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文學與書面作品之間 ——現代長篇敘事詩《天子?格薩爾》
摘要：民間敘事與作家文本互文、雜糅、疊合所產生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效應，已成為藏族文學巨大的再生資源。格薩爾史詩的現代敘事詩歌寫作，為史詩敘事性題材增添了主觀抒情表達的客觀陳述模式，《天子?格薩爾》是對藏族口頭文學格薩爾史詩的一次創(chuàng)造性轉化、重構和再創(chuàng)作實驗文本，是又一部格薩爾史詩的“故”事“新”編。雖然新文本以格薩爾史詩的故事母體為敘事框架，但更多地蘊含了作者對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王》的現代性闡釋和個性化書寫，作者試圖把史詩“元敘事”提供的無盡想象空間，以新的思維方式和現代審美意象，使民間史詩的“活樣態(tài)”以新的文學樣式與民族歷史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緊相維系。開啟人們對古老史詩新的閱讀感受和新的接受視角，演繹史詩在當代語境中的詩性表達，賦予格薩爾史詩新的詩學意義。
關鍵詞： 格薩爾史詩；《天子?格薩爾》；口頭文學與書面作品
通常認為，口傳文學與作家書面文本是存在很大區(qū)別的，絕不可以把研究書面文本的方法用來研究口傳作品。然而，“縱使口頭作品與書面作品在諸多環(huán)節(jié)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但在它們兩者之間并不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它們并不像早年一些學者堅信的那樣，是彼此截然對立的兩回事情。新的觀點是更強調它們所形成的類似光學‘譜系’式的關系：在譜系的兩端，是較純粹形態(tài)的文人書面創(chuàng)作和文盲藝人的口頭創(chuàng)作，在兩端之間，還有大量的中間形態(tài)的，或曰過渡形態(tài)的現象。我們在實踐中多次觀察到過這類現象，例如我們有粗通文墨的藝人，有受過現代學校教育的藝人，他們的學藝過程和創(chuàng)造活動，便另具特色。與此相關的，是口頭傳統與書面文本之間的關系，也就不再是簡單地從口頭傳播到文字記錄的單向過程，在當代社會條件下，也有從書面重新流向口頭傳承的事例?！?文人、作家根據歷史記載、民間傳說或故事梗概，對傳說或故事進行重構或再創(chuàng)作后成為經典，這在世界文學史上屢見不鮮，如漢文學中的《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都經歷了從歷史（或歷史片段）→口頭傳說（說書或說唱、戲劇演出、街談巷語、民間故事）→書面作品（筆記、話本、劇本等）→經典文學樣式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并非線性的或單向度的，而是多向（或逆向）互動的，即：歷史（或歷史片段）?口頭傳說（說書或說唱、戲劇演出、民間故事）?書面作品（話本、劇本等）?經典文學樣式。諸多文學樣式的多元、多向互動，構成文學（或文化）的整體性，如以《三國演義》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三國文化，除了正史如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及《世說新語》等筆記雜談外，還有民間藝人的“說三分”“三國戲”和大量的民間傳說故事（如“柴堆三國”）、三國文化遺跡，以及與之脈絡相連、相互裹挾的三國民俗文化。到了宋代，出現了“說三分”的記錄本和整理本《三國志平話》，此書的情節(jié)框架及其價值取向對羅貫中創(chuàng)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產生過很大影響?！度龂就ㄋ籽萘x》雖然出自羅貫中之手，但無疑也是各種文化元素（官方的、民間的、文人的）多元互動的綜合效應結果。
