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這是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入題之前做一番簡要說明。人們的歷史觀不同，對所謂“歷史”的看法也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在筆者看來，歷史是往昔確曾發(fā)生的事件和行為，它業(yè)已凝固為化石，有其可知的客觀存在。而人們的意識是流動的，像一潭活水。時代不同，視角不同，依據不同，觀念不同，對同一歷史事實會做出不同的再觀和評價。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據筆者理解，指的就是當代人根據當代的需求對歷史進行的闡釋。沒有思想，史料固然不會說話；但背離史實，闡釋就會成為自言自語。比如，當今對前蘇聯(lián)的看法，必然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一般國人對蘇聯(lián)的看法出現(xiàn)很大的分歧。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對蘇聯(lián)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評價，這是遠遠超出筆者能力的事情；更不可能腦殘到替斯大林時代的“肅反擴大化”進行辯護，而僅僅是試圖用客觀史料對魯迅為何生前未到蘇聯(lián)進行考察或療養(yǎng)一事進行解析，發(fā)表一己之見，就教于大方之家。

關于魯迅曾被蘇聯(lián)方面邀請去考察或療養(yǎng)這件事，筆者最早是從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中知曉的。該書第十章題為《向往蘇聯(lián)》。文中提到：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曾于1932年邀請魯迅去訪問，魯迅“表示用盡一切方法要去”，“至少住他兩年再說”。魯迅估計到蘇聯(lián)之后，光是文學交流就會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安排許廣平去工廠學一門“短期間就可以學會的技術”，“孩子就放在那面學習”。后來聽說旅途不便，又做了獨自一人先行的準備。許廣平因此為魯迅“趕制了一套灰綠色的粗絨線內衣褲，又織了一雙長過膝蓋的黑中帶暗紅色的絨線襪以壯行色”。但1932年8月，魯迅“竟患了神經痛，左足發(fā)腫如天泡瘡”（1932年9月11日魯迅致曹靖華信），直至10月28日才停診，足足花了兩個月時間。同年11月，魯迅因母親生病又回北平，因此當年未能成行。

許廣平在同一文中還提到，此后（她記不清年份）“從內山書店轉來的一批信中，帶來了香港國民黨方面的陳某來信，是比較具體的說，請魯迅立即攜眷到港，然后轉去蘇聯(lián)，一切手續(xù)，可以到港再辦”。許廣平說：“魯迅認為陳某是國民黨方面的人，不能輕舉妄動，于是便對這封信等閑視之，銷毀了事。”

首先對許廣平回憶提出質疑的是胡愈之先生。1972年12月25日，魯迅博物館邀請胡愈之來館座談，整理了一份座談記錄。記錄稿1975年8月經他本人修改定，刊登于1976年內部印行的《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胡愈之說：“許廣平同志寫的回憶錄中說，是陳銘樞來信邀魯迅去莫斯科，是不符合事實的?？赡荇斞笩o意中說過陳銘樞要去莫斯科，許廣平同志記錯了，以為是陳銘樞邀他去，事實并非如此?！焙f，當時邀請魯迅赴蘇聯(lián)的是他。1936年初，他從香港到上海，轉告了蘇聯(lián)邀請魯迅去休養(yǎng)的建議，地點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飯館。魯迅的答復是：“很感謝蘇聯(lián)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蘇聯(lián)朋友關心我無非是為了我需要養(yǎng)病；另外國民黨想搞我，處境有危險，到蘇聯(lián)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樣，我五十多歲了，人總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沒那么危險。我在上海住慣了，離開有困難。另外我在這兒，還要斗爭，還有任務，去蘇聯(lián)就完不成我的任務。敵人是搞不掉我的……我離開上海去莫斯科，只會使敵人高興，請轉告蘇聯(lián)朋友，謝謝他們的好意，我還是不去。”過了一會，魯迅又說：“國民黨，帝國主義都不可怕，最可憎惡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濒斞钢v話時雖沒點名道姓，顯然是指當時黨內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機會主義者，暗中在攻擊魯迅。這里所說的“蛀蟲”，顯然是指“國防文學派”的某些代表人物。

