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柳如是別傳》：“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
原標題：“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柳如是別傳》淺釋
題目取自柳如是名篇《金明池·詠寒柳》，陳寅恪三部論文集《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和《金明館叢稿二編》之“寒柳堂”“金明館”均出自該詞，可見他對此詞的激賞。
從20世紀五十年代中開始，陳寅恪開始從事柳如是與陳子龍及錢謙益姻緣的考證，并在20世紀六十年代中完成《柳如是別傳》這一巨著的寫作工作。對此，其晚年助手黃萱稱之為“驚天地泣鬼神”，因為晚年的陳寅恪已盲目臏足，即便資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依賴助手，但構思、論證和論著的寫作，還是只能由陳寅恪以口授方式完成。對于這部“頌紅妝”的集大成之作，學術界大都給予高度評價，只是對于這部巨著的學術價值以及陳寅恪寫作此書的緣由有不同觀點。
那么，《柳如是別傳》主要內容是什么？陳寅恪寫作此書用意何在？顧名思義，當然是為柳如是歌功頌德、樹碑列傳。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女性揚眉吐氣的時代，但明清之交也許是個例外，那是一個才女輩出的時代，柳如是則是她們當中最杰出的一位。
根據(jù)陳寅恪的考證，柳如是本姓楊名愛，改姓柳名隱，又號河東君、蘼蕪君。她本是浙江嘉興人，與馬湘蘭、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顧橫波、寇白門、陳圓圓等合稱為“秦淮八艷”。因特別喜歡宋朝辛棄疾《賀新郎》中“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一句，故自號如是。辛棄疾這首詞當然是經典，柳如是一弱女子從無數(shù)詩詞佳作中單單賞識此篇，亦可謂慧眼如炬。柳如是之所以特別欣賞這首詞，在于詞中彌漫的世間知音難覓的慨嘆和人生無常之悵惘。對于青春年少的柳如是而言，空有絕世美貌才華卻無真正知音賞識，不但個人愛情婚姻處于無可預料狀態(tài)，而且人生目標何在也無法確定，這才是讓柳如是迷惘失意的原因吧?？梢哉f，在這一層面柳如是和辛棄疾的內心是相通的。從歷史上看真正的天才都是絕望悲觀者，他們的靈魂也都可以相通。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傾晚年心力考證錢柳因緣，為柳如是大唱頌歌，也是由于他的內心和柳如是及歷代無數(shù)命運坎坷的才女相通——這世界過于寒冷，他們只有相互溫暖。
柳如是幼年即被賣到盛澤歸家院名妓徐佛家為養(yǎng)女，打小就聰慧過人，很早就會作詩，其詩風格清新別致，用詞大膽奇特。柳如是雖不幸流落青樓，但她不甘墮落，始終在尋找可以托付終身的男子以掙脫苦海。她以絕世才貌，與復社、幾社、東林黨人相交往，常著儒服男裝與眾文人雅集，縱談天下大勢，并多有詩歌唱和。在此期間曾與明末清初愛國詩人陳子龍相愛，因陳之家人反對被迫分手。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她飾男裝拜訪東林領袖、大文豪錢謙益，錢氏一見柳如是，即為其才華所折服，兩人感情也迅速加深。后幾經周折，兩人不顧世人反對，終于結秦晉之好，為此錢謙益還專門為她建造一座名為“絳云樓”的住所。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風流，大有巾幗不讓須眉之勢，錢謙益曾戲稱柳如是為“柳儒士”。明代傾覆之際，柳如是曾勸錢謙益投水殉節(jié)，但錢謙益竟然以水太冷為由拒絕，柳如是即奮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明未遂?？蓱z錢謙益缺少應有的骨氣，最終還是降清，自然從此受到柳氏的鄙視。只是柳如是內心畢竟還愛錢謙益，才沒有離開并一直鼓勵錢謙益從事反清復明活動。
這里對錢謙益要多說幾句，錢謙益雖然降清卻沒有受到清廷重用，加之他受柳如是鼓勵，開始暗暗從事反清活動，最終遭猜忌被逐回鄉(xiāng)，郁郁而死。可悲的是錢謙益去世后，因身為貳臣名聲受辱，后竟被列入清廷所編輯的《貳臣傳》，而且是在更低一等的“乙編”。錢謙益降清后任禮部侍郎，其實官位很高。但因他所著《初學集》《有學集》中，有對清朝不敬乃至批判內容，所以遭致清廷統(tǒng)治者的反感，乾隆就曾評價錢謙益是“有才無形之人”，認為錢謙益如果是為明朝死節(jié)，那么寫文章批評清朝，尚有情可原。但既然已經降清，還要把“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掩其失節(jié)之羞，尤為可鄙可恥”，因此錢謙益被乾隆點名編入乙編。錢謙益去世后，錢氏家人見柳如是已無靠山，遂乘機向柳如是逼索財物，柳如是抗爭不過只得投繯自盡。
