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長明燈》：是誰得到了大房子？
原標題：是誰得到了大房子？ ——《長明燈》的常識化解讀
從常識經(jīng)驗的角度來看，《長明燈》最值得關注的人物不是瘋子。他從“吹燈”到“放火”的轉變，也不宜過度張揚。真正值得關注的人物，是小說中最后出場的四爺。他如何讓自己的侄子在恢復正?！霸S多年”后再一次變成了瘋子，最終將其關進了社廟里的潛在線索，才是理解小說的關鍵?！靶值苁Ш汀笔录?，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核心底色。
早在六十多年前，錢鐘書就曾不無微詞地批判古往今來的“箋注家”們推求作品“背景”時愛犯的一個老毛病說：“箋注家干的是細活兒，愛的是大場面；老為一首小詩布置了一個大而無邊、也大而無當?shù)摹尘啊?，動不動就說它關系世道人心，仿佛很不愿意作者在個人私事或家常的瑣事上花費一點喜怒哀樂”。[1]錢氏心目中的“箋注家”或許沒有包含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但這個毛病在現(xiàn)代文學中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卻一點兒也不亞于前者。關于魯迅短篇小說《長明燈》的研究，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這部據(jù)說一發(fā)表就得到了李大釗表揚的作品，先是被放置到從思想啟蒙到政治革命這條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光輝勝利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現(xiàn)代中國歷史道路上，當作早年積極參與思想啟蒙的“吶喊”，但中間一度落后掉隊，陷入了個人苦悶的“彷徨”的魯迅重新恢復了戰(zhàn)斗精神，回到了正確道路的見證。瘋子從“吹燈”到“放火”的轉變，因此也就成了歷來的闡釋者唯一感興趣的情節(jié)。而作品中著墨不多的瘋子，也因此而一直被當作了小說的主人公。兩者互為因果，在循環(huán)中牢牢鎖定了理解《長明燈》的視野和思路。近年來的研究者，則試圖魯迅及其《長明燈》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剝離開來，放置到國民革命的歷史脈絡之中，聯(lián)系孫中山北上等重大歷史事件來展開新解讀。這樣的研究，仍然沒有改變把瘋子當作主人公、把從“吹燈”到“放火”當作核心情節(jié)的既有思路和視野。一定要把“放火”同“革命”聯(lián)系起來的執(zhí)念，把研究者變成了繁瑣的“箋注家”，也把《長明燈》變成了熱鬧而擁擠的魯迅研究里的“冷作品”。
而事實上，認定李大釗確實讀過《長明燈》，而且預先站在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被普通意識到了正確道路的頂峰，回頭看清楚了魯迅個人苦悶和“彷徨”的落后性，及時表揚了魯迅重新恢復了戰(zhàn)斗精神的可喜的進步，甚至再大膽一點，承認魯迅確實在在“彷徨”中摸索到了從“吹燈”到“放火”的正確道路，不僅無助于消除，反而讓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更加難以理解了：為什么《長明燈》之后寫下的《孤獨者》《傷逝》等小說，以及《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等散文詩，甚至不少雜文里，魯迅的苦悶和“彷徨”不是變弱，而是變得更深、更濃了呢？
一
由于長時間里一直就是那樣，瘋子念念不忘的“吹燈”事實上已經(jīng)常態(tài)化，變成了吉光屯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茶館“主人兼工人”的灰五嬸必須混雜著“你看我那時的一雙手呵，真是粉嫩粉嫩”“放你媽的屁”，輔之以“怒目地笑了起來”等大量色情話語，才能吸引茶館里的方頭、闊亭、莊七光、三角臉等人繼續(xù)聽她講述當年如何用“老法子”騙過了瘋子的陳年舊事，以及從“春陰的下午”開始的這場風波，“未到黃昏時分，已經(jīng)天下太平，或者竟是全忘卻了，人們的臉上不特已經(jīng)不緊張，并且早褪盡了先前的喜悅的痕跡”等情形來看，[2]不僅通人早就習慣了瘋子的存在，就連茶館里幾個“孱頭”“敗家子”，也實在不見得還有多少興趣，——何謂“孱頭”，何謂“敗家子”，這里先不解釋。問題不在瘋子，更無關乎他究竟是要“吹燈”，還是想要“放火”。
不錯，小說的確是從“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里的空氣又有些緊張”開始的。但這種“有些緊張”——請注意，只是“有些緊張”——卻分明不是由瘋子“熄掉他罷”的話語引起的。一個“又”字，說明了這種緊張只是重復，而不是什么新鮮事?！叭藗兊亩淅?，仿佛還留著一種細微沉實聲息”，實際上進一步否定了“有些緊張”和瘋子的關系?！胺路稹保馕吨荒艽_定?！斑€留著”，說明這種聲音不是正在發(fā)生，而已經(jīng)是過去的事了。
在正面交代了僅只是“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里的空氣又有些緊張”之后，小說更進一步，從反面入手，撇開了這“又有些緊張”和吉光屯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關系：
但當然并不是全屯的人們都如此。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動一動就須查黃歷，看那上面是否寫著“不宜出行”；倘沒有寫，出去也須先走喜神，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里的不過幾個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蟄居人的意中卻以為個個都是敗家子。
現(xiàn)在也無非就是這茶館里的空氣有些緊張。
即便方頭、闊亭等人唯恐天下不亂地把瘋子打算“放火”的消息傳揚開來之后，情形也并不如幾個“孱頭”“敗家子”，不像一般研究者想象的那樣嚴重：
方頭和闊亭在幾家的大門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吉光屯全局頓然攪動了。許多人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個可怕的聲音：“放火！”但自然還有多少更深的蟄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沒有。然而全屯的空氣也就緊張起來，凡有感得這緊張的人們，都很不安，仿佛自己就要變成泥鰍，天下從此毀滅。他們自然也知道毀滅的不過是吉光屯，但也覺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這段文字，在不動聲色的反諷中，透露了這樣幾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第一、吉光屯不是因為瘋子本人的言行，而是因為方頭、闊亭兩個被他們看作是“敗家子”的無聊閑漢的講述，才知道了瘋子想要“放火”，也才緊張起來的。拋開下文將要涉及的敘述學問題不談，這個事實再一次說明：嚴格遵守各種禁忌，輕易不出行，不走動的吉光屯“蟄居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因此也就不關心瘋子究竟在干什么?！按禑簟币埠?，“放火”也罷，實際上就只和茶館里的幾個“孱頭”“敗家子”，和小說結尾處的無知孩子相關。