一
格薩爾史詩從口頭流傳到形成書面文本，經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從最早的口述記錄本到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整理本、編纂本、翻譯本、改編本、現代印刷本以及?？北?、視頻音頻、作家文本等，出現了多種類型的文本。筆者認為，格薩爾史詩的文本流變主要有三種類型：（1）口述記錄的文字寫本，如拉達克版的《格薩爾傳奇》。（2）介于口述記錄本與民間整理本之間的民間文人寫本和僧人寫本,如青海玉樹的布特尕家族抄本和藏傳佛教高僧才旦夏茸大師主編的青海版《霍嶺大戰(zhàn)》（上、下）等，已經開始出現類似于作家文本的創(chuàng)作化傾向。（3）在現當代語境下，由作家、詩人創(chuàng)編、改寫、重述的文本，如格薩爾史詩掘藏藝人鄔金?丹增扎巴的文本、格薩爾史詩國家級傳承人寧瑪派僧人格日尖贊的文本，以及重述格薩爾史詩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敘事詩等（如阿來的“重述神話” 《格薩爾王》），口傳史詩的這種作家創(chuàng)作化傾向已然成為一種趨勢?？陬^文學與書面作品之間，已經不存在無法逾越的鴻溝，大量的中間形態(tài)、過渡形態(tài)的文本已經普遍存在?？陬^傳說與書面文本之間不再是簡單地從口頭傳播到文字記錄的單向過程，而是復雜的、多面向的，兩者之間已構成了相互轉換、彼此豐富的互文關系。
四川藏族作家、詩人夏加創(chuàng)作的長篇敘事詩《天子·格薩爾》是對口頭文學格薩爾史詩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重構，是又一部格薩爾史詩的“故”事“新”編。《天子·格薩爾》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天子降誕之賽馬稱王》，第二部分為《戎馬一生之大愛無疆》，第三部分為《功德圓滿之殊勝歸天》。敘事的主干部分仍然是史詩主體“天界篇”“英雄誕生”“賽馬稱王”“四部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嶺大戰(zhàn)、保衛(wèi)鹽海、門嶺大戰(zhàn)）以及“地獄救母”和“安定三界”，講述格薩爾王一生降妖除魔、開疆拓土的豐功偉業(yè)。作者特別選擇了史詩中最富華彩、最有影響力的格薩爾王征戰(zhàn)史中的部分精彩內容進行書寫，在史詩格薩爾王降伏的“18大宗”“36中宗”“72小宗”中，選擇了具有代表性意義的12個宗進行抒寫?！短熳印じ袼_爾》雖然以格薩爾史詩的故事母體為敘事框架，但更多地蘊含了作者對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的現代性闡釋和個性化書寫，以及對藏民族歷史文化精神的詩性想象。作者試圖開啟人們對古老史詩的新的閱讀感受和新的接受視角，演繹史詩在當代語境中的詩性表達，大膽實踐對傳統史詩的創(chuàng)新與改編，賦予格薩爾史詩新的詩學意義。