胡愈之是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時的學生，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即成為中共“特科”成員，跟宣俠父、潘漢年等先后保持“單線聯(lián)系”。1928年至1931年曾到歐洲訪學，1931年8月在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了《莫斯科印象記》一書。1933年曾跟魯迅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肩戰(zhàn)斗。1935年胡愈之為溝通中共跟張學良東北軍的關系去莫斯科，會見了王明（陳紹禹）等人，了解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精神，然后經香港返回上海。1936年1月29日魯迅日記中有“明甫來，飯后同訪越之”的記載。據中央黨校唐天然教授考證，魯迅日記中的“越之”即“愈之”，主要理由是“越”“愈”二字音義相同，“是以異字表同音”。魯迅“訪越之”的時間是舊歷正月初六，跟胡愈之說的“一九三六年陰歷年初”相吻合?！霸L”也有外出訪談之意，不限于登門拜訪。不過唐天然并未以此為定論，而只是想拋磚引玉。（《〈魯迅日記〉中的“越之”》，《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

唐天然的文章很快得到了回應。1993年3月，《魯迅研究月刊》第3期刊登了曾協(xié)助魯迅編輯《譯文》雜志的黃源先生的文章，題為《“越之”即“胡愈之”解疑》。黃源贊同唐天然的推斷，并說魯迅跟胡愈之見面的當晚，魯迅一家請他、周文、胡風去陶陶居夜飯。魯迅一見他就說：“你此刻來，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允去蘇聯(lián)，你下次來就看不到我了。有人來轉達莫斯科方面的邀請。我的行程，他們一切都準備好，但我沒有答允。”黃源認為，魯迅沒有答允的原因，是在上海還有重要工作，比如出版《譯文叢書》和《譯文》月刊。魯迅當時也不同意黃源出國進修，因為同樣的原因，魯迅覺得黃源“以不出國為是”。

筆者認為，許廣平的回憶錄確有可以質疑之處，然而對于胡先生的說法，目前也尚存疑點。許廣平回憶的不妥之處，主要在于將這位“陳某”簡單化地指稱為“國民黨方面的人”。陳銘樞（1889—1965）是抗日名將，民主人士，國民黨內的反蔣派。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他率領的十九路軍進行了著名的淞滬抗戰(zhàn)。1933年11月，他又跟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發(fā)動了“福建事變”，跟工農紅軍簽訂了抗日停戰(zhàn)協(xié)定，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變”失敗之后，他仍繼續(xù)從事反蔣愛國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后，陳銘樞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的中央常委，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對于以上情況，許廣平不可能一無所知。她之所以用“陳某”這種帶輕蔑口吻的稱謂指代陳銘樞，估計是因為陳銘樞在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放言無忌，以致受到過報刊的點名批判。許廣平的這本回憶錄完成于1959年，當時提到陳銘樞，她不能不產生政治顧忌。目前，位于廣西合浦曲樟鄉(xiāng)璋嘉村的陳銘樞故居已經落成，受到民眾的瞻仰。

不過胡愈之的回憶中也有武斷之處，就是他認為“陳銘樞來信邀請魯迅去莫斯科，是不符合事實的”。胡愈之不能因為自己曾代為出面邀請魯迅訪蘇，就輕易否定陳銘樞也曾代為邀請的事實。1936年11月15日，全歐抗日聯(lián)合會在巴黎大學國際中心大廳舉行了“魯迅先生追悼大會”。陳銘樞在會上說：“魯迅為中國文壇上首屈一指的先進左翼作家，自五四運動以來，他便站在新時代的前面，領導著中國青年及民眾。人以為他是共黨，其實他與高爾基一樣，都不是共黨。今年正月我們正在香港預備出國，接到海外左翼作家們致魯迅的信，請他出洋休養(yǎng)，當時便托人將信轉交給他，并請他與我們同行。魯迅立即回復說不出國，因為一，不愿向反動者示弱；二，正在預備一種著作須在上海找材料。他并對我們的好意表示感謝?！保ㄔd巴黎《救國時報》第71期，1936年12月10日出版）

