的世界》的悲劇性,就呈現(xiàn)出另外一種樣子——它已經(jīng)不再是隱含化的,而是作為一種基本的調(diào)性,滲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間,彌散在作品的整個情節(jié)事象里。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遙創(chuàng)造了一種融合了兩種對立元素的敘事模式,即“正劇化的悲劇模式”,也可以反過來,稱之為“悲劇化的正劇模式”。也就是說,他的這部杰作既是莊嚴的正劇,又是沉重的悲劇。關(guān)于《平凡的世界》正劇性一面,學者和批評家已多有闡釋,但是,關(guān)于它的悲劇性問題,仍然沒有受到充分的關(guān)注和深入的討論。

一、人生與文學:悲劇性經(jīng)驗與悲劇性寫作

作家的文學寫作與他的人生經(jīng)驗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因果關(guān)系和互文關(guān)系。如果不了解一個作家曾經(jīng)怎樣生活,我們就無法理解他為何要這樣寫作。所以,只有認真考察作家個人生活中發(fā)生的影響巨大的事件,才能從根本上解釋他“為誰寫”“為何寫”和“寫什么”之類的重要問題。

童年與寫作的關(guān)系尤其密切。一個作家會寫出什么樣的作品,會表現(xiàn)出什么樣的文學氣質(zhì),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他有著什么樣的童年。正是在童年這個生命的初始階段,一個作家奠定了自己的性格基礎,也形成了他面對世界的基本態(tài)度。在作家的童年境遇里,埋藏著解讀他的性格和寫作的精神密碼。

有人說過,要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就得有一個不幸的童年。事實上,很多作家的童年,確實很不快樂,甚至非常不幸。狄更斯說:“幾乎每一個偉大作家的一生,對他本人而言,都是一部悲傷的書……”⑥他忘了強調(diào),這部悲傷之書的第一行字,是從童年開始寫起的;這部悲傷之書,就是整個童年生活的種子開出的花朵,結(jié)出的果實。

狄更斯自己的童年生活,就很苦澀。父親入獄后,年僅12歲的狄更斯被迫輟學,被母親和姐姐送去當了童工。父親在監(jiān)獄服刑的遭遇,狄更斯自己在鞋店做童工的經(jīng)歷,都給他留下了傷害性的記憶,就像他的傳記作者阿克羅伊德所說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他成年時的想像力和性格是在馬夏爾西監(jiān)獄和沃倫黑油鞋店的這段經(jīng)歷中鑄成的……在危機或變化無常的時刻,成年狄更斯總是會回想起那段童年時光以及童年時光對現(xiàn)實的恐懼?!雹哌@樣的遭遇,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情感世界,使他極度渴望完整的愛,并因這渴望而“把任何抗拒或拒絕的跡象都當作巨大的災難”⑧。《霧都孤兒》《大衛(wèi)·科波菲爾》和《遠大前程》等長篇小說里的兒童形象身上,就有著他自己童年時代不幸生活的影子。

托爾斯泰的童年也是不幸的。他在日記中說,自己“七歲上父母雙亡,由幾位婦女和其他不相干的人監(jiān)護,既沒有得到上流社會的調(diào)教,也沒有受完學校教育”⑨。內(nèi)心的委屈,溢于言表。好在,童年的不幸,并沒有使托爾斯泰成為呶呶不休的恨世者,反而使他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別人的痛苦,同情別人的遭遇,從而賦予他的寫作以博大的仁愛力量。

契訶夫的童年,簡直就像俄羅斯的冬天,寒冷而陰暗,充滿了傷害和屈辱。“對父親的鞭打,他想,自己永遠也不會忘記的。這不是肉體上的疼痛:這是一種被凌辱的感覺。他為父親,也為自己感到羞辱”⑩“生活荒蕪而惆悵,但人們并不時常感覺得到……然而,這種荒蕪,這種惆悵,一直徘徊在那里,作為生活的大背景存在著?!?1契訶夫自己也在寫給蘇沃陵的信中,說自己“挨過許多次打”“只覺得自己渺小”12。契訶夫作品的感傷而低沉的調(diào)性,與他的童年的傷害記憶,無疑有著深刻的因果關(guān)系。兒童的無辜而又無助的悲慘境遇,則是契訶夫特別感興趣的主題,就像他在《萬卡》和《渴睡》等小說中所寫的那樣。他寫萬卡和瓦麗卡的不幸,也是寫自己過去的不幸。

路遙的童年生活,也是暗淡而悲苦的。小小年紀,便屢受傷害:七歲那年,就被迫離開原生家庭,被過繼給遠方的伯父,這樣的不幸,固然培養(yǎng)了他“必須靠自己”的獨立意識和奮斗精神,但也讓他體驗到了被拋棄的痛苦,生發(fā)出了對生活和人的不信任感;到了伯父家,又被陌生的伙伴們嘲笑和欺負,體驗著孤獨和無助的痛苦;可怕的貧困和饑餓,則不僅折磨著他的肉體,也嚴重地傷害著他的自尊心。肖斯塔科維奇說:“童年受的創(chuàng)傷會痛一輩子。因此,孩子受到傷害是最痛苦的——要痛苦一生。我至今還記得在希德洛夫中學里誰侮辱過我,甚至比這更早的也記得?!?3路遙童年的悲慘生活和傷害性記憶,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情感和性格,在他的內(nèi)心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許多年后,路遙仍然對自己童年時代的委屈和痛苦,念念不忘,常常提起。

1991年6月10日,在西安礦業(yè)學院的題為“文學人生精神”的演講中,路遙坦率地向聽眾講述了自己童年時代的悲慘生活。他談到了父親的侏儒般矮小的身高,談到了對父親的失望,談到了自己在六七歲時所形成的一種意識:“就是不靠別人。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靠別人來保護你,必須靠自己,或死或活,只能靠你自己,盡管你年齡很小,但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依靠。”貧窮也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痛苦記憶:

在小學讀書時,可以說艱難無比,那個時候從來沒有穿過一條新褲子,有時候屁股后邊爛得簡直不能見人(笑)。和別的孩子一起玩,你就不敢到孩子中間去,你屁股后邊爛著哩,怕被別人看見(笑)。有時候一些潑皮小子硬把你拉在人群中,出你的丑。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無比屈辱的環(huán)境中度過了童年。14

在這短短的幾句話里,“無比”一詞就出現(xiàn)了兩次,可見艱苦困厄程度之嚴重。在《答〈家庭教育〉記者問》中,路遙又這樣介紹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出生在陜北農(nóng)村,從小很苦,是從那個刮著西北風的黃土高坡上爬出來的。談不上什么家庭教育,我兄妹八人,我是老大,因為窮,后來就過繼給我伯父。生父母、伯父母都沒有文化,是地地道道的陜北農(nóng)民。那時連飯也吃不飽,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似乎有一種感覺:我生下來就是大人?!?5失去了童年時代無憂無慮的歡樂,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因而,“我生下來就是大人”一語,便是一句極為沉痛的話。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寫出了《平凡的世界》之后,為何在文學上功成名遂、譽滿天下之際,路遙對自己童年時代的不幸和痛苦,對自己所受過的煎熬和委屈,所受過的侮辱和傷害,仍舊不能脫然釋懷,總是常常提起。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他這樣寫道:

童年。不堪回首。貧窮饑餓,且又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無法統(tǒng)一的矛盾,一生下來就面對的現(xiàn)實。記得經(jīng)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們打得鼻青眼腫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罵一通,理由是為什么去招惹別人的打罵?三四歲你就看清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別想指靠別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當七歲上父母養(yǎng)活不了一路討飯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xiàn)實。你獨立地做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16

在這段自述性的文字里,路遙忽然轉(zhuǎn)換了敘述人稱,從第二人稱的角度,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和感受,顯示出一種自我審視的理性態(tài)度,也強化了他童年生活的悲劇性質(zhì)。一個那么敏感自尊的人,因為過早地面對“冷酷的現(xiàn)實”,過早地承受了那么多的傷害和羞辱,而過早地成熟了。童年的不幸生活和痛苦記憶,不僅使路遙早熟,使他過早地養(yǎng)成了獨立自強的生活態(tài)度,也極大地影響了他對文學的態(tài)度,甚至決定了他苦行僧般的寫作方式。

事實上,路遙幾乎在每一個人生階段,都體驗著這個階段特有的精神痛苦,都承受著似乎命中注定的考驗和壓力。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青年時代,也說不上幸運。像所有的同時代青年一樣,他卷入了狂熱的“政治運動”。他忽而被推上云端,以中學生的身份,進入縣一級的領(lǐng)導班子;忽而又被摔倒谷底,被審查,被排斥,被打回農(nóng)村勞動;忽而又峰回路轉(zhuǎn),到縣里“報道組”做上了通訊員,吃上了“公家飯”。他參與“運動”的經(jīng)歷,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負擔,甚至成了他巨大的“政治包袱”,差點葬送了他讀大學的夢想,斷送了他未來的前程。

