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意識與審美設(shè)定 ——論徐則臣小說的謎團女性
內(nèi)容提要：徐則臣早期小說塑造了不少來歷不明、行蹤無定的女性形象，她們多身份模糊，且不 免要和情感或欲望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如《梅雨》中的高棉、《長途》中的秦來、《羅拉快跑》中的女乘客、《西夏》 中的西夏、《屋頂上》的酒吧女孩等，這既是徐則臣將女性指認為成就（使之成為）男人的特定 性別對象，并對之葆有審美距離的凝視，也是借由女性謎團留出敘事空白，規(guī)避了現(xiàn)實主義明白 顯豁的敘事意味，具有豐富的美學意義。與之對照，近年徐則臣小說很少再設(shè)定類似的謎團女性， 這既與作家認知視野闊大有關(guān)，也與審美指向變化有關(guān)。
關(guān)鍵詞：徐則臣 女性形象 性別意識 審美對象
2018年，學者張莉組織了一次新銳男作家性別觀調(diào)查，調(diào)查問卷第一個問題是：“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嗎？你在創(chuàng)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兩性關(guān)系？”回答該問題時，徐則臣首先指認女人成為“她自己”的重要性，這是其闡釋性別意識、書寫女性形象的前提。談及具體女性形象塑造，他認為要“既謹慎如何體貼人物，挖掘出人物內(nèi)心，又要謹慎自己的‘男性意識’別壞事”，同時認為，“基于對人性和性別的寬闊理解，以及對眾生平等的基本尊重”，應(yīng)“謹慎地處理作品中的兩性關(guān)系”①。徐則臣的回答中規(guī)中矩，有著與年齡、歷練相匹配的毫不偏狹的認知，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從其性別意識出發(fā)，搜尋徐則臣小說中女性形象的閃爍面影，探討其小說女性形象與其性別意識或敘事表意的不同關(guān)系，或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性別意識與作家創(chuàng)作的隱秘關(guān)聯(lián)。
女性形象與謎團女性的意義
早期徐則臣引起關(guān)注的多是一些直面現(xiàn)實的中短篇小說，如《啊，北京》《三人行》《我們在北京相遇》《逆時針》《西夏》《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等，均是對都市底層年輕人生存現(xiàn)狀的“北漂”生活記錄，小說中洋溢著撲面而來的現(xiàn)實主義氣質(zhì)。實際上，“花街”“故鄉(xiāng)”等系列小說，雖然以迷離的意象營造拉開了與現(xiàn)實的距離，但也不難從字里行間感受到時代對這條街巷、對故鄉(xiāng)所施加的無處不在的影響——水上航運已然衰落，公路運輸取而代之；“城市像大兵壓境”，一寸寸地侵蝕著原本屬于鄉(xiāng)鎮(zhèn)的地理空間；打工潮的興起，則使花街與故鄉(xiāng)逐漸空心化，以至于“一天到晚難得見幾個男人在走路”。
與這種或遠或近地表達現(xiàn)實相適應(yīng)，在徐則臣筆下，女性形象多少都能夠體現(xiàn)出與現(xiàn)代女性命運相關(guān)的時代特質(zhì)，她們的行為動機、性格塑造乃至人物命運，無不同現(xiàn)代社會緊密相連。如《居延》中的女主人公從“千里尋夫”到獨立邁入社會的歷程，堪稱是現(xiàn)代女性自我覺醒的典型范本，四處散發(fā)著徐則臣所言“成為她自己”的現(xiàn)代女性特質(zhì)；《逆時針》中，一心只想為兒子兒媳多出點力的老龐，則讓我們在年輕的“北漂”群體外，看到一群老年女性的“北漂”，并不復(fù)雜的故事呈現(xiàn)出老年女性特殊的命運趨向；《飛蝗》中性格急躁的火嫂，身處物質(zhì)生活日趨凋敝的鄉(xiāng)村，為了向欠錢不還的工廠老板討債，竟不惜以死相逼；《南方和槍》中，鄭青藍也面臨著到南方去追求物質(zhì)生活抑或留在花街與“愛人”廝守的兩難抉擇。這些女性形象大多迎頭撞上了我們每天都要遭遇的日常生活、時代和社會，在現(xiàn)實生活的抵抗中尋找掙扎，努力成為“她自己”、成為自我命運的主宰者。這些女性形象閃耀著現(xiàn)實生活的多重面影，呈現(xiàn)出五四后一百年來女性命運自我抗爭的當下意義。可以說，徐則臣早期小說塑造的這些女性既是現(xiàn)代性別政治的正確表達，也是男性作家正面應(yīng)對性別現(xiàn)實的有效書寫，即將女性作為社會、文化、自然復(fù)合作用的產(chǎn)物進行表達呈現(xiàn)。