陳銘樞請人轉信給魯迅，有一個曲折過程。1935年冬，王明在莫斯科跟胡秋原進便飯，席間希望胡秋原向陳銘樞轉達，擬邀魯迅夫婦也來莫斯科。胡秋原通過他在倫敦的友人王禮錫夫婦將此事轉告了陳銘樞。陳銘樞又專門寫了一封信，托胡允恭轉交魯迅。胡允恭（1902—1985），1923年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廣東革命政府的東征與北伐，后一度脫黨。1949年任福建師范學院院長。1952年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83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黨籍。因為胡允恭參加過1933年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所以陳銘樞委托他為轉信給魯迅的使者。2017年3月，上海魯迅紀念館選編了一巨冊《回憶魯迅在上海》，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開卷第一篇為“無署名”的《一個回憶》，選自1937年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先生軼事》。事實上，在收入這本書之前，《一個回憶》就發(fā)表于1936年11月6日的《申報》，筆名“庸之”，本名就是胡允恭。這類發(fā)表于魯迅逝世當年的回憶文章，總體上來說遠比此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撰寫的回憶錄更接近于歷史事實。胡允恭說，為了轉交陳銘樞給魯迅的親筆信，他先在內山書店會見了許廣平，約好第二天面談。魯迅第二天果然來了，談話地點由內山書店轉到了一家咖啡館。胡允恭轉達了朋友們邀魯迅赴蘇聯(lián)療養(yǎng)一個時期的殷切愿望，承諾籌措旅費，并說在海外聽到了許多不利于魯迅的謠言。但魯迅表示婉謝，理由有兩點：一，魯迅說：“謠言呢，這是一年到頭都有的，怎么顧得了那么多，到國外去住一時，自然是好，而且也曾經這樣打算過。但若果是為謠言嚇走，那倒不必。因為在國外也是不能久住呀，回來還不是要到中國來，那時謠言或者更多了?！濒斞杆f的謠言，主要是污蔑魯迅被蘇聯(lián)“金光燦燦的盧布”收買之類。另一個原因是，魯迅強調他還有一些急待完成的工作。比如選編瞿秋白烈士遺著《海上述林》。魯迅估計要花半年工夫。魯迅說，瞿秋白的遺作“是很寶貴的，它將給予人類很大的貢獻，我為他編輯遺著，倒不僅是朋友的私情”。胡允恭是瞿秋白十年前的學生，所以對于這一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允恭的上述回憶，跟陳銘樞的回憶完全一致，這更證實了他們提供的史料的真實性。

關于魯迅被邀訪蘇一事，還見諸陸萬美的《追記魯迅先生“北平五講”前后》一文。此文初稿完成于1951年8月29日，1978年8月修改，刊登于1979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回憶錄》第2集。這篇文章說，邀請魯迅去蘇聯(lián)的是高爾基，目的是參加正在籌備的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同時應邀的還有羅曼·羅蘭、巴比塞、蕭伯納等著名作家。中共負責人不僅贊同，而且替魯迅制定了出國計劃，準備先到北京，后去日本，再轉道海參崴去莫斯科。未能實現(xiàn)的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tǒng)治和對先生的嚴密監(jiān)視”。陸萬美說，以上情況是他在南京監(jiān)獄聽一位中央互濟會的負責人說的。據筆者所知，魯迅跟互濟會的關系僅限于捐過幾次錢，而且互濟會在1930年秋天即在白區(qū)中止了活動。安排訪蘇之事應跟互濟會沒有直接關系，所以陸萬美的回憶屬于轉述型回憶，可信度不高。所謂高爾基邀請魯迅，至今并無實證。

盡管對于魯迅應邀訪蘇一事不同人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但都沒有提到魯迅此行跟蘇共黨內斗爭有什么關聯(lián)。然而前些年，在一些文史刊物上，一些文史學者卻是提供了一種新論，說魯迅“寧死不去”蘇聯(lián)的原因是對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心懷恐懼，覺得如果成行就等于自投羅網，會“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在蘇聯(lián)被活活整死。持這種觀點的論者主要有三個依據：

一，嚴家炎教授曾通過筆者調閱了胡愈之《談有關魯迅的一些事情》的原始記錄，發(fā)現(xiàn)此文在《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刊登時被刪了一段話：“再后他又說：‘蘇聯(lián)國內情況怎么樣，我也有些擔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發(fā)生問題？’魯迅是指當時斯大林擴大肅反，西方報刊大事宣傳，他有些不放心。這也是他不想去蘇聯(lián)的一個原因。”事后，嚴教授將他的這一發(fā)現(xiàn)寫進了《東西方現(xiàn)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魯迅思想的超越》一文，收進他的新著《論魯迅的復調小說》第252頁，并簽名贈送我一本。需要說明的是，《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的編輯是金濤和筆者。我們是依據魯迅博物館資料室提供的訪談者終審稿發(fā)表的，并未做任何刪節(jié)修改。發(fā)表時既然已注明“1975年8月經本人修改定稿”，那訪談者當然應對修訂稿負全部責任。胡愈之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他生前我跟他有過交往。拙作《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就是請他題寫的書名?！遏斞秆芯抠Y料》第一輯當然也曾寄贈給他。他從未說過編輯篡改了他的文章。至于胡愈之為何刪去原記錄稿上的這幾句，我無法代替他來回答。不過筆者認為，中蘇公開論爭開始于1959年，恢復關系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遏斞秆芯抠Y料》當時是內部印行的讀物，即使提及蘇聯(lián)肅反擴大化也無政治禁忌。再說，蘇聯(lián)肅反擴大化雖然發(fā)端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刺事件，但初期并未引發(fā)大的社會震動。真正的擴大化應該在1937年之后，其時魯迅已經去世。一篇訪問者的記錄稿，一篇被訪問者親自修改的定稿，編輯當然會擇用后者。