第二、盡管“許多人”因為方頭、闊亭的講述而緊張起來了，“但自然還有多少更深的蟄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沒有”。這里的“自然”，呼應著小說開頭的“也無非就是”，和結尾的“天下已經(jīng)太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卻了”，再一次不動聲色地強調了吉光屯“蟄居人”一如既往的不關心，不想知道，甚至拒絕知道自家大門外發(fā)生的一切，恪守相關禁忌的“自然秩序”的事實，也表明了這種“自然秩序”的頑強存在?！斑€有多少更深的蟄居人”，則用強調數(shù)量的“還有多少”，和強調性質和程度的“更深”，為這種頑強的“自然秩序”提供了直觀的見證。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更深的蟄居人”，既是“長明燈”下的吉光屯“自然秩序”的結果，又是這種“自然秩序”和“長明燈”得以存在和延續(xù)的歷史形式。
令人奇怪的悖論也就在這里。依常理來說，既然吉光屯的居民是如此迷信，“動一動就須查黃歷”，“出去也須先走喜神，迎吉利”，口口聲聲“熄掉他罷”的瘋子，首先引起的應該是屯里的“正常人”，也就是小說所謂嚴格遵守各種禁忌的“蟄居人”的驚惶、緊張和反對才是。但事實恰好相反。吉光屯的“正常人”對此一無所知，絲毫不為所動。而且，是蟄居得越深，遵守“長明燈”下的各種禁忌越是嚴格，對“瘋子”的言行也就越不關心，甚至是越強烈地排斥相關信息，拒絕方頭、闊亭等人的講述。相反地，倒是“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里”，且一向“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同時也是吉光屯“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眼里的“敗家子”們，對此表現(xiàn)出了空前的熱情。
照字面意思來講，如果真是“不拘禁忌”的話，那吹熄了“長明燈”，又有什么關系呢？如果真是“以豁達自居”，而且“青年人”的話，即便不能隨瘋子一起前去“吹燈”，那至少也得對吉光屯的毀滅流露出或者哪怕是裝出一點不在乎的樣子，才對得起“豁達”兩個字吧？但事實是：搞得“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里的空氣又有些緊張”的他們開始。戲弄瘋子，迫使瘋子喊出“我放火”的是他們。最關鍵的是：聽到瘋子喊出“我放火”之后，馬上就驚慌失措，“穿梭一般”出入于“蟄居人”的大門，四處講述和傳播瘋子要“放火”的消息，表達自己“守護全屯的勞績”，爭先恐后地向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獻上諂媚的，也還是他們。
很顯然，問題的根源不在瘋子，而在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等幾個所謂“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了以豁達自居的年青人”，即吉光屯的幾個“敗家子”身上。就連小說賦予他們的名字，也明顯透著魯迅的不耐煩，更像是把令人極度厭惡的某個人的外貌特征拆隨手解開來，化成幾個綽號而已。按照“箋注家”的標準，再稍為發(fā)揮一點“索隱派”的想象力，或許更應解讀為“三角臉、方頭、闊庭（亭）的莊七光”，——“莊”者，“裝”也。
二
相應地，“現(xiàn)在，也無非就是這茶館里的空氣有些緊張”的根源，也不應該從一直說要“吹燈”的瘋子，而應該從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等幾個“孱頭”“敗家子”身上來解釋。不是因為瘋子還是在一個勁地說“熄掉他罷”導致了“這茶館里的空氣有些緊張”，而是因為“這茶館里的空氣有些緊張”，瘋子一直就在說，而現(xiàn)在也“還是這樣”的“吹燈”，才變成了幾個閑漢的話題，進而變成了攪動吉光屯的一件事。
三角臉拿起茶碗時的隨口一問“還是這樣么？”，其實是無話找話的閑聊。倘若情形真有什么變化，三角臉這樣的閑漢肯定是整個吉光屯最早知曉，也最熱衷于講述和傳播的好漢，根本不必向別人打聽。方頭、闊亭、莊七光，也無一不是“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1]，動輒打斷別人的講述放開喉嚨大喊大嚷的角色，哪里還需要他人主動發(fā)問呢？再退一步說，就算真要了解和打聽自己所不知道的新情況，三角臉的發(fā)問也應該是指向他者的“怎么樣？”，而不是本身就包含了預設答案的“還是這樣么？”三角臉的目的，其實是要通過別人的回答，來印證自己早已經(jīng)包含在問題之中的答案，借以凸顯自己成竹在胸的高明和過人之處。
幾個“孱頭”“敗家子”最后從茶館魚貫而出時，方頭率先“軒昂地走出門”，“闊亭和莊七光也跟著出去了”，留在最后的三角臉做了冤大頭，不得不一邊罵著“入他……”，一邊讓灰五嬸把幾個人的賬都記在自己名下。灰五嬸“在墻上畫有一個小三角形額一串短短的細線的下面，劃添了兩條線”的細節(jié)，既說明了幾個他們的窮極無聊，也暗示了這家伙不是第一次被推上冤大頭的位置。正因為經(jīng)常充當冤大頭，所以三角臉故作老成，意在通過他人的肯定性答復而印證自己的預設答案，滿足自己虛榮心的提問“還是這樣么？”，當即引起了方頭的不滿。
方頭首先以“聽說，還是這樣”的回答，印證了三角臉的預設答案，同時又一次向小說讀者表明：“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里的空氣有些緊張”的原因，與瘋子無關。沒話找話的提問者三角臉不關心，也不想知道瘋子究竟在干什么，而只是想把瘋子作為道具，借別人的口說出自己的預設答案，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方頭其實也不知道具體情況，而只是“聽說”。同時，他也和三角臉一樣不關心，也不在乎瘋子究竟在干什么，認定了瘋子無非“還是這樣”。
三角臉沒有明確的指向，而只是漫無邊際的隨口一問。他期待的顯然是眾口一詞的贊同，甚至是贊許。退而求其次，則是希望有人出來敷衍幾句，滿足一下個人的虛榮。哪怕無人理會，將其晾在一邊，也比方頭的回到要好得多。原因很簡單，方頭之所以第一個站出來，并不是為了迎合三角臉的表演和期待?！奥犝f，還是這樣”的回答，印證了三角臉的預設答案，但卻否定了問題的意義和必要性，把話題轉向了以批評他者的方式展開的自我表演：“這是我們屯上的一個大害，你不要看得微細。我們倒應該想個法子來除掉他！”“你不要”的否定，既是兜頭潑向滿懷期待的三角臉的一盆冷水，也向炫耀了自己的見識?！拔覀兊箲撓雮€法子來除掉他”，則是方頭挾著一句話懟得三角臉啞口無言的勝利之余威，順勢向周圍幾個閑漢發(fā)出的號召。
經(jīng)常充當冤大頭的三角臉自以為是的隨口一問，不是指向瘋子，而只是想要把自我肯定轉化為他人對自己的肯定，借他人之口來完成自我滿足。方頭的搶先站出來接過話頭，同樣也不是指向瘋子，而是想要以打擊和否定三角臉的方式，和像前者那樣展示自己的高明，一樣滿足自己的虛榮。所以，他的“我們倒應該想個法子來除掉他”，其實也只是為了得到他者有口無心的附和與贊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的口舌之快而已，既不指向瘋子，也沒有真要付諸行動的意思。如果真有，那首先挑起話題的顯然就應該是方頭，話題的內容也應該是如何除掉瘋子才是。隨后的言行表明，方頭和闊亭等人，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想法，也沒有“除掉他”的能力。一切都是隨機而偶然地發(fā)生的。“獅子式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2]幾個無聊閑漢都沒有。一定要說有什么的話，考慮到魯迅一貫的好惡，聯(lián)系下文的“闊亭和方頭以守護全屯的勞績”而第一次得以走進四爺?shù)目蛷d等細節(jié)，大概也只能是“叭兒狗的愚蠢”。
