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倪煥之》： “推動歷史的輪子”
原標題：“推動歷史的輪子”——葉圣陶《倪煥之》釋讀
《倪煥之》是作家葉圣陶處理五四和五卅關系的關鍵文本，呈現(xiàn)了作家反思五卅并沿著五卅的道路出發(fā)，重新理解知識階級和大革命的思想和行跡，可謂作家的心靈形式。葉圣陶通過《倪煥之》文本中獨特的時間敘述，表達了在時代中理解個人、在群體中推動歷史的意識；與此同時，在文本的縫隙中，也可以讀出作家對于工人運動的迷惑和對于未來的迷惘。
吳宓1919年4月26日日記謂：“宓常有志著大小說一部，擬以一人一家之遭際，寓中國近世之世變。”[1]然遲至1924年9月11日“始撰理想小說《新舊因緣》第一回[2]，也未徑自寫下去。其后評楊振聲《玉君》，讀張恨水《春明外史》并視其同巴爾扎克《高老頭》[3]，慨嘆李涵秋《俠鳳奇緣》乃“綰合太巧”的鬧劇，讀《老殘游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等等，似有意蓄力完成《新舊因緣》。于是，1926年11月28日，在與胡徵多次談論小說寫作之后，吳在日記中寫道：
“宓現(xiàn)決仿Goethe之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及Wilhem Meister's Wanderjahre兩書之意，撰大小說一部，而分為前后二編，各一百回?！熬帉懳嵘ù硎廊耍┤畾q以前之感情思想。后編則寫三十歲以后之涉歷聞見。前編為敘情詩式，后編為哲理之史詩式。前編寫少年之感情，男女之戀愛。后編寫天人之關系，及個人與社會之沖突與調(diào)和。”[4]
不過，志愿雖宏，友朋亦多勸慰，吳宓并未模仿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完成中國的“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倒是吳宓視為“有眼無珠”“取西洋之瘡痂狗糞，以進于中國之人”的“今之倡‘新文學’者”，[5]在或一程度上實現(xiàn)了吳宓的素志。葉圣陶《倪煥之》以“教育文藝”的名義在《教育雜志》1928年第1期上開始連載時，一部大致寫1916-1927年間的“個人與社會之沖突與調(diào)和”“寓中國近世之世變”的小說誕生了；而茅盾《虹》《子夜》及老舍《駱駝祥子》等小說則在不同的向度上發(fā)展了《倪煥之》。這些作品都因為作者時間意識的變遷而來，亦因之成為1927-1937年敘述個人與群體關系的最為重要的長篇小說。它們充分表征著1927-1937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在構建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之后，為重新安置個人和群體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以及所獲得的豐富形式。
青年葉圣陶
在1958年2月24日寫給《倪煥之》的《翻譯本序》中，葉圣陶留下了非常有意味的一筆：
就今天來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國已經(jīng)變成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六萬萬人已經(jīng)組成一個堅強無比的集體，發(fā)揮出來的巨大力量令人難以置信，好比原子核被擊破了的時候。敘述這個變革，表現(xiàn)這個變革，是我國的歷史家和文學家非擔當不可的任務。這是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目的不但在認識以往，而且在啟發(fā)未來。
當年我寫這本小說，也曾經(jīng)想到這樣的任務。但是我的規(guī)模太小了，只寫了時代潮流中極少數(shù)幾個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6]
1958年留下了的這一筆，最直切的解釋理當是葉圣陶在參與敘述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合法性，并且將自己的過去編織進其合法性體系當中。
不過，揆諸《倪煥之》文本以及葉圣陶1925年五卅運動之后的言論，可知敘述變革以啟發(fā)未來，也基本上可以算是此前三十年的歷史原貌。當然，葉圣陶當年參與具體的歷史過程時，心理要更加復雜。