近些年，藏族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刻意追求對本民族民間文化元素的追溯與關注，民間文化與作家文學實際上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系，體現出民族民間文化精神與現代審美理性的錯綜與交相呼應，以及與藏族民間敘事傳統的一脈相承。民間敘事與作家文本互文、雜糅、疊合所產生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效應，已成為藏族當代作家文學一個巨大的再生資源。當民間傳說介入作家創(chuàng)作，口頭傳統與書面文本開始互動轉換、熔鑄交匯。對于口傳文學格薩爾史詩而言，現代詩歌文本的介入，不僅僅意味著一種新的史詩表現方式，而是推進了史詩文學形態(tài)的發(fā)展，這種改變本身也能構成一種文化形態(tài)。中國史詩學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朝戈金在2017年“中國國際史詩學講習班”上發(fā)表了題為“朝向全觀的口頭詩學：‘文本對象化’解讀與多面相類比”的演講，指出，回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口頭傳統研究，學者們相繼從創(chuàng)編、演述、接受、流布等維度對口頭文本加以界定、再界定，形成了諸多理論見解。在信息和傳播技術高度發(fā)達的今天，中國多民族、多語言、多型類、多面相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在口頭演述與行為敘事之間開啟了一個亟待深拓的學術空間。由此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從“文本對象化”進一步走向“全觀的口頭詩學”。古老的史詩本身早已經溢出文學自身，在走向比自身更加豐富的多面相。如果我們思考史詩多面相彼此間存在的互文、疊加、雜糅等各種問題，思考史詩在現代社會語境中傳承形式的多樣性、多面相及其生活實踐話語中產生的影響力，應該是有重大意義的。現代詩歌對于傳統史詩的表達力和表現力或許極其有限，可能也會存在所謂青銅闡釋白銀、白銀闡釋黃金的憂慮，但如果我們不能在傳統給定的可能性中尋求有限的變化，就不能真正突破舊有的藩籬，在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上做創(chuàng)新的嘗試或者突破。
·二
而實際上，藏族文學對格薩爾史詩的重述、創(chuàng)新、改寫就從未停止過，除了現代詩歌體的《天子?格薩爾》，還有長篇小說《格薩爾王》、中篇小說《神授》等。從小就才情橫溢的少年詩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格薩爾史詩“智態(tài)化”藝人鄔金?丹增扎巴，20歲時就創(chuàng)作完成了格薩爾史詩中的《白雪盔伏藏庫》（上、下），之后又陸續(xù)完成了《嶺國八十大將傳記》等多部作品。到目前為止，鄔金?丹增扎巴已經寫完了二十多部史詩，其中的13部已經出版，而他的計劃是要用畢生精力寫完118本。格薩爾史詩國家級傳承人寧瑪派僧人格日尖贊已經創(chuàng)作出版《列赤馬宗》、《敦氏預言授記》《雪山水晶宗》等28部格薩爾史詩作品，在中國藏區(qū)被稱之為“寫不完”的格薩爾藝人。這些不同風格、不同文體的格薩爾史詩文本，都是在現當代語境下作家、詩人對古老的格薩爾史詩的創(chuàng)新性重構，而詩歌無疑是藏族文學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