就是這樣一位有膽有識有才有貌的奇女子，本應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但是由于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特別是什么“紅顏禍水”之類的指責，自明末清初以來直到20世紀末，近四百年間對她卻是褒貶不一。最為常見的指責就是說她無論怎樣有才，終究不過一煙花女子，誠如陳寅恪所說“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世輕薄者所厚誣”。而只有如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才認為她是一位真正的才女，其見識遠遠超過很多男性，更令當時很多所謂的文人高士汗顏。至于其詩詞，更簡直可以當作“詩史”來讀。等到《柳如是別傳》一出，關于柳如是的爭論才暫時告一段落。陳寅恪耗費十年心血撰寫《柳如是別傳》，剔隱發(fā)微，詩史互證，終于為柳氏爭得她應有的歷史地位，也為錢謙益從事反清復明活動做出確鑿論證。所以真要理解柳如是，不僅要看《柳如是別傳》，還要欣賞柳如是的詩文以及她的畫作，并建議結合陳子龍及錢謙益的詩文對照閱讀。事實上這兩位明清之交文壇領袖人物，詩文有時的確比不上柳如是。
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柳如是詩詞中最佳就是這首《金明池·詠寒柳》：
有情寒潮，無情殘照，正是蕭蕭南浦。更吹起，霜條孤影，還記得，舊時飛絮。況晚來，煙浪斜陽，見行客，特地瘦腰如舞?？傄环N凄涼，十分憔悴，尚有燕臺佳句。
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v饒有，繞堤畫舸冷落盡，水云猶故。憶從前，一點東風，幾隔著重簾，眉兒愁苦。待約個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
這首詞大概作于崇禎十二三年間（1639—1640），柳如是時已23歲，按當時風俗，女子過20歲出嫁就算是晚，而柳如是還是歌妓，整日為生計四處奔波，內心愁苦可想而知。此詞抒發(fā)的正是美人遲暮之感，詞中所詠之寒柳，就是她自身寫照。欣賞這首詞，當與前面所引辛棄疾的詞對照閱讀。柳如是寫作此詞時，已與著名詞人陳子龍被迫分手數(shù)年，她在寂寞獨處之時觸景傷情，睹物思人，眼中世界真可謂“風霜刀劍嚴相逼”了。而且柳如是雖然才貌出眾得到很多名士之贊譽，但在一般人眼里不過是風塵女子，不僅為人輕視，而且還常被那些紈绔子弟欺侮，鄞縣的謝三賓就是其中一人。據(jù)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之考證，此人人品卑下，為官之時就以貪贓枉法而臭名昭著。明亡以后他時而降清，時而反正，又時而歸順，反復無常，甚至為求得清廷賞識不惜殺害本鄉(xiāng)抗清人士，僅此一點，其人品就可想而知。這謝三賓雖然不學無術，卻喜歡附庸風雅，有一次還出錢來幫“嘉定四先生”（即明末居住在嘉定的程嘉燧、唐時升、李流芳、婁堅四人，彼時他們的詩文書畫名聲極大）刻印詩集，從此竟然以名士自居。他看柳如是才貌雙全，即欲將柳氏霸為己有。但柳如是如此高潔之女子，怎會看上謝三賓這樣的小人。無奈謝三賓一再無恥地威逼利誘，柳如是一時竟無法擺脫。柳如是知道想徹底擺脫謝三賓的糾纏，最好還是找一個他不敢惹的人作為終身寄托。想來想去，當時的江南文人之中能夠鎮(zhèn)得住謝三賓并能保護自己的，恐怕也只有錢謙益一人。謝三賓是當年錢謙益典試浙江時所取的門生，如果錢謙益喜歡柳如是，日后又成為師母，則謝三賓自然不敢再有邪念。況且以錢謙益之才學、聲望和文人領袖的身份，在江南首屈一指，謝三賓肯定不得不放棄對柳如是的癡心妄想。不過，由此錢柳二人成為謝三賓的眼中釘、肉中刺，倒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此為后話。
還有那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讀來令人膽戰(zhàn)心驚，無數(shù)歷史竟然在此一句中被精確概括。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所謂“釀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實悲劇中主人翁結局之原則”。君不見，楊柳在春日搖曳自得之時，即已埋伏下“無邊落木蕭蕭下”之結局，而柳如是因其坎坷的人生經歷和敏銳的心靈，天才地捕捉到了人世間的無常與命定。柳如是雖是風塵女子，但氣節(jié)凜然，尤明民族大義，其文采風流更是巾幗不讓須眉。對于柳如是與錢謙益以及同時代一些文人的高下差異，后人早有定評，如袁枚就在《題柳如是畫像》等詩中對柳如是有高度評價。自然對柳如是最有“理解之同情”者還是陳寅恪，他發(fā)現(xiàn)每逢改朝換代之際，一貫被歧視的“紅妝”們卻往往表現(xiàn)出遠見卓識和大無畏氣概，其精神之高潔和人格之獨立簡直令無數(shù)文人墨客汗顏，所以他要向陳端生致敬，所以他要贊美柳如是。