一 “知識階級”與“他們"
葉圣陶既非在1958年的語境中創(chuàng)作《倪煥之》，也并非在吳宓停止的地方開始寫作。雖然史詩式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葉圣陶與吳宓、張恨水都有的訴求，但葉氏創(chuàng)作《倪煥之》本質(zhì)上乃源于1925年五卅運動之后自身時間意識的變遷，而非創(chuàng)作偉大小說的沖動。與在邊緣地帶呼應五四運動不同，五卅運動時期，葉圣陶在中心地帶親身經(jīng)歷過。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切身體驗使葉圣陶認為，“他們”的時代來臨了，“知識階級”的時代到了盡頭。
五卅運動第二天夜晚寫作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首先表露了葉圣陶的變化。在文章中，作者不僅描寫了自己感受到“群眾的力量”的激動情緒，而且勾勒了三組相互映襯的人物形象：一組是小商人，蜷伏在家里，藏在柜子底下；一組是穿青衫大褂的勞動者，其中一個是“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著胸，蒼暗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說著：“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么！”另有一些“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依稀低吟“可憐無補費精神”，幻化成“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唇，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怕……’”。在急雨中“向前走去”的作者視“魔影”為“攔路的荊棘”和“火伴的牽累”，憤怒詛咒“魔影”滅絕、消亡，希冀著：“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7]很顯然，“魔影”是知識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也是葉圣陶當時心理的投影，他試圖通過詛咒“魔影”來克服“攔路的荊棘”“火伴的牽累”的命運，呼應“群眾的力量”“向前走去”。與五四時期相比，葉圣陶恐怕再難相信個個進化于是人群進化一[8]我們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個‘我’”[9]，他認為一個別樣的時代來臨了，他的立場因此發(fā)生了改變。正如阿英所指出的那樣，《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反映了葉圣陶“從個人主義的觀點，到反個人主義的立場”的轉(zhuǎn)變。[10]此后，葉圣陶從早年參加中國社會黨的不安情緒中解放出來，加入中國國民黨，參與了具體的有組織性的群眾運動。[11]
在五州運動之后不久寫的《諸相》一文中，葉圣陶明確構建了“知識階級”與“他們”的對立。他將“教育家”描述為“只有一張嘴”，發(fā)出“體面的聲音？高等的聲音？淵博的聲音？深奧的聲音？科學的聲音？道德的聲音？……”，一個不要臉的形象，視“知識階級”為“就像拼七巧板似的”玩弄“思想和名詞”的人群，譏笑其“沒有舉行過投票公決”就自居“世道人心、文化進程”之肩負者，然而實際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玩物，言行“有點類似娘兒們的行徑”。相反，葉圣陶視“知識階級”鄙薄的“無知無識”的“他們”——“勞力者”為撐住社會的群體，“他們”的“力量、活動等等，全都是思想的實際化”，“到那一天，所謂‘他們’也者大踏步地一起站出來，步步著實，堅定有力，定會把娘兒們似的一批人所站的那些階石踩得粉碎”。葉圣陶說：“我覺得其期已經(jīng)不遠?！盵12]不難分辨，葉圣陶并非“無知無識”的“他們”中的一員，但卻選擇了“他們”的立場，并預言著“知識階級”“所站的那些階石”被“他們”“踩得粉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寓言。在這樣的寓言里，肩負“世道人心，文化進程”的“知識階級”和傳播“科學”“道德”…….的“教育家”，不管與五四新文化人的形象是否重合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似，都成了丑角。葉圣陶在此展現(xiàn)出來的變化是根本性的。雖然如在《潘先生在難中》一樣，他始終諦視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灰色的人生狀態(tài)，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對于潘先生，作家猶有同情，并未決然舍棄“知識階級”的立場。但經(jīng)此五卅一役，葉圣陶站在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立場上，根本性地否定了“知識階級”。
