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我有這個責任，這是我作為學者的本分
2013年1月20日，北京，傅高義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其新書《鄧小平時代》做巡回演講。（ICphoto)
大多數(shù)中國人知曉傅高義，始于2013年他的《鄧小平時代》席卷大江南北。百萬冊級別的發(fā)行量，令他從學術界迅速躍入中國公眾的視野。而早在1979年，《日本第一》由美國至日本橫掃書肆（1979年日本人口總數(shù)才1.1587億，行銷70萬冊，是他所有著述中，在日本受關注程度、傳播率最高的），早已令傅高義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樣的、應該說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關注待遇——就連傅高義不幸于當?shù)貢r間2020年12月20日倏然辭世的消息，最早的公開報道也出自《朝日新聞》等幾家東瀛媒體。
2017年初春，《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中文版即將付型，周曉虹教授也將近萬字的長篇《導讀》傳給了傅高義（Ezra F.Vogel）先生，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傅高義為這唯一的中文版本寫點兒什么。畢竟，這是他的學術處女作，發(fā)表于1960年代初，所作觀察也是1958-1960年的日本社會，對于半個世紀后姍姍來遲的譯介出版，他怎樣理解，如何評判，我們想聽他自己對讀者說。
很快，傅高義的中文版序來了：
這本書是根據(jù)1950-1960年間我以日本中產(chǎn)階級家庭為對象所做的一項研究寫成的，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的出版社會對這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有關日本家庭的著作發(fā)生興趣。
當然，近來許多中國家庭已經(jīng)步入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他們中的一些人尤為關注日本中產(chǎn)階級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來自西方的影響。
他還簡述了與第一任妻子蘇珊娜到日本做田野調(diào)查，訪問六戶生活在東京郊區(qū)的“新中產(chǎn)階級” （特指在大公司和公共機構就職的白領工薪族，迥異于以小農(nóng)場主和獨立商人為主體的“老中產(chǎn)階級”）家庭，兩年后回美國寫成報告并發(fā)表的過程。隨即筆頭回轉(zhuǎn)，再次關照中國讀者，他知道中國家庭里的妻子，不是日本全職主婦型的，不需要犧牲社會角色，但“和中國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們備考，以便他們能夠在學業(yè)考試中出類拔萃”。何其精準，又何等的切近。
21世紀是不是這部作品在中國出版的恰當時機，他沒有說，但似乎他和我們一樣心有答案。
這本近30萬字的專著，不夸張地說，是傅高義日本研究三部曲中最為扎實、奠基石般的作品，盡管從數(shù)量上看，無論他自己還是國內(nèi)外讀書界，遠沒有像《日本第一》那樣被拿來一說再說，但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視。這位求學期間對日本尚毫無了解的社會關系學博士，在28歲的年紀，帶著同樣受過社會學訓練的妻子蘇珊娜和一歲半的兒子，從哈佛大學飛赴東京再轉(zhuǎn)去郊區(qū)的M町，一邊學日語，一邊與一些家庭形成親密的熟知關系，設計了非常專業(yè)的調(diào)查問卷。在M町的上班族乘火車趕往市中心上班后，蘇珊娜訪問妻子/母親，傅高義訪談丈夫/父親，做了任何一個人類學家都很難不承認的深度“情境化的參與式田野調(diào)查”，從主角工薪族們的工作、與公司組織的關系，到子女的學校，到家庭關系，到性別分工與相處，最后到社區(qū)管理。他不僅發(fā)現(xiàn)了剛剛升起的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還將其引人入勝地描述成一種文化典范，同時又是經(jīng)濟范疇，諸如如何成為代表“光明新生活”的消費者等等。此一核心發(fā)現(xiàn)與生動細致的呈現(xiàn)，使得著作發(fā)表之后很快被認可，最終成為深刻影響美國的日本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作、理解日本社會的“試金石”。尤為可貴的是，其后的二三十年，傅高義和蘇珊娜與調(diào)查的家庭之間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追蹤、分析工薪族的生活與精神狀態(tài)的變化軌跡。書中閃耀著方法上的貢獻與事業(yè)激情的光芒、預言新興力量的前瞻性等，都是無可替代的。
2013年《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在美國出了增訂版，補入后續(xù)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和一章含金量很高的附錄：一份長達12頁的 “田野研究報告”（傅高義毫無保留地披露他們實踐出來的民族志的做法，被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威廉·賴·克里激賞為“卓越的討論”，具有某種典范性）。如果了解這些，那么再看傅高義在增補版“后記”里坦承“對一個上了年紀的學者來說，很難想象還有什么事情能夠比得上看到自己半個世紀之前寫成的第一部紀實性著作的再版帶來的專業(yè)性滿足，這部在長達兩年的田野研究基礎上耗時一年多寫成的著作，傾注了作者的心智、腦力和青春活力”，當能理解甚至認同他這份自信和懷戀。
時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
大多數(shù)中國人知曉傅高義，始于2013年他的《鄧小平時代》席卷大江南北。百萬冊級別的發(fā)行量，令他從學術界迅速躍入中國公眾的視野。而早在1979年，《日本第一》由美國至日本橫掃書肆（1979年日本人口總數(shù)才1.1587億，行銷70萬冊，是他所有著述中，在日本受關注程度、傳播率最高的），早已令傅高義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樣的、應該說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關注待遇——就連傅高義不幸于當?shù)貢r間2020年12月20日倏然辭世的消息，最早的公開報道也出自《朝日新聞》等幾家東瀛媒體。