《柳如是別傳》全書八十余萬字分為五章。第一章“緣起”介紹寫作此書的原因，第二章考證柳如是最初的姓氏名字、家世以及附帶問題，第三章考證柳如是與陳子龍等交往問題，第四章考證柳如是與錢謙益交往及相關問題，第五章考證他們夫婦如何從事“復明運動”及錢氏家難。對于撰寫此書之起因，陳寅恪坦承其最初的萌動在于抗戰(zhàn)期間，他隨清華南遷到昆明，在一家舊書店中無意得到一顆紅豆，是書店主人當年從江蘇常熟錢謙益故居中紅豆樹上所獲。陳寅恪如獲至寶，遂由此對錢謙益著作產生濃厚興趣，并對其生平及與柳如是關系產生考證想法。這與他一直進行的才女研究即“頌紅妝”研究其實是一致的。除卻張揚陳寅恪自己認定的“頌紅妝”旨意外，還為我們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群體的全景圖以及他們置身其中的江南社會風貌。這對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化以及當代文人的思想文化狀況，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從歷史上看，最早對《柳如是別傳》作出高度評價者應該是其好友吳宓，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到廣州看望好友陳寅恪后，在其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近乎蓋棺論定式的文字：“（寅?。┘毷銎鋵α缡茄芯恐缶V。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jié)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jié)）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流之行事。”今人胡曉明評述說，吳宓此言之重點，是在強調易代之際的中國文人該如何對有關文化與道德之基本命運做出抉擇。所謂的“頌紅妝”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現(xiàn)象或一種敘述策略，其深層關注則應含有文人心態(tài)史的更多更深含義。顯然，相對于單純的“頌紅妝”旨意，展示那個時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風貌并借此揭示數(shù)百年來中國文化變遷之歷程，就更有意義和價值。
江南文化以及社會風氣、風土人情等，其實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歷代文人的關注。發(fā)展至明末清初，其與北方中原文化之差異早已十分巨大。江南文人與歌妓雖然社會地位截然不同，卻因他們各自特殊的社會身份得以成為江南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傳承者，也均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對此特別注意揭示，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錢謙益和陳子龍等，離開了他們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運很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又如“紅妝”之代表柳如是之所以成為一代風流人物，一方面和她多與文人墨客交往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江南地區(qū)特有的社會風氣有關：“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論其故，雖由于諸人天資聰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p>
