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翻譯之變：時移譯易
近期，中美展開對話，翻譯又成為了人們談?wù)摰脑掝}。近代以來，西學逐漸進入國人視野。從“德先生”“賽先生”到“民主”“科學”，兩個英語單詞（democracy和science）的翻譯為何如此不同？從開眼看世界的年代，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年代，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譯者又是如何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的？文字是時代的唱片，翻譯則是將內(nèi)容播放出來的機器，時代變了，機器自然也就更新?lián)Q代了。在這背后又是什么樣的思維在主導(dǎo)？
不同年代 不同翻譯
最近熱播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第一集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在熙熙攘攘的上海街頭，一位說書先生手持快板，嘴上念念有詞，引來一大群中國人和外國人駐足圍觀。只見他聲情并茂地講著：“嚓啦啦小鑼敲起來，《青年雜志》已出版。中國社會多磨難，陳獨秀兩張藥方來公開。德先生，賽先生，已經(jīng)跑到中國來。”眾人聽罷，紛紛拍手叫好。
這一情節(jié)反映的是“新文化運動”這段歷史。這里的“德先生”指的是“民主”，即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對應(yīng)的英文單詞為democracy；而“賽先生”則指的是“科學”，即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對應(yīng)的英文單詞為science。這兩位“先生”撐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
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們從國外請來了“民主”和“科學”這兩位“客人”，并為他們起了很接地氣的名字——“德先生”和“賽先生”，它們就這樣“跑到中國來”。顯然，兩位先生的名字來自于其讀音的一部分，再配上“先生”的稱呼，像極了兩位遠道而來的高人；而“先生”亦是對老師的尊稱，暗含著要向西方學習的意味。這兩個名字，很容易被人們記住，也就很快地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爭相談?wù)摰脑掝}。
其實，兩位“先生”這類名詞的出現(xiàn)，也代表了翻譯名詞時常用的一種策略——音譯加意譯，具體在這個例子中就屬于音譯加表意語素的方法，即取該詞的部分讀音，外加該詞詞義的屬性，作為這個詞的翻譯。啤酒（beer）、卡片（card）、高爾夫球（golf）、芭蕾舞（ballet）、巧克力糖（chocolate）、吉普車（jeep）等名詞都是通過此類譯法得來的。
語言是不斷變遷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時代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會在翻譯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仔細比較近代和現(xiàn)當代的翻譯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其實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從翻譯目的到翻譯策略，譯文風格、表達習慣，都有所差異。
近代和現(xiàn)當代的譯者，面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因此在翻譯時帶有不同的翻譯目的。
近代中國受到列強欺侮，遭遇了深重的苦難，這些境遇深深地刺痛著國人的神經(jīng)，讓中國人開始睜開眼看這個世界，試圖找到自己落后挨打的原因，找到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秘方。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不僅經(jīng)歷著前所未有的歷史變革，也正經(jīng)歷著以“西方思想和文學翻譯”為主要代表的歷史上“第三次翻譯高潮”。而嚴復(fù)和林紓無疑是這段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前者希望通過翻譯西方科學著作來開啟民智，而后者則是意圖通過翻譯西方文學作品，讓民眾更全方位地了解西方世界的風土人情和精神世界。
林紓的古文翻譯
嚴復(fù)是我國清末新興啟蒙思想家，他在翻譯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時，深知譯事之難，并在書中的“譯例言”部分對此大為感慨：“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贝蟾攀呛笫雷g者對這幾句話有著太多共鳴，又或許是因為嚴復(fù)概括得極為貼切，“信達雅”這三個字也一度被視為翻譯標準的“金科玉律”，指導(dǎo)和激勵著一代代翻譯人“戴著腳鐐跳舞”。
而自稱“四十五以內(nèi)，匪書不觀”的林紓，更是在中國翻譯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了一個想繞也繞不開的人物。林紓翻譯小說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洋小說的作品，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贊揚。接著他受商務(wù)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后共譯作品180余種。介紹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林紓不懂外文，全憑合譯者的口譯，然后整理成順口的文言，他翻譯作品之多、之廣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
林紓的譯作影響了包括魯迅、胡適、鄭振鐸等很多后來的文學家。鄭振鐸曾評價他：“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美的四十余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焙m《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寫道：“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這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按，即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p>
