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魯迅與德語“世界文學”——《域外小說集》材源考
內(nèi)容提要：魯迅在留學期間，不僅借助日語書刊汲取新知，也深受德語讀物影響?！队蛲庑≌f集》就是他吸收轉(zhuǎn)化德語“世界文學”資源的典范之作。就整體構(gòu)思而言，魯迅得到《來自外國語》的啟發(fā)。他借鑒這份世界文學雜志的思想理念、新穎編排、廣博視野與精心設計，又針對晚清語境作出調(diào)整。就具體篇目而言，魯迅極為倚重“雷克拉姆萬有文庫”等德語世界文學叢書。他不僅揀取三篇小說譯成中文，更從中選定《域外小說集》近半數(shù)篇目，展現(xiàn)出獨特的文學趣味，超越了明治與晚清文壇的視界。由此可見，《域外小說集》主要出自魯迅的構(gòu)想，可謂中國文學史上建構(gòu)“世界文學”的首度嘗試。
魯迅文學事業(yè)與域外資源的密切聯(lián)系，向來為學界所重視。由于其早年留學日本的經(jīng)歷至關(guān)重要，諸多學者致力于厘析魯迅如何吸收明治文學文化資源，成果豐碩。經(jīng)由伊藤虎丸、北岡正子等研究者的點撥，我們方才意識到，無論是《摩羅詩力說》等早期論文，抑或《狂人日記》等小說創(chuàng)作，都是在與明治日本文化新潮的對話中鑄造而成［1］。然而魯迅求學期間，其實不僅仰賴日文著述，也因緣際會學習德語，購買閱讀大量德語文學書刊［2］。這一迥異于同儕的經(jīng)歷，又如何塑造魯迅獨特的視野？學界的相關(guān)探討尚不充分，值得深入考察。
事實上，1909年刊行的《域外小說集》就是青年魯迅汲取德語“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資源的絕佳例子［3］。眾所周知，歌德于19世紀20年代提倡“世界文學”，影響極為深遠。自那以后，德語地區(qū)的相關(guān)論述蔚為大觀，世界文學雜志與叢書層出不窮［4］。在我看來，青年魯迅正是由于大量閱讀此類出版品，才萌生《域外小說集》的構(gòu)想，選擇篇目，編纂成書。那么，《域外小說集》究竟吸收了哪些德語“世界文學”資源？又如何加以轉(zhuǎn)化？本文循此思路，考察《域外小說集》整體構(gòu)思以及具體篇目的材源。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證明，《域外小說集》主要出自魯迅的設計［5］，實為中國文學史上建構(gòu)“世界文學”的首度嘗試。
一、從德語世界文學雜志到《域外小說集》
長期以來，德語世界文學雜志對于《域外小說集》的深刻影響全然不為人知，這大概是因為此類出版物已從魯迅藏書中佚失。我們?nèi)襞朗嶂苁闲值艿奈淖?，則可以找到蛛絲馬跡。魯迅本人對此類雜志曾經(jīng)偶一提及：“大約二十年前罷，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志……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謂文學雜志，紹介著《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terarische Echo）?！保?］周作人后來提供了新線索：“德文雜志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于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nèi)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藹覃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于此的?！保?］他晚年時又指出《域外小說集》的封面圖畫也是“從舊德文的文藝雜志上借用來的圖案”［8］。由此可見，魯迅棄醫(yī)從文、重返東京之后，曾購得相當數(shù)量的德文雜志，其中至少包含《文學的反響》（1898—1942）與《來自外國語》（Aus fremden Zungen, 1891—1910）兩種，影響到《小約翰》的翻譯與《域外小說集》的編纂。
我們?nèi)绻砩鲜鲭s志仔細研讀，就會發(fā)現(xiàn)《來自外國語》在《域外小說集》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兩者無論是性質(zhì)、題名、編排方式，還是理念、視野、裝幀設計，都具有高度的對應關(guān)系。周作人曾經(jīng)回憶，魯迅策劃的《新生》雜志包含刊登翻譯小說的乙編，雖然功敗垂成，但是“所想要翻譯介紹的小說，第一批差不多都在《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兩冊上發(fā)表了”［9］。據(jù)此推斷，《來自外國語》應該直接啟發(fā)了《新生》雜志乙編，隨后成為《域外小說集》的藍本。
為便于后文對照，此處需要先對《來自外國語》加以介紹［10］。就辦刊理念而言，這份雜志承續(xù)了歌德的理想。19世紀20年代，西歐各國文學交流頻密，文學翻譯頗為興盛，歌德有感而發(fā)，站在世界主義立場上熱情召喚：“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在眼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雖然歌德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但是“世界文學”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在德語地區(qū)以及后來的德國（1871年統(tǒng)一）引發(fā)持續(xù)的反響［11］，《來自外國語》等世界文學雜志也應運而生。在發(fā)刊詞中，職業(yè)文學編輯、詞典編纂家約瑟夫·屈爾施訥（Joseph Kürschner，1853—1902）開篇即引用歌德的前述名言（在此刊早期的封面插圖上，也嵌入這段文字），強調(diào)《來自外國語》致力于推廣“世界文學”：“我們的宗旨是：將關(guān)于外國優(yōu)秀而獨特現(xiàn)象的知識傳遞給有識之士，使我們的雜志成為世界文學的鏡像與畫廊?！薄按┰降聡鴩?，讓德國人的耳朵理解外國語的敘述。”［12］雖然刊物更換了幾任主編，但是就內(nèi)容來看，這一定位貫徹始終。
