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夢陽：魯迅晚年雜文欣賞
魯迅一共活了五十五年零二十三天五小時二十五分。實在是太短了！以現(xiàn)在的標準看，是正當年富力強的中年，是英年早逝，談不上什么晚年。但魯迅確實比一般人老熟得多，文章和面相的老辣、成熟遠遠超過他的實際年齡。所以，林語堂早在1929 年《魯迅》一文中就力贊魯迅“充分的成熟性”，毛澤東則在1938 年的《魯迅論》中稱魯迅為“很老練的先鋒分子”。即使這樣，像既往那樣，把魯迅1927 年10 月3 日四十七歲到上海至逝世作為后期尚可，稱為晚年就過早了。如果一定要稱晚年的話，1934 年至1936 年10 月19 日逝世，從文章和面相的老熟程度看，稱作晚年還相宜。
魯迅晚年的雜文，一直受到忽視和貶損。早在1937 年2 月，畢樹棠就在《宇宙風》第34 期上發(fā)表《魯迅的散文》，對魯迅做出這樣的評價：“在藝術上，他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了晚年，似乎已沒有靈感了?！碑敶鷮W者也有人認為：魯迅后期文章“每每會顯出文氣接不上的模樣，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啊肚医橥るs文末編》中的文筆是潑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這潑辣和老到旁邊，分明站著文思的枯澀和文氣的衰竭?！?《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我則與他們的意見相左，認為魯迅后期在藝術上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筆調不僅婉曲有致，頓挫有力，而且愈加幽深、老成。晚年雜文則達到了老熟的極致。
我們可以從文章火候與深刻程度這兩方面品鑒文章的老熟境界。
文章火候
古代科舉考試前，看一個人能不能考中，內行人常講“文章火候”到了沒到這類話。這里的“火候”，就是品鑒文章的重要標準。
所謂“火候”，指文章是稚嫩還是成熟，以及成熟的程度，是否升華到老熟的境界。
不僅一般作家的文章存在是否由稚嫩到成熟的發(fā)展過程，魯迅這樣一開始就非常成熟的作家的文章也存在一步步更加老熟的升華階段。
譬如拿1919 年發(fā)表的《自言自語》與1924 至1926 年寫的《野草》做一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進展。
且看《自言自語》第七篇《我的兄弟》，文章不長，全引如下：
我是不喜歡放風箏的，我的一個小兄弟是喜歡放風箏的。
我的父親死去之后，家里沒有錢了。我的兄弟無論怎么熱心，也得不到一個風箏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間從來不用的屋子里，看見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風箏，有幾支竹絲，是自己削的，幾張皮紙，是自己買的，有四個風輪，已經糊好了。
我是不喜歡放風箏的，也最討厭他放風箏，我便生氣，踏碎了風輪，拆了竹絲，將紙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著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著，以后怎樣，我那時沒有理會，都不知道了。
我后來悟到我的錯處。我的兄弟卻將我這錯處全忘了，他總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將這事說給他聽，他卻連影子都記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沒有記得我的錯處，我能請你原諒么？
然而還是請你原諒罷！
這篇《我的兄弟》，顯然是《野草》中《風箏》的雛形，但與《風箏》相比，實在是太平直了。僅是平實的記事，沒有委婉曲折的筆調和優(yōu)美的描寫。
《風箏》則婉曲、優(yōu)美得多。開頭就是：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語氣沉郁頓挫，婉曲、深沉，“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像河水的漩渦一般，愈轉愈深。顯然比《我的兄弟》藝術得多了！
然后文氣一轉，由北京轉到故鄉(xiāng)紹興，寫故鄉(xiāng)風箏的美麗。再一折，說現(xiàn)在自己“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xiāng)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卻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開始了一段絕妙的文學描寫：聽覺上有“沙沙的風輪聲”，視覺上則有“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出芽”的“楊柳”“吐蕾”的“山桃”，配以“春日的溫和”。由聽、視、感構成了一個現(xiàn)場環(huán)境，給人以極強的實感性。而其中“淡墨色”與“嫩藍色”的色調搭配極為協(xié)調、亮眼，可謂是一位高明畫家。
第三段，由風箏的美麗轉到自己不愛放風箏，而弟弟愛放，又放不成。再轉到想起久日已不見他，到堆積雜物的小屋去，踩毀了弟弟將要制成的風箏，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走出。但最后勝利者轉為內疚者，而且已無法彌補……
真是一波三折，一曲百轉，回腸蕩氣，沉郁頓挫。從整篇的文氣，到句子的婉轉、畫面的美旎，都跌宕起伏，行止有致。與1919 年的《自言自語》相比，大不一樣了。
不僅是《風箏》，整本《野草》都運轉著婉曲的筆調。寫于1924 年9 月15 日開篇《秋夜》的開頭：
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一句開頭引起了持續(xù)不斷的爭論，有人說這是魯迅啰嗦，寫墻外有兩株棗樹就行了，何必說“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呢？其實持這種論調的人，是對魯迅文章的筆調缺乏理解。魯迅故意繞了下圈子，是為了開篇就形成筆調的婉轉，營造特殊的藝術效果。事實證明是很成功的。