格薩爾史詩是藏族民間詩歌的匯集。格薩爾史詩之所以傳唱千年而不衰，與藏文化的詩性傳統及其傳承方式有密切關系。詩歌原本就是藏民族自古以來記錄和傳播自身文化的主要載體和方式。藏區(qū)是一方詩性的土地，藏族傳統詩歌有自己獨特的修辭構成方式、意義表達方式和傳播與接受方式。著名的《米拉日巴道歌》《薩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樹格言》《國王修身論》《火的格言》《天空格言》等都是以詩歌形式寫成?！抖鼗捅就罗瑲v史文書》中的古歌卜辭就是藏族最早的古典詩歌。13世紀末，譯師雄頓?多吉堅贊將印度作家檀?。ㄓ肿g尤巴堅）的《詩境論》譯為藏文，藏族詩人依據《詩境論》的“年阿體”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作，已然形成藏族完整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其中哲理格言詩是傳統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產生于13世紀上半葉的《薩迦格言》是哲理格言詩的奠基之作。作者薩班·貢噶堅參(1182—1251)幼年學佛典與梵文，青年時代即精通五明之學，被尊稱為“薩迦班智達”(班智達系印度語，意為學者)。全書內容涉及區(qū)分智愚﹑揚善貶惡﹑皈依佛法等各個方面，以每首七言四句的詩歌形式寫成，善用比喻，語言簡潔，既有佛經掌故，又有民俗民諺，深入淺出，別開生面，成為藏族學者必讀著作，也在民間廣泛流傳，對后世藏族新詩歌創(chuàng)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導。被稱為藏族第一個哲學詩人的米拉日巴，他的《十萬道歌集》采用“魯體民歌”形式，語言通俗質樸，比喻貼切生動，深受民眾喜愛。讀《米拉日巴道歌》，禪意盎然，詩中渲染的那種安逸、閑散、和諧、靜幽的氣氛，既可以感受到吐蕃古歌豪放、酣暢的氣息，又可以體味到現代抒情文學細膩幽柔韻味的來源。學識淵博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歌，則采用四句六言的“諧體民歌”形式，每句六個音節(jié)，句法整齊，每兩個音節(jié)一“頓”，一句分為三個“頓”，即“四句六音三頓”，極強的韻律，使詩歌有了優(yōu)美的音樂效果。寓情于喻，多取比興，直抒胸懷，言簡意深，通俗中透著哲理。采用白描手法，洗凈鉛華，返璞歸真，于質樸中見委婉細膩。比喻更是新穎生動，極富浪漫色彩。高僧大德將質樸的民間話語寫入詩篇，在當時獨樹一幟，令人耳目一新，在藏族詩歌史上開創(chuàng)了新的詩風。
藏族諺語說：“每個藏人心中都有一部格薩爾?！鼻О倌陙?，格薩爾史詩猶如一條奔流不息的江河，一直在不斷地注入新的支流和新鮮的活水，增加著新的內容。在格薩爾史詩的不同流布區(qū)域，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類型的說唱藝人和不同風格的傳承人說唱中，在不同的格薩爾史詩書面文本作者的筆下，總是能看到新的說唱、新的文本產生，新的意義在延伸。藏族現代詩歌依然承續(xù)了傳統民歌、史詩、道歌的磅礴詩風。格薩爾史詩的現代詩歌寫作，讓我們看到古老的史詩除了是民間藝人，民間文人在“我詩寫我口”的主體主義神話外，將史詩的莊嚴敘事傳統與格律詩的抒情、哲理相融合，在推進史詩的現代性敘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現當代語境下，格薩爾史詩已經通過更多的形式和更多的類型營造出更廣闊、更多層面的藝術想象和表達。