由于19世紀末德國民族主義高漲，“世界文學”的倡導者不能不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重新調(diào)適自身的定位［13］。面對這一局勢，屈爾施訥努力調(diào)和兩者：“但是德國精神最為優(yōu)美的特質(zhì)之一，就在于永遠能夠以高尚的方式將域外諸國的文學創(chuàng)造納為己有。即使是那些認為這一傾向有些過度的人，也不會否認這使得我們的文學在民族性之外，同時具備普世性格。這一點無國能及?！保?4］依據(jù)這一思路，吸收轉(zhuǎn)化外國資源成為塑造德國民族文學的重要途徑，對于“世界文學”的譯介、欣賞成為德國精神的核心。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辯證在這里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對于編者而言，《來自外國語》不僅關(guān)乎文化理想，也是一門生意。期刊早期的出版商是斯圖加特的德意志出版公司（Deutsche Verlags-Anstalt），規(guī)模在當時的德國數(shù)一數(shù)二，旗下?lián)碛小秷D畫世界》（Illustrierte Welt, 1853—1902）、《在陸地與海洋上》（über Land und Meer, 1858—1923）等極其風行的家庭雜志（Familienbl?tter）。此時“世界文學”已經(jīng)成為德國中產(chǎn)階級基本教養(yǎng)的需求，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屈爾施訥于是試圖提高新刊物的文化品位，定位于“眼界更為開闊與世界觀更為成熟的讀者”［15］，以便擺脫通俗家庭雜志的標簽。他的期待沒有落空，《來自外國語》銷路穩(wěn)定，之后兩次轉(zhuǎn)換出版商，延續(xù)將近十年。
在諸多文學雜志中，《來自外國語》究竟有何特別之處吸引讀者？據(jù)我有限的觀察，《文學的反響》或許更能代表當時世界文學雜志的常見形態(tài)，主要刊登名家撰寫的理論文章與各國文學批評，勃蘭兌斯的名篇《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1899）就發(fā)表于此?！秮碜酝鈬Z》則獨辟蹊徑，專注于當代外國小說的翻譯。刊物每年出版兩卷共24期，每期先連載長篇小說，隨后刊登中短篇，見縫插針補入抒情詩與民謠，最后以作家介紹與評論收束。惟有1904與1905年采用了特別的編輯方式，每期分為三個欄目：“外國長篇小說”（Romane des Auslandes）、“外國中短篇小說、敘事、筆記”（Novellen, Erz?hlungen, Skizzen des Auslandes） 或“外國中短篇小說、敘事、筆記、抒情詩”（Novellen, Erz?hlungen, Skizzen, Lyrik des Auslandes）、“圖畫評論”（Illustrierte Rundschau）。由于按照欄目連續(xù)計算頁碼，讀者購得全年雜志后可以拆出重新裝訂，構(gòu)成長篇兩卷、中短篇兩卷以及評論一卷（全年合訂本即如此編排）。自1904年開始，期刊還更新了裝幀設計，加入大量“新藝術(shù)”（Jugendstil）風格的插畫，頗為賞心悅目。
與此同時，《來自外國語》展現(xiàn)了極為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編者竭盡所能地翻譯各個語種的文學，在第一年已經(jīng)涵蓋法語、英語（英國、美國）、俄語、冰島語、意大利語、瑞典語、匈牙利語、波蘭語、克羅地亞語、加泰羅尼亞語、丹麥語、塞爾維亞語，第二年增加了挪威語、烏克蘭語、荷蘭語、佛萊芒語和捷克語文學作品，第三年添入芬蘭語、亞美尼亞語、羅馬尼亞語、西班牙語。此后在維持此規(guī)模的基礎上又納入日語、土耳其語、希伯來語、漢語等新語種（很可能是轉(zhuǎn)譯）。合訂本每卷總目錄還會按照語種重新編排作品，以清晰地呈現(xiàn)其“世界文學”版圖。其中法語文學一直是翻譯的重點，期刊源源不絕地刊登自然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小說，俄語與斯堪的納維亞文學則后來居上。
以前述介紹為參照，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一部純粹的翻譯小說選本的《域外小說集》，在性質(zhì)上和《來自外國語》——尤其是“外國中短篇小說、敘事、筆記”欄目 / 專卷高度一致?？磥眙斞敢欢ㄙ彽昧?904、1905年的部分或全部雜志，深受啟發(fā)，以至于“域外小說集”這一題目，幾乎直接譯自欄目 / 專卷名稱。不過在德語里，“中短篇小說”（Novelle）、“敘事”（Erz?hlung）、“筆記”（Skizze）的意涵有所區(qū)別：“中短篇小說”圍繞一個核心事件展開，“敘事”包含多個事件，“筆記”篇幅更短，注重簡潔［16］。可能由于缺乏精確的中文對譯，魯迅在書名中采用“小說”一詞，在略例中統(tǒng)稱為“小品”。但魯迅對中短篇作品的文類多樣性有著清晰的認識，選篇時涵蓋了上述不同類型［17］。
考察《域外小說集》的具體編排方式，也可以確認《來自外國語》的影響。如前所述，《來自外國語》每卷總目錄依照語種將作品分門別類。與之相應，魯迅宣稱《域外小說集》按照“邦國時期”編排作品［18］。由于出版的兩冊“以近世小品為多”，“后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19］，書中分類僅以“邦國”為據(jù)。魯迅還受到1904、1905兩年期刊編輯方式的啟發(fā)，在排版時特別做到“前后篇首尾，各不相銜”，假以時日，《域外小說集》的讀者也一樣可以將每冊中同類作品抽出，重新裝訂，“他日能視其邦國古今之別，類聚成書”［20］。嚴格說來，書中涉及的波蘭、波斯尼亞等并非獨立的國家，“邦國”對應的其實是《來自外國語》中的“語種”，魯迅是在民族主義的思路下調(diào)換了概念。
那么《域外小說集》究竟收入了哪些“邦國”的作品？與《來自外國語》的“世界文學”視野是否相同？在《略例》中，魯迅如是論述：