在戀愛的季節(jié),他開始戀愛。他為自己的初戀,付出了巨大的熱情和犧牲。1971年春,他竟然將足以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招工指標,讓給了自己的北京知青身份的戀人林虹。起先,他和自己的戀人都獲得了參加招工的機會,但是,“林虹因為體檢不合格,縣上決定把路遙送去銅川二號信箱當工人。最后,路遙把自己當工人的指標讓給林虹,又通過幾個朋友周旋,事情成功了”。17就像知情人曹谷溪所說的那樣:“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經(jīng)歷的人,都知道‘招工指標’在那個年代是何等重要??墒牵愤b卻將這個‘指標’非常愉快地給了自己的戀人。”18然而,他的純潔而又脆弱的初戀,就像一場甜蜜、短暫而又殘忍的夢,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破滅了。初戀的失敗,給路遙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傷害,不僅使他差點自殺,還強化了他內(nèi)心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以及對人的不信任感。由于初戀的巨大傷害和痛苦記憶,敘寫愛情生活中的無情背叛,就成了路遙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短篇小說《姐姐》《痛苦》《風雪臘梅》和中篇小說《人生》《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你怎么也想不到》都涉及到了愛情中的背叛事象。

許多年后,初戀留下的那道滴血的傷痕,猶然令他的心隱隱作痛。有一次,在北京王府井的茫茫人海中,路遙與這位昔日女友不期而遇。她穿著紅色衣服,還是往日的模樣:“一樣的小巧,一樣的單純,一樣的禮貌和熱情?!眱扇苏f了一會兒話,就各奔東西了。但是,路遙的心情,卻很難平復,來到東八里莊的魯迅文學院,對好友海波講述兩人邂逅經(jīng)過,依然情緒激動,不能自抑:

他突然從沙發(fā)上坐了起來,沖著我說:“難道不應該激動嗎?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況下拋棄我的嗎?你知道這種拋棄意味著什么嗎?你知道雪上加霜嗎?你知道一個人在最困難的時候身邊的‘反手一刀’嗎?你知道我為了證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嗎?”19

童年的不幸,青年時代的挫折,錘煉了路遙的意志品質(zhì),形塑了他敏感而堅韌的性格。他的內(nèi)心充滿改變自己命運的激情。他渴望被社會認可和贊賞。寫作成為他確證自我價值和獲得榮譽的方式。他要通過寫作,撫慰自己受傷的童年;他要通過寫作,補償自己被辜負的愛情。他把文學當作改變自己的未來和命運的手段,看作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與價值的力量。為了擺脫童年時代的屈辱感和自卑感,為了向失敗的初戀“證明自己”,路遙賦予了文學寫作以特殊的性質(zhì)和功能。像路遙的人生一樣,路遙的文學寫作,也是一種悲劇性的寫作。之所以說它是悲劇性的寫作,是因為它是苦難性質(zhì)的寫作,是具有犧牲精神的寫作,是高尚而悲壯的寫作。

對路遙來講,文學既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個人事務,也是一種尋常意義上的公共事務;既負載著微細的個人目的,也擔荷著宏大的社會使命。就前者說,他要借助文學來修復童年和青年時代受傷的心靈,使自己擺脫精神的痛苦和重壓,最終實現(xiàn)自我價值,獲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完成!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義上,這已經(jīng)不純粹是在完成一部書,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0就后者說,他將文學當作一種高尚的事業(yè),當作服務社會的一種勞動和奉獻,用他的話說,就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21,要給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以安慰和幫助。

為了實現(xiàn)這雙重的目的,他踏上了文學的坎坷路途。他的生活節(jié)奏是單調(diào)的,勞動強度是超負荷的。他不允許自己過舒適的生活,更不允許自己過懶散的生活。在他看來,無所事事就是平庸,而平庸則意味著失敗,甚至意味著墮落和恥辱:“還是那句屬于自己的話:有時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jié)?!?2所以,必須投入到苦役般的文學勞動中去,必須通過寫作不斷地追求成功。只有成功才能使自己獲得存在感,才能使自己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guī)资暝陴嚭⑹д`、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guān)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3

文學成了他的宗教,寫作則是像朝圣一樣莊嚴的行為。為了神圣的文學,他的內(nèi)心充滿了宗教般的犧牲精神。一股征服命運的巨大熱情和內(nèi)在力量,使他義無反顧地投入寫作,使他像支配機器一樣支配著自己的身體。他將寫作視為一場“斗爭”,一個“和自己的淺薄與無能做斗爭的過程”,一個作家成就的大小,就決定于他“對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他說自己寫《人生》的時候,“苦悶了三年”,甚至有“痛不欲生的時候”24。

如此一來,文學寫作就成了可怕的苦役,簡直就是嚴酷的精神煉獄。稿紙上的幾乎每一個字,都像西緒福斯的巨石,壓迫著他的肉體和精神,嚴重地耗損著他的健康和生命。在《平凡的世界》的前期準備階段,路遙就被“折騰得半死不活”,所以,“想想即將要開始的正式寫作,叫人不寒而栗”25。但是,他沒有退縮。他要戰(zhàn)勝自己——要戰(zhàn)勝自己的失敗,更要戰(zhàn)勝自己的“成功”,逼迫自己進入新的更具挑戰(zhàn)性、也更艱苦的創(chuàng)作階段:

是的,我已經(jīng)有一些所謂的“寫作經(jīng)驗”,但體會最深的倒不是歡樂,而是巨大的艱難和痛苦,每一次走向?qū)懽峙_,就好像被綁赴刑場;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場大病。人是有惰性屬性的動物,一旦過多地沉湎于溫柔之鄉(xiāng),就會削弱重新投入風影的勇氣和力量。26

顯然,文學已經(jīng)不是一件尋常的勞動,而是宿命般的困境和煉獄般的苦難,甚至就是一場無所逭逃的悲劇。而且,這可怕的困境、苦難和悲劇,不是來自外力的強加,而是作家為自己布置的:“你為自己立下了森嚴的法度,布下了天羅地網(wǎng),你別指望逃脫?!?7 面對無盡的苦難,路遙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他知道自己可能會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但他毅然首途,義無返顧,勇敢地踏上了“光榮的荊棘路”。在談及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的抱負時,他這樣說道:

寫這部書我已抱定吃苦犧牲的精神,一開始就到一個舒適的環(huán)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礦生活條件差一些,艱苦一些,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樁宿愿,起先應該投身于艱苦之中。實行如此繁難的使命,不能對自己有絲毫的憐憫之心。要排斥舒適,要斬斷溫柔,只有在暴風雨中才可能有豪邁的飛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彈撥出絕響。28

他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成就。他既是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莎士比亞”,也是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哈姆雷特”。這種燃燒生命的寫作方式,賦予他文學生涯以崇高的、但也令人嘆惋的悲劇性。死亡的黑暗的陰影,從遠處密匝匝地壓了過來。路遙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聽見了死亡的漸漸逼近的腳步聲:“我第一次嚴肅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見,死亡的陰影正從天邊鋪過來。我懷著無限驚訝凝視著這一片陰云。我從未意識到生命在這種時候就可能結(jié)束?!?9作為一個絕對的無神論者,他開始思考“命運”這樣的問題:“我對命運的無情只有悲傷和感嘆”;甚至“產(chǎn)生了一種宿命的感覺”。30在任何時候,死亡都意味著對生命的否定,都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性事件。一個人面對和沉思死亡,就意味著面對和沉思自己的命運,就意味著面對和沉思生命的悲劇。路遙的這種充滿悲傷和宿命感的悲劇經(jīng)驗,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深刻的悲劇意識。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悲劇意識一直存在于路遙的內(nèi)心深處,也早就表現(xiàn)于《平凡的世界》的情節(jié)事象里。

一個具有悲劇經(jīng)驗和悲劇意識的作家,往往謙卑而低調(diào),能清醒地看見自己的不足,看見生命的限度,而不會自視為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和成功者。所以,路遙在評價自己的文學成就的時候,絲毫沒有意氣揚揚的自負和自喜,而是流露出并未實現(xiàn)理想目標的遺憾和惋惜。他總是能看見自己在寫作上的缺陷。當《人生》在中國引發(fā)強烈的反響和普遍好評的時候,路遙自己并不滿意,認為作品的主題“還應該更廣闊一點,現(xiàn)在還有一些局限”31。當生命黑暗的永夜即將降臨之際,他的內(nèi)心更是充滿了強烈的“未竟”之感。在199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這是巨大的文學收獲,也是巨大的文學殊榮。但是,他并不自得自滿,而是心懷憾恨,發(fā)出了對種種“局限”的深長嘆息:

那么,對于一個原本一無所有的農(nóng)民的兒子,還有什么不滿足呢?