正因為如此，方頭的自以為是，也才引起了自我表現(xiàn)的欲望更加強烈的闊亭的不滿，把彼此勾心斗角，竭力想要在語言上打壓對手以獲得自我滿足的茶館里“又有些緊張”的空氣，推上了一個新的高潮。小說的描寫，充滿了戲劇意味：
“除掉他，算什么一回事。他不過是一個……。什么東西！造廟的時候，他的祖宗就捐過錢，現(xiàn)在卻要來吹熄長明燈。這不是不孝子孫？我們上縣去，送他忤逆！”闊亭捏了拳頭，在桌上一擊，慷慨地說。一只斜蓋著的茶碗蓋子也噫的一聲，翻了身。
連名詞都還沒有想好，以至于連貶斥瘋子的一句話都說不完整，中途停頓了一陣才憋出“什么東西”四個字，把一句話湊完整的事實，并沒有妨礙闊的自以為是?；蛘哒f，正因為一句話也需要中途停頓，憋一陣子才能說說完整，闊亭也才會那么急切地想要后來居上，通過比三角臉、方頭更為強烈的口舌之快來表現(xiàn)自己，滿足自己可憐的虛榮心?！澳罅巳^，在桌上一擊”的動作，也因此和他那張口就來的“送他忤逆”一樣，既不是出于對瘋子的了解，也不是出于對方頭“想個法子來除掉他”的呼應，而是別有隱情，出自于另外一種之前就已經(jīng)牢牢支配和控制了他的憤怒。那一直沉默著的茶碗蓋子的“噫的一聲”，表達的就是對闊亭猛然間出乎意料地爆發(fā)出來的慷慨和憤怒情緒不動聲色的反諷，和對讀者的委婉提示。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闊亭想要后來居上，在語言和氣勢上壓倒對手的舉動，被方頭抓住其中的常識性破綻，一句話就懟了回去，“闊亭立刻頹唐了”。虛張聲勢的言辭和極度夸張的動作，不僅反過來，襯托出了他的愚蠢，也暴露了他的憤怒和不滿無關乎瘋子，而是另有隱情的事實。方頭因此而乘勝窮追猛打，對闊亭發(fā)起了幸災樂禍的致命一擊：
“闊亭！”方頭突然叫道?！澳阕蛱斓呐骑L可好？”
《長明燈》的寫作時間是1925年3月1日。兩個月之后，也就是1925年5月1日，魯迅寫下了另外一篇小說《高老夫子》。滿身流氓氣息的高老夫子，因為自己的不學無術而在女校課堂上遭到了學生們的譏諷，惱羞成怒而大罵世風日下，甚至遷怒于女學堂，口口聲聲“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成什么樣子”。小說寫道：
高老夫子的牌風并不壞，但他總還抱著什么不平。他本來是什么都容易忘記的，惟獨這一回，卻總以為世風有些可慮；雖然面前的籌馬漸漸增加了，也還不能夠使他舒適，使他樂觀。但時移俗易，世風也終究好了起來；不過其時很晚，已經(jīng)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湊成“清一色”的時候了。[4]
把高老夫子從“總還抱著什么不平”“總以為世風有些可慮”，到“世風也終究好了起來”的過程顛倒過來，闊亭之所以那么賣力，那么夸張地拍著桌子大罵瘋子的根源，也就昭然若揭了。
方頭突然轉移話題的致命一擊，其實揣著明白裝糊涂，有意識往闊亭的傷口上撒鹽，欣賞對手痛苦的掙扎，以此獲得殘忍的自我滿足。昨晚輸了錢，剛剛又被懟得無言以對的闊亭，面對這幸災樂禍的精準打擊，果然像方頭所預料的那樣陷入絕境，徹底垮了下來。面對方頭故意的追問，小說寫道：“闊亭睜眼看了他一會，沒有便答”。茶館里的空氣，也從“有些緊張”，一下子變成了劍拔弩張的高度緊張。
多少還算有些乖覺的莊七光覺察到了這種緊張，因而截斷話題，“放開喉嚨嚷起來”，再一次把話題轉移到了瘋子身上。小說也借他毫無條理，只想緩和氣氛的嚷嚷，交代了吉光屯對長明燈根深蒂固的迷信。但咄咄逼人的方頭，沒有給莊七光留下絲毫的情面。就像抓住闊亭的常識錯誤，一句話就打敗了闊亭一樣，剛剛往闊亭的傷口上撒完鹽，正在享受勝利喜悅的方頭，抓住莊七光意在緩和氣氛，轉移話題的嚷嚷中的一個漏洞——“他現(xiàn)在這么胡鬧，什么意思？”——仍然只是一板子，就打垮了莊七光：“他不是發(fā)了瘋么？你還沒有知道？”不同的是，在向莊七光發(fā)動打擊的時候，得意洋洋的方頭已經(jīng)不再掩飾自己的惡意，直接“帶些藐視的神情”了。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嚷嚷本來就是為了緩和氣氛，另一方面也因為方頭的“藐視的神情”，莊七光的反應，也就更加惱怒：
“哼，你聰明！”莊七光的臉上就走了油。
他 “放開喉嚨嚷起來”的結果，不僅沒有起到轉移話題，緩和氣氛的作用，反而把自己也卷入其中，變成了劍拔弩張的緊張空氣的一部分。
至此，本來只是“又有些緊張”的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里的空氣，經(jīng)過方頭對三角臉的輕視、對闊亭的兩次打擊、對莊七光毫不留情譏諷和藐視等咄咄逼人的三部曲，迅速被推向了無以復加的高度緊張。闊亭氣得說不出話來，莊七光氣得臉上走了油。如果不是灰五嬸及時插進來，用充滿了挑逗和自我賣弄，而且混雜著大量色情話語的講述，生硬地把話題拉回到了瘋子身上的話，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等四個無聊閑漢這一場互逞口舌之快的勾心斗角，就只能到此結束，不歡而散了。小說這樣寫道：
“我想：還不如用老法子騙他一騙，”灰五嬸，本店的主人兼工人，本來是旁聽著的，看見形勢有些離了她專注的本題了，便趕忙來岔開紛爭，拉到正經(jīng)事上去。
三
茶館的主人兼工人的灰五嬸，實際上也是魯迅筆下反復出現(xiàn)的豆腐西施、柳媽、衍太太一流人物，并不那么簡單。如果話題到此結束，不歡而散，不僅本來就非常冷清的茶館生意有可能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她本人也將失去一次自我炫耀、自我賣弄的寶貴機會。所以一直沒有出聲，只是旁聽的她，其實比誰都更專注，更希望話題能夠繼續(xù)停留在瘋子身上，而不希望被方頭、闊亭等人的紛爭所打斷。
作為旁觀者，她心里比誰都清楚，只要話題繼續(xù)停留在瘋子身上，眼前這幾個一個比一個自以為是，但實則一個比一個顢頇，對來龍去脈毫無所知的閑漢，最終就會必然聚攏過來，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話語權力場，乖乖地“聽灰五嬸講那過去的事情”。茶館的生意由此而可以得到延續(xù)，“你看我那時的一雙手呵，真是粉嫩粉嫩”的經(jīng)典臺詞，又可以借機拿出來再重復一次，甚至是幾次。
事實也如此?；椅鍕鹨婚_口，不僅莊七光接連用“詫異地問”和“更氣詫異地問”，讓她順利地掌握了講述的主動權，就連剛剛還咄咄逼人，毫不留情地把闊亭、莊七光等人懟得說不出話來的方頭，也用一句“你現(xiàn)在也還是粉嫩粉嫩……”的色情話語，主動俯就和配合她的講述和表演，成功地把話題繼續(xù)保持在瘋子身上，引出了方頭、闊亭等接下來的行動。
就小說而言，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等人，即便已經(jīng)窮得不名一文，不止一次欠下了茶館的賬，但仍然愿意百無聊賴地坐在灰五嬸的茶館里的根源，也在灰五嬸的講述和他們主動而乖覺的配合中，得到了心照不宣的解釋。幾個無聊閑漢的流氓本色，被魯迅不動聲色地點了出來。吉光屯的“蟄居人”把他們看作“敗家子”，關上大門敬而遠之，其實也沒有什么錯。他們的確是鄉(xiāng)村的流氓無賴，《明天》里的藍皮阿五一流的貨色。在這個問題上，魯迅的態(tài)度，和吉光屯的“蟄居人”并沒有什么兩樣。
小說通過灰五嬸的講述，透露了這樣幾個關鍵信息：第一、瘋子最初受因為受了驚嚇而“總和人們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長明燈”，隨后發(fā)展到要自己闖進社廟吹熄長明燈，并沒有給吉光屯造成什么實際的傷害。而且很快就被蒙騙過去，“全好了”，多年“不再走進廟門去，也不再提起什么來”。第二、瘋子“不知道怎么這回看了賽會之后不多幾天，又瘋狂了起來”，從家里跑了出來，“同先前一模一樣”，要到廟里去吹熄長明燈。第三、吉光屯的人們當年之所以“全屯動了公憤”，集體前去和瘋子的父親吵鬧，不單單是因為瘋子發(fā)了瘋，更因為“他的老子又太疼愛他，不肯將他鎖起來”。