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21］
此處包含兩重“世界文學”視野：就長期規(guī)劃而言，魯迅期待《域外小說集》覆蓋“名副其實的域外”，囊括北歐、南歐、泰東諸邦，最終企及《來自外國語》的廣闊視野；就短期目標而言，《域外小說集》首先著重“偏至的域外”，這是由于“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所以優(yōu)先擇取北歐“邦國”的佳篇。
在我看來，此處的“北歐”“南歐”，并不等同于今日的地理概念。否則已刊兩冊中只有一篇芬蘭小說算得上是北歐文學，怎能稱作“偏至”？魯迅其實襲用了19世紀以來歐洲文人學者關(guān)于南北文學的區(qū)分。法國文學批評家斯塔爾夫人的論述即是個中典范：南方文學以希臘、羅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文學為代表，崇尚古典，情調(diào)歡快；北方文學即浪漫主義文學，以英、德和斯堪的納維亞文學為典范，感情強烈，富于哲理，想象力豐富，代表了文學發(fā)展的方向［22］。周氏兄弟應該沒有讀過斯塔爾夫人的著作，但是這組概念在他們熟悉的泰納等批評家的書中常常浮現(xiàn)［23］，所以自然而然滲入魯迅筆端。
上述兩重“世界文學”視野也清晰體現(xiàn)在《域外小說集》的選篇范圍上。需要強調(diào)的是，全書不僅包括已刊篇目（16篇），第一、二冊書后還羅列了待譯篇目（18篇）與待譯作家，也需要納入考察范圍。待譯部分雖然最終大多未能完成，但是展現(xiàn)了魯迅的長遠規(guī)劃：其中待譯篇目源自七個“邦國”——俄（7篇）、芬蘭（3篇）、匈牙利、挪威、丹麥（各2篇）、英、波蘭（各1篇），大概皆可劃入“北歐”范疇；待譯作家來自三個具體的國家——法國、美國、新希臘，還涉及范圍較含糊的“南歐”，體現(xiàn)出魯迅對“名副其實的域外”的向往。已刊篇目體現(xiàn)的視野更為“偏至”，涵蓋俄（7篇）、波蘭（3篇）、波斯尼亞（2篇）、英、美、法、芬蘭（各1篇）等國。但是既然涉及六個“邦國”，德語世界文學雜志的基本范型依然呼之欲出。
如此看來，周氏兄弟后來關(guān)于《域外小說集》的著名論述，其實重構(gòu)了“偏至”的內(nèi)涵。魯迅如是概括：“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保?4］周作人進一步引申：“當初《域外小說集》只出了兩冊，所以所收各國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個趨向的，這便是后來的所謂東歐的弱小民族……這里俄國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著迫壓，所以也就歸在一起了?！保?5］不少學者都注意到，所謂“叫喊與反抗”與“弱小民族文學”，其實摻入了兩人后來對文學與政治關(guān)系的理解，甚至“北歐”也被替換為“東歐”［26］。
我們?nèi)粢嬲斫狻队蛲庑≌f集》的“偏至”視野，需回溯青年魯迅關(guān)于文學的原初信念——這里以《摩羅詩力說》為依據(jù)——文學既獨立于政治，又包孕于政治之中。一方面，文學的核心在于傳達心聲、彰顯神思；另一方面，文學也是邦國精神之所寄，關(guān)乎民族精神的存亡［27］?！赌α_詩力說》書寫的浪漫主義熱潮恰恰代表了合乎魯迅理想的文學形態(tài)，既抒發(fā)心聲，又激發(fā)國民精神；文章描摹英、德、俄、波蘭、匈牙利浪漫派詩人，突顯北歐 / 北方文學的流衍，呼應了《域外小說集》的“偏至”視野。在魯迅看來，只要揀選“結(jié)構(gòu)縝密，情思幽眇”之作［28］，就能夠?qū)⒂蛲庑侣晜魅胫袊?；《域外小說集》的讀者“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29］，就能體會各國的民族精神。
正是在上述思路下，青年魯迅重構(gòu)了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辯證關(guān)系，包含三層內(nèi)涵。首先，正如《摩羅詩力說》所說，“國民精神之發(fā)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30］。換言之，文學視野越廣闊，國民精神越高蹈，魯迅因此對“名副其實的域外”孜孜以求。其次，以北方文學為代表的“近世文潮”，既代表文學發(fā)展的趨勢，又傳遞民族主義精神，因此魯迅選篇時著重“北歐”。再次，在“北歐”諸國中，俄國與波蘭處境與中國最相似，最易引發(fā)共鳴——俄國“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波蘭邦國淪亡，但因文學不絕，國民“精神未忘”［31］，《域外小說集》于是尤為青睞兩國作品。
青年魯迅不僅用文字記錄這番思索，還將其別具匠心地注入《域外小說集》的封面設計。他的靈感很可能來自《來自外國語》1904、1905年各卷合訂本，尤其是“外國中短篇小說、敘事、筆記”專卷（1904年第3卷）上文下圖的封面設計：正上方為期刊名，中央為專卷名，正下方為古希臘題材的德國圖案畫，描繪一位桂冠詩人抄寫作品?！队蛲庑≌f集》的封面設計顛倒圖文位置：正上方為長方形的圖案畫，描摹一位希臘少女——也可能是文藝女神繆斯——晨曦時分在海邊層林中彈奏豎琴，白鴿隨霞光飛舞，下方為陳師曾以小篆體題寫的書名，異域風格與本土色彩并置［32］。有趣的是，這幅圖案畫其實也源出《來自外國語》1905年第4卷插圖，自1905年開始反復出現(xiàn)，只是畫家未署名，我們尚不能一探究竟。
在《來自外國語》的諸多“新藝術(shù)”風格插圖中，魯迅為何對此“希臘少女撫琴圖”情有獨鐘？周作人曾提到魯迅為《新生》第一期選取了英國畫家瓦支的油畫《希望》作為插畫，“畫作一個詩人，包著眼睛，抱了豎琴，跪在地球上面”［33］，與此圖題旨相似。可見對魯迅而言，詩人、少女 / 文藝女神、豎琴等意象包含了“文學作為新聲 / 心聲與希望”的內(nèi)涵，象征了“異域文術(shù)新宗”［34］，也寓意歌德、屈爾施訥倡導的“世界文學”。我們?nèi)绻子谩段幕琳摗匪f的“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來觀照《域外小說集》的封面設計［35］，那么德國圖案畫與小篆體書名恰恰對應著“取今”與“復古”，兩者的結(jié)合寄托了青年魯迅對融合“世界文學”與“國民精神”的新文學的期待。