是的,不滿足。我應該把一切進行得比現(xiàn)在更好。歷史,社會環(huán)境,尤其是個人的素養(yǎng),都在局限人——不僅局限藝術(shù)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創(chuàng)造者。所有人的生命歷程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都是一個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遺憾。遺憾。深深的遺憾。32

任何個體生命,都只是一個“小小的段落”。人們要認識并接受自己的“局限”和“遺憾”。沒有飄飄然的傲慢,只有望望然的嘆息,而這嘆息聲里所包含的,不是低沉而頹喪的情緒,而是對生活和自我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和認識,是對人生的具有悲劇深度的體驗和感悟。這是真正的智者才有的人生態(tài)度,也是真正偉大的作家才有的悲劇意識。

接下來,就讓我們在梳理了路遙苦難的人生歷程和心路歷程之后,循著悲劇性和悲劇意識這條線索,進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文本世界,并通過對這些小說的具體事象的闡釋,揭橥路遙悲劇敘事的表現(xiàn)形式,

分析影響他的悲劇敘事的心理結(jié)構(gòu)、道德傾向和倫理原則。

二、調(diào)性與人物:悲劇性在路遙作品中的表現(xiàn)

如果細致解讀和用心感受,你會發(fā)現(xiàn),在路遙的后期小說的情節(jié)事象的深處,含藏著一個充滿悲劇意味的意義空間。也就是說,從他的小說敘事的調(diào)性里,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人們可以感受到豐富的悲劇性內(nèi)容。

敘事調(diào)性是一種情緒性和精神性的東西,是彌散在整個作品中的一種近似音樂主旋律的東西;有時,它與作品中的表現(xiàn)方式密切相關(guān),可以用來描述作者所選擇的敘述方式或描寫方式?!懊總€作家都有自己寫作的基本調(diào)性,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殊調(diào)性,甚至每個時代也都有自己的總體調(diào)性。調(diào)性可以用強烈、低沉、舒緩、輕快、明朗、幽暗、莊嚴、輕浮、贊許、戲謔、反諷、客觀、主觀、優(yōu)雅、粗俗、高貴、庸鄙、勇敢、虛怯、清晰、混亂等概念來界定和描述。在評價敘事性作品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準確感受、把握和描述它的調(diào)性。因為,它是作品最重要的氣質(zhì)和風貌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一部作品的具有靈魂性的東西,是作品的情緒和格調(diào)意義上的主題。抓住了作品的調(diào)性,就抓住了它的靈魂,就找到了打開它的一把鑰匙?!?3

路遙小說的敘事調(diào)性,是不斷變化的。從《驚心動魄的一幕》開始,經(jīng)《在困難的日子里》,再經(jīng)《人生》,最后到《平凡的世界》,路遙的敘事調(diào)性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深沉,悲劇意味也越來越濃重,彰明昭著地表征著路遙的文學意識的變化過程,即由單純和膚淺轉(zhuǎn)向成熟和深沉的運動軌跡?!镀椒驳氖澜纭返臄⑹抡{(diào)性,融合了兩種對立元素:它既是昂揚的,又是低沉的;既是熱情的,又是冷峻的;既是欣悅的,又是悲涼的。昂揚、熱情和欣悅屬于表層的調(diào)性,而低沉、冷峻和悲涼則屬于深層的調(diào)性。具體考察它的深層的調(diào)性,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路遙悲劇敘事的風格和特點。

《驚心動魄的一幕》雖然是最早直接敘寫“文革”題材的小說,但是,它的敘事倫理和敘事模式,仍然沒有改變和轉(zhuǎn)換,缺乏新意和真正個性化的東西,所以,它的調(diào)性就顯得有些外露和簡單——無論對人和生活的態(tài)度,還是敘述和描寫的方式,都顯得僵硬而直接,愛恨了了分明,一切形諸顏色,缺乏深刻感和豐富性,缺乏對所有人物的公正而寬容的客觀態(tài)度?!对诶щy的日子里》——一部標志著路遙新的寫作范式的形成的作品34 ——的敘事調(diào)性,雖然也有低沉的一面,顯示著作者對人物命運感同身受的同情,顯示著人物內(nèi)心的委屈和無助,讓讀者感受到一種從紙面透出來的壓抑和疼痛,但是,它的整體基調(diào)是明朗的,樂觀的,甚至還有一點道德浪漫主義的色彩,缺乏那種深沉的悲劇性和豐富的悲劇意味?!度松返臄⑹抡{(diào)性,既不像《驚心動魄的一幕》那樣僵硬和簡單,也不像《在困難的日子里》那樣樂觀和浪漫,而是強化了敘事的客觀性,將作者的態(tài)度和人物的情感,都包蘊在比較客觀的情節(jié)形式里,同時,又通過強化道德詩意,來緩解外部尖銳的社會沖突,從而使整個小說的敘事調(diào)性,顯得寬平、舒緩而溫和?!度松返谋瘎⌒裕皇峭ㄟ^敘事的調(diào)性體現(xiàn)出來的,而是深深地隱含在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里。

比較起來,《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首恢宏而復雜的交響樂,就像一條寬闊而多變的大河,其敘事調(diào)性也顯得復雜而豐富。它的敘事語調(diào),總體上看,是莊嚴而沉重的。但是,它的表層調(diào)性和深層調(diào)性之間,參伍錯綜,相互交替,不斷變化——表層的敘事態(tài)度和語氣,是平和而鎮(zhèn)定的;深層的情緒和調(diào)性,則是波瀾起伏,濤聲喧豗,極不平靜。當情節(jié)發(fā)展隨著人物的命運起伏,進入到緊張的狀態(tài)和關(guān)鍵階段,作者的情緒和敘事語調(diào),也會隨之變化,表現(xiàn)出一種深沉而強烈的調(diào)性,甚至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了作家復雜而沉重的心情。

《平凡的世界》的敘事調(diào)性,典型地體現(xiàn)在小說一開始的兩段文字里: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蒙蒙的雨絲夾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jīng)消失得無蹤無影了。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地沒有到來。

在這樣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沒有什么緊要事,人們寧愿一整天足不出戶。因此,縣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時少了許多嘈雜。街巷背陰的地方。冬天殘留的積雪和冰溜子正在雨點的敲擊下蝕化,石板街上到處都漫流著骯臟的污水。風依然是寒冷的??帐幨幍慕值郎?,有時會偶爾走過來一個鄉(xiāng)下人,破氈帽護著腦門,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蘿卜,有氣無力地呼喚著買主。唉,城市在這樣的日子里完全喪失了生氣,變得沒有一點可愛之處了。35

這段文字不單是局部性的環(huán)境描寫,而是像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一開始關(guān)于倫敦泥濘的街道和大霧的描寫一樣,顯示著一種整體性的修辭意義。它為全書確定了敘事基調(diào)。這是一種滯緩而低沉的敘事調(diào)性,其中包含著對社會變革的期待,對正常的溫飽生活的渴望,也隱含著對艱難生活的焦慮感、疲勞感和厭倦情緒,甚至隱含著些許悲劇意味。它用象征性的方式表達了這樣的主題:像季節(jié)的更替一樣,人們的生活正在經(jīng)歷一個艱難的轉(zhuǎn)換過程;在這冷熱交替的過渡時期,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為了擺脫困窘的生存狀態(tài),人們將要承受巨大的考驗和痛苦。

孫少平之父孫玉厚是一個樸實而勤勞的農(nóng)民。他沒日沒夜、拼死拼活地勞動,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得體面一些。然而,他的這個幾乎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卻破滅了。生活越過越艱難,簡直到了難乎為繼的可怕程度。所以,在描寫這位父親的痛苦心情的文字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同樣沉郁悲苦的敘事調(diào)性:

他在這個世界上已經(jīng)活夠了。從一生下到現(xiàn)在,五十二年來,他沒有過幾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還活著,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幾個子女。只要兒女們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輩子也心甘情愿。他是個沒本事的農(nóng)民,不可能讓孩子們在這世界上生活得更體面。他只是拼老命掙扎,讓后人們像一般莊稼人那樣不缺吃少穿就心滿意足了。但是,這年頭,他在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灑干了,家里的光景還是像篩子一樣到處是窟窿眼。兩個小點的娃娃硬撐著上學,爛衣薄裳,少吃沒喝,在學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兒子本來是念書的好材料,結(jié)果初中也沒上,十三歲就回來受了苦,幫扶他支撐這個家。兒子算算已經(jīng)二十三歲了,還沒個媳婦——像他這樣的農(nóng)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經(jīng)娶過家了。但他拿什么給孩子娶呢?36

這是像石頭一樣沉重的文字,是像淚水一樣苦澀的文字。它的哀苦的敘事調(diào)性,像陜北民歌的《攬工調(diào)》一樣,如泣如訴,把一個農(nóng)民父親對家人的負疚感,對生活的絕望心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使人有撕心裂肺之感。讀到這樣的文字,你的內(nèi)心很難平靜如水,也很難不感受到強烈的悲劇意味。