二，據說，馮雪峰曾對畫家裘沙談過，魯迅對斯大林的肅反深感憂慮，并說：“他們這樣干，行嗎？”遺憾的是，遍查馮雪峰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和內部交代材料，筆者尚未找到他的相關回憶。更為關鍵的是，斯大林一開始就把暗殺基洛夫的罪名扣到了托洛茨基頭上，1936年7月29日發(fā)出了《關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的間諜恐怖活動的問題》的密信，同年8月19日至24日又對托派進行了公審。眾所周知，1936年6月9日，魯迅口授，馮雪峰筆錄，寫出了那封影響巨大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封信表明，在斯大林跟托洛茨基的斗爭中，魯迅與馮雪峰都明確站在斯大林這一方。魯迅更沒有料到，給他來信的托派陳仲山原是他的一位景仰者，抗日斗士，后來被魯迅懷疑“拿日本人的錢”的他竟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由此可見，魯迅和馮雪峰對于當時蘇共黨內斗爭情況并不如當今研究者這樣認識清晰，也并沒有后來被人稱頌的那種“政治遠見”。這是魯迅的歷史局限性，指出這點并無損于魯迅的日月之明。

三，李霽野先生的一篇回憶。1936年11月1日，李霽野在天津寫了一篇悼念魯迅的文章《憶魯迅先生》，刊登于同年《文季月刊》12月號。文中寫道：“最后相見時（按：指1936年4月），我們談起深為我們懷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這件事，卻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著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于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向F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卻已長逝?！边@段文字寫的是魯迅的一次笑談，語含幽默諷刺。F君指馮雪峰；因為他1933年已赴蘇區(qū)，后經過長征，直到1936年初才重返上海，所以成了魯迅和李霽野的共同懷念對象。魯迅說的想殺他的人是太陽社和后期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文學家。所以，以上三點都不能說明魯迅未能訪蘇是跟斯大林的大清洗有關，至少不能構成他未能訪蘇的主要原因。

要講清楚力邀魯迅赴蘇考察療養(yǎng)的問題，必須涉及一位傳奇人物：他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動家，在湖南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跟毛澤東是同窗好友，并共同組織了新民學會。1920年4月，他跟毛澤東一起去上海環(huán)龍路44號醫(yī)院探視了在這里療養(yǎng)的孫中山先生，爭取孫中山對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支持。1922年秋冬之交，經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介紹，他參加了法國共產黨，后轉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1月22日深夜，他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曾為同月21日去世的列寧守靈。1930年，他毛遂自薦，去莫斯科東方大學教中文，學生中就有后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艾德林和費德林。1934年，經中共黨組織批準，他又加入了蘇聯(lián)共產黨，歷任兩屆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黨委委員，結識了高爾基、阿·托爾斯泰等蘇聯(lián)大作家。他歷來尊崇魯迅，認為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他指出：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拓荒者，用戰(zhàn)斗的小說塑造了中國“下層社會的典型”，成為了民眾的代言人；此外，魯迅還是戰(zhàn)斗的政論家；唯物主義的思想家，中外文化——特別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先驅。所以從1932年至1936年，他一直力邀魯迅赴蘇聯(lián)考察療養(yǎng)；就連胡愈之、陳銘樞轉達的那兩次邀請，也都是他從中促進的。這位傳奇人物就是《國際歌》的中文譯者蕭三。