作為活形態(tài)的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史詩從形式到內容，一直以來都是藏族各種書面文學樣式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藏族現代詩歌在體裁、創(chuàng)作方法、選詞取喻、語言風格等方面都有傳統民歌的影子。民歌元素在新詩歌中的復興，給現代詩歌帶來了新鮮的活力，使詩歌語言與散文語言距離縮短，并借鑒吸收中外詩歌的表現手法，語言表達方式自然清新，形式自由、韻律靈活?！短熳?格薩爾》在傳承與尊重格薩爾史詩“元敘事”的基礎上，結合了藏族民歌和藏族古典詩歌傳統，從篇章結構到一句一字，從語言到聲律，既融入了口語化的詼諧的民歌元素，又突破了傳統舊體詩的束縛，語言趨于口語化、散文化。新詩歌文本以現代詩歌的方式創(chuàng)編、重述格薩爾史詩，實際上是一個具有較強實驗性的文本。一經產生就存在諸多的制約與討論，需面對傳統意義上的反對、抵抗與協商。在寫作層面上，存在抒情性、描述性和歷史實證的整合。敘事長詩中的遣詞造句、語調張弛、敘事轉折、人稱處理、空間結構等，不同于那些迅速流動的、剎那間靈光乍現的詩歌，以史詩母體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長篇敘事詩必然要面對在結構、體量、內容等極其豐富紛繁的龐大的史詩系統。“歌詠言，詩言志”，詩人除了謀求內心涌動的激情和史詩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外，還需要鋪陳古老史詩厚重的歷史意識、實證材料以及光怪陸離的情節(jié)和深沉的情感，展開那些繁榮宏大之下潛藏的瓦礫和灰燼?！短熳?格薩爾》的現代新詩創(chuàng)作，啟發(fā)我們探求基于口頭傳統根脈的格薩爾史詩如何富含現代詩歌意蘊，以及民間敘事傳統與現代新詩有著怎樣的互文關系？古老原生的民間史詩文化語境，是否能成為當代語境下新詩的靈感源泉。
三
一般來說，中國的敘事詩是比較少的，特別是在文人詩里面，而我國的少數民族卻留下了數量龐大的敘事詩，這些敘事詩對中國少數民族生活和文學的影響是深遠而多方面的。格薩爾史詩不同于已然固態(tài)化的《荷馬史詩》《羅摩衍那》《卡勒瓦拉》等。格薩爾史詩在藏族民間的說唱從未停止，新的說唱藝人還在不斷被發(fā)現，新的文本還在不斷產生，其活形態(tài)特征依然存在。但是我們也看到，隨著工業(yè)化時代的到來和現代化城市的發(fā)展，以及電子網絡時代的加快，植根于鄉(xiāng)土民間社區(qū)的口頭文學，正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著改變。格薩爾史詩的傳承，除了活態(tài)的口頭傳播外，其他形式的傳播方式正在蔓延開來，書面文本特別是作家、詩人的個性化創(chuàng)作等文本化傾向已越來越普遍。時代更替，文化流變，格薩爾史詩的傳承因為外部客觀環(huán)境的改變正在面臨更多復雜的狀況。史詩的口頭性，說唱藝人的演唱語境正在令人遺憾地逐漸弱化。格薩爾史詩五省區(qū)流布區(qū)域，史詩的創(chuàng)作主體漸趨多元化：民間藝人、高僧大德、作家詩人……格薩爾史詩的表現形式更是多樣紛呈：格薩爾藏戲、格薩爾唐卡、格薩爾音樂、格薩爾石刻、格薩爾電影、格薩爾服飾、格薩爾彩塑、格薩爾酥油花等等。因為獲得了現代與傳統多種文化元素的影響，格薩爾史詩的傳承正在發(fā)生著巨大變化，形成了多種多樣、紛繁復雜的表達方式和傳播方式。就文本而言，截至目前，格薩爾史詩的各種新部本仍在產生，且已明顯有了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互文、雜糅、疊合的混合特征。格薩爾史詩的學科邊界也一直處在與其他學科不斷融通又糾葛的滑動中，剪不斷，理還亂。