二、從德語世界文學叢書到《域外小說集》
關(guān)于魯迅與德語世界文學叢書的因緣，周氏兄弟皆屢屢提及，研究者對此也用力頗多［36］。諸多叢書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雷克拉姆萬有文庫”（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以下簡稱萬有文庫），也即是魯迅筆下的“萊克朗氏萬有文庫”，或周作人所說的“瑞克闌姆小文庫”。這套文庫由德國萊比錫的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發(fā)行，始創(chuàng)于1867年，一直延續(xù)至今。選材最初以歌德、萊辛、席勒、讓·保羅等人的德語文學名著為主，兼及莎士比亞劇作，隨后擴展到古希臘、古羅馬經(jīng)典。與德意志出版公司一樣，雷克拉姆出版社也敏銳捕捉到中產(chǎn)階級讀者對于“世界文學”的濃厚興趣，漸漸為文庫賦予世界文學叢書的性格。1871年德國統(tǒng)一之后，文庫開始大規(guī)模納入當代外國文學翻譯，尤其注重俄國與斯堪的納維亞文學，成為推介屠格涅夫、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作家的重要平臺。在有所側(cè)重的同時，文庫也展現(xiàn)了與《來自外國語》一樣廣闊的文學視野，選材涵蓋歐洲諸多小語種，甚至涉及亞洲國家的作品［37］。萬有文庫物美價廉，運營極為成功，在19世紀末引發(fā)仿效的浪潮，奧托·亨德爾出版社（Verlag von Otto Hendel）的“國內(nèi)外整體文學文庫”（Bibliothek der Gesamt-Literature des In-und Auslandes，以下簡稱整體文庫）就是后起之秀。由于明治日本熱衷于吸收德國文化，上述德語世界文學叢書也經(jīng)由丸善書店等代理商廣為流傳，青年魯迅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接觸到此類資源。
或許由于購得的《來自外國語》數(shù)量有限，魯迅閱讀“世界文學”作品時，主要依賴德語世界文學叢書。這一點有周作人的生動回憶為證：
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fā)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志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guān)于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瑙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闌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托相模書店向丸善訂購……［38］
與現(xiàn)存資料對勘，我們會發(fā)現(xiàn)周作人所言不虛。魯迅無疑最關(guān)注俄國文學，周作人提及的剪報本保存至今，內(nèi)中包含從《新小說》《趣味》《早稻田文學》《新古文林》《文藝俱樂部》等五種日語文學雜志上“拆出保存”的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及屠格涅夫小說譯作十篇［39］。平心而論，明治末年日本文壇對俄國文學頗為熱衷，僅上述五種雜志就譯出超過50篇短篇小說［40］，但是相對于德國的翻譯盛況，依然相形見絀。而且周氏兄弟認為這些譯作風格日本化，誠實性差，“只能用作參考的資料，不好當作譯述的依據(jù)了”［41］，所以努力搜求德、英文譯本。依據(jù)藏書目錄，魯迅留學時購買的俄國文學德譯單行本超過一百種，絕大多數(shù)為萬有文庫版。除此之外，藏書不僅涵蓋大量周作人提到的其他“古怪”國度文學（除卻波斯尼亞），還納入英國、美國、比利時、葡萄牙、克羅地亞、冰島、波斯、土耳其、印度等國家的作品，展現(xiàn)了極為廣闊的文學視野。
就此而言，德語世界文學叢書理應為魯迅編纂《域外小說集》提供極為豐富的材源：一方面，叢書規(guī)模宏大，魯迅可以揀選到足夠數(shù)量的小說，用來填充依據(jù)《來自外國語》確定的框架；另一方面，叢書涵蓋各國文學，能夠兼顧“名副其實”與“偏至”的兩重“世界文學”視野。但是問題在于，學界公認書中僅有《謾》《默》《四日》三篇由魯迅從德語譯出，其余13篇均由周作人據(jù)英文翻譯，那么德語世界文學叢書對《域外小說集》的影響豈非極為有限？在我看來，之所以存在上述矛盾，主要在于以往的研究過于關(guān)注魯迅翻譯了哪些篇目。我們?nèi)绻D(zhuǎn)換視角，分析魯迅挑選了哪些篇目，就能夠重新衡量德語譯本扮演的角色。因此，下文的討論同樣兼顧已刊篇目（16篇）與待譯篇目（18篇），剔除重復的3篇［42］，合計31篇。
這里首先分析已刊篇目，可以區(qū)分為三類。第一類即《謾》《默》《四日》，由魯迅依據(jù)德文版選篇并翻譯。前兩篇的作者安特來夫（今譯安德列耶夫）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風靡世界，德語譯者尤其青睞這位俄國作家，譯本數(shù)目冠絕各國［43］。青年魯迅鐘情于他的作品，藏書達到八種。其中三種與《域外小說集》直接相關(guān)，即德意志出版公司《敘事集》（Erz?hlungen, 1902）、萬有文庫版《小說集》（Novellen, 1903），以及整體文庫版《深淵及其他小說》（Der Abgrund und andere Novellen, 1905）［44］。這三種選集重合頗多，都收錄了《謊言》（Die Lüge）與《沉默》（Das Schweigen）。前一篇講述精神失常的主人公“我”因痛恨謊言，殺死女友，陷入絕望，后一篇描摹年老神父喪女之后的悲傷與痛苦。魯迅可能經(jīng)過反復比對，最終依據(jù)整體文庫版譯成中文［45］。返觀日本，日俄戰(zhàn)爭后文壇亦開始關(guān)注安德列耶夫，但是譯作數(shù)量遠遠不能望德國之項背。由于德語世界文學叢書開啟了直面“異域文術(shù)新宗”的窗口，魯迅的譯文得以與日譯本幾乎同時問世［46］。