選擇“他們”的立場使葉圣陶產(chǎn)生了澎湃的詩情，寫作了一系列以五卅運動為核心的新詩。在最早發(fā)表的《五月三十日》一詩中，葉圣陶寫道：
“同胞，我們彼此是唯有的伴當！/同胞，我們彼此是唯有的伴當！/大家拿出一顆心來，/大家牽起兩只手來，/我們不孤單呀，/我們氣方壯！/心心融和為大心，/手手堅持成堅障，/要撲滅那惡魔的猖狂，/要洗濯出公理人道固有的輝光，/———為這個，便臨對仇敵的快槍，/也沒有什么恐慌?！盵13]
相對于散文體式帶來的“冷靜”，葉圣陶在詩歌體式中直接將“他們”喚作“我們”，并且表達著熱烈的希望和信心。在1926年發(fā)表的《五月》《“我們懺悔來的！”》等詩作中，葉圣陶持續(xù)著這種希望和信心，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他仍在當年9月26日作的新詩《憶》中以深深的悵惘回憶著“他們”的故事。他寫道，“對著這群人偉大的光彩，/便家屋東西燒個精光，/這點小犧牲也是應該”，但是，“現(xiàn)在都到哪里去了？/現(xiàn)在都到哪里去了！/我走過那天的街頭，/只秋風吹動那市招，/淡淡的我的長影畫在地，/我感到異樣的寂寥，寂寥?！盵14]然而，此后直至1937年，葉圣陶新詩再無歌頌、吟詠“他們”之作，被五卅運動喚起的激情似乎被大革命的失敗狠狠挫傷了。但激情消退之余，憑借著自我反省和對茅盾《蝕》三部曲的批判閱讀，葉圣陶也找到了更為切實可靠的應對方式，那就是寫長篇小說《倪煥之》。
葉圣陶著《倪煥之》開明書店 1947年版
在被挫傷之前，葉圣陶曾經(jīng)和主張“革命文學”的知識分子一樣，試圖重新定義文學。在1926年寫作的《詩人》一文中，葉圣陶拒絕領受“詩人”的名號，質(zhì)問：“撕碎一個再來建造一個是我最切身的事，為什么被稱為詩人的時候就做不得？難道詩人只該給人家當清心丸或者忘憂草，卻不該當心自己的生活嗎？”作者寫道：“所以我決意拿出我的力量來，親自動手，把這個生活撕成粉碎，讓它再也拼湊不攏來；同時另外建造個新的。”[15]拒絕“詩人”的名號，“撕碎一個再來建造一個是我最切身的事”，葉圣陶的這種文化政治沖動，的確與李初梨1928年1月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中的主張有相通之處。后者斬釘截鐵地說道：
現(xiàn)在，如有人發(fā)問，“什么是文學？”他一定要遭絕大的嘲笑。因為在中國，“文學”是一個自明的東西，“文學”就是“文學”。在他們，注解“文學”二字，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事。
不過，在我們，從新來定義“文學”，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
因為，我們不惟應該把我們對于文學的見解，與有產(chǎn)者的對立起來，而且非把有產(chǎn)者文學論克服，實無從建設我們的革命文學。[16]
葉圣陶拒絕詩人“清心丸”“忘憂草”的命運，其實就是拒絕處于被有產(chǎn)者消費的地位。他要粉碎生活，“讓它再也拼湊不攏來；同時另外建造個新的”，也類似于李初梨所謂“非把有產(chǎn)者文學論克服，實無從建設我們的革命文學”。當然，與李初梨鮮明的階級立場、雄辯的理論思辨相比，葉圣陶的文化政治沖動顯得余韻悠長。就在這樣的地方，葉圣陶實現(xiàn)了與大革命失敗后蔚起的新寫實（主義）文學運動的有限對接，寫下了《夜》《倪煥之》《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在那里，一個與《潘先生在難中》及其前作品有根本性區(qū)別的敘事者形象出現(xiàn)了；盡管前后有一貫之處，葉圣陶基本保持著冷靜、矜持的敘事者形象，但區(qū)別依然是根本性的。商金林說：