魯迅的前期作品，不僅《自言自語》，就是《熱風》中《隨感錄》各篇也有筆調平直的現(xiàn)象。而1924 至1926 年寫作《彷徨》《野草》時期，這種現(xiàn)象幾乎沒有了，在語言藝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其特點是婉曲。不僅是《野草》，《彷徨》中的小說也是如此。例如《祝?！返拈_頭：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zhèn)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
從少年時代就手把手教誨我的大散文家韓少華老師，對這個開頭極為欣賞，多次讓我反復品味，并說尤其那個“畢竟”二字最是有味，既加重了筆調的婉轉，又使人預感到了小說的悲劇氣氛與“我”的無奈。
對《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開頭，韓師也極為嘆賞：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jié)，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shù)脤W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開頭一個長句，徐迂轉曲，視覺感很強，富有詩意，為全篇定了調。韓師叮囑須特別咀嚼那個“無非”。
所謂轉折，其實就是吞吐抑揚之法。心中的郁結要以文字的形式吐出，又不能直吐，就必須琢磨抑揚頓挫的規(guī)律，從中摸索吞吐妙法。
我反復涵詠品味魯迅文章數(shù)十年，感到魯迅的文章有這樣五個發(fā)展階段：一、早期論文表現(xiàn)了一位年輕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激昂慷慨、意氣風發(fā)的愛國情懷與超人銳氣。二、從《狂人日記》開始的《吶喊》《熱風》時期尖銳、明白、大聲疾呼，但略顯直白。三、《彷徨》《野草》時期，徐婉轉曲，色彩旖旎。“士窮而后文工。”兄弟失和，搬入差得多的磚塔胡同平房，跌入病苦交加的境地，尤其是躺在床上起不來，只能靜思的時候，魯迅對文字的感覺倒更靈敏了。杜甫那般沉郁頓挫、內含情韻、曲折婉致的文字，正是從1924 年大年初三，即二月七日，著筆寫作醞釀已久的《祝?！烽_始的。四、1930 年成為左聯(lián)盟主斗志昂揚時期，《二心集》里面的文章機智而謹嚴。五、1934 年左聯(lián)內部出現(xiàn)矛盾又沉入寂寞，也就是寫作《且介亭雜文》及其二編、續(xù)編時期，色調似乎不像《野草》那么絢爛了。而其實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顯出一種淡然的妙色：恬淡、超然，化為青煙，從急板和行板轉入緩板，如進禪境，達到了老熟的極致。而非“沒有靈感了”，“顯出文氣接不上的模樣，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魯迅雜文后期在藝術上的確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筆調不僅婉曲，而且愈加幽深；文氣沒有衰竭，而是越益隱蓄，老辣精深，升至文章的極致。
真正升華到峰巔的，我認為是魯迅生命最后的子里寫的六篇半散文，堪稱絕唱。
據(jù)許廣平所記，魯迅生前曾把夏季大病之后寫的《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另外放在一處，預備做《夜記》的材料，不幸遽然長逝沒有編成。這四篇和4月1日大病前寫的《我的第一個師父》、臨終前寫的紀念章太炎的一篇半，共六篇半，確實別有味道，應屬魯迅文章中最為老熟的佳作，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向文章更高境界的攀升。
《半夏小集》是一束議論性的雜感，九段短論，各呈一番風采和理趣，一、五、六是對話體，二、三是箴言體，四、七、八、九是隨感體。文體騰挪多姿，富于變化；風格冷峻灑脫，蘊藉深厚；立論警策機智，尖刻詼諧。試將一節(jié)剝A 大衫的對話與《華蓋集》中的《犧牲謨》進行一下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魯迅晚年的雜文藝術的確更為清峻、簡勁了，這里的幾句話比那時的一大篇還要痛快淋漓！再拿四、七節(jié)的隨感與《而已集》中的《小雜感》做一番對比，又會感到魯迅晚年的雜文不僅更為峻拔，而且愈加豐厚、委婉、跌宕，不只限于哲理的凝聚，還展現(xiàn)“偉美的壯觀”，增添了畫面感和語言的頓挫、曲折之美。而文中所充溢的是更為熾烈的愛國熱情，不甘做任何人奴隸的凜然正氣，“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這也是生活”……》是病中生活的散記，寫得散淡、恬靜、隨意，似乎連文章也進入了“無欲望狀態(tài)”。然而又于平淡中突發(fā)令人警醒之語，關于名人也不能總耍顛的格言、盲人摸象的比喻、“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的警句，以及對把吃西瓜和抗敵硬聯(lián)在一起者的反駁，都閃爍出只有魯迅才有的智慧和理性。是的，即使在大病之中，魯迅也和“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戚戚相關。
《死》是魯迅大病之后寫的關于死的雜感，類似遺囑，又不算遺囑。通篇沉郁、陰冷，令人有讀但丁《神曲》、游歷地獄的感覺，堪稱是世界文學史上談論死亡主題的經典之作。文后寫給親屬的七條遺囑，已成為最后的傳世遺教，而對怨敵“一個都不寬恕”的決定，又令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其實不必非要尋找各種思路去理解不可，魯迅就是魯迅，是按照他獨特的個性和方式遺世獨立的！如果符合人們的理解思路和思維框架，也就不是魯迅了！
《我的第一個師父》開頭一段：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拼命辟佛，卻名自己的小兒子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云。