不過，在徐則臣早期小說中，還有值得關(guān)注的另一類謎團女性形象。她們在小說中的身份、行動與動機，基本上是從現(xiàn)實生活中抽離出來的，甚至與日常邏輯保持著一定距離。時代所施加給她們的影響，在小說中是模糊的、被弱化的。她們在小說中的面貌、行動，往往通過純粹的男性視角來對照式地呈現(xiàn)，進而使我們從她們身上得以窺見某些值得深思的性別審美特質(zhì)、一種高度的符號性。這些謎團女性形象似乎溢出了前述徐則臣性別意識表達的邊界，徐則臣“體貼（女性）人物，挖掘出（女性）人物內(nèi)心”、保持“男性意識”謹慎的性別觀，在這些帶有謎團性質(zhì)的女性形象上，似乎有些疏遠。
與《居延》《逆時針》《飛蝗》等彰顯現(xiàn)代特質(zhì)的女性形象不同，這些謎團女性身份多模糊而神秘，且總不免要和男人發(fā)生情感或欲望關(guān)聯(lián)。我們無疑應(yīng)當將這一點擺在人物形象要素中的核心位置，因為無論是去時代化的背景設(shè)置、反常理的情節(jié)安排，還是刻意加以限制的敘述視角，作家都是為了凸顯女性身上的種種“未知”元素而服務(wù)的。而且，拋開身份的神秘不談，單是兩性在自然生理（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差異，就已經(jīng)構(gòu)成了某種特殊的敘事空白。這種敘事空白在1980年代格非、馬原等先鋒小說中較為常見，但徐則臣特意將這些空白安放到女性形象身上，其實包含著特殊的性別意識與審美指向。
在“男女有別”的雙性視域下，“永遠劃分著人們生理差別的是男女兩性。正因為還沒有人能親身體會過兩性的差別，我們對于這差別的認識，總是間接的；所能說的差別多少局限于表面的。在實際生活中，誰都會感覺到異性的隔膜，但是差別的內(nèi)容永遠是個猜想，無法領(lǐng)會”②。性別的差異由此成為欲望啟動的內(nèi)在動力。正是這種不可知、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無法預(yù)測，才產(chǎn)生張揚力比多的性別欲望。正因此，徐則臣對于女性形象進行謎樣的身份與行為設(shè)置，這對于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而言，無疑是格外具有魅力的敘事操作，徐則臣早期設(shè)定的這些謎團女性便具有性別意識、審美設(shè)定的多向解讀價值。
性別視野中的高棉形象
《梅雨》是具有謎團女性代表性的一個故事。故事展開的空間在花街，花街迷離幻境與梅雨敘事背景構(gòu)成了女性人物謎團的多重意義。女主人公高棉，“在雨季的前一天來到花街，梅雨快結(jié)束的時候死了”，神秘地到來、神秘地死去，來和去的原因都語焉不詳，在懵懂少年“我”的眼中，密布著深深的謎團。高棉這一神秘、美麗、充滿未知的角色，卻成為“我”生命中意義非凡的過客，使“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盡管關(guān)于她的身世，“我知道的不比十四歲時多一點”。懵懂少年的情欲、青春由此呈現(xiàn)出對女性性別認知迷茫朦朧的性別意義，男人性別意識的起點由此延展開來，不妨說這其實是對男人成長的一種鏡像式書寫。
花街，操皮肉生意的女人聚居的地方，四處彌漫著情色與欲望氣息，而梅雨時節(jié)，大概是最適合用來展開這個故事的時間了。狹長幽深的街道，永遠籠罩在淡淡的、迷蒙的水邊的霧氣里；墻面布滿苔痕，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上汪著水；而“雨沒完沒了”，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時無限鋪陳開去，以至于“全世界都是濕的”，抑或說，世界不過是花街的外延。徐則臣設(shè)定的這一敘事空間和時間嵌入了南方敘事的陰性特質(zhì)，有著蘇童類似的南方幽暗朦朧意味，卻是少年男性性別意識萌動的起點，與女性形象高棉的謎團出現(xiàn)和離去相適應(yīng)，從而具有男女雙性對話與認知的豐富意義。