日本對傅高義或者說《日本第一》的高度關注，我的記憶里還有一個旁證。2016年3月，經(jīng)傅高義授權的中文版《日本第一》開機首印，到7月連印四刷，不僅開印前渠道方面對此書會不會引起某種不適的疑慮被打消，旋即還接連收到兩家日本媒體的采訪要求。其中一位見面先說，“我從上海書城來，看了排行榜”?！度毡镜谝弧返臒徜N，喚起他還是少年時看到大小書店此書必在顯著位置的記憶，他問，為什么時隔三四十年，日本已經(jīng)不再到處買買買了，中國還有這么多讀者想讀這本書？
我猜測發(fā)問的他，正是經(jīng)歷了日本從奇跡般崛起的黃金時代走向“失落的30年”的一代。那也是傅高義《日本第一》在美國備受爭議、在日本收獲巨大聲譽、隨后質(zhì)疑與贊譽一直伴隨這本書的30余年。那恰好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30余年。
時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有時，提問亦即回答。
也是在2016年，傅高義接受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的邀請，參加7月在杭州的中華日本學會2016年年會。議程上的安排，第一天下午就是傅高義先生的特別講演，題目是“東亞視閾下的日本研究”，眾人自然十分期待。孰料傅高義的飛機途中周折，深夜才到杭州，直到第二天，老先生高高的身形才出現(xiàn)在早餐廳，藍色暗印花短袖襯衫，見人微笑示意。他是當然的焦點，但沒有人一擁而上，取餐時候碰到輕輕點頭問個好，讓他吃份安靜的早飯。隨后的報告是精彩的，傅高義從隋唐時期日本到長安學習講起，那其實也是他正緊張寫作的新著的開頭——當時并不完全知道。一年半之后，因為加入《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文簡體字出版權的競爭，我提前看到新著樣稿，才有此回味。也只有到他中日兩國研究集大成的著述完成，他在亞洲視閾下的“看日本”三部曲，仿佛才可以最終定位：堅實的《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是他日本研究乃至所有學術研究尤其是方法上的奠基之作，敏銳的《日本第一》最能代表其學術個性和寫作風格，而寫于2000年榮休之際的《日本還是第一嗎》，無疑是在回應《日本第一》引發(fā)的眾聲質(zhì)疑與巨大致敬，同時一步步回顧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隨著他的辭世，竟成為他唯一的學術回憶錄，那些坦率的個人經(jīng)驗之談，顯得彌足珍貴。
這里想說說《日本還是第一嗎》的寫作背景。1980年代，很多美國人說傅高義說得對，日本果然第一，新加坡、韓國政經(jīng)界都在看 《日本第一》。但到了1990年代，很多人說傅高義還是錯的呀，日本不行了，還是美國第一。甚至在不同場合都會有挑戰(zhàn)的聲音，傅高義你當年說日本第一，現(xiàn)在日本泡沫經(jīng)濟破滅了，你怎么看??？你認為他們還是第一嗎？時隔20年，傅高義覺得有必要系統(tǒng)地“吵一架”，把他的再思考整理成回應。妙就妙在，這一架他“吵”得堅定又溫和，行文輕松，甚至寫成了一本充滿親切人事的回憶錄。一般的青年學子或者對社會科學有一點興趣的人都可以看，因為他分分鐘都在告訴你日本是怎么過來的，包括他說他在日本請女傭的費用，美國人看來好便宜，她開了價格之后他馬上就OK，沒有問題。可是當?shù)厝擞X得這個米國人受騙了吧？又比如，講到跟日本一些很有名的學者有趣的交往。在戰(zhàn)后的日本，他當時是屬于比較有錢的，在M町是第一個買電視機的人。兩三年以后傅高義離開日本返回美國的時候，就把這個電視機打折賣給了土居健郎，土居健郎非常開心抱著電視機回去。土居健郎是誰？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他的名作《嬌寵》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文化，也是社會精英了。
他把自己對東亞的觀察，做了一個系統(tǒng)性的追溯
用譯者沙青青的話說：“在我看來他不僅僅是簡單的自我辯護或者是回應，更多的是把他自己對日本的觀察或者說對東亞的觀察，做了一個系統(tǒng)性的追溯?！倍蹈吡x自認他的這幾部著作：“就像一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照片，《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是聚焦1960年日本的一張照片，《日本第一》則是1979年日本的照片。當然也有不同階段的中國廣東和亞洲四小龍的照片?，F(xiàn)在，我想更新這些照片。因為當《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國引起轟動后，我愿意在今后幾年內(nèi)回答有關它的問題。”（《日本還是第一嗎》傅高義序）
2017年11月5日，傅高義接受華師大大夏論壇的邀請，以“中日關系與東亞的未來”為題，發(fā)表講演。印象中，較之一年前在杭州，這次傅高義在臺上顯得更從容也談興更濃，甚至詳細描述了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日關系由密切合作交往轉(zhuǎn)向摩擦對立的歷史過程和社會心理分析。聞之不覺再次印證，他的中日關系史研究，仍然帶有深深的社會學印記，有《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埋下的胎記，亦有《日本第一》成就的學術個性。報告后的互動也很熱烈，不知是不是年輕面孔的刺激，傅高義的答問里的高頻詞是“未來” “交流” “學習”——兩國之間的感情是復雜的，又是深度關聯(lián)的，一定要抓住改善中日關系的好時機，盡其可能地交流往來和深入了解，相互學習，中日關系的未來，就是東亞的未來。
報告廳能容納200多人，那天下午是擠滿了的，都聽到傅高義用中文緩和而堅定地說：剛剛這些話，我在日本也會同樣說，我有這個責任，這是我作為學者的本分。
（作者為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編審，《日本第一》《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日本還是第一嗎》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