起筆從容舒卷、沉郁悠婉。說“不記得……”正是隨意的表現(xiàn)，不像論文那樣引經據(jù)典，句句有出處，而是從容瀟灑，隨口一說。后面的“自然是名人”，是定語的倒置。魯迅常用這種倒置的手法，表達舒緩的語氣。據(jù)說魯迅寫完文章后，常在深夜里獨自朗誦，聽來好像與人談話，我們不妨也可試試朗讀一下這篇文章，就會感到魯迅是極其講究語氣的緩急和音節(jié)的頓挫的，而此文似乎比以前文章的語氣更為松緩、深沉，頓挫更為厚重、沉穩(wěn)，這是因為更趨老熟了罷！再試與《且介亭雜文》中的《憶韋素園君》和《憶劉半農君》對比，又會發(fā)現(xiàn)這兩篇與《朝花夕拾》中的記人散文相比，是更上一層樓了，但似乎不及《我的第一個師父》那般蒼老、渾厚。尤其是三師兄面對他有老婆的嘲笑，來了個“金剛怒目”式的“獅吼”：“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里來?。俊备求@人一筆。這真是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魯迅的文章是越老越成熟，越老越奇崛了，怎么能說他晚年“文氣接不上”了呢？
《女吊》是記述紹興鄉(xiāng)俗的雜感味很濃的散文，寫于9 月19-20 日，一個月之后，即10 月19 日，魯迅就逝世了。所以這篇文章透發(fā)出一股鬼氣，然而這鬼，是一位美麗的女鬼，不令人恐怖，反引人憐愛，如魯迅所說，是“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魯迅臨終前以濃重的筆墨描繪這位美神一樣的女鬼，是含有深意的，盡可細細去琢磨、品味。體悟會是形形色色的，但有一點恐怕能夠形成共識，這就是：貫穿魯迅一生的會稽報仇雪恥的復仇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得到了最徹底的貫徹，像火山一樣噴出血紅的火焰。整篇文章看似陰冷，其實比過去的所有文字都熾熱得多！
《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是品位很高的記人散文。前一篇似乎“散漫雜亂”，其實是老到的隨意，不達老熟之境作不出來的。后一篇系魯迅的絕筆，逝世前二日所作，未能完稿。而最后一筆寫黃克強，即著名民主革命家黃興在東京無視日本學監(jiān)誡令“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人物的個性立即躍然紙上，活脫脫呼之欲出，充分顯示了魯迅抓細節(jié)寫人的功力。極其遺憾的是，魯迅未能著筆寫他醞釀已久的表現(xiàn)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但從寫黃興這段文字可以推想倘若魯迅這部是長篇的話，其中的人物會是多么生動！
倘能含英咀華地細細品讀以上六篇半文章，就能把握三本《且介亭雜文》即魯迅晚年雜文的精髓了。
當然，這僅是相比較而言，從大體上講的，并非說其他文章就不重要了。
《寫于深夜里》以悲憤的筆調，描繪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秘密審判和秘密殺人，被稱作“童話”的幾個場面，在看似平淡的“暗暗的死”的敘述中透出深深的悲憤，漬血透紙，感人肺腑?！栋酌ё鳌春核敌颉?，雖在后面的《續(xù)記》中說明是被人騙稿，但也反映出魯迅有一顆多么仁愛的心，對白莽等左聯(lián)五烈士的懷念有多么深沉，在那下著淅瀝細雨的春夜里，于獨坐中寫出的文字真比詩還要美。
善于對文章火候進行細膩的揣摩與體悟，對“火候”有著細膩、敏銳的藝術感覺，能夠揣摩那個“咸酸之外”的味道，做出準確、中肯的判斷，標志著一個散文家和散文研究家人生閱歷與文學經驗的深淺、老嫩。
深刻程度
文章的好壞除表現(xiàn)在“火候”中外，還體現(xiàn)在思想內容的深刻程度上。
魯迅晚年雜文的深刻性簡直到了令人戰(zhàn)栗的地步！首先表現(xiàn)在他讀《清代文字獄檔》之后的兩篇雜文上。
1934 年5 月，黎烈文辭去《自由談》主編職務，魯迅也就不再投稿了。正好故宮博物院將《清代文字獄檔》印出，已出到第八輯，引起魯迅濃厚的興趣，買來靠在躺椅上散漫地讀，不覺大有所悟：原來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許多文禍是出于對皇帝的“愚忠”。于是起身，挺直坐在桌前，寫了兩篇很有意思的雜文。
一篇是《隔膜》，寫的是魯迅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fā)現(xiàn)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臨汾縣生員馮起炎，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唯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卻很特別，大意是有兩個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想請皇帝協(xié)辦。雖然幼稚之極，然而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結尾卻甚慘，這位才子被從重判刑，發(fā)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去了。魯迅對此案做出了極深刻的評析：
……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yōu)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shù)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涂。
1934 年6 月2 日致鄭振鐸的信中，魯迅又對此案做了如下評論：
頃讀《清代文字獄檔》第八本，見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書于乾隆，請其出力，結果幾乎殺頭。真像明清之際的佳人才子小說，惜結末大不相同耳。清時，許多中國人似并不悟自己之為奴，一嘆。
魯迅由此想到即使才高如《楚辭》的開山老祖屈原，也只能發(fā)發(fā)“不得幫忙的不平”的牢騷；若是目不識丁的賈府中的焦大，則會被“塞了一嘴馬糞”，終歸脫不了“為奴”的牢籠。“不悟自己之為奴”一語，一針見血地扎透了不知自己奴隸地位者的精神穴位。
另一篇是《買〈小學大全〉記》，寫的也是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fā)現(xiàn)的一件案例：《小學大全》的編纂者尹嘉銓，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做到了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后來又因編纂《小學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許。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本來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卻繼續(xù)求“名”，奏章給乾隆皇帝，為他父親請謚，結果觸怒龍顏，招致殺身之禍。魯迅對此案的評析是：