這種充滿悲劇性意味的敘事調(diào)性,像若斷若續(xù)、裊裊不絕的旋律,在情節(jié)發(fā)展和人物情緒變化的關(guān)鍵時刻,就會清晰地浮現(xiàn)出來。在《平凡的世界》里,孫少安所付出的犧牲,所承受的痛苦,也許是最大的。他學習成績很好,卻不得不在小小年紀就離開學校,幫父親養(yǎng)家活口;他與潤葉彼此相愛,卻有情人難成眷屬。這些都讓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絕望。這個普普通通的農(nóng)村青年的心態(tài)蒼老而悲涼。他的只有短短二十三年的人生,充滿了令人感嘆唏噓的悲劇意味:

痛苦,煩惱,迷茫,他的內(nèi)心像洪水一般泛濫。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簡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壓。他從孩子的時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歲,但他感覺到他已經(jīng)度過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沒吃過幾頓好飯,沒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沒度過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別人一樣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撫愛……什么時候才能過幾天輕松日子?人啊!有時候都比不上飛禽走獸,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飛,在地上走……

一種委屈的情緒使他忍不住淚水盈眶。他停在路邊的一棵白楊樹下,把燙熱的臉頰貼在冰涼的樹干上,兩只粗糙的手撫摸著光滑的楊樹皮,透過朦朧的淚眼惆悵地望著黑糊糊的遠山。公路下面,東拉河的細流發(fā)出耳語似的聲響。夏夜涼爽的風從川道里吹過來,搖曳著樹梢和莊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著。星星越來越繁密,像在一塊巨大的青石板上綴滿了銀釘……37

這兩段文字,雖然是從第三人稱展開的敘述和描寫,但是,因為是從人物的視角來完成的,所以,它基本上可以被視為第一人稱性質(zhì)的近乎意識流的心理描寫。由于作者的高超的跨越人物與敘述者界線的敘事技巧,小說的敘事調(diào)性顯得既客觀又主觀,充滿了強烈的包含著悲劇意味的抒情色彩。

景物描寫是最能體現(xiàn)小說的敘事調(diào)性的一種藝術(shù)技巧和修辭手段。路遙的敘事調(diào)性,也表現(xiàn)在景物描寫中。路遙筆下的景物描寫,固然充滿了春天的喜悅和美麗,夏天的蓬勃和熱烈,秋天的寧靜和遼闊,冬天的莊嚴和肅穆,但是,他也寫秋天的荒涼和冬天的蕭索,甚至寫夏天的無情和酷烈:

進入伏天以后,雙水村和它周圍的山野,看起來已不再荒涼。溝道里和山峁上,到處都有了深深淺淺的綠色。這里不久前曾落過半鋤雨,暫時還可以抵擋一下陽光烈火般的烤曬。可憐的東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細麻繩,只是還沒有斷流,悄無聲息地淌過八月的村莊。38

在這樣的描寫里,陽光是一種施虐的力量,而河流在它的無情烤炙下,有氣無力,半死不活。這樣的描寫,顯示著一種灰暗的色調(diào),使讀者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和不易。

一部小說的悲劇性,既間接地體現(xiàn)在它的敘事調(diào)性里,更直接地體現(xiàn)在它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部小說的主體是人物,因而,一部小說的悲劇性,根本上講,就是人物的悲劇性。

幾乎所有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心靈上帶有傷痕的人物。不曾經(jīng)歷過考驗,不曾體驗過痛苦,不曾面對過絕望,這樣的人物,哪兒都可以去,就是很難跨進小說的大門,除非作者故意放他進去,立志要在小說里教訓他一番,教會他如何吃苦,如何認識人生的真面目。所以,什克洛夫斯基才在《散文理論》中說:在小說的世界里,“主人公本身都是不幸的”39;又說:“中長篇小說的苦痛——是人類不可或缺的食糧。”40人類有價值的經(jīng)驗,都是從痛苦和不幸中得來的。所以,簡直可以這樣說:沒有悲劇性力量,就沒有小說寫作,更不會產(chǎn)生偉大的小說作品;而沒有不幸和痛苦,一部小說就很難吸引讀者,也成為他們的精神食糧。

路遙后期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是程度不同的悲劇人物?!扼@心動魄的一幕》中的馬延雄是一個悲劇人物,盡管他的個性是模糊的,形象也并不飽滿和生動,但是,他的遭遇是悲慘的,他的死則是悲壯的。《在困難的日子里》中的馬建強,也是一個悲劇人物,盡管作者用友誼,用人物在饑餓面前表現(xiàn)出來的美好德性,弱化了災難帶來的悲劇性后果,但是它對饑餓的細致而真切的描寫,依然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現(xiàn)實生活和人物命運的悲劇性。

比較起來,《人生》就擺脫了前兩部小說的單一性和簡單化,而顯得更加復雜和豐富,就像路遙自己在《關(guān)于〈人生〉的對話》中所說的那樣:“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會是簡單的概念的東西,應該像生活本身的矛盾沖突一樣,帶有一種復合的色調(diào)。我在《人生》就想在這個方面進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現(xiàn)在高加林身上。”41雖然像前兩部小說一樣,路遙并沒有放開手來寫一部純粹的悲劇小說的打算。他的敘事克制而內(nèi)斂。他策略性地將自己的敘事限制在道德的范疇。然而,從文本所展示的事象體系來看,《人生》客觀上是一部純粹意義上的令人震撼的悲劇小說。無論高加林,還是劉巧珍,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他們都失去了自己最寶貴的東西——前者失去了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權(quán)利,以及追求體面生活的機會,后者則失去了自己看得像生命一樣寶貴的美好愛情。事實上,黃亞萍也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為她的理想生活和現(xiàn)實生活,也是割裂的——她所得到的,并不是最想要的;她最想要的,卻無法得到。

路遙自己也將《人生》中的兩個人物看作悲劇人物:“像劉巧珍,她的命運是那么悲慘,是悲劇性的命運?!?2而作為《人生》“悲劇的主人公”,高加林則是一個復雜的過渡時代的“產(chǎn)兒”43。有的時候,路遙傾向于在人物自己身上尋找悲劇的原因,就像他1984年前后在《關(guān)于電影〈人生〉的改編》中說:“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含著悲劇性和庸俗性的因素?!?4然而,他們的悲劇,本質(zhì)上并不是性格悲劇,而是生活悲劇和社會悲劇,用《人生》中的話說,是“嚴峻的生活把他趕上了這條塵土飛揚的路”45。讀者可以從路遙的敘事文本中,讀到比他的“夫子自道”更豐富的內(nèi)容,也可以感受到更寬泛和更深刻意義上的悲劇性。

與包括《人生》在內(nèi)的幾部中篇小說比起來,《平凡的世界》更有理由被視為一部悲劇作品。這部小說中的幾乎所有主要人物,都是悲劇人物或帶有悲劇意味的人物;幾乎每一個人物,包括王滿銀和孫玉亭這樣的人物,都讓人心酸和心疼,甚至讓人有想為他流淚的感覺。在小說一開始所描寫的環(huán)境里,由于社會生活完全陷入混亂和停滯狀態(tài),甚至瀕于崩潰的邊緣,幾乎所有人物都過著一種被掛起來的生活,一種極不自在的生活。沒有誰的生活,是正常的、符合自己心愿的生活。有的人,在還沒有成熟的少年時代,就被拖入生活的苦海,背負著人生的重軛,苦苦掙扎,如孫少安;有的人,他的理想生活在遠方,但是,在奮斗的路上,歷盡艱辛,最后在中途廢然而止,如孫少平;有的人被強迫著,以自己不喜歡的方式勞動,就像孫玉厚和許多農(nóng)民所遭遇的那樣;有的人所堅持的信念和原則,壓根兒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正確和神圣,就像田福堂和孫玉亭那樣;有的人的愛情是分裂和錯位的——所愛者不能愛,能愛者非所愛,因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就像田潤葉那樣;有的人,純潔,熱情,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但卻年紀輕輕,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像田曉霞那樣;有的人想有所作為,但是,卻被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左右掣肘,壯志難伸,就像田福軍那樣;有的人,一出生就帶有原罪,渴望被人尊重,但卻始終活在屈辱和恐懼中,就像郝紅梅和金光亮兄弟那樣;有的人垂垂老矣,卻晚景凄涼,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小貓,竟也被死神奪去生命,只留他一人獨守黃昏,孤獨而哀傷,如徐國強老人那樣。