作者夏加，工作生活的四川省色達縣屬于草原牧區(qū)?！吧_”藏語意為“金色的馬”，地處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接合部，平均海拔4127米，是格薩爾史詩重要的流布區(qū)域之一，這里的格薩爾文化資源以及文化遺存底蘊豐厚，有格薩爾故事傳說、格薩爾藝人說唱、格薩爾歌舞、格薩爾彩繪。這里也是“格薩爾藏劇”“格薩爾石刻”的發(fā)祥地，有“格薩爾文化藝術中心”、格薩爾博物館，廣場上矗立著格薩爾王和著名的13位大將的塑像。色達享有“格薩爾文化藝術之鄉(xiāng)”之稱，是格薩爾史詩文化的重要研究基地。筆者曾兩次到色達縣進行格薩爾史詩田野調查，感受到英雄的生命在這里顯示著一種尊嚴和高貴。作為藏族本土作家詩人，夏加傾心于格薩爾史詩，在格薩爾史詩傳說地尋找創(chuàng)作素材與靈感。為了將一些藏語典故和歷史材料翻譯準確，夏加悉心求教于藏區(qū)各地的格薩爾民間藝人和格薩爾史詩研究專家，多次參加格薩爾史詩研討會。相繼出版了長篇敘事詩集《天子·格薩爾》、詩集《高地敘述》和以格薩爾史詩重要人物阿達拉姆為原型的長篇敘事散文詩集《第二朵蓮花》、《生命三部曲》，受邀主創(chuàng)電影劇本《格薩爾王》《戰(zhàn)馬》，創(chuàng)作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旅局非遺叢書之格薩爾彩繪石刻專著《刻之魂》等。是地理與文化空間的獨特性與神圣性，給予作者對格薩爾史詩的無盡想象與詩歌創(chuàng)作靈感。
《天子·格薩爾》的現代詩歌敘事已經不是“元敘事”的復制與翻版，而是蘊含了詩人的個人情懷與自我創(chuàng)作意識。詩歌在格薩爾史詩特定人物的心理、語言、情感描寫中有意加強細節(jié)描述，傳達出更多的現代性和人性化、世俗化傾向。那些民間藝人說唱中適合表演的冗長的各種贊詞、套語、襯詞和一些程式化內容被有意淡化或消匿。《天子·格薩爾》以歌頌英雄主義、歌頌愛情為主題，全書除了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場面，寫天子格薩爾的專章有37節(jié)，寫美人、王妃的專章有13節(jié)，格薩爾及其英雄聯盟，個個有堅毅的胡須、悲壯的眼神，格薩爾王無上的神性，悲憫的情懷，還有金色的王冠，讓他成為那個時代無數美麗女人為之迷戀的夢中情人。戰(zhàn)火紛飛的古戰(zhàn)場上，璀璨與輝煌、苦難與希望、愛恨與情仇，在歷史與光陰的穿越磨合下漸漸變得更加夢幻神奇。雖然是現代詩歌敘事，卻依然承襲了史詩“元敘事”的情節(jié)框架和浩瀚遼遠、波譎云詭，將魔幻與現實的氛圍，通過整體的象征與重構造成一種現代詩歌意象與意境上的廣闊與神秘，在詩中依然可以聽到藏人熟悉的自然之詩、草原之歌和曠野之味。作者巧用藏族傳統的詩性智慧和比興手法，把事物和人的心理狀態(tài)直陳目前。在現代詩歌語境下，民歌體的質樸傳神，說唱體的蒼涼悲壯，被有效地嫁接起來，無疑是一種新的審美體驗。
格薩爾史詩作為民間口頭說唱文學，更多地體現了藏族遠古部落尚武的英雄主義精神，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歷史文化信息，以及神圣性與世俗性的相互交織?，F代詩歌文本頌揚的英勇、無畏、悲憫、大善以及美好生活，與格薩爾史詩的精神氣質一脈相承，而人文色彩更為濃郁，更傾向于表達作者個人化的生命體驗和現代性思索。詩中突出描繪了嶺噶布雄獅大王格薩爾妙拂洲的蓮花世界，要以五智之明、諸神之力、萬變之身、堅韌之鎧、鋒利之器、風影之騎教化眾生，化解眾生之累：“大力咒語助你懺悔最后的過錯，紅色斬妖劍助你超度最后的承諾，善良的眾生，請聽我說——行善渡惡?！薄昂推健悄憧床坏降拿孛?，因與果，是與非，成與敗，硝煙已經沉寂，故事已經結束。”“你的來路，是什么芳香撲鼻？是嶺的氣息，還是神的旨意？生命，不曾離去；生機，不曾暗淡?？础愕难劾铮瑵M是翠綠。”在嶺地，在天子的世界里，沒有誰能將和平竊取，超脫罪惡，才能綻放生命最初的美麗。