柳如是自從離開前宰相周道登家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會風尚和特有的水鄉(xiāng)地理環(huán)境賦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間和公共空間，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區(qū)過一種雖然是流浪卻較為自由的生活。從《柳如是別傳》可以看出，相對靈活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實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樓身份，但也與江南民風之寬松以及士大夫對她這類才女的資助有很大關系。她數(shù)年間僅憑一船生存，可以免除尋找住處的擔憂而自由往來各地。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給柳如是很大幫助，杭州的汪然明不僅對其才華十分欣賞，而且從經濟等方面給予大力資助。一個古稀老人此舉不僅沒有受到社會輿論和文人的嘲諷反而得到認可，這就與江南特有的社會風尚以及當時江南文人的精神風貌有直接關系。自南宋杭州開始飛速發(fā)展后，到明末已儼然成為文人與歌妓交往的中心，而柳如是時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連結文人與歌妓的重要中介人物。
文人與“紅妝”，看似身份絕然不同其實多有相似。今人孫康宜認為，晚明時期江南地區(qū)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紅妝”，除卻文人特有之憐花惜玉情結外，更主要是由于他們從這些才女的命運中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更進一步，才女命運的浮沉就是國家民族命運的隱喻。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對錢柳因緣個案的探究實際也是在關注此類問題，他多次稱柳如是為“柳儒士”絕非無意之舉，意在把柳如是看作女“士”、以柳氏命運暗喻文人命運。就錢柳因緣而言，最值得關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他們的結合過程和實現(xiàn)的具體形式，一是錢氏降清并最終導致他們夫妻歸于悲劇性命運，特別是柳如是的自殺結局。所有這些都既可以看作對他們婚姻愛情的考驗，又可以看作與他們交往之江南文人反應的試金石。
崇禎十三年，柳如是和錢謙益初次相識即一見如故，而此時的錢謙益在仕途方面卻是屢遭挫折。此時的錢謙益已是59歲，早已過陳寅恪所說的“中歲”，對“仕宦”這樣的事功之事早該看淡，那么在情感方面尋求補償就可以理解。果然次年錢謙益即娶柳如是為側室，而且是按照“匹嫡”之禮（即按照與娶元配夫人同樣的禮節(jié)）舉辦婚禮。不過此舉顯然違反了當時的社會風習和道德規(guī)范，導致許多文人士大夫表示不滿：“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與如是結縭。學士冠帶皤發(fā)，合巹花燭，儀禮備具。賦催妝詩，前后八首。云間縉紳嘩然攻討，以為褻朝廷之名器，傷士大夫之體統(tǒng)，幾不免老拳，滿船載瓦礫而歸?！庇纱丝梢婂X謙益確實是愛柳如是，為此不惜得罪很多地方士紳。在柳如是一方，對于和錢謙益的結合是有所要求的，就是出身卑賤的她一直想要一個名分，按照陳寅恪的推測就是“當為嫡庶之分”。陳寅恪認為在明末這個問題尋求解決關鍵在于兩方面：一是社會禮節(jié)，這方面只要稍微通融即不成問題；一是國家法律則不容含混，即不能違反（一夫一妻）制度。按照當時社會風氣，士大夫嫖妓納妾本不是問題，但要同時有兩個正妻，則既不能為世人所容，也是違反國家法律之行徑。在此之前士大夫因此受到連累事不是沒有。據(jù)《明史265·倪元璐傳》，倪元璐在崇禎八年升國子監(jiān)祭酒且深得皇帝信任，為此深受同事溫體仁嫉妒，溫體仁在搜羅倪元璐所謂罪行而不得之情況下，遂以倪元璐之正妻尚在，而其妾王氏竟然冒充繼配受封以致敗壞禮法事為由誣告倪元璐。后經其同事證實得知其原配陳氏已因過被出，王氏系繼娶而實非其妾。但無論如何此二人同載登科錄卻是不爭之事實，最終倪元璐被罷免官職，此事才算結束。陳寅恪指出，錢謙益和倪元璐本同為溫體仁之流所深惡者，幸好錢柳結合之時溫體仁已經死去，不然按照錢柳結合時其原配夫人仍在錢家的事實，則錢謙益所受處分很可能會較倪元璐更加一等。此外，當時錢謙益已經被罷官回家，其嫡妻陳氏所受封號當被追奪，也就無法為柳如是請封，由此在國家法度方面已沒有任何通融可能。陳寅恪指出，也就是因為這方面不能滿足，錢謙益才在能夠通融之社會禮節(jié)方面大加鋪張，以彌補安慰柳如是不能被封的遺憾。清兵入關之后，建國之初法律制度不似明代那樣嚴格，甚至有士大夫之正妻已受明代誥封而其妾可以代妻受清代之封事。不過在這一點上足可看出錢柳二人在民族氣節(jié)問題上決不含糊：盡管錢謙益仕清時有機會為柳如是請封，他們卻始終沒有這樣做。