從悲劇性的角度看,孫少平的生活歷程,充滿激情,堪稱悲壯,而孫少安的生活歷程,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包含著更為辛酸的悲劇意味。如果說,孫少平追求的是一種可能的生活,那么,孫少安卻只能接受一種給定的生活。追求可能的生活,雖然也讓人焦慮和痛苦,但總有希望,而給定的生活,則是一種別無選擇的生活,是不得不如此的生活。孫少平雖然也吃盡了苦頭,但是,他的心態(tài)始終是樂觀的,生活總是向上飛揚的;孫少安吃的苦,并不比弟弟少,內(nèi)心的壓力和焦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孫少安最大的痛苦,是無夢可做的痛苦。畢竟,孫少安已經(jīng)不是尋常意義上的農(nóng)民。他讀過書,也知道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但是,作為家里的頂梁柱,他別無選擇,只能往犧牲的路上走。這種不愿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人生,本質(zhì)上就是悲劇的人生。

那么,路遙后期小說中的悲劇,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zhì)的悲劇呢?答曰:是一種宏觀性質(zhì)的悲劇,而不是微觀性質(zhì)的悲?。皇巧鐣再|(zhì)的悲劇,而不是道德性質(zhì)的悲劇;是整體性質(zhì)的悲劇,而不是個別性質(zhì)的悲劇。路遙的悲劇敘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和界定:一個是“理想主義悲劇”,一個是“整體性悲劇”?!罢w性悲劇”也可以叫作“整體性困境下的悲劇”。

所謂理想主義悲劇,是因追求理想而形成的悲劇沖突,而產(chǎn)生的悲劇后果。在任何時候,一個人如果內(nèi)心完全沒有高于生活現(xiàn)狀的想像和追求,那么,他就會平心靜氣、安常處順地生活,就不可能與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沖突,也就不可能成為悲劇人物。相反,如果誰內(nèi)心充滿超越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夢想,充滿實現(xiàn)這夢想的不可遏抑的激情,那么,他就會承受巨大的痛苦,就會經(jīng)歷無盡的磨難,甚至最終被巨大的理想重負壓垮,甚至被難以克服的外部力量所毀滅。

路遙后期小說的悲劇敘事,就屬于典型的理想主義悲劇?!度松分械母呒恿?,無法適應貧窮、落后而封閉的農(nóng)村生活現(xiàn)狀,想過一種更文明、更有尊嚴的城市生活。通過學校教育和他自己的自覺努力,他的生活理念和精神氣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極大的轉(zhuǎn)換,用小說中的話說,就是“已經(jīng)把他身上的泥土味沖洗得差不多了”46。他喜歡閱讀,內(nèi)心充滿了解外部世界的熱情和興趣。他堅持寫作,甚至在地區(qū)報紙上發(fā)表了幾篇散文作品。這一切足以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和較高的文化要求的人。只有進入城市,成為城里人,他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生活理想,才能滿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然而,作為農(nóng)民之子,在特殊時代條件下,他并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空間。雖然后來因為偶然的機會,他終于進了城,而且,也憑著自己的才華和努力,證明自己完全可以做一個合格的城里人和稱職的公家人。然而,他卻必須放棄他業(yè)已實現(xiàn)的理想生活,必須接受他曾經(jīng)努力逃避的農(nóng)村生活。這無論如何講,都是一種悲劇,是理想與現(xiàn)實沖突的悲劇。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是高加林精神上的兄弟。他像高加林一樣,向往別處的理想生活。他也追求那種能使人活得有尊嚴的生活,渴望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圍的生活。但是,單單擺脫農(nóng)民身份,就是一件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那坎坷曲折的過程,簡直就是一次“苦難的歷程”。他通過艱辛的努力,終于成了一名煤礦的井下工人。經(jīng)過了汗水、淚水和血水的浸泡,他終于擺脫了自己的農(nóng)民身份,擺脫了長期壓在他身上的貧窮和屈辱。他實現(xiàn)了現(xiàn)實意義上的奮斗目的,但遠未實現(xiàn)理想意義上的人生目標。他最終止步于煤礦的人生選擇,固然體現(xiàn)著冷靜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和高尚的道德精神,但也使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有限性和深沉的悲劇性。然而,無論如何,孫少平那種拒絕接受給定生活的勇氣,他的堅韌的生活意志,他在奮斗過程所表現(xiàn)出來的道德精神,依然具有崇高而美好的性質(zhì),也使他成為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真實而樸素、平凡而可敬的人物形象。

在中國當代文學普遍喪失理想主義精神的語境里,路遙的理想主義悲劇敘事,就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就屬于特別值得珍惜的文學成就和文學經(jīng)驗。因為,就像尤金·奧尼爾所說的那樣:“生活中有悲劇,生活才有價值。我認為任何值得生活的生活都具有為實現(xiàn)某種理想而作的努力。理想越高,就越難以實現(xiàn)。毫無疑問,我們?nèi)巳硕加凶约旱睦硐?。人要是沒有理想,還不如去死,活著也是死人?!?7路遙的理想主義悲劇敘事,不僅包含著啟發(fā)我們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理性內(nèi)容,還使我們感受到了崇高精神的巨大力量,感受到了擺脫了庸俗性的理想主義激情。他的理想主義悲劇,就像莎士比亞的悲劇一樣,贊美“高尚的道德”和“人類良心上最美好、最崇高的情操”48。善良、高尚、尊嚴、責任感、愛的能力、向上的努力和利他主義精神,這些,就是路遙的理想主義悲劇敘事所贊美的道德和情操。

所謂整體性悲劇,則是由特殊階段的整體性生活方式導致的悲劇。在這樣的整體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困境里,個體的人并沒有多少主動性和選擇空間:他們被動地接受和順應生活,而不是主動地選擇和建構(gòu)生活。路遙在短篇小說《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說:“是的,人們誰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對于正直的人來說,只是不要讓自己的心也黑了……當時我們曾發(fā)誓長大后要為祖國的建設事業(yè)創(chuàng)造不平凡的業(yè)績?,F(xiàn)在我們已到年富力強之時,生活卻變得這樣令人失望。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路上,白白地糟塌掉自己最寶貴的年華。”49在特殊的時代,個人的生活和發(fā)展,必然受制于特殊的整體性環(huán)境,因而,個人的命運也就必然具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性質(zhì)。孫少安因為家庭貧困,小小年紀就回家務農(nóng),但在很長時間里,卻不能自由地勞動,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接受田潤葉的愛情,跟她一起生活。美麗的郝紅梅只能活在極度的自卑和恐懼里,而不可能得到根正苗紅的顧養(yǎng)民的愛情。田潤葉無法決然地放棄縣城里的工作,回到雙水村,跟親愛的少安哥一起生活,因為,那樣做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幾乎意味著失去一切。而最有理想主義光芒的人物田曉霞,則因為從一出生就生活在高加林所說的“商品糧世界”50,具有比農(nóng)村青年更多的選擇自由——雖然師范畢業(yè),但是可以選擇不做老師,也可以拒絕做公務員,最終如愿以償?shù)刈隽擞浾?;高加林的境遇,與她形成極為有趣的對照——高加林也做過記者,而且很稱職,但是,他最終卻被遣返回了農(nóng)村。1991年6月10日,在一次文學講座中,路遙曾經(jīng)這樣來解釋高加林的悲?。骸八麄冇辛宋幕?,覺得父輩的那種生活他們再不能接受了,但現(xiàn)實生活又迫使他們必須回農(nóng)村,因為當時農(nóng)村既不招干也不招工,甚至不能上大學。這樣,這些青年回去以后就特別苦悶。……也有個別出類拔萃的,像高加林這樣的青年,不甘心這樣一種生活,他們覺得這樣一種生活對于人來說是屈辱的,他們想追求一種起碼不能像父親這樣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苦苦地在社會上掙扎和奮斗?!?1路遙的話有助于我們理解“整體性困境”和“整體性悲劇”。

那么,與“整體性悲劇”相對應的,又是什么樣的悲劇呢?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個體性悲劇,是神秘的命運悲劇,是尖銳的欲望沖突、性格沖突和性別沖突導致的悲劇,是種族沖突、宗教沖突、家族沖突導致的悲劇,甚至是人與自然沖突所導致的悲劇。在個體性悲劇的沖突中,個體人承擔著主要的責任。個人或具體的責任人主導了他們自己的選擇,決定了他們自己的命運。例如,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托爾斯泰的《克萊采奏鳴曲》和托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都屬于典型的個人錯誤地主導自己情感所造成的悲??;海明威的《老人與?!?、麥爾維爾的《白鯨》和艾特瑪托夫的《花狗崖》則屬于個人失敗地處理了自己與大自然的關(guān)系所造成的悲??;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和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屬于個人無力主導自己的生活的悲??;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則屬于被命運主導的個人悲??;《羅密歐與朱麗葉》屬于家族沖突和命運之手共同主導的悲劇,而《哈姆萊特》和《奧賽羅》則屬于惡人所造成的悲?。凰緶_的《紅與黑》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屬于個體性悲劇與整體性悲劇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悲劇。《紅樓夢》中的悲劇則屬于多重樣態(tài)的悲劇,其中既有個體無能為力的“整體性悲劇”,有個體自己主導的性格悲劇,也有不由自己而由神秘力量主導的命運悲劇。