綜合其最初受驚嚇發(fā)瘋，隨后被哄騙恢復正常，再到“這回看了賽會之后不多幾天又瘋了起來”等情形，把瘋子看作病理學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顯然遠比將其當作堅定的反封建戰(zhàn)士更要妥當?shù)枚?。如果得到妥善的關心和照料，不再讓他遭受驚嚇和刺激，也就不至于再次發(fā)瘋。退一步說說，即便發(fā)了瘋，只要能夠將他鎖起來，不到外面來吵鬧，吉光屯也就天下太平，不至于“動了公憤”了。
鑒于上一次全屯“動了公憤”，曾集體前去和不肯將他鎖起來的“他老子去吵鬧”而“沒有辦法”的經(jīng)驗，灰五嬸還在自我賣弄中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用“老法子”，“再騙他一騙好”。同時，也用“你們和四爺商量去”，和“你們快去和四爺商量商量罷”，兩次點出了瘋子背后的關鍵人物：四爺。要解決問題，就繞不過四爺，必須“和四爺商量”。
一個局外人都知道的事實，我們有什么理由在那么長的時間里視而不見呢？假如“四爺”在“舍弟”去世之后，能夠妥善地照顧好自己的侄子，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他再次發(fā)瘋了呢？既然吉光屯的人向來就不輕易出行，“動一動就須查黃歷”，即便黃歷上沒有“不宜出行”的字樣，“出去也須先走喜神，迎吉利”，那“四爺”為什么沒有想到自己的侄子“不宜出行”，可能會在充滿了鬼怪神佛等各種角色扮相的“看賽會”時受到與童年時期相類似的強烈刺激，再一次“發(fā)了瘋”呢？退一萬步說，如果“四爺”將瘋子鎖起來，不讓他跑到外面，吵著嚷著要吹熄長明燈，吉光屯不也就天下太平了嗎？
從全屯的人曾經(jīng)動了公憤，“和他老子去吵鬧”而依然“沒有辦法”，瘋子的祖父曾經(jīng)“捏過印把子”的事實讓闊亭們“立刻面面相覷”，灰五嬸兩次強調“和四爺商量”，以及下文的方頭和闊亭“以守護全屯的勞績”，才得以第一次走進他的家里，“走進這一個不易瞻仰的客廳”等細節(jié)表明，這位尚未露面就已經(jīng)先聲奪人，不動聲色地左右了全局的“四爺”，顯然并不簡單。
所以，方頭、闊亭幾個閑漢雖然頭腦簡單，但也沒敢接過灰五嬸的話頭，真的去“和四爺商量商量”，而是以借口“我們還是先到廟前看一看”為說辭，起身離開了茶館。而這，也再一次證明：之前的他們，確實沒有看到過瘋子“發(fā)了瘋”的實際情形?！安桊^子里的空氣又有些緊張”，不是因為瘋子“發(fā)了瘋”，而是幾個閑漢相互之間貌合神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
作為吉光屯的“敗家子”，他們事實上既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關心吉光屯的命運。瘋子只不過是他們無事生非，在相互挖苦和相互傷害中獲取可憐的自我滿足的話題和由頭而已。如果把小說看作一部三幕劇的話，茶館里的一幕，就是幾個丑角的自我表演。而瘋子，也只不過是被利用的道具。真正操控一切的，乃是雖然還沒有正式出場，但早已經(jīng)在讓“闊亭立刻頹唐了”的“可惜他只有一個伯父”，以及灰五嬸兩次強調的“和四爺商量商量去”等話語中不動聲色地左右了方頭、闊亭等人言行的“四爺”。
外強中干的方頭、闊亭等人，當然知道自己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和四爺商量商量”。方頭“我們還是先到廟前看一看”的提議，更像是為了逃避灰五嬸兩次要求他們去“和四爺商量商量去”的壓力而來的托辭。魯迅輕輕一筆，用方頭“軒昂地走了出去”的姿態(tài)，和逃避茶館賬單真實用心之間的尖銳對照，便寫出了他們的粗鄙與卑劣。對讀者來說，方頭的提議，再一次確認了這個事實：在茶館里高談闊論，義憤填膺地討論如何處置瘋子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看到過瘋子。他們的爭吵，以及“茶館子里的空氣又有些緊張”的根源，不在瘋子身上。
四
小說的第二幕，也就是方頭、闊亭幾個無聊閑漢“到廟前看一看”的結果，迫使瘋子喊出了“放火”的聲音，完成了所謂從“吹燈”到“放火”的轉換。但魯迅的重點，仍然不是瘋子，而是幾個無聊閑漢的自我表演。
小說首先就用“他也還如平常一樣”的正面描寫，呼應了闊亭、方頭等人的“還是這樣”，延續(xù)了此前對“茶館里的空氣有些緊張”的根源多次暗示和強調。隨后，又接連用“低聲，溫和地說”，“沉實地說”等體態(tài)語言，和孩子們對他的各種欺侮等細節(jié)描寫，對瘋子作了深入、細膩的剖析和展示。瘋子雖然“發(fā)了瘋”的結果，并沒有給吉光屯帶來什么實質性的傷害僅只是想要闖進廟里吹熄“長明燈”而已?；椅鍕饘Α袄戏ㄗ印钡男湃?，固然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但顯然也和瘋子“同先前一模一樣”的癥狀不無關系。
相反地，因為“發(fā)了瘋”，瘋子變成了最軟弱、最沒有力量的存在。孩子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戲弄他，侮辱他，有了游戲和取樂的對象。他們可以趁他不注意，把草葉粘在他的頭發(fā)上，可以把手里的葦子當作一枝槍，端起來，對準他“吧”的一聲，在想象中獲得殺死了瘋子的殘忍樂趣。根本沒有到過現(xiàn)場，沒有看到過瘋子本人的方頭、闊亭等人之所以敢于在茶館里高談闊論，爭相叫嚷“除掉他”“打死他”，同樣也僅只是因為“聽說”他“發(fā)了瘋”，變成了瘋子。
這樣的瘋子，怎么能夠望文生義，簡單地和以“救救孩子”為口號的狂人聯(lián)系起來呢？真要聯(lián)系起來，那也只能是反方向上的反思或否定，絕不可能是同一條直線上的進步。研究者曾經(jīng)反復討論過《野草?頹敗線的顫動》里的這個細節(jié)——
最小的一個正玩著一片干蘆葉，這時便向空中一揮，仿佛一柄鋼刀，大聲說道：
“殺！”
——但應該強調的是，這個細節(jié)早在三個月之前，也就是1925年2月28日完成的《長明燈》里，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一個赤膊孩子擎起他玩著的葦子，對他瞄準著，將櫻桃似的小口一張，道：
“吧！”
不僅基本的情境和用語，就連“干葦葉”和“葦子”兩個意象，也高度一致，形神皆通。
1925年5月5日的《雜感》中，魯迅曾經(jīng)寫道：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5]
這段因為直截了當、痛快淋漓而廣為人知，經(jīng)常被當作格言警句來使用的話語，其實可以看作是對兩個月之前寫下的小說《長明燈》里叫嚷著“除掉他”“打死他”的方頭、闊亭等人思想和言行的高度概括。他們到去現(xiàn)場“看瘋子”，實際上是去欺侮和戲弄瘋子，欺侮和戲弄一個比孩子更軟弱、更無力，就連孩子都可以隨意欺侮和戲弄的對象，以此來轉移他們在吉光屯的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侮辱和失敗，掩蓋他們不敢直接面對“四爺”的怯懦。作為吉光屯的“敗家子”他們甚至連“專向孩子們瞪眼”的“英雄”也算不上，而是專向比孩子更弱小的瘋子瞪眼。而且，在強者面前越是怯懦，在弱智面前也就表現(xiàn)得越兇殘。這些孱頭們！
所以，幾個孱頭來到現(xiàn)場之后，仍然是前一天晚上在麻將桌上輸?shù)米顟K，剛剛在茶館里再一次慘遭失敗，接二連三被懟得說不出話來的闊亭，表現(xiàn)得最為兇殘，最“英雄”。但也正因為他兇殘不過事怯懦和失敗的轉喻，所以在瘋子面前也失敗得最迅速，最徹底。最終，也是闊亭這個“孱頭”“敗家子”的失敗，激成了瘋子從“吹燈”到“放火”的轉變。
我們看到，還沒有等到瘋子回應，闊亭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對瘋子的“輕蔑”，暴露出了只不過是虛張聲勢，借著“四爺”的招牌來壯膽的怯懦本質：