尹嘉銓的“禍機雖然發(fā)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為“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tǒng)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1935年2月24日夜，魯迅在致楊霽云的信中說：
尹氏之拼命著書，其實不過想做一個道學家——至多是一個賢人，而皇帝竟與他如此過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約殺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學家自命，因而開罪于許多同僚，并且連對主子也多說話，致招厭惡，總也不無關系的。
尹嘉銓招禍的原因與馮起炎相同，都是“骨奴而膚主”，表面上是學士、文人，骨子里卻是奴才，“品”不出最高的奴隸主——皇帝的本性，也“不悟自己之為奴”，像阿 Q 那樣對自己的奴隸地位與將死的命運毫無所知。
究其實質，魯迅所批判的是科舉制度培養(yǎng)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幼稚?。翰欢媒y(tǒng)治者的心理，也不知自己的奴隸地位。
自此，《清代文字獄檔》成了魯迅的枕邊書，時不時拿起讀讀，有時還發(fā)出笑聲。
其次是少年時代就開始閱讀明代野史，積思許多年后寫的《病后雜談》及其之余。
1934 年12 月，魯迅生了一場病，脊肉作痛，盜汗?？吭谔梢位蛱稍诖采希辉竸?。內山完造夫婦來看望他，特地送來十尾“蘇州魚”，也叫“斗魚”，請魯迅靠在藤躺椅鑒賞這一缸魚，看看那魚的活潑姿態(tài)，給予他不少的歡喜。
魯迅悠閑地靠在躺椅上，一邊看著“斗魚”游動，一邊想著自己的文章，忽然記起來少年時代讀過的《立齋閑錄》、張獻忠、永樂皇帝和歷史上的酷刑……雜七雜八，思無禁區(qū)，看來生病還真有點“雅趣”。想得差不多了，就筆直地坐到桌前藤椅上，鋪開稿紙，拿起“金不換”毛筆，信自寫起來。這時，只有這時，才是魯迅最為愉悅的時候。
病后雜談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里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xiàn)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愿。大愿，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fā)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yī)生。醫(y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yī)生從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fā)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里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fā)熱，還應該低一點?！脦谆貦z查了全體，沒有死癥，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fā)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yǎng)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yǎng)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jù)。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xiàn)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tài)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只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嘆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嘆氣之后，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xiàn)在的“站在云端里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安删諙|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xiàn)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凈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fā)，否則，他只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并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xiàn)在便宜；辦法也并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謂“空靈”。
或許連魯迅自己都沒有想到，筆下竟這般悠緩、瀟灑、空靈，看來生一點病，讓腦子空出來，對于思考和寫作都有好處。其實，就這段小引來說，就是散文或雜文的極品。之前，魯迅沒有達到這種水準。多少年之后也沒有一位作家寫出這種風味。真正高水準的散文或雜文，就是這樣似乎懶散閑逸、胡思亂想，實則造詣深厚、風趣橫生。這是文章的極致。