創(chuàng)作《四日》的俄國小說家迦爾洵也深深吸引著魯迅，藏書中包含兩部德譯中短篇小說集，即島嶼出版社（Insel Verlag）《阿塔利亞·普林塞卜斯及其他小說》（Attalea princeps und andere Novellen, 1903）與萬有文庫版《紅花及其他小說》（Die rote Blume und andere Novellen, 1906）［47］。兩書都收錄了《戰(zhàn)場上的四天 / 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e/Vier Tage）與《一件意外事》（Ein Ereignis/Eine Begebenheit）。魯迅再次選擇重譯較多的作品，據(jù)萬有文庫版譯出前一篇，展現(xiàn)受傷士兵“我”在戰(zhàn)場上的身體創(chuàng)傷與精神危機。
第二類由魯迅從德文本中選篇，再由周作人依據(jù)英文本翻譯，包括《邂逅》《先驅(qū)》《塞外》三篇。魯迅挑選《邂逅》——即《一件意外事》的可能性極高，這篇小說從三個敘述角度呈現(xiàn)青年公務員因愛上妓女而吞槍自殺的悲劇。魯迅鐘愛迦爾洵，又讀過前述兩種德語譯本，印象應該非常深刻。由于周作人隨后購得英文版《迦爾洵小說集》（Stories from Garshin, 1908），包含《紅花》（Red Flower）《一件意外事》（An Occurrence）等四篇作品，兄弟二人遂分工合作：魯迅翻譯沒有英文版的《四日》，周作人據(jù)英文譯成《邂逅》。至于待譯篇目中的《絳華》，即《紅花》（Die rote Blume），應該也是從萬有文庫版中一并揀選，可惜未及翻譯。魯迅將此篇銘記在心，多年后還概述情節(jié)，“敘一半狂人物，以紅花為世界上一切惡的象征，在醫(yī)院中拚命擷取而死”［48］。
《先驅(qū)》的情形與《邂逅》類似。哀禾（今譯阿霍）也是魯迅非常關(guān)注的作家，藏書中現(xiàn)存的三部芬蘭文學德譯本皆是他的小說，包括兩種短篇小說集，即萬有文庫版《小說集》（Novellen, 1897）與整體文庫版《單身漢的愛及其他小說》（Junggesellenliebe und andere Novellen, 1906）［49］。兩書都收錄的《拓殖》（Die Ansiedlung），與《先驅(qū)》內(nèi)容相同。許多年后，魯迅又在《奔流》雜志中推介這位“幽婉凄艷”的作家，并追述《先驅(qū)》的情節(jié)，“寫一對小夫婦，懷著希望去開辟荒林，而不能戰(zhàn)勝天然之力，終于滅亡”［50］?？梢娝麑ΠШ躺顬樾蕾p。
《塞外》的作者契訶夫同樣為魯迅所喜，他在留學期間收集了五種德譯本。從題目即可以看出，其中的萬有文庫版《女人的王國、在流放地、蚱蜢：三篇小說》（Weiberregiment. In der Verbannung. Irrwisch. Drei Novellen, 1905）包含《塞外》（即《在流放地》）的德譯［51］。小說借渡船工與年輕韃靼人的對話，描述西伯利亞流放地的苦寒生活。根據(jù)周作人的回憶，青年魯迅曾有意翻譯《決斗》——即德語藏書中的整體文庫版（Ein Zweikampf. Novelle. 1904）［52］，足見他熟讀手中的契訶夫作品，很有可能一并選定《塞外》。
余下的十篇作品屬于第三類，應該是周作人依據(jù)英文本揀選，再譯成中文。其中波蘭作家顯克微支其實深得魯迅喜愛［53］，但是德語藏書中僅有長篇歷史小說《你往何處去》等兩部作品，并無短篇《樂人揚珂》《天使》《鐙臺守》的底本。至于契訶夫《戚施》（今譯《在莊園里》）、摩波商《月夜》、亞倫坡《默》三篇，在魯迅收藏的契訶夫小說集（四種）、莫泊桑選集與愛倫·坡選集（各一種）中同樣難覓影蹤。魯迅所藏的王爾德《敘事與童話集》（Die Erz?hlungen und M?rchen, 1910）倒是包括《快樂王子》（Der glückliche Prinz）［54］，可是出版年份晚于《域外小說集》，沒法成為《安樂王子》的底本。此外，穆拉淑微支、斯諦普虐克等人作品不見于魯迅藏書，選擇前者的《不辰》《摩訶末翁》與后者的《一文錢》顯示了周作人的閱讀趣味。
接下來探討待譯篇目，包括魯迅選篇與周作人選篇兩類。除卻前文論述過的迦爾洵《絳華》，還有八篇可以確證源自德語譯本，分別出自四位作家之手。首先是畢倫存（今譯比昂松）《父》《人生閟事》。比昂松是與易卜生齊名的挪威劇作家，其作品在19世紀末被大量譯成德文，隨后也在日本引發(fā)反響［55］。魯迅藏書中現(xiàn)存三種比昂松著作，一種為劇本，另兩種為萬有文庫版《小敘事集》（Kleine Erz?hlungen, 1884）與邁耶大眾叢書版（Meyers Volksbücher）《農(nóng)人小說集》 （Bauern-Novellen, 1886）［56］，兩書都包含的《父親》（Der Vater）與前者包含的《人生之謎》（Ein Lebensr?tsel），應該就是《父》與《人生閟事》的底本。魯迅對前一篇難以忘懷，多年后還在文章中提及：“只記得有一篇名叫《父親》的，至少翻過了五回?！保?7］就情節(jié)而言，兩篇作品似乎與《默》《謾》存在對應關(guān)系，《父親》借鄉(xiāng)紳父親與牧師的三段對話，展現(xiàn)父愛與喪子之痛，《人生之謎》則結(jié)合對話與心理描寫，講述年輕的丈夫因追問妻子的難言之隱，導致她跳崖自殺，最后在悔恨中帶著另一個謎團死去。
其次是安兌然（今譯安徒生）《寥天聲繪》《和美洛斯垅上之華》。藤井省三依據(jù)魯迅書信等資料，指出兩篇的原著為《沒有畫的畫冊》與《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并推測翻譯安徒生乃是出自魯迅的選擇［58］。對照周作人的回憶與魯迅藏書，可以確證這一點。周作人曾提到自己青年時代對安徒生頗為隔膜：“整三十年前我初買到他的小說《即興詩人》，隨后又得到一兩本童話，可是并不能了解他，一直到了一九〇九年……這才眼孔開了，能夠懂得并喜歡他的童話?！保?9］他又指出“一兩本童話”為“勃拉克斯塔特本”與“培因本”，據(jù)我查考，即勃拉克斯塔特（H. L. Br?kstad）選譯《童話與故事集》（Fairy Tales and Stories, 1900）及倍因（R. Nisbet Bain）選譯《小美人魚及其他故事》（The Little Mermaid and Other Stories, 1893）。兩書皆未收待譯的兩篇，周作人自然無從了解內(nèi)容。魯迅則購得七種萬有文庫版安徒生作品，他應該至少熟讀過《沒有畫的畫冊》（Bilderbuch ohne Bilder, 1872），以及收入《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Eine Rose von Homers Grab） 的《安徒生童話全集》（Andersens s?mtliche M?rchen, 1875）［60］，才能夠?qū)υ铝恋脑V說與玫瑰的遭遇念念不忘。