“你還是回去罷！倘不，你的伯伯會打斷你的骨頭！燈么，我替你吹。你過幾天來看看就知道。”闊亭大聲說。
闊亭試圖欺騙瘋子的舉動，反過來激起了瘋子的蔑視和嘲笑，讓瘋子堅定了“不要你們”而是要 “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的信念。他“發(fā)出閃閃的光來，釘一般看定闊亭的研”，讓闊亭當即敗下陣來，“頹唐得酒醒之后似的無力”，——要知道，剛剛在茶館里，闊亭被方頭一句話就懟得啞口無言的時候，小說也只說“闊亭立刻頹唐了”，而沒有“頹唐得酒醒之后似的無力”。
再一次的慘敗，讓“闊亭生氣了”，失去了理智。闊亭的本意，不過是借著欺侮和戲弄瘋子，在比孩子還要弱小，還要無力的瘋子身上獲得一點成就感，多少轉移一下在牌桌上和茶館里的失敗帶來的屈辱和挫折，平息一下自己的憤怒，結果卻遭到了更大的屈辱，更大的挫折。牌桌上和茶館里的失敗，還只是少數(shù)幾個“自己人”面前經(jīng)常性的失敗。社廟門前，被瘋子的回答嗆得無可奈何，則是公共空間里的失敗，讓他在整個吉光屯，甚至是在小孩子面前丟了臉，——雖然這個“臉”事實上只存在于他自己可憐的幻想之中?？梢韵胍姷氖?，能夠隨口將瘋子的最新動態(tài)編入兒歌傳唱的孩子們，肯定不會錯過闊亭在瘋子面前慘遭失敗這樣的大好題材。
如果按照常識學派的定義，把失去理智叫做瘋狂的話，真正的瘋子，實際上不是堅持要“吹燈”的“他”，而是方頭、闊亭等幾個“孱頭”“敗家子”。而被稱作“瘋子”的“他”，則在應對幾個“孱頭”“敗家子”的威嚇、欺騙、誘惑等“勸阻”行為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理智，邏輯嚴密而態(tài)度冷靜，見招拆招，滴水不漏，逼得闊亭、方頭等人“發(fā)了瘋”。表面看來，方頭似乎比闊亭稍好一點，還能不至于“生了氣”而繼續(xù)“慢慢地說”，保持著鎮(zhèn)靜自若的做派。但事實上，他對慢條斯理的勸說，首先就否認了“長明燈”的權威性，承認了吉光屯的“長明燈”可以被吹熄的事實。他的糊涂程度，實在還要在闊亭之上。顢頇而粗暴的闊亭，至少還記得“長明燈”不能，即不允許被吹熄這個最初的出發(fā)點，但方頭的“勸阻”，則直接忘記了這個出發(fā)點，變成了“可以吹熄，但沒啥用”的挑逗和引誘：
“你一向是董事的，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讓我來開導開導你罷。你也許能夠明白。就是吹熄了燈，那些東西不是還在么？不要這么傻頭傻腦了，還是回去，睡覺去！”
思路清晰而邏輯嚴密的“他”，果然沿著方頭隱含在“勸阻”里的引誘，承認“吹燈”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舉的事實。邏輯上后退一步的“然而我只能姑且這么辦”，不僅沒有否認，反而強化了“吹燈”在事實上的正當性和可行性：“我先來這么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因為自己的愚蠢和糊涂而預先站在瘋子的立場上，承認了“長明燈” 可以被吹熄的方頭、闊亭幾個“孱頭”“敗家子”，不得不追隨自己的邏輯錯誤導致的結論和后果，把問題變成了關于瘋子有沒有能力“熄掉他”的爭論。這樣一來，也就等于承認了：第一、“長明燈”沒有什么神圣的，可以被吹熄；而且第二、現(xiàn)在就可以，而且應該“熄掉他”；第三、唯一的問題是瘋子有沒有“熄掉他”的能力？
所以，闊亭的“你推不開的，你沒有法子開的！吹不熄的！”，否定的是瘋子“熄掉他”的能力，而不是“熄掉他”正當性和必要性。接下來，分不清，也沒有必要分清不知究竟出自哪一個“孱頭”“敗家子”之口的兩次否定——“‘不成！你沒法開！’”和“‘你沒法開！’”——指向的同樣是瘋子“熄掉他”的能力，而不是“長明燈”必須被吹熄，而且是“此刻去熄”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不必引述《吶喊?自序》里那人盡皆知的文字——“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任何一個擁有，并且尊重日常經(jīng)驗的正常人，都不看看出：這兩次否定，更像是所謂的“激將法”。
事實也果然如此。一開始就陷入了昏亂，否定了“長明燈”的神圣性，承認了它可以被吹熄，接下來又暗中承認了“此刻去熄”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把問題轉化成了“如何才能熄掉他”之后，幾個“孱頭”“敗家子”，實際上已經(jīng)把自己的“勸阻”，變成了推波助瀾。“你沒有法子”的嘲諷式否定，把問題從“長明燈”能不能被吹熄，變成了瘋子能不能吹熄“長明燈”，促成了瘋子對究竟用什么法子才能“熄掉他”的思考和探索?！啊敲?，就用別的法子’”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回答。
幾個“孱頭”“敗家子”，當然也就只能再一次追隨著瘋子的思路，迎來了最終的，也最徹底的失敗?！啊?，看你有什么別的法。’”和“‘看你有什么別的法！’”的回答，就是這種失敗的直觀證據(jù)：再也沒有理由，沒有能力“勸阻”瘋子之后，他們只能把希望轉移到瘋子身上，寄希望于瘋子沒有什么別的辦法，沒有能力來吹熄“長明燈”。有了前面的“激將法”作為鋪墊，“‘哼，看你有什么別的法。’”和“‘看你有什么別的法！’”這兩句話，既是無可奈何的賭氣，也是對瘋子的更進一步的挑逗和引誘。它的作用和功能不是“勸阻”，而是鼓動瘋子，提示瘋子再多想一想“有什么別的辦法”。
而瘋子，當然也就跟進一步，順理成章地循著他們的鼓動和提示，想出了“別的辦法”：“我放火！”
從幾個“孱頭”“敗家子”，尤其是闊亭在茶館里，和接下來在“四爺”的客廳里的表現(xiàn)來看，不能說他們有意識地設計了這么一個精巧的陷阱，故意推波助瀾，一步一步鼓動和引誘著瘋子，讓他喊出“我放火”，完成了從“吹燈”到“放火”的轉換。恰恰相反，只能說：因為他們愚蠢而又自以為是，才一開始就站在了瘋子的立場和出發(fā)點上，從而把自己的“勸阻”變成了引誘和鼓動，最終激成了這種轉變。
在整個過程中，瘋子不僅態(tài)度溫和、沉靜，自始至終沒有任何的暴力傾向和過激言行，而且邏輯嚴密，條理清晰，保持著高度的理性。而幾個“孱頭”“敗家子”，則不僅一開始就氣勢洶洶，叫嚷著“除掉他”“打死他”，而且頭腦昏亂，一步錯而步步錯，被瘋子牽著鼻子亂撞亂轉，最終用自己的失敗，以及失敗之后的老羞成怒，激成了瘋子的轉變。究竟是誰“發(fā)了瘋”的問題，難道不是很清楚了嗎？
不必等到?？赂嬖V我們所謂的“瘋狂”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常識就足夠提醒我們：一群自以為是的“正常人”，一本正經(jīng)地和一個被他們當作“瘋子”的人講道理，這樣的景象本身就意味著“正常”和“瘋狂”之間，在另外的層面上構成了一個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理性共同體”。從這個 “理性共同體”的角度來看，真正“發(fā)了瘋”，真正喪失了理性的，不是“瘋子”，而是方頭、闊亭幾個“孱頭”“敗家子”。
但不管根源究竟在哪里，“我放火！”這個“別的辦法”，讓事態(tài)的發(fā)展一下子超出了幾個“孱頭”“敗家子”所能想象的范圍。無論如何愚蠢，他們顯然也知道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原本只是“同先前一模一樣”，反復叨念著“熄掉他”的瘋子，變成了叨念著“我放火”，而且“閃爍著狂熱的眼神，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尋找火種”的瘋子這件事，是自己主動前去招惹瘋子，“勸阻”瘋子的結果。于是乎，把事實從招惹和激怒了瘋子，所以瘋子才說他要“放火”，講述成為瘋子“要放火”，也就成為了幾個“孱頭”“敗家子”的自然選擇。而且，從莊七光站在墻外，向社廟看門人老黑大聲喊叫的幾句話來看，這種講述必然少不了他們最為擅長的嘁嘁嚓嚓，添油加醋。