魯迅又想起一位朋友從成都帶來送給他的一部《蜀龜鑒》，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所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得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p>
魯迅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yī)術和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學和解剖學知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y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xiàn)代的科學。例如，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絕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他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他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y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里面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歷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歷帝已經躲在安隆，即那時的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勛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墒鞘虑檫€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安龍逸史》上記道：“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jié)節(jié)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后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被封為秦王，后來降了滿洲，還是被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于是魯迅由此得出一句歷史的感悟：
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
可不要忽視魯迅的這句總結！林非先生四十多年前就一再強調這是魯迅關于中國歷史的最精辟的話，如他說：“作為思想家而不是思想文化學者的魯迅，自然不會具體而微地去闡述儒家學說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發(fā)展變化的全貌，而只能是從自己對于它進行犀利觀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做出了不少富有宏觀性和啟迪性的見解”。(《魯迅和中國文化》)魯迅這位感悟性的大思想家，所說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實質上是從中教人想到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是依靠暴力和酷刑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huán)式的歷史，領悟到必須跳出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框框，像張載說的那樣“為萬世開太平”。
《病后雜談》最初發(fā)表于1935 年2 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二號，但只刊出了第一節(jié)，其他三節(jié)被檢查官刪去了。讀者看了，還以為魯迅是主張生病的，使魯迅只能苦笑。后來出《且介亭雜文》時，收入了全文，讀者才看到了全貌。
寫了《病后雜談》，魯迅猶覺意思未盡，接著寫了《病后雜談之余》，說道：“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兇殘。后來又偶然在破書堆里發(fā)現(xiàn)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閑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永樂硬做皇帝，建文的忠臣景清、鐵鉉反對，于是永樂就將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fā)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后來二女獻詩于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這真是“曲終奏雅”，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圣明，好人也終于得救。她們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能詩的才女，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這不過是士大夫的想象。永樂的上諭，和張獻忠比起來，真是兇殘猥褻，《立齋閑錄》有這樣的記載：“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圣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門奏。奉圣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魯迅感慨道：“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p>
在《病后雜談之余》后面，魯迅又做了這樣的附記：“倘使鐵鉉真的并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于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是魯迅后期才有的話。說明他后期開始從社會心理的深層次窺視“人心”，其實早在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他就已經注意到所謂士人的矛盾心理了。