白獅、猛虎、鷲鳥
英雄的戰(zhàn)袍
鋒利的刀
廝殺，血色的城堡
對壘，污濁的泥沼
死，是生的哭泣
生，是死的微笑
勇士，不屈地倒下
死亡，也是驕傲
毒的刺，腐朽的槁
挺立的堅強的犄角
死亡，也是妖嬈
—— 《天子·格薩爾》
《天子?格薩爾》承續(xù)了史詩母題的恢弘氣勢，將敘事、抒情、哲理相融合。勇猛的辛巴，善戰(zhàn)的丹瑪，英雄嘉察殉難的身影……懷著對民族英雄的崇敬，作者抒寫了英雄的壯烈、無畏、不屈以及智與謀的較量、善與惡的博弈。在對口頭文學的體悟中，作者現代性闡釋了藏民族更為久遠的文化遺傳基因——英雄主義情結。原始的力度感，古樸的道義感，勇敢無畏、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超越一切的圣潔和莊嚴，與格薩爾史詩的精神氣質互為表里，作者試圖激活傳統經典中的崇高信仰，喚醒史詩文化中向死而生、豪氣沖天的正能量和浩然之氣。
詩，從本質上說是情感的產物。在長篇敘事詩的創(chuàng)作中，如何表現史詩人物的情感和各種事件情節(jié)的虛實關系，如何保持史詩原有的崇高感和莊嚴感，其實并不容易。在“虛”與“實”的關系中，抒情太多，容易流于虛空，太實，會顯得板滯。尤其是情感表達，既要氣韻生動，又要深情細致，還要含蓄克制。將詩歌美學與理性精神融通平衡，達到一定的藝術效果，其實很難做到?！短熳?格薩爾》承載了較為豐富的內涵，融入了多重的對比關系，實現了結構與敘事的平衡。在史詩“元敘事”中，格薩爾的13個王妃，個個兼具美貌、智慧與個性。在《天子?格薩爾》中，對于格薩爾的愛情故事，作者的主觀抒發(fā)用筆頗多，如對王妃珠姆的描寫，面對格薩爾王常年出征和一個個美麗新王妃的到來，珠姆的情愛心理復雜多變，或真情向往，或纏綿糾結，或嫉妒痛苦，作者對其情感層次、節(jié)奏的把握還是細膩豐富：“當我溫柔的手臂纏繞著你的脖頸，當我美艷的臉龐輕拂過你的眼睛，當我的玫瑰唇溫潤了你的心魂，當我的長發(fā)飄過你的手心，溫柔的陷阱，寄魂海、寄魂樹、寄魂牛、寄魂魚，魔力的秘密已經透明——你聽到了嗎？天子超度罪惡的聲音，紫煙一般，盤旋在你的頭頂，在我如玉的肌膚上，你將看到——天神之子的光明，和吉祥的嶺國眾生?！?魔女阿達拉姆的熾熱愛情，達絨長官晁同的暮色青春，作者的書寫與其他格薩爾文本不同，給予他們極大的同情與理解。夏加以史詩中的魔女阿達拉姆為原型，創(chuàng)作出版了長篇敘事散文詩集《第二朵蓮花》，傳達了阿達拉姆的愛與恨、善與惡、神性與魔性。阿達拉姆是魔國魔王魯贊之妹，又是雄獅王格薩爾的妃子，也是其麾下三十員大將中唯一的女將，貌美如花、武藝超群。作者如此寫道：
楊柳一般，是溫柔的嫵媚
山峰一般，是強健的英姿
火焰一般，是暴烈的殺戮
鮮花一般，是多情的迷醉
攜一身絕世的嬌美
站立成磐石一樣的高度
王的女人，咆哮的格桑花
你讓誰燦爛綻放，又讓誰凋零枯萎？
在王的天空下，你展翅高飛
吶喊、征戰(zhàn)、細語，依偎
魔域的女子，為了誰——
你在箭尖涂滿了甜美
將王的聲音射向天際，裝點成
嶺地眾生十全的富貴
—— 《天子·格薩爾--雄獅王出征阿扎》
在藏族早期的許多經文中，“魔”（梵文：Mara ; 藏文：bDud）是欲望之神，是所有眾神之中的最高欲界之主。當他呈現出欲望的化身之時，通常稱之為“他化自在天魔”或者又被喚作“魔子”。在金剛乘佛教中，“魔”同時又代表著一切思想精神領域和所有情感心靈上的各種“惑”。在藏族文化關于“佛陀十二業(yè)績”的經典系列唐卡繪畫中，第九業(yè)績的唐卡繪畫中就描述了試圖阻礙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果的眾多邪“魔”，魔的邪惡大軍被描述為來自四路的強兵（馬兵、象兵、車兵、步兵），佛陀被這眾多的“魔”團團圍住，惡魔大軍用許多可怕恐怖的巫術魔道武器威脅恫嚇他……魔王之妹，同時又是王妃的阿達拉姆，在這里是代表“欲”與“魔”合體，交織著美貌與野蠻、善良與罪惡。史詩中另一個“魔”的化身格薩爾王的叔叔晁通，我們在長詩的很多章節(jié)中幾乎都能看到他的神變與魔幻互通的無數幻化身影。