仍然是欺侮弱小者，仍然是向弱小者轉移自己的失敗和挫折。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成功了。
五
不過，正所謂螳螂捕蟬而黃雀在后。方頭、闊亭等幾個“孱頭”“敗家子”雖然用自己添油加醋的講述撇清了自己的責任，把瘋子推進了深淵，但除了得以第一次走進平時沒有資格進入的“四爺”客廳，喝了一頓平時輕易喝不到的茶水之外，并沒有從中得到什么好處。真正的勝利者，是直到小說的第三幕才姍姍來遲，正式出場的四爺。
方頭和闊亭等人添油加醋的講述，把事情從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早已經(jīng)習慣了的“吹燈”，轉變了成了意料之外的“放火”之后，“吉光屯的全局頓然攪動了”，“全屯的空氣也就緊張起來”。方頭和闊亭等人，也才獲得了走進視野的客廳，“去和四爺商量商量”的資格。再把方頭和闊亭兩個“孱頭”“敗家子”擺在四爺?shù)目蛷d上之前，小說又一次提醒我們：如果瘋子僅只是“和先前一模一樣”，只是聲稱要“吹燈”的話，不僅四爺不會在意，吉光屯的普通人，也沒有資格，因而根本就不敢踏進四爺?shù)目蛷d，“去和四爺商量商量”。方頭和闊亭等人之所以不敢當場接過灰五嬸的話頭，直接“去和四爺商量商量”，根源就在這里。
也就是說，盡管吉光屯的“正常人”因為極度的迷信而無法想象長明燈被吹熄之后的災難性情境，無法忍受一個想要吹熄長明燈的瘋子，但他們同時也非常清楚：如何處置瘋子的決定權不在自己，而在四爺手上。瘋子第一次發(fā)瘋的時候，“全屯動了公憤，和他老子去吵鬧”，但仍然“沒有辦法”的歷史事實說明了這一點。灰五嬸兩次催促方頭、闊亭幾個“孱頭”“敗家子”趕快“去和四爺商量商量”的細節(jié)，以及方頭和闊亭最終獲得了走進四爺客廳資格的過程，還有接下來將要詳細分析的“和四爺商量商量”的具體過程，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看到，即便是“年高德韶的郭老娃”，也只能低三下四地向四爺陳述問題的嚴重性，指出可能的后果：
“這樣一來，將來，萬一有，什么，雞犬不寧，的事，就難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到府上，麻煩。”
這里，語言的時斷時續(xù)，顯然不完全是“年高德韶”而導致的生理性語言表達困難。尤其是“就難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到府上，麻煩”這里，很明顯就是因為膽怯和底氣不足，才有了“府上”之后的停頓和中斷，以及隨后才發(fā)出的補充性肯定。省略和停頓的時間有多長，“年高德韶的郭老娃”鼓起勇氣，把意思表達完整所需要的時間，就有多長，——或者說，這位高高在上的四爺給“年高德韶的郭老娃”造成的心理壓力，就有多大。
正像灰五嬸和郭老娃所預想的那樣，闊亭和方頭的報告，郭老娃代表全屯提出來的訴求，壓根兒就沒被四爺當回事?！澳旮叩律氐墓贤蕖惫钠鹩職猓f出了全屯的訴求之后，小說這樣寫道：
“是么，”四爺也捋著上唇的花白的鲇魚須，卻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樣，說，“這也是他父親的報應呵。他自己在世的時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薩么？我那時就和他不合，可是一點也奈何他不得?，F(xiàn)在，叫我還有什么發(fā)法？”
輕飄飄的一個“是么”，可以理解為對郭老娃所說的屯里萬一有什么意外，就免不都要前來找麻煩的回應，那意思是：真敢么？也可以理解為對方頭和闊亭剛剛報告的瘋子要“放火”的事實的回應，那意思是：真的么，怎么和我知道的不一樣？小說后來補充交待方頭和闊亭踏進四爺客廳之后的情形，說“他們跟著郭老娃進來，報告之后，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開口”。那意思很明確，兩人報告完畢之后，四爺根本就沒有理會他們，直接轉向了聽郭老娃怎么說。只要稍稍懂得一點那個時代的待客禮儀，就知道兩人“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開口”這個細節(jié)的分量：只是喝茶，而且喝干，是方頭和闊亭粗鄙而不懂基本禮儀，——雖然他們天天泡在吉光屯的茶館子里；喝干之后不予理睬，則是對客人的傲慢。隨后的“一個黃頭發(fā)的女孩子又上來沖茶”，闊亭“立即拿起茶來喝”，結果被燙得“渾身一抖”，同樣也表現(xiàn)了客人的粗鄙和主人的傲慢。幾個“孱頭”“敗家子”在四爺眼里的位置，以及四爺在吉光屯的淫威，不動聲色地隱含在這些細節(jié)，以及輕飄飄的一個“是么”里。
但無論哪一種理解，都意味著：第一、四爺老早就知道，而且一直關注著自己的侄子“發(fā)了瘋”，從家里跑了出去，要闖進社廟吹熄長明燈的事實。第二、他也知道，自己的侄子僅只是叨念著“熄掉他”的話，不會給吉光屯帶來什么根本性的影響，吉光屯的“正常人”壓根就不敢，自然也就不會自討沒趣，來找他的麻煩。至于幾個“孱頭”“敗家子”，那就更加不配，更加不敢，也更加不會了。
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終都知道自己的侄子又一次“發(fā)了瘋”的四爺，壓根兒就不覺得這事跟自己有什么關系。他“悠悠然，仿佛一切全不在意模樣”，把一切責任撇得干干凈凈，推給了已經(jīng)死去的弟弟。他以自己的弟弟當年“不相信菩薩”為借口，聲稱自己一貫正確“那時就和他不合”，但和全屯人一樣“一點也奈何他不得”。為了強調自己從自始至終和吉光屯站在一起，因而一貫正確的立場，他甚至不惜詛咒已經(jīng)死去的弟弟，把侄子的“發(fā)了瘋”稱之為“這也是他父親的報應”。
死人不能再開口。瘋子沒法證明自己。四爺?shù)摹拔夷菚r就和他不合”，在小說中也只是出現(xiàn)了這么一次，——而且，是四爺自己說的。但吉光屯的人，從灰五嬸到郭老娃，上上下下都知道：只有四爺，才能最終決定瘋子的命運。自始至終知道，而且關注著自己的侄子“發(fā)了瘋”的事實的四爺，難道就真的沒有責任？真的沒有辦法？真的“奈何他不得”嗎？
但不管怎么說，既然四爺一口咬定自己沒有責任，更沒有辦法，問題也就變成了郭老娃、方頭、闊亭等人主動而熱情地提出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供四爺參考和選擇。而四爺，則一副高高在上，事不關己的姿態(tài)，冷眼看著他們的爭吵和討論，是不是插入一兩句話，不動聲色地引導和控制著話題。他們不是“去和四爺商量商量”。在四爺眼里，他們也沒有資格來和自己“商量商量”。
根本不用想，辦法就明擺在那里。只需要遵照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和一般人的正常思維，就知道最好的選擇就是“治病”。像灰五嬸那樣用“老法子”騙騙他，或者像郭老娃所說的那樣，把瘋子送到城里的城隍廟里，“趕一趕，邪祟”。退而求其次，“治病”失敗，那當然是把他關起來，不讓他跑到外面來成天叨念什么“熄掉他”“我放火”，吉光屯自然也就可以繼續(xù)沐浴在長明燈的光輝里，天下泰平了?；椅鍕鹫f得很清楚，瘋子第一次發(fā)瘋的時候，就是因為他的父親不肯將他關起來，才讓“全屯動了公憤，去和他老子吵鬧”的。這第二次，難道還需要別人提醒，四爺才知道嗎？連屯里的旁觀者，連方頭、闊亭這樣顢頇的“孱頭”“敗家子”都知道，——甚至只需要順其自然的本能反應就能想到的辦法，四爺還能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說自己沒有辦法呢？
答案也是明擺著的。冠冕堂皇地撇清自己，把責任推到已經(jīng)死去的弟弟身上之后，四爺還嫌不夠，終于在抱怨中開始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真是拖累煞人！”四爺將手在桌上輕輕一拍，“這種子孫，真該死呵！唉!”