“從《夜》開始，葉圣陶著力于‘寫這個不尋常的時代’。《夜》《赤著的腳》《冥世別》《某城紀事》《李太太的頭發(fā)》《某鎮(zhèn)紀事》等短篇都是作者確定了革命的人生觀，考察了社會的真情，苦心經(jīng)營、精心結撰創(chuàng)造出來的意在表現(xiàn)生活的‘革命文學’。比起當時那些聲嘶力竭的‘狂態(tài)’，騷動的‘自我表現(xiàn)’，以及泛泛地歌唱燦爛的未來的‘革命文學’，葉圣陶的這些凝結著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自己的思考和情感的短篇更富有鮮明的‘傾向性’、社會性’和革命色彩。”[17]
此論可謂深得實情。
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葉圣陶之“革命文學”固然源于革命人生觀的確立，直接的根底實在于五卅的觸動、文學觀念的變化以及對“他們”的選擇、對“知識階級”的唾棄。的確，五卅給了葉圣陶一雙新的眼睛，看到了與五四視野下截然不同的現(xiàn)實。這也就難怪，1925年5月31日成為葉圣陶長篇小說《倪煥之》中唯一一個明確標識出來的時間點。
二 五卅與五四
自《倪煥之》面世以來，其“時代性”即為論者矚目；商金林甚至認為：“洋洋十八萬言的長篇，幾乎每一頁上都寫著時代二字?！盵18]不過，需要有所分辨的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zhàn)爭……所代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事件雖然共同構成了《倪煥之》文本內(nèi)部的時間脈絡，但各個時間點承擔著不同分量的作用。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五卅運動，《倪煥之》實際上是葉圣陶經(jīng)歷五卅之后以不同于五四的方式重新安置個人與群體的長篇小說。
在五四時期，葉圣陶曾覺悟“我們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個‘我’”，在《倪煥之》中敘述的則是這種覺悟的破滅。小說第一節(jié)，倪煥之即帶著“理想”上場，認為教育事業(yè)是培養(yǎng)“人”的，此后三節(jié)介紹了其“理想”的三個來由：一是他從小就希望從事有益于大多數(shù)人的工作；二是他從教三年后遇到了一位積極以心靈感化學生的教師；三是辛亥革命以后連年的武人專制統(tǒng)治使他認為，中國要好起來“自然在各個人懂得了怎樣做個正當?shù)娜艘院蟆?，而“養(yǎng)成正當?shù)娜恕?，“一切的希望在教育”。倪煥之因此對蔣冰如以學校為“世界的雛形”的辦學方式[19]充滿信心，在向金佩璋解釋學校開辟農(nóng)場的決定時侃侃而談：
從一粒種子，看它發(fā)育，看它敷榮，看它結果；還可以看它怎樣遭逢疾病，怎樣抵抗天行。因此而覺悟、了知的，豈只是一種植物的生活史；生命的秘奧，萬物的消息，也將觸類而旁通。[20]
然而在農(nóng)場勞動的學生似乎根本無法“覺悟、了知”這種溝通天人之際的境界，只是在《農(nóng)場日志》虛應故事，玩忽地涂上“今日與昨日相同，無新鮮景象”的句子。倪煥之似乎也被感染，“有好幾回了，望著一些默默地發(fā)榮滋長的花草，竟發(fā)生一種酸味的凄然的感覺”[21]。在“發(fā)育”“敷榮”“結果”“疾病”之間，充斥的是“今日與昨日相同，無新鮮景象”的時間，倪煥之與他的學生似乎對此都缺乏足夠的準備。因此，一旦面臨這樣的時間狀態(tài)，他們就難免失去信心。
但是，更致命的打擊卻在于，倪煥之發(fā)現(xiàn)從“世界的雛型”中出來的學生，與尋常學生并無不同，自己以為成功感化了的學生蔣華，在大革命中卻為虎作倀，協(xié)同父親蔣士鑣欺壓地方。因此，在五卅運動前幾個月，王樂山批評倪煥之：“要知道社會是一個有組織的東西，而你們教給學生的只是比較好看的枝節(jié)；拿了這少些，就要希望他們有所表現(xiàn)，不能說不是一種奢望?！盵22]倪煥之將信將疑，決定于1925年春前往上海任教。此后，他漸漸棄去鄉(xiāng)村田園之思，在五卅運動的沖擊下，終于發(fā)現(xiàn)了教育的更深的根底：“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無意義的玄語；目前的教育應該從革命出發(fā)。教育者如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勞；而革命者如不顧教育，也將空洞地少所憑借。[23]在這里，革命作為一種群眾運動，毫無疑問是一種群體問題，而培養(yǎng)“人”的教育則首先是個人問題。通過構建教育與革命的關系，倪煥之不僅發(fā)現(xiàn)了教育的根底，而且建立了群體與個人的結構關系，在群體有效發(fā)展的基礎上識別了個人發(fā)展的可能。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倪煥之找到了參與歷史并推動歷史往前運動的一條路徑。