總之,無論從敘事調(diào)性的角度來觀察,還是從人物形象的角度來審視,路遙的小說都有一個充滿悲劇意味的敘事空間。研究路遙小說敘事的悲劇性,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路遙,從而調(diào)整那種過于單一的闡釋策略,改變那種過于簡單的評價方法,最終拓寬路遙研究的邊界,發(fā)現(xiàn)并進入路遙作品的另一個深隱的意義空間。

三、路遙悲劇敘事的心理結(jié)構(gòu)和道德傾向

在小說寫作中,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極大地影響著作家的生活態(tài)度和寫作風格:一個是動態(tài)和變化的人生經(jīng)驗,一個是較少變化的穩(wěn)定的心理結(jié)構(gòu)。

從人生經(jīng)驗的角度看,童年的不幸,“文革”期間巨大風浪的摧折,失戀的沉重打擊,可怕的貧窮和饑餓,都帶給他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培養(yǎng)了他成熟的獨立意識,培養(yǎng)了他良好的意志品質(zhì),甚至使他更有同情心和憐憫心;另一方面,也使他缺乏安全感,過度自尊,容易感傷,特別渴望別人的尊重和社會的認可,因而,就賦予他的寫作以悲劇的意味,也使他做起事來,必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務求完美和成功,雖毀廢身體,亦在所不惜。

就心理結(jié)構(gòu)的善惡維度來看,路遙本質(zhì)上是一個性善論者。他似乎不大習慣從惡的角度來觀察人。無論康德所講的“根本惡”,還是其他形態(tài)的特殊的惡,似乎都沒有進入他的意識世界。所以,他很少把人寫成純粹的惡人,也很少淋漓盡致地渲染生活中惡的現(xiàn)象。這固然保證了他的悲劇敘事在倫理精神上的單純和偉大,強化了他精神上的崇高感和力量感,但也影響了他悲劇敘事的尖銳和深刻,弱化了他的悲劇敘事的沖突感和力量感。因為,沒有對惡的冷靜觀察和尖銳表現(xiàn),就不可能有徹底意義上的悲劇。路遙的悲劇之所以是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中和式的悲劇,就是由他的這種心理結(jié)構(gòu)決定的。

在一個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意志與情感分屬兩個不同的心理層面。在有的人身上,它們是一致的:意志堅強,情感冷峻,內(nèi)心世界波瀾不驚,幾乎到了“太上無情”的程度;在有的人身上,它們是分離的:意志是堅強的,情感卻是柔軟的,所謂“鐵漢柔情”,即是對這種心理結(jié)構(gòu)的概括。路遙的心理結(jié)構(gòu),就屬于后一種情形。他的心理世界由意志的硬結(jié)構(gòu)和情感的軟結(jié)構(gòu)兩個部分構(gòu)成。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甚至幾乎互不兼容的心理結(jié)構(gòu),然而,在路遙的內(nèi)心世界,它們卻矛盾而又和諧地交融在一起。堅硬的部分使他像英雄一樣堅忍不拔,而柔軟的部分則使他像孩子一樣敏感和脆弱。

路遙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質(zhì),性格堅強,內(nèi)心充滿陽剛之氣,有一股好勝和不服輸?shù)膭蓬^,天生是一個具有樂觀傾向和幽默天賦的人52。1974年,根據(jù)陜西“省革委會”指示,路遙作為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被邀請到《陜西文藝》編輯部“摻沙子”;當同事金谷告訴他,北京和上海也有兩個作者叫“路遙”這個名字時,“他當時很激動地說我知道,我一定要把他們甩開去”53。從這個細節(jié)可以看出,在路遙的心理結(jié)構(gòu)的中,強烈的上進心和自信的征服欲,構(gòu)成了一個基本面,是推動他思考和行動的巨大力量。

同時,他又是一個情感細膩、多愛不忍的人——敏感而脆弱,具有明顯的悲劇氣質(zhì),喜歡流淚,動輒泣數(shù)行下,有時竟至于痛哭失聲。多愁而善感的性格,脆弱而悲觀的心理傾向,使路遙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每每有強烈的悲情體驗和悲情發(fā)泄。面對急景凋年的時光流逝,他常常表現(xiàn)出詩人般的感傷,曾多次引用他在《蘇聯(lián)文藝》上讀到的葉賽寧“金黃的落葉堆滿心間——/我已經(jīng)不是青春少年”54的詩句,來抒發(fā)自己對韶華已盡的嘆惋。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的那一刻,他忽然悲從中來,情緒完全失控,像孩子一樣委屈地哭了起來:

在接近通常吃晚飯的那個時分,終于為全書劃上了最后一個句號。幾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種什么原因,我從桌前站起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圓珠筆從窗戶里扔了出去。我來到衛(wèi)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我第一次認真地在鏡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見了一張陌生的臉。兩鬢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發(fā),整個臉蒼老得像個老人,皺紋橫七豎八,而且憔悴不堪。我看見自己淚流滿面。

索性用腳把衛(wèi)生間的門踢住,出聲地哭起來,我向另一個我表達無限的傷心、委屈和兒童一樣的軟弱。而那個父親一樣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導我走出衛(wèi)生間。55

在古往今來的作家中,因為作品的完成而欣喜若狂者,有之,因為作品中人物的毀滅和死亡而嚎啕大哭者,亦有之,但是,像路遙這樣因為苦役般的寫作而淚流滿面、痛哭失聲者,似乎并不多見。這固然說明,在寫作的時候,他像火一樣燃燒著,把自己整個兒無保留地投入了進去,但也說明,他的個性和心理結(jié)構(gòu),確乎與眾不同:他是一個性格堅強而情感柔軟的人。正是從這心靈的柔軟的地方,生發(fā)出了路遙對人和生活的愛,也生發(fā)出了他的深深的憂傷和孤獨,最終形成了路遙小說敘事的感傷情調(diào)和悲劇氣質(zhì)。正像路遙自己所說的那樣:

我的最大愛好是沉思默想??梢砸粋€人長時間地獨處而感到身心愉快。獨享歡樂是一種愉快,獨自憂傷(模糊的)也是一種愉快。孤獨的時候,精神不會是一片純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情緒上的大歡樂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獨中產(chǎn)生。孤獨中,思維可以不依照邏輯進行。孤獨更多地產(chǎn)生人生的詩情——激昂的和傷感傷痛的詩情。孤獨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遙遠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對自己或環(huán)境作更透徹的認識和檢討。

當然,孤獨常常叫人感到無以名狀的憂傷。而這憂傷有時又是很美麗的。

我喜歡孤獨。

但我也懼怕孤獨。

現(xiàn)在,屈指算算,已經(jīng)一個人在這深山老林里度過了很長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沒和一個人說過一句話。白天黑夜,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這間房子里,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56

對人的同情,對生活的熱愛,都來自于作家的心理結(jié)構(gòu)的柔軟部分。內(nèi)心有這樣一個柔軟的部分,一個作家才能深刻地感受自己和別人的歡樂和幸福,才能更深刻地感受自己和別人的痛苦和不幸。誰的內(nèi)心如果沒有這個柔軟的部分,那么,他就很難有豐富而深刻的悲劇意識。沒有深刻的悲劇意識,就不會有深刻的寫作,也不會有偉大的作家和詩人。一個冷漠而麻木的人,根本不可能成為合格的作家;一個沒有悲劇意識的人,則很難成為具有內(nèi)在深度和崇高精神的作家。幾十年來,中國作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柔情和溫情的匱乏,就是心靈的冷化和硬化。從他們的文字里,你很少感受到人性的溫暖,很少體嘗到淚的苦澀和愛的甜蜜。

人有形而下的物質(zhì)需求,也有形而上的精神需求。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他是一種依賴意義世界而生存的高級動物。文學是探索意義和建構(gòu)意義的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活動,而意義感則是作家心理結(jié)構(gòu)的重要內(nèi)容。對意義的感受能力和建構(gòu)能力,是觀察作家的心理結(jié)構(gòu)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重要角度。作家不能只在形而下的層面上觀察人和表現(xiàn)人。他必須進入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從形而上的意義的高度對人物和生活進行思考和表現(xiàn)。