高棉的形象，從“我”口中夢囈般地娓娓道來，有著夢一般的詩意，也與個人的記憶糾纏不清。“我”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大男孩，情竇初開、春心萌動，似乎已明白許多事理，可是不明白的東西更多。正當“我”陷入這個年齡特有的煩惱而不能自拔之際，高棉和梅雨一起，走下碼頭、進入花街，“我”的內(nèi)心便被這個陌生的女人所占據(jù)了。對年長異性表現(xiàn)出的難以言說的迷戀，這無疑同樣是這個年齡所特有的心理現(xiàn)象——“我”迷戀她日光下透明的右耳朵，迷戀她身上幽幽的玉蘭花香氣，迷戀她布滿陽光的臉頰的那個柔和的弧度；一想到她也是來花街找錢的，“我就莫名其妙地難過”……可是，對于這個曾一度占據(jù)“我”生活的中心的女人，“我”所知道的也不過如此，甚至于連她的名字，也可能不過是“一個代號”罷了?！拔摇睂Ω呙薜倪@些曖昧不清的行動與心理實際上已經(jīng)將女性性別對象化，不妨說高棉其實是一面鏡子，作為性別對象映照出“我”的男性身份，激發(fā)出“我”的男性意識，也是“我”成為男人的必要觀照對象。正是這個女人的出現(xiàn)在啟動了“我”對女性的認知，使“我”知道自身性別。
早年徐則臣將男性成長置之于梅雨和高棉雙重曖昧迷蒙的場景中，這種朦朧不妨說是男性性別意識形成的特定語境，可見出男性性別意識的來源正在這種朦朧不可說破中。對于男人來說，這個女性是誰已經(jīng)不重要，只是“我”這個少年性別啟蒙的道具而已。在此視角下，徐則臣早期的女性意識可以看出內(nèi)在的性別觀念生長性。
不僅限于此。接近尾聲時，“我”偶然發(fā)現(xiàn)了父親與高棉的曖昧關(guān)系。盡管這一點“我”至今仍然無法確知，當時“我”對這一切也只是懵懂，但這件事顯然使“我”在潛意識里感到了巨大的受挫，對父親充滿了敵意，從此“不愿意和他多搭茬”；父子間實質(zhì)上形成了某種潛在的競爭關(guān)系，作為孩子的“我”自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也由此具有了男人成長的動力。兩男一女的敘事模式在這里搭建起男性性別認知的新框架，父親的存在成為少年男人自我成就的障礙，這如何是好？西方文化中男人（父親）與男人（兒子）之間的競爭關(guān)系由此展開。
高棉死去似乎是應(yīng)有結(jié)局，然而小說對高棉為何執(zhí)意尋死又故意語焉不詳。是因為難以忍受的病痛，還是另有隱情？這已經(jīng)無關(guān)緊要，都不過是圍繞高棉的眾多疑團中的一個。重要的是，高棉來取藥的事，成了我們兩人最后的、共同的秘密，“我”跟誰也沒說，既沒有告訴父親，也沒有阻止高棉，任由她赴死?；蛟S在潛意識層面，“我”把這當作是對父親的一種懲罰、一種攻擊、一種報復(fù)，甚至是完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弒父”，是日后以其他男性作為對手、展開對女性的爭奪和占有的“繁衍競爭”的第一場預(yù)演。所謂“死亡打敗了她，同時打敗了我的父親”，其實不妨解讀為“我打敗了我的父親”——“我”成功地使那個平日里向來梳著“一絲不亂的分頭”的父親，變得“如此沒章法”，以至于“頹敗地蹲在尸體旁邊”。正因此，與高棉有關(guān)的一切，才在“我”精神世界成長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正是高棉這個謎團女性使“我”認知與建構(gòu)了男性意識。
不妨說，作為女性的高棉其實是一個性別符號，她包藏在謎團外衣下的另一個名字，就是男性對于女性最原初、本能的情欲，昭示了女性身份之一，就是男性不斷征服和占有的對象、是他們行為動機最深層而持久的源動力。高棉這樣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男性自我意識中潛在的欲望對象，即男性性別意識中天然儲藏著對女性的征服欲望，即便他只是一個少年。這樣來看，女性似乎是成就（使男人成為）男人的生物本能對象，這樣的敘事認知顯然內(nèi)在契合了古希臘神話所營造的男性性別意識，也是父權(quán)意識的內(nèi)在呈現(xiàn)。宙斯成為宙斯也是以對父權(quán)先天的仇恨并處理為前提的，“弒父”由此具有男性性別意識正當性。
高棉死后不久，梅雨季結(jié)束了，“我”生命的一個階段也隨之流失?；蛟S，關(guān)于高棉這個女人，我們可以確定的只有一點：這確乎是“只跟我一個人有關(guān)”的故事，最私人的男人記憶，它無法被復(fù)制、被分享、被解答。徐則臣也以此書寫了男性成長經(jīng)歷上的性別認知，不妨說這也是徐則臣由自我出發(fā)的一種經(jīng)驗式書寫，與其后年歲、閱歷增長后宏闊高遠的《耶路撒冷》《王城如?！贰侗鄙稀返乳L篇小說中的性別書寫形成了遙遠的距離，卻有著屬于徐則臣的男性性別認知與自我建構(gòu)的獨特意義。