此后，隨著上海工人運動勢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倪煥之明確意識到五四被超越了。他覺得五四雖然是某種源頭，但“工人群眾那種就是犧牲一年半載也甘愿的精神，從前是沒有；那種認識了自身的力量與組織的必要，紛紛加入嚴正的隊伍的事實，從前也沒有”[24]。倪煥之因此甘居學生的地位，認為“用他們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將另外成個樣子吧？看見了那另外的樣子，該于我有好處，至少可以證明路向沒有錯，更增前進的勇氣”?！八O想自己是一尾魚，沉沒在‘他們’的海水中間，徹頭徹尾沾著‘他們’的氣分；‘他們’也是魚，同他友好地結隊游著：他感覺這有人世間難得的歡快。”[25]倪煥之由于“用他們的眼光看世界”，就找到了正確的“路向”，感覺到“人間難得的歡快”。這意味著對于倪煥之而言，群體給予了個人價值和意義，使個人的發(fā)展有了方向性；而“歡快”意味著樂觀、快速，此即指個人快速發(fā)展，個人成為樂觀的歷史主體。
同時，葉圣陶通過倪煥之，以長篇小說的形式重復了一遍自己在1925年5月31日的經(jīng)歷，重復了一遍自己對于“他們”的認同以及對于“知識階級”的揚棄。這進一步表明，1925年5月31日的街頭經(jīng)驗，五卅運動的觸發(fā)，是葉圣陶創(chuàng)作《倪煥之》的根本動因。小說第22節(jié)第一句“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是異常悶郁的天氣”[26]，于是也有了特別的形式意義。它作為整個文本唯一明確標識的時間點，既將時代作為背景涵容進了長篇小說，也將作家個人經(jīng)驗作為內(nèi)在動因涵容進了長篇小說，意味著《倪煥之》是個人與歷史深度吻合的形式。從這一點出發(fā)，小說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敘述新文化運動從內(nèi)部崩壞，而在余下的篇幅中特別勾勒五四作為五卅源頭的樣貌，會比較好理解一些。葉圣陶表面上敘述的是倪煥之教育理想失敗的過程，實際上敘述的是五卅運動為什么會發(fā)生，倪煥之為什么會選擇認同“他們”的立場和眼光。
作為一個自覺的小說家，葉圣陶1921年即曾言：
“文藝作品，無論是小詩，長詩，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單幕劇，多幕劇，必須是渾然的一個有機體，而不是支離雜湊的集合體；這也應是作家所當知的一個條件?！盵27]
針對長篇小說，他認為：“若是一篇長篇，而使我們心情煩悶和陶醉像波浪似的起伏，則已不成其為渾然有生機的全體，徒然是同一的人物情境的事罷了；何不析為短篇，使之各各獨立，稱為完作呢？”[28]雖然不能說作家有怎樣的理論認識，便能寫出怎樣的作品來，但一個作家的作品總多少與其理論認識是相關的。葉圣陶在《倪煥之》當中所敘述的一切，都是圍繞著五卅進行的。沒有五四學生運動作為源頭，就沒有五卅；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內(nèi)部出現(xiàn)問題，無法教育出不被社會吞噬的下一代，就沒有倪煥之為五卅所展示出來的現(xiàn)代組織運動的能量所懾服，從而認同“他們”。
但是，在《倪煥之》中，五卅只是一個中心，并不是一個終點。葉圣陶并沒有機械地敘述一個五卅埋葬五四的故事，相反，他不僅視五四為五州的源頭，而且始終以極大的耐心處理二者的沖突。五四所發(fā)現(xiàn)的“人”在五卅所發(fā)現(xiàn)的“他們”中迷失，遭遇莫名其妙的死亡時，倪煥之“嗅到失望與哀傷的腐爛一般的氣息”。在宣傳組織工人運動的某個時間的縫隙里，王樂山自語般說：“我們的頭顱，不知道又在那一天給人家砍去?！蹦邿ㄖ蜻@一句話夢魔：
“他看見各種的心，又看見各種的血；心與心互相擲擊，像古代戰(zhàn)爭時所用的礌石，血與血互相激蕩，像兩股遇在一處的壯流。隨后，腐爛的心固然腐爛了，生動的心也疲于沖突，軟鋪鋪的像一堆朽肉；污濁的血固然污濁了，清新的血也漸變陳舊，紅殷殷像一派死水。于是，什么都沒有，空虛統(tǒng)治了一切?！盵29]