作為一個具有思想家氣質(zhì)的作家,路遙對人生和文學的意義問題非常敏感,也有著很強的意義感受能力和意義建構(gòu)能力。在路遙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有一種極為明顯的心理傾向,那就是,他有著比常人更加強烈的對于無意義生活的敏感和焦慮。他在積極的意義上體現(xiàn)了叔本華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學說:“人的本質(zhì)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個追求滿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遠不息?!?7在叔本華看來,欲望擺錘使所有人空虛和痛苦;對路遙來講,只有意義世界的擺錘,只有文學理想的擺錘,才能使他的內(nèi)心不得安寧。他從不滿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文學成就。在巨大的成功之后,強烈的無意義感很快就會攫住他,攪擾得他心神不寧。即便《人生》所帶來的普遍的共鳴和巨大的榮譽,也不能讓他在較長的時間里,沾沾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悅和滿足里,就像他自己在談及《人生》的社會反響時所說的那樣:“如果為微小的收獲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表現(xiàn)?!?8一個對意義世界沒有深刻感受和更高追求的人,斷然不會達到這樣的境界,斷然不會產(chǎn)生這樣的認知和表達。

一切追求意義的寫作,注定是沉重而艱難的。在開始寫《平凡的世界》之前的沉寂期,是路遙最感焦慮和痛苦的時期。有一天,他突然對作家京夫說“我想自殺”。他的話讓這位同行大為吃驚,大惑不解:路遙正處于創(chuàng)作的上升期和豐收期,短短幾年間,發(fā)表了四五部中篇小說,其中有兩部獲得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應該心花怒放、飄飄欲仙才對嘛。京夫從作家的角度勸慰他,說他與別人不同,“把目標定得太高,對生命要求太過苛刻,這是所有偉大人物或想成為偉大人物的共性”;最后,路遙的情緒依然沒有平復:“他從床上坐起來,布滿血絲的眼角,流出了幾滴淚,他站起來,用手抹掉了眼淚?!?9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場面。從這里,我們看見了一個優(yōu)秀作家內(nèi)心的悲劇沖突和悲劇體驗。已有的成功和榮譽,已經(jīng)屬于過去。要忘掉過去,一切從頭開始。要勇敢地面對未來,重新走進一個一無所有而又模糊不清的世界。唉!親愛的路遙!你感覺到了巨大的痛苦和煎熬,但是,你沒有退路,無法從那令人心神不寧的焦慮和折磨中抽身而出。你只能偶爾在朋友面前表現(xiàn)自己的脆弱,宣泄自己的情緒。你清晰地看見了自己的處境,甚至看見了那使人驚怖的結(jié)局。你只能像哈姆雷特一樣,“默默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因為,這一切都是由你自己的幾乎與生俱來的心理結(jié)構(gòu)決定的,是由你對意義世界的強烈渴望決定的,而這樣的心理結(jié)構(gòu)是無法改變的,這樣的強烈渴望,也是無法從內(nèi)心世界徹底泯除的。這就是你作為作家的崇高而光榮的悲劇命運。

影響一個作家的悲劇敘事的,有他的個人經(jīng)驗和心理結(jié)構(gòu),也有他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傾向。如果說,心理結(jié)構(gòu)決定了一個作家是否能夠成為悲劇作家,那么,道德意識和道德傾向則決定了他會成為什么樣的悲劇作家。如果只有前者而沒有后者,那么一個人的悲劇敘事可能就失去重心和方向。因為,作家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傾向,最終決定了他的悲劇敘事的高度和境界。很多時候,人們正是根據(jù)一個悲劇作家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傾向,來分析他在人物塑造上的特點,來認識他的悲劇敘事的價值。

悲劇是一種已有2500多年歷史的古老劇種。但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悲劇作品,有不同的悲劇觀念,也表現(xiàn)著不同的道德態(tài)度和道德傾向。我們可以通過了解有代表性的悲劇觀,來考察路遙的悲劇敘事的獨特范式以及在道德傾向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個人特點。

古希臘的悲劇是命運悲劇,是人類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與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對抗。在這樣的對抗中,人類的失敗幾乎是注定了的,但人類的偉大而高尚的英雄主義精神——捍衛(wèi)自由和尊嚴的激情,反抗一切壓迫和橫暴的勇氣,追求光明和美好生活的堅定意志,也由此得到了確證和肯定。

莎士比亞的悲劇則在更開闊的視野里,用多樣化的方法,揭示了人與自我、人與命運、人與外部力量的沖突,并將陷入復雜矛盾和嚴重沖突的人,提高到了真正詩性的境界,就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他甚至“使我們對罪犯們乃至極平庸的粗魯漢和傻瓜也感到津津有味”60。

黑格爾悲劇研究的考察對象,是從古希臘到莎士比亞和歌德等古典作家的悲劇敘事經(jīng)驗。他傾向于從人物的性格中探尋悲劇的秘密。在他看來,悲劇是抽象的“形式的人物性格”與現(xiàn)實世界中“活著的具體的人物性格”之間對立和沖突的結(jié)果61。所以,從外部來看,人物之間的沖突,就是互不相容的、同樣高尚的理想和愿望之間的沖突。抽象的道德觀點成為沖突的中心。道德最終取得了勝利:“戲劇的和解就在于這種道德的結(jié)局,使人皆大歡喜。”62這樣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人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所以,在解釋社會悲劇的時候,完全派不上用場。

叔本華將悲劇沖突視為純粹意志世界的沖突,認為悲劇的真正意義,是贖罪,而這罪,“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63。叔本華的放棄生存意志的悲劇理念,反映著他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尼采用一種浪漫主義的方法,即酒神精神來闡釋悲劇,雖然別出心裁,但那效力,也極有限。叔本華和尼采的悲劇理論,存在著與黑格爾的理念化悲劇觀同樣的問題:闡釋的有效范圍難以擴展到現(xiàn)實主義悲劇,尤其無助于人們理解體現(xiàn)特定時代社會沖突的悲劇。總之,在分析和闡釋路遙小說敘事的悲劇性的時候,從古希臘到尼采的美學觀點,只有一般的啟發(fā)意義和參照作用,而沒有具體而適切的指導意義。因為,他的悲劇敘事具有非常特殊的個人特點。

叔本華說,悲劇以表現(xiàn)“人生最可怕的一面為目的,是在我們面前演出人類難以形容的痛苦、悲傷、演出邪惡的勝利,嘲笑人的偶然性的統(tǒng)治,演出正直、無辜的人們不可挽救的失陷”64。這樣的極端主義的悲劇思想,完全不適合用來闡釋路遙的相對主義的悲劇敘事。路遙是一個具有深刻的悲劇意識的作家,但不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的悲劇意識并不是來自于叔本華式的抽象的悲劇思想,而是來自于他自己和周圍人的具體的人生經(jīng)驗。在一次演講中,路遙自己曾這樣解釋田曉霞之死:“一般來說,具有獻身精神的人死的概率比較大一些(掌聲)。像田曉霞這樣一些人,他們是比較勇敢、具有獻身精神的人,所以死的概率就比較大?!?5這樣的認知,更多地來自于作者自己的深刻的人生經(jīng)驗,而不來自于抽象的思辨。通過對生活的觀察,路遙認識到了,那些具有英雄氣概的悲劇人物,是一些在人格上偉大的人,在道德上高尚的人。

就悲劇范式和美學氣質(zhì)來看,路遙的悲劇敘事,是中和性的。在他的悲劇敘事中,固然也有嚴重的災難,有可怕的毀滅,有優(yōu)秀人物和普通人物的死亡,但是,他并不將這悲劇性推到極端,使它在讀者的內(nèi)心造成巨大的恐懼。不僅如此,他最終要將悲劇升華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包含著對人的善意,對生活的愛意,對一切的祝福。他讓人痛苦和感傷,但不讓人頹唐和絕望:“生活總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間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著,就應該好好地活。思念早逝的親人,應該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個時刻。精神上的消沉無異于自殺。像往日一樣,正常地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應該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組成我們?nèi)松腋5囊粋€不可欠缺的部分呢!”66這段話可以看作路遙的悲劇敘事的道德傾向和倫理原則。正視生活中發(fā)生的悲劇,敘寫讓人凄然淚下的悲劇,不是為了讓自己陷入恐懼和消沉之中,而是為了讓人們認識生活的真面目,為了讓人們以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面對苦難和不幸,從而更加珍惜生命和熱愛生活。

就倫理精神和美學趣味來看,路遙厭惡一切極端畸形和病態(tài)的東西。他厭惡極端丑惡的事物,并不愿意逼近了去觀察,更不愿意用夸張的方式來描寫它,來渲染它的可怕和破壞力。所以,除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他也很少寫到極端恐怖的暴力場面和極端悲慘的死亡情景。他的敘事聚焦于苦難境遇或考驗情景中的人性的善和美。他要通過對善而美的人物和事物的描寫,來點燃人們內(nèi)心的善念,使讀者對小說中的人物,抱著像作者自己一樣的同情甚至欣賞的態(tài)度。他說自己塑造劉巧珍的目的,“就是寫得叫人們愛她,同情她,永遠留在人們心里。這就是陜北的勞動婦女,就是這么一種形象,漂亮、美好、不幸(掌聲)……我內(nèi)心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終于讓人們知道了曾經(jīng)和我一塊生活過的這些人們是怎樣的人,看到了遙遠的偏僻的土壤上也有好多美好的人情,也有那么美好的悲劇”67?!懊篮玫谋瘎 ?,這是路遙對自己的悲劇敘事最妥切的界定,也是他對自己的悲劇敘事范式和倫理原則最好的說明。