其他謎團女性的性別意義
類似高棉這樣身份成謎的女性形象，在徐則臣早期小說中并不鮮見。如《長途》中的秦來，其最主要的女性形象魅力，就來自倏忽不定的身份。叔叔陳子歸為什么要好心搭載這個“素不相識”的女服裝店老板？她長得頗有幾分姿色，卻為何腿上落有殘疾？她為什么總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神情？直到故事結(jié)尾，關(guān)于她身份的懸念，才從陳子歸口中得到了貌似合理的解釋——那也只是難以證實的一種可能性罷了；究竟是確有其事還是誤會巧合，完全取決于作為讀者的你是否愿意相信。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陳子歸余下的日子，無疑都將在面對秦來的自我救贖中獲得意義?！堕L途》將女性形象設(shè)定為男人陳子歸自我救贖的表征對象，女性形象的潛在意義其實是另外一種被征服，也是另外一種對男人的成就，不妨說，在性別意義上，女服裝店老板秦來與高棉一樣，是成就（使男人成為）男人的重要動力。
《羅拉快跑》中，那位年輕漂亮的女乘客，遇到在長途客車上做乘務(wù)員的普普通通的大齡男青年羅拉，竟出人意料頻頻向他示好，一時間氣氛曖昧。如此超乎常理，以至于羅拉感到難以置信，難道真是“桃花運”來了嗎？這種“超現(xiàn)實”的意味貫穿始終。然而夢境有多美妙，幻滅就有多痛苦。臨近尾聲，情節(jié)急轉(zhuǎn)直下：這位神秘的漂亮女孩連招呼都不打，徑直下車離開；羅拉鼓起勇氣追上前去，發(fā)現(xiàn)對方竟是一個離家出走的精神病患者?；闹囈馕对谶@里達到了頂峰：長達11個小時的美妙旅程，像無法結(jié)局的春夢，了無痕跡。這樣的情節(jié)設(shè)置如同張愛玲經(jīng)典短篇小說《封鎖》，也是男人與女人之間、或男人對女人的性別觀照，兩性之間的糾纏呈現(xiàn)出撕扯不清的曖昧語境。不同的是，張愛玲《封鎖》所寫的男女情欲有著女性視角的銳利切割，徐則臣則在男性視野中營造出情感的荒謬，但二者的性別意識也都內(nèi)在呼應(yīng)了雙性彼此觀望與認知的獨特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這篇小說格外重視通過與日常生活邏輯的疏離，來制造神秘化的謎團女性。故事的發(fā)展，簡直就像“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漂亮的啞女西夏，沒頭沒腦地就被“我”領(lǐng)回家、沒頭沒腦賴在“我”家洗衣做飯不走了，最后沒頭沒腦地和“我”成為愛人。幸福如此猝不及防，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惑：西夏會不會只是“我”幻想中的產(chǎn)物？如果不是，那她到底是什么來路？可是，就像在上述幾部作品中布下的種種謎團一樣，從一開始，徐則臣便沒想過要給讀者確定無疑的答案，這不過是作者設(shè)定的一個敘事空白。而且，“真相”又是什么，它真的重要嗎？正如“我”所想的那樣，“如果生活能夠就這么平靜美好，真相對‘我’又有多大意義呢？”如果不為“未知”保留一席之地，將一切都暴露在“真實”之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還一定能夠存在嗎？這是故事敘事空白中流露出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具有性別認知的獨特意義。
也許，徐則臣只是想要借助西夏的存在，向我們證明現(xiàn)代精神世界的真實境況——歸根結(jié)底，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所希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物質(zhì)和財富，還是知識與洞察？是肉體的享樂，還是語言的交流？也許都是，也許都不是。不過，從西夏故事里，不難看到徐則臣給出的答案：一種最簡單的情感需求，這種情感訴求是男人、女人之間簡單的性別慰藉。人類的心靈有時實在是太過脆弱了，好像只有通過他性別的介入，緊緊依靠，憑著異性的情感取暖，才可熬過漫長而寂寥的凜冬的寒夜。正如“我”，一個年近30的單身京漂，所求無非是簡單不過的心安；而在西夏神秘到來之前，“我”從未如此審視過作為男人的內(nèi)心所求。女人西夏寄托著男人深厚的情感渴望、寄托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西夏其實也只是一個性別符號，是對應(yīng)于男人“我”的溫婉女性，是給予男人日常溫暖的洗衣做飯的女性。語言的交流、事實的真相，并沒有那么重要，毋寧說，女性神秘的身份，反而成為了兩人情感關(guān)系的保障。這是一個現(xiàn)代的都市童話，縱使短暫，也想必使它的讀者感受到了片刻的溫暖。