此后，王樂山果然犧牲，另一位革命者密司殷也慘死，倪煥之感到：“前途是一片濃重的霧海，誰知道走上去會碰到什么！”[30]他借酒消愁，患腸窒扶斯而告別人世。在臨死的昏夢中，“他看見一盞比平常的大得多的走馬燈，紙剪的各色人物有真人一般大。燈額上題兩個大字，是‘循環(huán)’；司轉(zhuǎn)動的風輪上也有兩個大字，是‘命運”[31]。不管是“犧牲”，還是“屠殺”，倪煥之似乎無法承受個人的生命在五卅運動中變得如此渺小、柔弱。當個人死亡而時代的前景依然不明之時，他覺得時間不再直線向前，而是宿命般地曲折回繞，循環(huán)起來了。這也就意味著，當群體無法保證個人的發(fā)展時，葉圣陶對未來的樂觀態(tài)度變得相當微妙。他雖然自承“未厭”，但內(nèi)心實有所改變。這一點映射到小說形式上，即為《倪煥之》以蔣冰如“新村”式的學校教育模式開始，也以其“新村”式的理想結束。蔣冰如望著倪煥之的靈座說：“眼前唯有這一條新的道路了！”[32]
葉圣陶著，李白英改編，盛增祥繪《倪煥之》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2年版
小說以此戛然而止。在五卅與五四的沖突中，葉圣陶并沒有找到自己真正認可的在群體中安置個人的方式。
三 人之歷史
當然，迷失于個人與群體之間，并不意味著葉圣陶一定就認同蔣冰如的選擇。實際上，在《倪煥之》文本中，也許隱藏著更深的、更值得探討的時間問題。在小說臨近收束時，蔣士鑣父子攫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繼續(xù)欺壓良善，橫行鄉(xiāng)里，蔣冰如反而被他們打倒。類似這樣的現(xiàn)實讓倪煥之深感“現(xiàn)實的境界與想望中的境界不一樣”，引起王樂山的議論：“我知道人總是人；這一批人弄不好，換一批人會突然好起來，這是忘記了歷史的妄想。”倪煥之認為“我們應該把歷史的輪子推動，讓它轉(zhuǎn)得較平常為快”，王樂山則認為“我們能夠做的，只有推動歷史的輪子，讓它轉(zhuǎn)得較平常為快”，他心里很清楚“已經(jīng)過去的時代未必真成過去”。[33]“人總是人”，意味著人的超時間性；“已經(jīng)過去的時代未必真成過去”，意味著多重時間并置在同一空間中，呈空間狀態(tài)。因此，在王樂山看來，歷史的輪子固然可以被推動，轉(zhuǎn)得比平?？欤酥畾v史卻依舊難以祛除超時間性的因素及新舊雜陳的因素。
的確，《倪煥之》在個人和群體兩個層面都印證了王樂山的意見。在群體方面，存在“圖謀鉆營、純?yōu)閭€己的情形”，存在殘酷的殺戮和犧牲，存在蔣士鑣父子式的篡權，存在倪煥之式的動搖和幻滅，歷史仿佛總是在重演。在個人方面，金佩璋的言行是典型的表征。她受《新青年》影響，相信自由戀愛、男女平等，認為白話文比文言文更為進步，但在接受倪煥之愛情的回信中，卻使用了云山霧罩的文言，自承“璋固女子”，此后與倪煥之的信札往來一直堅持使用文言；她明白婚儀乃野蠻時代風俗之遺留，但卻認為結婚“自宜取一比較莊重之儀式，以嚴飾此開始也”；結婚懷孕之后，她所賦有的女性的傳統(tǒng)性格現(xiàn)形，告別教師生涯，悉心家長里短。尤其是結婚懷孕之后，在倪煥之看來，金佩璋成了一個從現(xiàn)代的時空中脫域而去的女性。雖然倪煥之的死亡刺激金佩璋決心再次走向社會，重新進入現(xiàn)代時空，但超時間的因素及新舊雜陳的因素勢必如影隨形，一直擾亂她的言行。
在關于金佩璋與倪煥之愛情、婚姻的敘述中，葉圣陶重寫了蔣光慈、胡也頻等人創(chuàng)造的“革命加戀愛”的故事。葉圣陶延續(xù)五四的理想，雖然將自由戀愛敘述為革命的一種形式，但卻將婚姻視為革命的束縛，使倪煥之面對婚姻和懷孕時得到一個這樣的結論：“現(xiàn)在有了一個妻子，但失去了一個戀人，一個同志！”[34]由此可見，葉圣陶認為婚姻、生殖限制了個人和群體，無法進步，時間失去了效果。誠如梅家玲在討論《倪煥之》的文章中所言，“重視‘時效‘的另一面，其實是‘日常時間性’的消亡”，“原本呈線性發(fā)展的時間，因此被迫以片斷、跳躍的方式行進”[35]。葉圣陶似乎無法忍受個人和群體因為“日常時間性”而停頓下來，從《倪煥之》第19節(jié)開始，蕩開一筆，不寫盤兒的成長，而寫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對倪煥之的影響。梅家玲啟用“日常時間性”這一概念，的確擊中了《倪煥之》文本內(nèi)部時間問題的一個要害。倪煥之面對“今日與昨日相同”的倦怠，面對盤兒的孕育和生長所感到的犧牲未來，代價太大，都意味著他所理解的個人和群體無法吸納“日常時間性”。于是，當個人和群體的發(fā)展并未以理想的面目出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他即以為“循環(huán)”出現(xiàn)，時間停滯。