盡管他們的結合遭到社會輿論的反對，錢柳二人卻我行我素，相親相愛，這從錢謙益此時詩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如錢氏的“合歡詩”及“催妝詞”等。作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錢謙益還要求眾門生以及好友和“合歡詩”及“催妝詞”以為慶賀。而從是否唱和以及是否認真唱和方面，也可看出當時一般文人對錢柳姻緣的態(tài)度。對此陳寅恪有精彩的分析：首先看和詩的作者構成，其年齡較大者，一般為近于山林隱居之人或者是地位不甚顯赫者，其余則都為錢謙益的門生或晚輩。由此陳寅恪指出，錢謙益以“匹嫡”之禮迎娶柳如是在當時確實不能為輿論所容，因此門生中一些最有地位者甚至與錢謙益為患難之交者如瞿稼軒等，均沒有和詩，恐怕是有所顧慮之故。其他一些有和詩者，其質量也平平，除卻其作者能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他們有敷衍之嫌。其次，陳寅恪注意到對于錢謙益此時的詩作，作為最重要當事者的柳如是竟然沒有唱和之作。對此陳寅恪的分析是認為這反映了柳如是的矛盾心理，即如果唱和之作表露歡樂之心境，就似乎對不住故交陳子龍；如果說一些悲苦之言，顯然也對不住錢謙益，有無理掃興之嫌，如此自然就什么也不寫為好。
陳寅恪的分析還是很有說服力，還可以補充的是，柳如是可能認為既然錢謙益能夠為她犧牲自己的名望、財產和社會地位等，那么和詩與否已經不重要，或者她認為錢謙益也不會看重。不過，按照陳寅恪的意見，其實錢謙益還是有些失望，那么，聰明如柳如是難道真的沒有看出錢謙益的失望還是有其他原因？陳寅恪最后也沒有得出定論，我們也只能姑且猜測一番。
錢氏降清是其一生最大的污點，對此失節(jié)之舉，陳寅恪并沒有為之辯護，明確指出錢氏當時之表現(xiàn)，遠不如柳如是，是文人軟弱無行之可恥代表也。而出身卑賤之柳如是，反倒在此重大關頭決意投水自殺殉國，誠為“天下興亡，匹婦有責”最有力之注解，可歌可泣。對柳如是而言，夫君成為降臣，使其陷入兩難境地，即如何處理對丈夫的個人忠誠和對故國明朝的政治忠誠。對此柳如是沒有采取過于激烈的態(tài)度，而是采取逐漸在錢謙益內心灌輸復明念頭的方法。筆者以為，柳如是對于中國文人的弱點和所謂的使命感其實非常了解，所以才可以成功地說服錢謙益為“贖罪”而開始復明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錢氏降清后一般文人對他的態(tài)度極為微妙，除卻一般社會輿論的嘲諷輕視咒罵外，許多江南文人均未因此與錢氏絕交，或者在政治上輕視錢氏而在文學方面保持交往。其中最為理解錢氏如黃宗羲者不必論，其余多少窺知錢氏內心委曲者反而更加深了與錢氏的交往，如歸莊、朱鶴齡、瞿式耜等，對此今人趙園在其《明清之際士大夫》中有精彩分析，不贅。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江南民眾可歌可泣之反抗的大背景下，在史可法、陳子龍等人壯烈犧牲之時，錢氏之降清好像沒有受到應有之“千夫所指”的詛咒，是值得思考的現(xiàn)象。趙園認為明亡之后，書寫“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為當時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決不僅僅限于那些遺老遺少。甚至在那些失節(jié)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讀到似乎更為深切而動人的故國之思和亡國之恨。顯然，書寫者的政治態(tài)度和處世觀并不能完全決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共同的審美思維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著幾乎一致的人生體驗并都可以轉化為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也許就是在這一點上，文人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內部的那些失節(jié)分子可以表示出一種有限的寬容乃至理解。就錢謙益?zhèn)€案而言，錢氏在文學方面的卓越才華和成就以及文壇領袖身份，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其他文人對其失節(jié)行為的譴責。自然，還是有人對此表現(xiàn)得清醒和堅定不移，如《柳如是別傳》中提到的有人在錢氏投降后對其服裝的嘲諷，譏其為“兩朝領袖”就是一例。
至于錢柳之死，從江南文人的反應及社會有關輿論，更能看出那時一般文人的心態(tài)以及當時的社會風尚。作為降清之臣，錢謙益晚年從事的復明運動當時很少為他人所了解，所以錢氏之死不會受到當時江南文人的特別關注，更少有悲痛悼念之辭。而對于柳如是之被迫自殺，江南文人及社會輿論卻幾乎都給予同情，這里的是非概念區(qū)分得十分清楚。
自古紅顏多薄命，柳如是未能幸免，幸好有陳寅恪這樣的大師為其作傳，使其坎坷而曲折的一生事跡可以為世人所知，這是柳如是的幸運。當然，《柳如是別傳》的意義和價值絕非這一點，從中國知識分子命運和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意義看，它的價值應該更大更多，影響也會更加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