與高棉、秦來、女乘客不同，西夏這樣的謎團女性不再是疏離、外在于男性的性別對象，不再是短暫與男性往來交織的女人，而是與“我”食宿相伴、朝夕相處的家庭女性，這個女人照顧“我”的起居日常，成為家的意義象征。這樣的女性具有日常生活對應(yīng)的女性性別特質(zhì)，徐則臣將之設(shè)定為來歷不明者，表面看是要審視男女情感可以走多遠，深層次則寄托著對男女情感的追問，或者說對現(xiàn)實男女情感的置疑，置疑的終點其實就是給男人一個家。值得注意的是，與高棉、秦來、女乘客等成就男性（即讓男人成為男人）的女性形象不同，西夏給了男人一個家，這是男人能夠走得更遠的女性性別意義嗎，或許這也是徐則臣性別意識中更為深層的家庭回歸趨向。從娜拉到《傷逝》中的子君，獨立女性的路可以走多遠？在西夏身上，我們不免要審視，沒有家庭，社會發(fā)展、男女生存的意義到底在哪里？而如果只有家庭，像西夏這樣的女性又能有多少價值，難道只是成為成就“我”這個男人的附庸。
結(jié) 語
可以看出，在徐則臣早期小說中，謎團女性形象的審美書寫有著特殊的性別指向與解讀意義。從高棉、秦來、女乘客，到西夏，徐則臣將之設(shè)定為成就（使男人成為）男人的特定對象，進而對這些身份模糊、行動不定的女性進行了葆有審美距離的特殊書寫。謎團女性書寫背后是早期徐則臣將女性審美對象化的一種策略，其意義首先在于徐則臣的女性意識中包含著尊重女性，但潛意識中又將女性作為成就（使男人成為）男人的動力。在西夏身上則更為復(fù)雜，對現(xiàn)實男女情感的追問置疑中，又暗設(shè)了男人、女人共同的家庭歸宿。這些中短篇小說中不同謎團女性書寫既表明早期徐則臣性別意識的特定指向，也與中短篇小說的藝術(shù)特性有關(guān)。中短篇小說中，高棉、秦來、西夏等謎團女性可以營造出一種敘事空白，規(guī)避了現(xiàn)實主義明白顯豁的敘事意味，內(nèi)在接續(xù)了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審美路向，并將之豐富，因此具有新世紀小說敘事美學的開拓意義。
與中短篇小說不同，近年徐則臣長篇小說中書寫了諸多面目清晰的女性形象，她們不再是早期中短篇小說謎團女性的單一審美對象。如《王城如海》中的羅冬雨、祁好，《耶路撒冷》中的秦福??；特別是《北上》塑造了不同身份、性格的女性形象，既有溫婉親切的傳統(tǒng)女性秦如玉，也有執(zhí)著情感、沉默少語的馬思藝，更有現(xiàn)代晚婚、追求自我的獨立女性孫宴臨，還有執(zhí)著于個體世界的胡靜之等。這些性格、面目、處境不同的女性形象，與時代、社會，與男性形象構(gòu)成恰當有效的呼應(yīng)，是自然、文化與社會多元作用下的女性應(yīng)有的豐富面貌，顯示出徐則臣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更為宏闊的視野，也表明長篇小說文體歷史與現(xiàn)實融匯的審美深度。不過，細細探究，在秦如玉、馬思藝身上，還依稀可見西夏的影子，這或許是作家性別意識中對女性抱有溫婉陰柔的特定審美理想。不管怎么說，早期徐則臣小說的謎團女性形象塑造，可以看出徐則臣潛意識中從性別視角對人類情感與欲望的本體探討，也有敘事美學留白的審美意義。
[本文為江蘇高校“青藍工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8BZW157）、江蘇理工學院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KYY19524）的資助成果]
注釋：
① 張莉：《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diào)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第年2期。
②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江蘇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頁。
[作者單位：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