前期雖無“社會心理”一詞，但魯迅對人的心理也看得極為深刻?！吨袊≌f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對《野叟曝言》做了這樣的評語：意既夸誕，文復無味，殊不足以稱藝文，但欲知當時所謂“理學家”之心理，則于中頗可考見。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評《儒林外史》寫王玉輝之女殉夫事尤其深刻：其述王玉輝之女既殉夫，玉輝大喜，而當入祠建坊之際，“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則描寫良心與禮教之沖突，殊極刻深……
魯迅的“品人”，也可用“殊極刻深”形容。到了后期，這種心理分析更加“刻深”得令人戰(zhàn)栗。他不僅窺見了張獻忠等農民起義領袖殺人的終極目的，而且窺視了永樂等封建統(tǒng)治者的兇殘猥褻之心，尤其可貴的是看透了社會士人既想“有趣”，又要忠君的矛盾心理，戳穿了“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即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的思想牢籠。再次是在晚年雜文中提出了“懸想”這一科學的思維方法。
魯迅晚年的思維越來越開闊、深邃了。1935 年12 月，他在《“題未定”草（六至九）》中，講了一個發(fā)人深省的故事：
一個土財主，不知怎么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jù)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凈，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fā)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并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xiàn)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干干凈凈，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并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xiàn)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fā)閃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并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魯迅講的這個故事，其實包含極為深厚的“哲學的意蘊”。他在這里所說的“懸想”，不僅與一般所述的“思理”“玄想”“思想能力”相通，而且更為精辟、準確、形象。其中最關鍵的是一個“懸”字。所謂“懸”，就是要從一味“專實利”“重實際”的狹隘思維窠臼中“懸”脫出來，提高“思理”“玄想”和“思想能力”。實質上說的是：人們在展開思維活動時，須“變化”我們“衡量”客觀事物的“眼光”，移位換境，變換到事物原來的環(huán)境中進行設身處地的思考。
因為人們在既定的凝固的視點上，從主觀心理感覺出發(fā)，對客觀事物所產生的直觀意象，表面上似乎符合實際，實質上卻是違背本來真相的。故事里所說的那些“雅士”們就是這樣的。他們對周鼎所產生的“土花斑駁，古色古香”的意象，似乎符合當時所見的周鼎的實際，然而卻違背周鼎本來的真相。原因在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xiàn)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干干凈凈，金光燦爛的”，現(xiàn)在所見的鼎之所以“土花斑駁，古色古香”，是由于長期埋于土中，腐蝕、變化的緣故，并非當時的真相。同樣，希臘雕刻現(xiàn)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也是由于“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fā)閃的”。魯迅說因此“變化了”他“衡量古美術的眼光”，從周鼎、希臘雕刻、古美術以及一切客觀事物發(fā)展變化的歷史過程中去衡量、去觀察、去“懸想”，以獲得“近于真相”的認識。在這種觀察、思考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具備“進化的觀念”與“歸納的理論”。這個故事實質上是與胡適相通的。胡適認為：“今日大患，在于國人之無思想能力也。”并把“思想能力”歸結為“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胡適所說的“思想能力”，與魯迅所說的“沉思”“內省”和“懸想”是一致的，胡適根據(jù)西方的科學方法進行了演繹和解釋。所謂“歸納的理論”，就是說不能僅僅拘泥于眼前的一點實際而看不到全局，應該“懸”離某一定位，從宏觀視野進行全面的歸納與綜合，這種抽象的理論思維能力是中國人所缺乏的。所謂“歷史的眼光”，就是說對過去的東西要歷史地去看，既不要苛求古人，也不要拘囿成法。所謂“進化的觀念”，就是說要相信現(xiàn)在和未來會比過去發(fā)展和進化，青年會超過老年。具備這“三術”，才可能不做古人、成法、眼前一時得失的奴隸，從習慣性思維的窠臼中解脫出來。
通過這樣的“懸想”，悟出現(xiàn)在所見的“土花斑駁，古色古香”的周鼎并非當時的周鼎，倒是土財主無意之中將其擦得一干二凈、發(fā)著銅光的周鼎近于當時的真相；又悟出“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并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推而廣之，悟出自己原來的許多意象與客觀事物的本來真相之間存在極大的差距，從而有意識地調整與變化衡量客觀事物的眼光，自覺克服中國傳統(tǒng)思維定勢的種種弊端，學會以歷史、進化的觀點，從理論歸納的高度，全面地認識事物。