英國學者海倫·加德納從宗教的角度,闡釋了莎士比亞悲劇的倫理精神:“在莎士比亞悲劇的道德傾向里,在他強調(diào)憐憫是人類的偉大美德并始終如一地把愛表現(xiàn)為給予而不是索取的意象里,我還發(fā)現(xiàn)了關(guān)于人類之善的基督教觀念。”68她還說:“莎士比亞把‘仁慈、憐憫、和平和愛’當作‘人性的真實寫照’在戲劇中加以渲染,由此產(chǎn)生的美感不斷地涌現(xiàn),且一點也不牽強附會和矯揉造作,而在短暫的時刻和精煉的語言里自然而本能地表現(xiàn)出來。”69路遙不是基督徒,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他沒有彼岸的原罪意識,沒有救贖意識,只有此岸的苦難意識。這樣,推動他的悲劇敘事的動力,就不是罪孽和懲罰,而是苦難和超越。但是,在路遙的悲劇敘事中,在他的道德傾向里,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他與莎士比亞的共同點,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像莎士比亞一樣,路遙也將善和仁慈,將同情和愛,當作自己悲劇敘事的精神基礎和倫理原則。在路遙的悲劇敘事中,他最終讓讀者感受到的,不是對外部的神秘力量的恐懼,不是對毀滅和災難的恐懼,而是對生活的熱情和勇氣,對人的愛和尊重,對未來的充滿現(xiàn)實感和理想主義熱情的態(tài)度。憑著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執(zhí)著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將自己的“正劇化的悲劇”或者“悲劇化的正劇”,升華到了很高的美學境界和倫理境界。

就悲劇精神和道德傾向來看,路遙無疑更接近狄更斯。狄更斯的傳記作者皮爾遜曾經(jīng)這樣評論狄更斯對人的態(tài)度:“他總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猜度每個人,可是一旦讓他看到陰暗面,他就立刻由失望轉(zhuǎn)為幽默。幻想破滅得越慘,小說中刻畫的人物就越是滑稽可笑。”70他認為幽默是狄更斯的“最主要特點”:“正是幽默造就了狄更斯的不朽……他的最可愛的品質(zhì)就是樂天。”71狄更斯總是釋放對生活的寬忍和善念,從來不吝嗇自己對人物的愛和祝福。在《遠大前程》的最后一行文字里,他這樣寫道:“在霧氣散開后的那片廣闊無邊的寧靜月色中,我看不見有一絲再次和她分手的陰影。”72他要成全皮普和埃斯特拉,要讓他們在歷盡苦厄之后,再次相聚,冰釋前嫌,永遠相愛,永不分離。在《霧都孤兒》的結(jié)束的部分,狄更斯用充滿詩意的文字和由“我愿”引導的排比修辭,表達了對自己筆下的溫柔而美麗的露絲·梅麗等人物的祝福:“我愿看到她外出時所表現(xiàn)的一切善良和仁慈。”73在狄更斯看來,自己筆下人物的幸福,不是儻來之物,而是愛和善結(jié)出的果實:“他們過著真正幸福的生活;如果沒有出自內(nèi)心的愛和仁慈,沒有那對一切生靈以寬容為原則、永遠體現(xiàn)出好生之德的上帝的感激之情,就絕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4路遙雖然不是像狄更斯那樣,根據(jù)宗教的倫理精神,來確定自己的道德傾向,來處理自己的融合性質(zhì)的悲劇敘事,但是,他們的倫理原則和道德傾向是一樣的,對人和生活的態(tài)度是一樣的——要愛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要將悲劇轉(zhuǎn)化為正劇,要將苦難升華為祝福。在悲劇敘事上,他有著像狄更斯一樣的道德傾向——傾向于以最大的善意,來理解人物的苦難和不幸,來描寫他們的善良和幸福。

這樣,在路遙的小說敘事里,就不只有漆黑的夜晚,還有明媚的早晨;就不只有苦難和眼淚,還有歌聲和笑聲。在《平凡的世界》里,你隨時會領(lǐng)略到路遙的特殊氣質(zhì)的幽默感。在他的常常引人發(fā)噱的幽默里,固然也包含著輕微的諷刺,但是,卻謔而不虐,最終讓讀者看見的是作者對生活和人物的體恤和寬容。他總是執(zhí)著地敘寫人物身上的善,總是仁慈地表達對幾乎所有人物的同情和憐憫。即便像王滿銀這個不務正業(yè)的“逛鬼”,路遙也沒有滿懷恨意地諷刺和挖苦他,而是懷著同情,寫出了他身上富有人性內(nèi)容的一面。他最后在遠方的車站想家和自責的情景,就使人怦然心動,幾欲淚下。

當無意義的寫作幾乎成為一種主宰性模式的時候,當文學敘事普遍喪失同情心和愛的能力的時候,當某些著名作家熱衷于渲染低級趣味、暴力和仇恨的時候,當某些作家匪夷所思地懷念狼、贊美狼性和崇拜狼圖騰的時候,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融合性的悲劇敘事經(jīng)驗,所表現(xiàn)出來的健康的倫理精神和成熟的美學風貌,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也特別值得珍惜。

注釋:

①[丹麥]克爾凱郭爾:《人生道路諸階段》(下冊),京不特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713頁。

②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頁。

③47郭繼德:《奧尼爾文集》(第6卷),劉海平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57頁。

④576364[德]叔本華:《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52、360、352、350頁。

⑤路遙小說創(chuàng)作,以1979年為界線,以《驚心動魄的一幕》為標志,分為前后期。他的新寫作范式的形成,則以《在困難的日子里》為標志;具體分析見李建軍《路遙寫作范式轉(zhuǎn)換的標志性作品——論〈在困難的日子里〉》,《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⑥[美]簡·斯邁利:《查爾斯·狄更斯》,石少欣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版,第247頁。

⑦⑧[英]彼得·阿克羅伊德:《狄更斯傳》,包雨苗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5頁。

⑨[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17卷),陳馥、鄭揆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頁。

⑩11[法]伊萊娜·內(nèi)米洛夫斯基:《契訶夫的一生》,陳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頁。

12[俄]契訶夫:《契訶夫論文學》,汝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頁。

13[美]所羅門·伏爾科夫:《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葉瓊芳譯,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1981年版,第47頁。

1415516567 路遙:《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85、221、216、237-238頁。

1620212223242526272829303141424344555658路遙:《路遙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323、248、251、247、364、272、250、280、274、315、317、405、405、409、357、361、331、292、248頁。

17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第76頁。

1859馬一夫、厚夫、宋學成:《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1-102頁。

19海波:《人生路遙》,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頁。

32路遙:《路遙全集》(散文·隨筆·書信),廣州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頁。

33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下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8年版,第607頁。

34這個新范式的特點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即自我經(jīng)驗是寫作的基礎;愛和友善是寫作的基本態(tài)度;與個人命運和遭遇密切相關(guān)的重大的社會事件或社會問題,則是寫作的重要內(nèi)容。

35363738路遙:《平凡的世界》(第1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172-173、43頁。

3940[蘇]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劉宗次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頁。

454650路遙:《人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30頁。

48[英]阿·尼柯爾:《西歐戲劇理論》,徐士瑚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

49路遙:《路遙全集·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頁。

52北京知青邢儀是路遙夫婦過從甚密的朋友,她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一年春節(jié),路遙邀請我們?nèi)ニ疫^年……我們連說帶笑爬上炕,玩了一天撲克,笑鬧中第一次領(lǐng)略了路遙的妙語連珠和冷幽默……路遙給我們哼陜北道情,我們和路遙一起唱俄羅斯歌曲……路遙一手扶在桌子上,略弓著背,微偏著頭,侃侃而談,他壯碩的身體里充滿著宏大的抱負?!币娦蟽x《延川插隊往事》,中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頁。

53金谷:《觀劇憶路遙》,《上海文學》2017年第7期。

54[俄]葉賽寧:《葉賽寧詩選》,丁魯?shù)茸g,《蘇聯(lián)文藝》1980年第3期。

606162[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24、323、330頁。

66路遙:《平凡的世界》(第3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頁。

6869[英]海倫·加德納:《宗教與文學》,江先春、沈弘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1頁。

7071[英]赫·皮爾遜:《狄更斯傳》,謝天振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89頁。

72[英]狄更斯:《遠大前程》,主萬、葉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頁。

7374[英]狄更斯:《霧都孤兒》,黃雨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437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