倪煥之的時間意識基本上是葉圣陶時間意識的再現(xiàn)。夏志清曾經(jīng)這樣評價《倪煥之》：
“這部書寫的十分坦誠，但是作者和書中主角的關系過分密切，以致無法產(chǎn)生像作者其他比較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所具有的那種帶有諷刺意味的客觀性?！盵36]
且不管這一評價是亨利·詹姆斯所奠定的英美形式主義小說理論傳統(tǒng)提供的洞見或者偏見，夏志清還是注意到了《倪煥之》與葉圣陶短篇小說的不同之處。如果說在短篇小說中，葉圣陶更多地是以同情的方式分析社會，敘述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故事，那么在長篇小說中，由于五卅的沖擊，葉圣陶不僅要敘述1916-1927年中國社會變化的故事，而且通過這一敘述來反觀自身，重新構建自己應對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立場、信心和方式?；蚨嗷蛏俚?，葉圣陶意識到短篇小說無法成為有效的形式。因此，《倪煥之》作為不成熟的形式，卻提供了比成熟的形式更為豐富的意味，它是葉圣陶的心靈形式。在此意義上，倪煥之的時間意識是葉圣陶時間意識的直接表現(xiàn)。但葉圣陶是在敘述倪煥之的時間意識，而且在敘述的過程中鉤沉了王樂山對于人、歷史、時代的判斷，就很有可能形成更具有綜合性和穿透性的時間意識?！赌邿ㄖ纷詈笾褂谥匦聰⑹鍪Y冰如的“新村”理想，宜其別有深意。小說前18節(jié)以敘述日常生活為主，“情節(jié)時間”連續(xù)發(fā)展，“時代”的面影偶爾閃現(xiàn)在人物的對話中，未能構成敘事動因，其中張勛復辟事件過于短暫，也未曾中斷“情節(jié)時間”；第19節(jié)開始，顯然是為了讓倪煥之從個人陷入日常生活的“幻滅的悲涼”中解脫出來，“情節(jié)時間”被硬生生中斷了，日常生活的敘述成為“時代”敘述的陪襯，時間和敘事在五四、五卅、大革命之間跳躍前進；敘事者的形象也發(fā)生變化，小說前18節(jié)基本上是冷靜客觀的，盡可能不介入故事敘述，此后則成了一個饒舌者，其中小說第20節(jié)更完完全全成了敘事者的獨白。第19節(jié)開始的中斷意味著《倪煥之》這個以五卅為中心的敘事文本，其實乃是為了反思五卅，反思倪煥之對于“他們”的認同和對于“時效”的追求。在葉圣陶未曾明言的地方，人之歷史真正展開。
當然，這有一些遠離葉圣陶的時間意識。從其1936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英文教授》來看，葉圣陶似乎并未很自覺地設置《倪煥之》文本內(nèi)部的時間矛盾?！队⑽慕淌凇窋⑹龅氖嵌瓱o垢如何從一個充滿青春熱情的青年轉(zhuǎn)變成一個吃齋念佛的英文教授的故事，其中關鍵是五卅后大革命中無數(shù)青年的死亡，使他離開革命團體，變得麻木、虛無，轉(zhuǎn)而乞靈佛教，反對反抗侵略戰(zhàn)爭。敘事者客觀地敘述了董無垢的變化過程，只是在文本中重復一個比喻：“他（董無垢）端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里，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著老鼠?！盵37]董無垢在敘事者筆下成為偷生在時空內(nèi)部的老鼠，意味著葉圣陶并不認同脫離“時代”的選擇。《英文教授》可以視為《倪煥之》的一個短篇小說版本，有力地證明葉圣陶對五卅的反思，并非要拋棄五卅或埋葬五卅。在深重的民族災難面前，他也難以玄思人之歷史真正展開的方式，只能窮于應對眼皮底下的困境，在反思中再次認同“他們”。
不過，這種認同并不是簡單的。大約是在相同的困境中，1926年以時間來領會存在的海德格爾批判道“人們發(fā)現(xiàn)‘時間性的’存在者與‘超時間的’永恒者之間有一條‘鴻溝’，人們試圖為二者搭橋”，認為“‘非時間的東西’與‘超時間的東西’”就其存在來看也是‘時間性的’”。[38]葉圣陶通過《倪煥之》，并非要在時間與超時間、存在者與永恒者之間搭橋，而是為了應對具體歷史境遇中的問題和困境?！巴苿託v史的輪子”，并非通往永恒，而是祛除超時間的因素和新舊雜陳的因素。他意識到人之歷史的復雜，試圖包容多種方式，共同“推動歷史的輪子”。他通過倪煥之認同了王樂山所謂教育不能是僅拾榮華的、枝節(jié)的教育，也認同了其所謂人始終是人，于是希望在政黨組織、社會群眾之外構建人之歷史的一些可能。因此，葉圣陶寫倪煥之觀燈節(jié)，并未讓倪煥之徒逞詞鋒，一味想望以更盛大的燈會慶祝國慶，而是發(fā)出了青年魯迅式的感慨，“迷信可存”[39]，寫蔣冰如之“新村”理想，也并未徑直否定其所謂“世界無論變到怎樣，身體總得保衛(wèi)，家事總得治理”[40]。