小說之外：魯迅的翻譯
我們對于魯迅的了解，大多集中于其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和思想研究等領(lǐng)域，尤其是他的文學作品，被大量選入教科書；至于他的翻譯，人們則了解甚少。其實，魯迅也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他一生共翻譯了十四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的二百余種作品，可謂將生命中很大部分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翻譯。據(jù)統(tǒng)計，魯迅所有著作逾五百萬字，其中翻譯就達二百九十萬字，涵蓋蘇聯(lián)、日、奧、匈等多個國家，包括小說、童話等多種題材。
魯迅早期翻譯實踐經(jīng)歷深受當時社會進程的影響，選譯較多英、法科技小說作品，與當時“實業(yè)救國”“富國強兵”的思想相契合，也與當時的文學趨勢相一致。魯迅留日歸國后，深刻意識到中國腐朽的封建文化對社會進程的嚴重阻礙。因此，他這一時期的翻譯實踐，期望通過文字和文化的傳播，喚醒國民，改造中國。這也是他棄醫(yī)從文的初衷。許廣平曾在《魯迅與翻譯》一文中寫道：“魯迅從事文學翻譯是從《域外小說集》開始的，他著重于東歐和北歐文學的介紹，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為那些作品富于掙扎、反抗、怒吼的精神，翻譯過來，不但能借此轉(zhuǎn)移性情，更可改造社會?！?/p>
后來，蘇聯(lián)“十月革命”讓中國人看到了一種新的希望。魯迅也開始把目光投射到了蘇聯(lián)文學，希望通過這些作品，給國人帶來啟迪和激勵，這段時期，魯迅也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魯迅當時的譯著如《毀滅》《死魂靈》，充分反映出希望通過不斷學習新思想和新觀念，向國人傳達革命精神，找出一條適合中國走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wù)之一”。
翻譯策略的選擇
改革開放至今的現(xiàn)代翻譯，則是我們歷史上的第四次翻譯高潮。時過境遷，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我們的社會安定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多元而富有活力，翻譯昔日所肩負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的使命日漸淡化，而更多的是去服務(wù)于人們?nèi)找嬖鲩L的文化需求。這個時期的翻譯動力，主要來自市場的驅(qū)動，很多出版社考慮到銷量問題，傾向于著力打造暢銷書，越來越有迎合“輕閱讀”的趨勢；很懂得“蹭熱點”和“蹭流量”，如“諾貝爾文學獎系列”譯作。另外，也有一些學術(shù)作品的翻譯，主要服務(wù)于學術(shù)研究的目的，傳播最新的或經(jīng)典的學術(shù)著作。相對于暢銷書而言，學術(shù)書無論是篇幅，還是閱讀要求，顯然都更“重”一些，此類譯者則也算得上是為了迎合“重閱讀”。畢竟，我們正處在一個“銷量為王”的出版時代，出版社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以“輕閱讀”來支撐“重閱讀”。
近代與現(xiàn)當代的譯作，所采取的翻譯策略也不同。
翻譯策略上，客觀存在著“歸化”和“異化”的差別?！皻w化”和“異化”這對翻譯術(shù)語是由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學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提出來的。
所謂“歸化”，指的是“要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nèi)容”。歸化翻譯要求譯者向目的語的讀者靠攏，譯者必須像本國作者那樣說話，原作者要想和讀者直接對話，譯作必須變成地道的本國語言。歸化翻譯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譯文，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欣賞性。
“異化”指的是“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在翻譯上就是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yīng)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nèi)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使用異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慮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保存和反映異域民族特征和語言風格特色，為譯文讀者保留異國情調(diào)。
在清末和民國時期，由于很多譯者并非意在“信達雅”地翻譯外國著作，而是希望借翻譯之功，行救國、強國之事。所以，在翻譯實踐中，會更注重如何將源文作品以國人更能接受的方式、更為熟悉的表達譯介過來，以期更有利于迅速傳播，這就是所謂的“歸化”翻譯。
例如，在這一時期，譯者習慣于將外國人名的姓氏和中國姓氏聯(lián)系起來。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有譯者就把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飄》中的女主角Scarlett O'hara譯作“郝思嘉”，因為O’hara完整音譯應(yīng)為“奧哈拉”，而女主的姓氏，發(fā)音類似于“郝”，而Scarlett完整音譯應(yīng)為“斯嘉麗”，取前兩個字，就這樣組成一個三個字的名字，更像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很多外國漢學家在給自己起中文名字時，也參考了這一做法。曾擔任過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英文本名John Leighton Stuart完整音譯應(yīng)為“約翰·雷頓·斯圖爾特”，斯圖爾特是一個典型的英美姓氏，前兩字發(fā)音與中國姓氏“司徒”類似，這樣的中文名字令人眼前一亮。
林紓譯作的書名大多采取了“歸化”的策略。例如，我們現(xiàn)在所熟知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作家哈里特·比徹·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發(fā)表的一部反奴隸制長篇小說，林紓將其翻譯為《黑奴吁天錄》，很有清末小說的意味，讓中國讀者一眼就覺得親切。1907年3月，在日本東京留學的曾孝谷讀到《黑奴吁天錄》的小說時激動不已。他認為，這部小說正好警醒國人民族獨立之魂，便與同窗好友李叔同等人商量，改編成劇本，于是，中國的第一部話劇就這么誕生了。