不是沒有辦法，而是不愿意，不想管。不但不愿管，不想管，還覺得侄子拖累了自己，“真該死呵！”當著郭老娃、方頭和闊亭等一干人的面，把侄子的“發(fā)了瘋”說成是“他父親的報應”之后，又在這里詛咒自己的侄子“真該死！”。這位四爺，難道就不覺得自己這樣做，等于向整個吉光屯公開宣揚自己一直沒有把弟弟當作弟弟，把侄子當作侄子嗎？退一萬步說，就算真的一直就跟自己“不相信菩薩”的弟弟三觀不合，一直就站在吉光屯“正常人”的正確立場上來反對自己的弟弟，這樣詛咒死去的弟弟，詛咒“發(fā)了瘋”的侄子，是不是也太過分了呢？
所以，當頭腦簡單的闊亭接過四爺“真該死”的詛咒，又一次主張“打死他”，并舉連各莊的具例子作為根據(jù)的時候，四爺居然沒有表示反對，也就絲毫不值得奇怪了?！溃熗ぴ诓桊^里第一次提出“打死他”的時候，灰五嬸可是當即就做出了近乎本能反應的否定：
“那怎么行？”她吃驚地看著他，連忙搖手道：“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過印把子的么？”
灰五嬸很清楚，瘋子的問題不單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聯(lián)系著“他的祖父”，也牽涉到四爺?shù)募易鍎萘图易迓曌u的復雜問題。因為“他的祖父捏過印把子”而不可能像對待一個普通人那樣“打死他”，和催促方頭、闊亭“快去和四爺商量商量”，都是基于家族勢力和家族聲譽的整體性考慮而做出的選擇。連灰五嬸這樣的吉光屯邊緣人群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常識，四爺自己卻忘記得干干凈凈，好像別人要打死的是一個跟自己毫無關系的人，而不是自己的侄子，甚至在闊亭提議“打死他”之前就拍著桌子——盡管只是“輕輕一拍”——詛咒他“真該死”。這，究竟誰才是四爺嘴巴里的“這種子孫”呢？
“打死他”的提議被方頭——請記住，是被方頭，而不是被四爺——否定之后，問題又回到了最初的“趕緊想法子”上。方頭畢竟稍為要乖覺一些。明擺著在那里的辦法，終于被他想出來了：“姑且將他關起來”。由于四爺自始至終不覺得自己有什么責任，反而認定也是受害者，一口咬定侄子拖累了自己，如何處置瘋子也是別人的事。所以方頭的主意，當即得到了他的贊同：“那到也是一個妥當?shù)霓k法?！敝灰芙獬约涸庥龅降穆闊?，解除侄子對自己的拖累，四爺有什么理由不贊同，不“微微地點一點頭”呢？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這個時候，四爺仍然不覺得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侄子給吉光屯帶來了麻煩，而是自己的侄子拖累了自己，給自己帶來了麻煩。一個“那”字，表明了四爺仍然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冷冰冰地等待著別人來解決自己的麻煩，解除侄子對自己的拖累。換言之，直到這個時候，四爺仍然滿腹委屈，認定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是責任人。
四爺一說“妥當”，闊亭也馬上跟著稱贊“妥當！”郭老娃也用他一貫的顫顫巍巍的聲音，應聲說“妥當”。但也就在這個時候，四爺意料之外的事情發(fā)生了。郭老娃按照自己對事情的理解，說完“妥當”之后，緊接著對四爺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我們，現(xiàn)在，就將他，拖到府上來。府上，就趕快，收拾出，一間屋子來。還準備著，鎖?！?/span>
四爺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搞錯了自己的角色。但吉光屯沒有。郭老娃沒有。就連方頭、闊亭幾個“敗家子”，魯迅所謂的“孱頭”，也沒有。在他們看來，四爺有責任把瘋子，也就是把自己的侄子管好，即便不幫他“治病”，最低限度也得把他“關起來”，使之成為家族內部的“家務事”，而不能放任他跑到外面，擾亂吉光屯的公共秩序。在吉光屯這么一個深居簡出，根本不關心，也不在乎大門之外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的“蟄居人”社會里，只要把他“關起來”就行的要求，其實也就是要求四爺按照屯里的通行的“自然秩序”，做一個“正常人”而已。
放到今天來看，這樣的要求，也不能說不是“正常人”的正常要求。吉光屯是迷信，是沒有現(xiàn)代科學思想。甚至還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罪惡，但在要求四爺做一個“正常人”這一點上，卻不應該成為我們指責和批判吉光屯的理由。也就是說，魯迅厭惡吉光屯，更厭惡方頭、闊亭等“孱頭”“敗家子”，但他對四爺?shù)膮拹?，卻明顯要在兩者之上?！堕L明燈》究竟是要反封建，還是要表達別的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嗎？
就是這么一個低得不能在低的要求，四爺也覺得非常之為難。繼開始的“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樣”，隨后的“將手在桌子上輕輕一拍”，比方頭和闊亭等“孱頭”“敗家子”更要顧全大局，更加義憤填膺地站在全屯的立場上來詛咒自己的侄子“真該死”，和接下來的“微微地點一點頭”之后，他第一次感到這事好像跟自己有關系。他感到了意外，感到了為難。于是，也就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腦子，認真地、努力地思考——確切說，是拒絕——“屋子”這個出乎意料的問題了：
“屋子？”四爺仰了臉，想了一會，說，“舍間可是沒有這樣的閑房。他也說不定什么時候才會好……”
四爺?shù)囊馑己苊鞔_。第一、郭老娃所說的“府上”所有屋子，全部都屬于他，是他的“舍間”。但第二、這些房子全部都被占用了，再也沒有了可以把瘋子“關起來”的“閑房”。第三、即使他愿意做些犧牲，委屈一下自己，自己的侄子“也說不定什么時候才會好”，所以對不起，實在是愛莫能助。
遺憾的是，雖然像一開始那樣帶著省略號，帶著底氣不足的膽怯，但郭老娃還是一不小心，忍不住捅破的四爺?shù)淖詈笠粚用婕啠?/p>
“就用，他，自己的……”老娃說。