關于蕭三邀請魯迅訪蘇的真實情況，相對完整地保留在魯迅跟蕭三互通的書信中。這種歷史檔案的說服力，應該勝過當今任何雄辯家的過度闡釋和強制闡釋。所謂過度闡釋或強制闡釋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立論之前已經有意或無意地形成了一種主觀預設，而后把原本清晰的歷史事實加以廓大變形，使之納入當下立場和當下意識之中。進行這種闡釋的主觀動機即使是對于闡釋對象的“好意”，使之符合當代某種思潮的需求，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畢竟有他的“原生態(tài)”，不是可以隨手搓捏的泥人。

根據蕭三跟魯迅的通信，蕭三最早邀請魯迅訪蘇是1932年。原因是：1930年11月6日至15日，在蘇聯(lián)的哈爾科夫舉行了一次國際革命作家代表大會，有20多個國家的作家與會，包括法國著名作家阿拉貢、巴比塞等。當時希望新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也派一名代表參加，蕭三便通過魯迅跟左聯(lián)聯(lián)系，回復是：“由中國現(xiàn)在派作家出國，去蘇聯(lián)，礙難實現(xiàn)，即請你作為我們的代表出席。”于是“捉住黃牛當馬騎”，蕭三就這樣成了中國左聯(lián)常駐莫斯科的代表，并被選為國際革命作家聯(lián)盟書記處書記之一。1931年1月9日，蕭三寫了一封長信向左聯(lián)匯報了這次會議的詳細情況。1932年7月15日，蕭三來信邀請魯迅訪蘇，并請魯迅轉一封信給左聯(lián)。魯迅1932年9月11日復信，跟許廣平回憶的第一部分完全吻合。信中說：“這回的旅行，我本決改為一個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經痛，趕緊醫(yī)治，現(xiàn)在總算已在好了起來，但好得很慢，據醫(yī)生說是年紀大而身體不好之故。所以能否來得及，殊不可知，因為現(xiàn)在是不能走陸路了，坐船較慢，非趕早身不可。至于旅費，我倒有法辦的?！笨梢婔斞溉ヅc不去，完全是取決于自己的身體狀況，跟蘇聯(lián)國內情況完全無關。

此后，魯迅跟蕭三保持了聯(lián)系，如互贈書刊（見1933年11月24日魯迅致蕭三信）。1934年8月，蘇聯(lián)莫斯科召開第一次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大會籌備期間，蕭三又向魯迅發(fā)出了邀請。并表示負責魯迅一家人在蘇聯(lián)的醫(yī)療、居住等一切費用。蕭三為魯迅設計的路線是經西伯利亞，經海參崴，再西行，他親自在遠東迎候。魯迅1934年1月17日復信中：“大會我早想看一看，不過以現(xiàn)在的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復返，更何況發(fā)表記載，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了么？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里寫些文章好一點罷。”蕭三在《反對對于魯迅的侮辱》一文中對這封信是這樣解釋的：“魯迅先生之所謂‘家’，當然指的是‘國’?！y以離國，即難復返’，可見壓迫之重，可見先生行動不自由?！笔捜睦斫鉄o疑符合魯迅的本意，絕不像有人解釋的那樣：魯迅意識到去蘇聯(lián)是自蹈死地，一去就會被斯大林當成反革命整肅。魯迅那時對蘇聯(lián)的認識和態(tài)度，請參看他撰寫的《答國際文學社問》一文。此文經蕭三譯成俄文，發(fā)表于1934年7月5日《真理報》，魯迅后來也將此文收進了《且介亭雜文》，白紙黑字，意思明晰。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還收藏了蕭三1935年11月26日致魯迅的一封信。這封信可以證實，像胡愈之、陳銘樞之所以聯(lián)系魯迅，其實也都跟蕭三相關。蕭三考慮到魯迅一家北上的路途有困難，又調整了旅行的方案，想方設法請魯迅先南下香港。這封信中寫得很清楚：“關于我公西來療養(yǎng)事，我們曾從各方面去信促駕，迄未得復。至以為念！茲與同人商，以為我公出境各種手續(xù)，如北上比較困難則最好南去，然后西來，現(xiàn)已得友人信，稱可由南部派專人前來趨謁左右，面談一切，我已另寫一封信給翁，由來人面交，恐嫌唐突，特此先告，信至請即準備攜寶眷啟程，如路費不夠時，來人可代為設法籌措，乞勿為念?！保ā妒捜娢募ど⑽钠罚?30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胡愈之、陳銘樞等，就是他信中提到的“來人”?？偠灾?，從蕭三跟魯迅的通信來看，絲毫也沒涉及蘇共黨內斗爭的內容。