再如，林紓于1908年將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創(chuàng)作的偵探小說《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爾摩斯》）翻譯為《歇洛克奇案開場》，大有設(shè)桌說評說的架勢，吊足了讀者閱讀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據(jù)傳林紓也是第一個將Holmes翻譯作“福爾摩斯”的人，因為按照音譯規(guī)則應(yīng)譯為“霍姆斯”，而林紓是福建人，受福建方言的影響區(qū)分不清h和f的發(fā)音。事實上，早在1903年，文明書局出版了《續(xù)包探案》，福爾摩斯的譯名已經(jīng)和現(xiàn)在的標準譯名完全相同；1904年至1906年，周桂笙、奚若合譯出版了《福爾摩斯再生案》，自此，“福爾摩斯”一直沿用下來。由此可見，“福爾摩斯”并非林紓首創(chuàng)，但林紓確實借鑒了這一譯法，為這個名字增添了一絲“福建”色彩。
來到現(xiàn)代，我們在翻譯實踐中更多地會去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幾十年的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讓中國和中國人變得更加開放和自信。一方面，我們接觸到了更多的訊息，對外面的世界了解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我們也逐漸找回文化自信，不再在西方文化面前表現(xiàn)自卑。因此，在翻譯時就會注重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精準地呈現(xiàn)給中國讀者。
不同時期 不同表達
不同時期的譯文，語言表達和譯文風格也有所不同。
語言的發(fā)展具有歷時性，所謂歷史性指的是一個系統(tǒng)的歷史性變化情況(過去—現(xiàn)在—將來)。在近代，白話文處于萌芽和剛剛興起的狀態(tài)，很多表達還不夠成熟，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的痕跡比較明顯。例如，“你底”“那末”這些專屬于那個時期的詞匯，如今已經(jīng)不再使用，被“你的”和“那么”這些詞替代?，F(xiàn)在的讀者讀到這些詞時，可能會感到有些奇怪，甚至會當成錯別字。這一點不僅體現(xiàn)在本土文學作品中，在中文譯作中也會有所體現(xiàn)。
另外，除了一些表達發(fā)生了改變之外，譯文風格也存在差異。相比較而言，由于清末和民國那部分譯者、翻譯家文字功底都比較強，在遣詞造句上更為講究，更注重文辭，文風相對更雅一些。例如，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至今仍是最受讀者歡迎的版本之一，他把《哈姆雷特》中那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翻譯成“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令人拍手叫絕的同時，也引發(fā)讀者對于命運的思考。王佐良翻譯培根的《談讀書》文辭優(yōu)美，朗朗上口，成為眾口相傳的佳作，他的那句“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shù)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不知被引用過多少次。
正是朱生豪、魯迅、周作人、梁實秋、鄭振鐸、羅念生、郭沫若、茅盾、傅雷、錢鐘書、季羨林、楊憲益、豐子愷、楊絳、王佐良等聲名赫赫的翻譯家，把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的作品翻譯成中文，世界文學才真正地走進了中國。
有人甚至評價說這些翻譯家們“為中國翻譯了整個世界”。
若論譯作的數(shù)量和成書速度，當今時代確實是過去所望塵莫及的。但如今的譯作良莠不齊，佳作比例很低，而且“翻譯腔”比較嚴重，從觀者的角度來看這跟譯者自己的母語水準和對待翻譯的態(tài)度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后世譯者應(yīng)當學習前輩們埋頭苦干的精神，也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水平。
此外，近代與現(xiàn)當代翻譯除了上述不同之外，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清末、民國時期的譯作并無統(tǒng)一的標準，所以對于同一本書或書中的人名，會有不同的譯法，這就為讀者的理解帶來了不便。當然，“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譯者對源文有不同理解，不同解讀，以不同的譯文詮釋，倒也無可厚非，在文學作品中尤是如此。不過，我們?nèi)缃褡鳛楹髞碚?，就擁有了一些前人沒有的便利。那就是我們可以從這些不同的版本中選出一個最受歡迎的版本，后世的重譯或是引用多會以這個版本為準。
我們?nèi)缃駥τ谌嗣姆g已經(jīng)有了一套完整的標準，經(jīng)過這么多的翻譯浪潮，絕大部分外文人名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實現(xiàn)定名是非常必要的。
當年周恩來總理考慮到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接觸各界新說法、新名詞幾率更高，于是作出明確要求：“譯名要統(tǒng)一，歸口于新華社?！毙氯A社的翻譯工作與時俱進，發(fā)展出“名從主人、既定不咎、音義兼顧、譯音循本、音系對應(yīng)”等大的原則，成為中國翻譯界的業(yè)務(wù)財富和倚仗，標準化可謂是其翻譯地位的立身之本。外國人名地名的中文定名問題于是迎刃而解。
語言是不斷變化的，翻譯作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會隨時發(fā)生變化。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近現(xiàn)代還是當代，翻譯都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改變著我們的物質(zhì)世界，也豐富著我們的精神生活。對于翻譯，我們不必厚古薄今，也不可驕傲自滿，而是傳承翻譯前輩們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繼續(xù)通過翻譯創(chuàng)造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