不是每個人，都能將災禍禳退
不是每個人，都能安定眾生心魂
惡的路，是善的明燈
奸詐的心，是忠誠的指引
貪婪，陰險，自私、權勢
不用憎恨
光輝功德的法能
嘲笑著匍匐前行的人
沒有人可以懷疑——
他心底的光明
生鐵橛，威鎮(zhèn)鬼神
黑旗，飄搖三千
有形的，無形的靈魂
火光——索波馬城
暴雨、冰雹、電閃雷鳴
松石的箭，祛巫的人
狂放吧！自在的前程
最美——是黑暗中綻放的粉色花蕾
達絨長官得意的笑聲
才是善良最真實的眼睛
—— 《天子·格薩爾》
就閱讀而言，詩歌給讀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作者將格薩爾史詩說唱中的、文本中的、藏戲中的“魔”的形象、“丑”的形象、“惡”的形象描繪得別開生面。無論是“四大降魔史”中各具威武的“四大魔頭”，還是女魔頭阿達拉姆，嫉妒灼心的王妃梅薩，熱衷于魔道的晁同。在傳統史詩說唱中，晁同是丑陋的滑稽的小人人格的化身，是被批判的表現道德低下的符號，其“反派”形象已經定格甚至臉譜化了，《天子?格薩爾》則著力描寫了晁同豐富而復雜的內心世界，令人深思。美和丑，神與魔，緊密相鄰，互為因果。在文學與藝術中，神話或史詩處處留下了通往各種可能與更悠遠之境的入口。真實和神話在語言的空間和文本的空間視角中交互遞進，主觀感受和客觀見證相互滲透，整部詩歌的語脈氣息渾然一體，象征的創(chuàng)作手法使得詩歌的文學意義有了多義性和豐富性。
結語
批評的歷史化方式，總是想要將新的詩歌置于作品的原初語境中去探求其意義，進而追溯史詩和現代詩歌的接受史。對現代藏族詩歌的批評，與其以眾多的現代西方理論為工具，不如認清藏族現代詩還從未真正與藏族傳統詩學訣別。文化的發(fā)展史是一部變化的創(chuàng)新史，格薩爾史詩既是傳統民族文化守正的精神傳承，又是守正的歸宿即實踐創(chuàng)新，是互為因果的辯證存在關系?，F代詩歌已呈現出越來越廣闊的可能性。新的詩歌話語實踐，以現代語調希望以更加廣闊的多元思路世界視野，展示其構成與更加豐富的細微之處。而探討史詩背后經久長存的歷史情思，意味著史詩歷史隱喻的逐漸盛開，這些壯麗的隱喻、動人的故事，是詩歌的生命。相比傳統史詩主題的明晰性、表層化、單向性，現代詩歌敘事主題期待呈現更顯著的變化：模糊性、內在深化性、抽象性與多主題，這種實驗性或許會對作家文本的創(chuàng)作產生更深入的影響。
在復雜的文化境遇中，偉大史詩的現代詩歌書寫應該導向未知的更廣大的精神世界，詩歌創(chuàng)作需要想象與虛構，但也不能僅憑想象和虛構，史詩的轉換性現代詩歌寫作，需要實證意義上的更高追求，需要詩人在新的闡釋中有更深的哲學思考。依托口語說唱傳統來凝聚或產生現代詩歌敘事，其實是很難做到非常優(yōu)秀。詩歌寫作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依靠語言本身，通過意象、修辭、詞語來產生詩意。這種現代詩歌的形成，不僅僅依賴于詩人的主體抒情，還需依賴傳統、依賴經驗、依賴實證。與日常或當下簡單的抒發(fā)情感相比，傳統經驗的詩意層次更豐富和復雜，在推進、連接、熔鑄、展開的過程中，需要時時體悟智性的經驗，惟其如此，詩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詩意空間才有難以言傳的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