再次為俄國作家凱羅連珂（今譯柯羅連科）的《?！泛汀读只[》。新近的研究指出，魯迅對于柯羅連科的了解頗受明治文壇的影響，當時不少作者撰文介紹其人其文，《摩羅詩力說》結(jié)尾摘錄的《末光》情節(jié)即譯自日文文章［61］。但柯羅連珂小說日譯本還只是零星出現(xiàn)，魯迅大量閱讀其作品，只能借助德語世界文學叢書。藏書中現(xiàn)存五部德語譯本，三種為中短篇小說集：萬有文庫版《大海、在壞伙伴中：兩篇敘事》（Das Meer. In schlechter Gesellschaft. Zwei Erz?hlungen, 1893）、 萬有文庫版《西伯利亞小說集》（Sibirische Novellen, 1891），以及島嶼出版社（Insel Verlag）《林嘯》（Der Wald rauscht, 1903）［62］。第一種包含《大?！?，后兩種均納入《林嘯》。前者為《瞬間》的初稿，以“蒙太奇”手法拼接場景與心理，描寫被囚禁的起義者趁暴風雨夜伺機投向大海，尋求自由；后者以詩意的筆法展開故事，書寫“我”在暴風雨夜聆聽老人追憶守林人與哥薩克對農(nóng)奴主的復仇。
最后是芬蘭作家丕復林多《荒地》《術(shù)人》。周作人屢次指出兄長對其所作小說集“愛讀不釋”［63］，雖然他也對這位作家萌生興趣，“可是英譯本至今未見”［64］。魯迅則提到“有德譯本在《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中”［65］，可見他屢屢翻閱的是萬有文庫版兩卷本《芬蘭小說集》（Finnische Novellen, 1890, 1892），只是已從藏書中佚失。就題目來判斷，第二卷中的《在荒野上》（In der Ein?de）與第一卷中的《巫師》（Der Zauberer）應該就是魯迅選定的篇目。兩篇手法與《先驅(qū)》頗類似，都以個人遭遇諷寓芬蘭文明進程：前一篇描摹旅人“我”觀察到的芬蘭拓荒者家庭的艱難生存狀態(tài)，后一篇記述一群鄉(xiāng)間少年夜間戲弄巫師，令其幻術(shù)喪失信眾。
其余六篇待譯作品與德語藏書并無瓜葛，很可能源出周作人所藏的英文本。其中淮爾特《黃鸝》與《杜鵑》應為同一篇，即王爾德《夜鶯與玫瑰》，魯迅編選《域外小說集》時尚未購得德譯本。有“匈牙利司各特”之稱的育珂（今譯約卡伊·莫爾）深受周作人喜愛，既然他先后翻譯了育珂《匈奴騎士錄》《黃薔薇》等小說，順帶挑選《怨家》《伽蕭太守》兩個短篇應該順理成章。周氏兄弟都喜愛屠格涅夫，魯迅藏書包含早年購買的德譯本15種，周作人則購買了一套15冊英文選集。由于待譯的都介納夫（屠格涅夫）《畢旬大野》（今譯《白凈草原》）《莓泉》《猶太人》三篇——前兩篇出自《獵人筆記》——均不見于魯迅藏書［66］，那么除卻剪報本“小說譯叢”中的《白凈草原》日譯本可以參考，就只能依靠周作人從英譯選篇了。
根據(jù)前文的分析，魯迅至少為《域外小說集》選定了15篇作品，接近半數(shù)，可惜大多未能完成。然而通過閱讀這些德譯本，我們可以了解青年魯迅的選材標準與文學趣味。上述“小品”涵蓋“中短篇小說”“敘事”“童話”等不同類型，但都稱得上“結(jié)構(gòu)縝密，情思幽眇”。就敘述模式而言，從第一人稱、第三人稱到對話體，從主人公視角到見證人視角，從親歷事件到回憶往事，從單一聲部到嵌套、拼接多個聲部，可謂異彩紛呈。就主題而言，魯迅關(guān)切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態(tài)，所選篇目幾乎都敘述人生之悲苦，世事之無常，以及命運之不可理喻，他尤其關(guān)注主觀內(nèi)面世界的刻畫，以及極端情境下的心理狀態(tài)。不同于自然主義、現(xiàn)實主義之作，魯迅的選篇大多富有詩意氛圍、抒情色彩，又往往采用象征（如謊言、沉默、紅花、人生之謎、暴風雨等）、諷寓手法。由此看來，前輩學者的判斷歷久彌新，魯迅對純粹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缺乏興趣，對富有象征主義、浪漫主義元素的作品情有獨鐘［67］。除此之外，魯迅選篇時應該還有另一層重要考量，即注重名著。對于自學文學的青年魯迅而言，從浩如煙海的作品中遴選佳構(gòu)并非易事，他錙銖積累內(nèi)容類似的多種德譯本大概不僅用以滿足收集癖，更是為了尋求直接的參照。——以常理揆之，屢經(jīng)翻譯的作品與書名包含的篇目，不正是“異域文術(shù)新宗”的最佳典范？
三、走向“世界文學”
棄醫(yī)從文后，青年魯迅一直設法“別求新聲于異邦”，尋找直面“近世文潮”的途徑。德語“世界文學”資源恰好為他打開了窗口，他得以承襲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仿效德語世界文學雜志的體式，擇取德語世界文學叢書中的名篇，與周作人一起制作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學選本——《域外小說集》。然而魯迅絕非亦步亦趨地模仿，他調(diào)整了“世界文學”的視野，重構(gòu)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辯證，依據(jù)自身文學旨趣選定篇目，試圖以翻譯為先導，激發(fā)中國的民族文學。