但是，留有明顯余憾的是，葉圣陶在《倪煥之》中敘述金佩璋因為丈夫之死而重新走向社會，似乎是一抹光明的愿景。然而，無論如何，這一愿景都來得過于突然，幻美得令人難以置信。
注釋：
[1][2][5]吳宓：《吳宓日記（第二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9、286、152頁。
[3][4]吳宓：《吳宓日記（第三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10、257-258頁。
[6]葉圣陶：《葉圣陶集（第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版，第287-288頁。
[7]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文學周報》（第179期）1925年6月28日。
[8]葉紹鈞：《女子人格問題》，《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
[9]圣陶：《吾人近今的覺悟》，《時事新報·時評》1919年5月15日。
[10]阿英編校：《現(xiàn)代十六家小品序》光明書局1935年版，第5頁。
[11][17][18]商金林：《葉圣陶傳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445-446、453頁。
[12]郢生：《諸相》，《文學周報》（第183期）1925年7月26日。
[13]圣陶：《五月三十日》，《文學周報》（第177期）1925年6月14日。
[14]圣陶：《憶》，《一般》（第3卷第3號）1927年11月5日。
[15]葉圣陶：《詩人》，《光明》（半月刊第2期）1926年6月20日。
[16]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
[19][20][39]葉紹鈞：《倪煥之（三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4號）1928年4月20日。
[21]葉紹鈞：《倪煥之（五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6號）1928年6月20日。
[22]葉紹鈞：《倪煥之（八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9號）1928年9月20日。
[23][24][25][26]葉紹鈞：《倪煥之（九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10號）1928年10月20日。
[27]圣陶：《文藝談（十二）》，《晨報》1921年3月31日。
[28]圣陶：《文藝談（十三）》，《晨報》1921年4月3日。
[29]葉紹鈞：《倪煥之（十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11號）1928年11月20日。
[30][31][32][40]葉紹鈞：《倪煥之（十一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12號）1928年12年20日。
[33]葉紹鈞：《倪煥之（七續(xù)）》，《教育雜志》（第20卷第8號）1928年8月20日。
[34]梅家玲：《孩童，還是青年？---葉圣陶教育小說與二O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第98頁。
[35]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頁。
[36]圣陶著，夏丐尊編：《英文教授》，開明書店1936年版，第316、338頁。
[37]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jié)合譯：《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21-22頁。
（轉(zhuǎn)載自“西川風”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