有幸的是，我跟晚年的蕭三有過比較密切的接觸，詳情見諸拙文《“精神猶在海天張”——憶蕭三》，收入拙著《五四文壇麟爪》。我們談論和通信的中心就是邀請魯迅訪蘇以及左聯(lián)解散前后的問題，我還幫他整理過一篇回憶錄。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蕭三認為，他1935年11月8日建議左聯(lián)解散的那封信是在王明和康生的威逼下寫的，他后來到延安跟毛澤東談起此事，毛澤東說：“解散‘左聯(lián)’，那就是要跟‘右聯(lián)’和‘中聯(lián)’搞在一起啰。”他所說的“威逼”，指他開始并不同意寫這封信，王明發(fā)了脾氣，康生進行了勸說，并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件事的歷史背景十分復雜，從那時到現(xiàn)在，學術界的評價也不一致。胡喬木是蕭三信任之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蕭三被誣為“蘇修特務”慘遭迫害，在求助無門時蕭三跟他妻子葉華各寫了一封長信給胡喬木，托胡喬木轉呈中央，從而使他倆的冤案得以平反，但胡喬木一直認為，蕭三寫解散左聯(lián)那封信，盡管“是出于王明的主張和督促，盡管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領導人沒有鄭重地征詢和聽取魯迅對這個問題的意見（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是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當時執(zhí)行這個建議應該認為是基本正確的”。(胡喬木：《懷念蕭三同志》，《〈蕭三傳〉代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出版)

蕭三給我留下的第二個印象，是他強調邀魯迅去蘇聯(lián)考察和療養(yǎng)雖然是由于他的真心本意，但也都是請示過他的上級和組織的。蕭三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王明和康生這兩個人。王明1931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黨國際的首席代表，康生于1933年7月任中共駐第三國際副代表。蕭三對康生的印象極壞，認為他狡猾，多疑，兩面三刀。關于解散左聯(lián)的問題，康生并不明確表態(tài)，但卻說左聯(lián)的確太左了，搞關門主義，不能聯(lián)合大多數(shù)的作家，常把黨的決議當自己的宣言發(fā)表……蕭三接受了康生的觀點，但康生并不承擔一點責任。蕭三跟王明倒談過不少魯迅。也可以說，王明對魯迅的認識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蕭三的影響。蕭三力邀魯迅訪蘇，當然得到了王明的同意和支持。

1935年，為貫徹第三國際關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路線的主張，王明擬邀請一些中國的進步人士赴蘇訪問。邀請胡秋原、陳銘樞等人是因為他們的反蔣立場，邀請魯迅的理由是“他是位文壇老前輩，我們應該尊重他”。魯迅逝世之后，王明發(fā)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一文。他認為魯迅作為一個天才革命文學家的特質，就是把中國文學變成了為“最底層人”奮斗的武器，同時，魯迅還是一個先進的政治家，能用既諷且刺，有莊有諧的文字針砭時弊。王明稱頌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并對魯迅未能實現(xiàn)訪蘇的愿望表示了遺憾。王明對魯迅的評價，跟當時陜北黨中央對魯迅的評價是基本一致的。

總之，想了解魯迅對蘇聯(lián)的總體態(tài)度，主要依據不能是個別人的回憶，特別是不能依據那種缺乏旁證的“回憶之回憶”，而應該系統(tǒng)閱讀魯迅作品中涉及蘇聯(lián)的那些文章。綜觀魯迅涉及蘇聯(lián)的作品，包括他臨終前撰寫的《記蘇聯(lián)版畫展覽會》等雜文，可證魯迅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一直是友好的。魯迅對蘇聯(lián)的肯定主要是兩點：一，摧毀了沙俄的農奴制，千百萬的奴隸從地獄里逃離出來，成為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主人。二，由農業(yè)國向工業(yè)國轉型，“令人抬起頭來，看見飛機，水閘，工人住宅，集體農場，不再專門兩眼看地，惦記著破皮鞋搖頭嘆氣了?！痹谖乃嚴碚摲矫妫斞附佑|的大多是托洛斯基的著作。對于1934年開始的肅反大清洗，魯迅并沒有深入了解，更沒有公開評價，這就是筆者心中魯迅的“歷史真相”。

（選自《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