而人們往往相反，喜歡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從自己所處的境遇去猜度他人的環(huán)境。據(jù)馮乃超回憶，魯迅總愛對年輕的左翼人士舉例說：一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著很有把握地回答說，一定是用金扁擔；一個農婦清晨醒來，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樣享福的，就猜道，肯定是一醒過來，就叫：“大姐，拿一個柿餅來吃吃?！濒斞高€把同樣的道理寫進了雜文《“人話”》。
在《“人話”》中，魯迅以荷蘭作家望·藹覃的童話《小約翰》為例，形象地說明了其中的哲理：“小約翰聽兩種菌類相爭論，從旁批評了一句‘你們倆都是有毒的’，菌們便驚喊道：‘你是人么？這是人話呵！’從菌類的立場看起來，的確應該驚喊的。人類因為要吃它們，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無毒，但在菌們自己，這卻完全沒有關系，完全不成問題?！边@個故事啟悟我們認識到從自己之境想別人之事的主觀主義思路，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人類的普遍弱點，其產生謬誤的哲學根源是思維方法的僵化、狹隘與認知立場的凝固、靜止。
由此啟發(fā)人們在認識事物時，一定須換位思考，“懸”離自己固有的立場，換個思路，轉換思考的方向，換到對方的立場上去進行“懸想”，努力按照世界的本來樣子去思考問題。就可能發(fā)現(xiàn)自己和世界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聯(lián)都不是以前想象的那個樣子。產生恍然大悟之感。
魯迅不僅在《“題未定”草（六至九）》中借“摘句”和“選本”的例子，以自己獨特的語言論述了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在其他雜文中也時時以生動的事例啟悟人們進行“懸想”；從古人當時當事的具體環(huán)境進行“懸想”，悟出古人當時并不純厚，“經后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古人并不純厚》）；采取正面文章反看法，從事物的反面進行“懸想”：“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保ā缎‰s感》）“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保ā吨V語》）這樣上下左右、正反順逆、縱橫交錯、自由自在地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懸想”，有助于人們“懸”離自身既定的凝固的視點，“懸”脫主觀的心理感覺，對客觀事物進行“懸”位換境的觀察、思考，從而打破中國傳統(tǒng)思維定式，克服種種弊端。
魯迅也挖掘了中國人不善于“懸想”的原因，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中華民族由于生活“太勞苦”，忙于“謀生”，所以“重實際，輕玄想”，缺乏足夠的抽象力和想象力。
在講“懸想”的故事之前，魯迅用“摘句”和“選本”為例，說明要正確地認識事物，即“知人論世”，一定要注意全面地看問題，避免片面性，指出：
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么，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
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在提出“懸想”的土財主故事之后，魯迅做出一個重要的科學論斷：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于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
“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正是從科學思維的角度，對極端化思維方式的中肯批判。
在《“題未定”草（六至九）》第九節(jié)中，魯迅還以明末黨爭為例說明“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于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但魯迅的“懸想”是絕不脫離現(xiàn)實的，他最后談到剛剛發(fā)生的北平的一二·九運動，說道：
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xiàn)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保ā对浇^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xiàn)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愿！
魯迅是始終扎根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他時時在為中國人端正現(xiàn)實斗爭的航向！
我是1968 年開始反復通讀《魯迅全集》，1972年精讀《“題未定”草(六至九)》的，當時也把毛澤東的《矛盾論》放在身邊，讀得爛熟。兩相對照中，我忽然發(fā)現(xiàn)這兩篇經典雖然用語不同，但所論的內容、觀點是相通的，就花半年功夫寫了篇一萬六千字的論文《〈“題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學分析》。想不到這篇稚拙的論文，竟然得到何其芳、姜德明的賞識，分成札記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以后又獲得林非先生和專門研究魯迅哲學思想的張琢等先生的贊賞，“敲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的大門。陳涌同志看了這篇論文后，也很高興，說一個年輕人能夠想到這個題目，達到這種深度，就極難得！可以說是魯迅的晚年雜文吸引我走上終生研究魯迅的道路。我怎能不對他晚年的這些珍品情有獨鐘呢？
魯迅逝世之前，竟能寫出這樣“火候”老到、無比深刻的文章，怎么能說他“一步步退下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