由于青年魯迅既無歌德的文化地位，又無大型出版社的商業(yè)資本支持，《域外小說集》半途而廢，隱沒不彰。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興起，《域外小說集》重新出土，德語“世界文學”資源也在他的創(chuàng)作、翻譯以及編輯事業(yè)中復活，恰如他筆下的死火，再度發(fā)出了微光。在影響深遠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將“走向世界文學”視作“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關(guān)鍵特征［68］。順著這一思路，我們不妨宣稱，青年魯迅與德語“世界文學”相遇，構(gòu)建世界文學選本，已經(jīng)開啟了“現(xiàn)代”的大門。
毫無疑問，明治日本文化對于魯迅的塑造，無論如何強調(diào)都不為過。然而《域外小說集》的例子足以證明，在討論魯迅文學乃至現(xiàn)代文學生成史時，我們需要同樣關(guān)注德語資源的影響。在魯迅的文學生涯中，他究竟如何擇取、融合不同的域外文學資源？又如何不斷重構(gòu)“世界文學”觀念，建構(gòu)民族文學？這些問題值得學界持續(xù)探求。畢竟，如果我們接受竹內(nèi)好的觀點，認為魯迅超越了日本“什么也不是”的“轉(zhuǎn)向式的近代”，經(jīng)由“抵抗”而開創(chuàng)中國“回心式的近代”“自主性的近代”［69］，那么使得魯迅超越日本的部分原因，或許就埋藏在他熟悉的德語“世界文學”資源中。
［本文系香港城市大學新入職研究啟動金（項目編號720066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參見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李冬木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説」材源考』，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張釗貽《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魯迅精神史探源：“進化”與“國民”》，臺北秀威資訊2019年版；汪衛(wèi)東《〈狂人日記〉影響材源新考》，《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宋聲泉《〈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
［2］參見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從惡魔派詩人論到〈狂人日記〉》第一章，李冬木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熊鷹《魯迅藏書中的“世界文學”空間》，《文藝研究》2017年第5期。
［3］本文使用的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影印的《域外小說集》，東京神田印刷所1909年版。
［4］參見B. Venkat Mani, Recoding World Literature: Libraries, Print Culture, and Germany’s Pact with Book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2.
［5］很長一段時間里，《域外小說集》被直接當作魯迅的作品，而近年來學者大多將其視為周氏兄弟的合作（參見王風《周氏兄弟早期著譯與現(xiàn)代漢語書寫語言》，《魯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及2010年第2期；張麗華《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gòu)為視角》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王宏志則認為全書選材與翻譯和周作人關(guān)系更密切，反映其文學觀（王宏志：《“人的文學”之“哀弦篇”：論周作人與〈域外小說集〉》，《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6期，2006年）。因周作人不通德語，本文認為魯迅扮演了關(guān)鍵角色。
［6］魯迅：《〈小約翰〉引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2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7］［38］［52］［63］周作人：《關(guān)于魯迅之二》，《瓜豆集》，第166頁，第165—166頁，第166頁，第16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周作人：《魯迅的編輯工作》，趙家璧等：《編輯生涯憶魯迅》，第13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33］周作人：《魯迅的故家》，第307頁，第30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關(guān)于《來自外國語》的研究非常少，捷克學者Lucie Merhautová在討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語世界對捷克文學的譯介時曾論及此刊，本文參考其論述，并結(jié)合原刊加以補充。參見Lucie Merhautová,“?eská literární moderna v ?asopise Aus fremden Zungen - ?ty?i p?íklady prost?edkování”, Slovo a smysl, ro?. 12, ?. 24（2015）, s. 93-125. 關(guān)于《來自外國語》基本出版信息，參見Thomas Dietzel und Hans- Otto Hügel, Deutsche 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880-1945: Ein Repertorium, München: K. G. Saur, 1988, Bd. 1, S. 100-101.
［11］參見張隆溪《何謂“世界文學”？》，《南國學術(shù)》2019年第2期。歌德的論述亦轉(zhuǎn)引自此文的翻譯。
［12］［14］［15］Joseph Kürschner, “Was wir wollen”, Aus fremden Zungen, Bd. 1, H. 1(1891).
［13］B. Venkat Mani, pp. 103-109, 124-128.
［16］參見韋凌《譯后記：作為文學理論基礎的文類研究》，莫宜佳：《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從古代到近代》，韋凌譯，第306—308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7］參見張麗華《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gòu)為視角》，第24—25頁。
［18］［19］［20］［21］［29］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第170頁，第170頁，第170頁，第168頁。
［22］參見柳鳴九主編《法國文學史》中冊，第148—1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3］參見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4卷，楊自伍譯，第3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
［24］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25頁。
［25］［41］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冊，第272頁，第25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6］參見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第1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陳福康編譯，第50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張麗華《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第117—122頁。
［27］參見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李冬木譯，第84—87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張麗華《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第116—117頁。
［28］魯迅：《〈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
［30］［31］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7頁，第89、99頁。
［32］參見董炳月《文章為美術(shù)之一——魯迅早年的美術(shù)觀與相關(guān)問題》，《文學評論》2015年第4期。
［34］參見季劍青《“聲”之探求：魯迅白話寫作的起源》，《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35］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7頁。
［36］參見《魯迅藏書研究》，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鷹《魯迅藏書中的“世界文學”空間》，《文藝研究》2017年第5期；姜異新《“百來篇外國作品”尋繹——留日生周樹人文學閱讀視域下的“文之覺”》，《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2期。本節(jié)引用的德語書，均根據(jù)《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的記錄揀選版本，由于部分書籍并未標明刊行年份，本文論及時以初版為據(jù)。
［37］B. Venkat Mani, pp. 121-124, 139-140.
［39］參見姚錫佩《魯迅初讀〈狂人日記〉的信物：介紹魯迅編定的“小說譯叢”》，《魯迅藏書研究》，第299—300頁。
［40］參見竹內(nèi)良雄《魯迅的〈小說譯叢〉及其他》，王惠敏譯，《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7期。
［42］《先驅(qū)》《鐙臺守》《四日》三篇本屬待譯，隨后在第二冊刊出，本節(jié)在已刊篇目部分加以分析。
［43］William Lyon Phelps, 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1, pp. 289-290.
［44］［47］［51］［54］［62］參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西文書目次》，《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3卷，第27—28頁，第31頁，第29頁，第49頁，第33頁，北京魯迅博物館1959年版。
［45］關(guān)于兩篇譯作可能的底本，Mark Gamsa在其專著中曾經(jīng)一一羅列，但未給出結(jié)論。張麗華比較了兩部德譯本，認為“魯迅至少更信任1905年的版本”，在我看來是正確答案。參見Mark Gamsa,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ree Studies, Leiden: Brill, 2008, pp. 233-234；張麗華《“誤譯”與創(chuàng)造：魯迅〈藥〉中“紅白的花”與“烏鴉”的由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46］［53］［58］參見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陳?？稻幾g，第50頁，第24—47頁，第213、217頁。
［48］魯迅：《〈一篇很短的傳奇〉譯者附記（二）》，《魯迅全集》第10卷，第502頁。
［49］參見《西文書目次》，《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3卷，第56—57頁；曉瀠《文學影象里的芬蘭》，《魯迅藏書研究》，第231—232頁。
［50］［65］魯迅：《〈奔流〉編校后記（十二）》，《魯迅全集》第7卷，第199頁，第199頁。
［55］參見徐曉紅《周氏兄弟與比昂松〈父〉的翻譯因緣——從〈域外小說集〉“新譯預告”說起》，《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4期。
［56］參見《西文書目次》，《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3卷，第58頁；姚錫佩《滋養(yǎng)魯迅的斯堪的納維亞文化》，《魯迅藏書研究》，第111頁。
［57］魯迅：《哈謨生的幾句話》，《魯迅全集》第7卷，第347頁。
［59］周作人：《安徒生的四篇童話》，《風雨談》，第16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0］參見《西文書目次》，《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3卷，第59—60頁；姚錫佩《滋養(yǎng)魯迅的斯堪的納維亞文化》，《魯迅藏書研究》，第110頁。
［61］參見張宇飛《一個新材源的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魯迅〈摩羅詩力說〉中的“凱羅連珂”》，《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期。
［64］周作人：《黃薔薇》，《夜讀抄》，第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6］參見姚錫佩《從藏書看魯迅與屠格涅夫的文學淵源》，《魯迅藏書研究》，第126—129頁。
［67］參見D·佛克馬《俄國文學對魯迅的影響》，葉坦、謝力紅譯，帕特里克·哈南（韓南）《魯迅小說的技巧》，張隆溪譯，均見《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樂黛云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第19—21頁。
［68］參見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
［69］參見竹內(nèi)好《近代的超克》，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第181—222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