問題一下子就清楚了：第一、瘋子有自己的房產(chǎn)，自己的屋子，但目前全都變成了四爺?shù)摹吧嵯隆?。依照當時的慣例，瘋子那曾經(jīng)“捏過印把子”的祖父留給他的房產(chǎn)，如果不能說比四爺還多的話，至少可以肯定不會比四爺?shù)母?。因為遭逢不幸，有一個“發(fā)了瘋”的兒子，在分家時對幼子，也就是對四爺?shù)牡艿苈杂姓疹櫤蛢A斜，也是常情。第二、不僅如此，四爺實際上已經(jīng)在實際操作或者計劃里，把自己侄子的屋子一間不留，全部占用，沒有“閑房”了。所以第三、瘋子的病“也說不定什么時候才會好”，也就成了絕妙的反諷：在四爺心里，他已經(jīng)永遠不可能好轉了。再說了，四爺真的會希望自己的侄子好轉過來，恢復正常嗎？
回頭來看，郭老娃、闊亭、方頭等人作為吉光屯的代表找上門來的時候，四爺他“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樣”。郭老娃提出把他那“發(fā)了瘋”的侄子“捆上城去”，擱在城隍廟里“趕一趕，邪祟”的時候，他一言不發(fā)。闊亭叫嚷著打死自己的侄子，并且提出了具體辦法的時候，他不置可否。一時還沒有想到合他心意的辦法的時候，他拍桌子罵“這種子孫”拖累了自己，“真該死”。一說到把自己的侄子“關起來”，他馬上說“妥當”，引得他人隨聲附和，連稱“妥當”。再往前說，他那已經(jīng)恢復正?！霸S多年”的侄子，究竟怎么會從家里出去看賽會，以至于再次受到刺激而“發(fā)了瘋”，難道不是已經(jīng)很清楚了嗎？
六
之前的四爺，我們已經(jīng)不止一次看到了，首先是“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樣”，接著是義憤填膺地站在吉光屯的立場上，拍著桌子罵自己的侄子“真該死”，隨后又以局外人的姿態(tài)“微微點一點頭”，贊賞把自己的侄子“關起來”的主意“倒也是一個妥當?shù)霓k法”。他把一切責任撇得干干凈凈，說自己一直就和“不信菩薩”的弟弟不合。為了撇清責任，他甚至不惜詛咒自己的“不信菩薩”的弟弟，詛咒自己的侄子，說侄子的發(fā)瘋“是他父親的報應”。
更有甚者，則是我們在前面特別指出的：但闊亭接過他“真該死”的話頭，提出打死其侄子的時候，他居然連灰五嬸、方頭這樣的局外人都不如似，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不是瘋子和他死去的父親，而是關系到整個家族聲譽的大事。而我們知道，即便在當時，打死一個瘋子也是違背人倫，也違背最基本的法律準則的犯罪行為。否則，闊亭也就不必一邊叫嚷“打死他”，一邊預先提出逃避罪責的方法和案例了。
最后一層面紗被郭老娃不小心揭穿后，他忽然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我家的六順，”四爺忽然嚴肅而且悲哀地說，聲音也有些發(fā)抖了?！扒锾炀鸵⒂H……你看，他年紀這么大了，單知道發(fā)瘋，不肯成家立業(yè)。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雖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總歸是絕不得的……?！?/span>
他不僅表情“忽然嚴肅而悲哀”，“聲音也有些發(fā)抖了”。他忽然那樣一往情深地把他剛剛才幸災樂禍地詛咒過該得“報應”，強調自己“那時就和他不合”的弟弟，親切地稱之為“舍第”了。——就像他把侄子的房產(chǎn)和屋子稱之為“舍間”那樣，他的弟弟忽然之間變成了弟弟了。不僅如此，他還在忽然之間關心起家族的整體存在和聲譽，特別強調“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香火總歸是絕不得的”了。
不過，當他忽然說到“我家的六順”“秋天就要娶親”，同時指責自己的侄子“年紀這么大了，單知道發(fā)瘋，不肯成親”的時候，他還是忘記了一些重要的事實，顯得不那么“嚴肅”。早在灰五嬸的一雙手還“粉嫩粉嫩”，闊亭、方頭等人“都還是小把戲，單知道喝奶拉式”的時候，他的侄子就被灰五嬸的“死鬼”丈夫“騙了他一騙”，“治好了”，而且是“全好了的！”“他從此不再走進廟門去，也不再提起什么來”，已經(jīng)有“許多年”了。依照當時的慣例，四爺嘴巴里的“我家六順”，應該就是他的第六個孩子，的確“許多年”了。
在這“許多年”里，四爺為什么就一直沒有想到過“他年紀這么大了”，非要等到他再次發(fā)了瘋的時候，才回過頭來指責他“他年紀這么大了，單知道發(fā)瘋，不肯成家立業(yè)”呢？盡管有可能像四爺所說的那樣，自己的侄子“許多年”里雖然一直沒有再發(fā)瘋，但或多或少有點“不太安分”，但為什么四爺沒有想到“香火總歸是絕不得的”，而是老早就想到了“我家六順”呢？再說了，明知道他“單知道發(fā)瘋”，卻反過來指責他“不肯成家立業(yè)”，“不太安分”的帽子，是不是同樣適合——如果不能說更適合的話——四爺自己呢？
但不管怎么說，既然四爺“忽然嚴肅而且悲哀，聲音也有些發(fā)抖了”，那問題也就是急轉直下。誰都知道，包括“年高德韶”“臉上已皺得如風干的香橙”，對一切知根知底的郭老娃在內，代表吉光屯全屯到四爺家里“商量商量”的幾個人，事實上根本就沒有資格“去和四爺商量商量”。這個時候，就更是如此。小說重復了三次的“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和“四爺沉默了。三個人交互看著別人的臉”的細節(jié)，就是最直接，也最確切的證據(jù)。瘋子第一次發(fā)瘋的時候，“全屯動了公憤，去和他老子吵鬧”，“可是，沒有辦法”。站在吉光屯“正常人”的立場上來看，這第二次，照樣是“沒有辦法”，——根本就不敢，也不是去“吵鬧”，甚至“去和四爺商量商量”，而是前去察言觀色，低三下四地看四爺?shù)哪樕惺隆?/p>
所以，最終的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還是四爺自己提出來的。早在瘋子第一次“發(fā)了瘋”的時候，“蟄居人”的吉光屯就已經(jīng)表達得很清楚了：只要把他“關起來”，那就就吉光普照，天下泰平了。我們今天的文明秩序，也和任何一種文明秩序，和小說里的吉光屯一樣，乃是通過把“瘋狂”和“理性”區(qū)別開來，把前者安置到特定的位置而建立起來的。所以，問題的不是要不要把瘋子“關起來”，而是究竟要他關在哪里。
在四爺表面上是發(fā)問，實際上是提供答案的暗示和誘導下，問題終于解決了：把他關在廟里。小說用闊亭終于恍然大悟的“恍然”，道出了這樣的事實：四爺“慢騰騰”的提問，事實上不是尋找和追問，不是指向開放性的未知領域，而是耐心的引導和啟發(fā)，引領聽眾發(fā)現(xiàn)并最終確認那早已經(jīng)確定的答案。
這個答案，早就擺在四爺?shù)淖雷由希却线m的機會，合適的人選來宣讀了。方頭、闊亭幾個“孱頭”“敗家子”，無意中為四爺制造了機會，通過自己的嘴巴說出了四爺早就準擺好了的臺詞。他們的顢頇無知——老娃和方頭也頓然都顯了歡喜的神色；闊亭吐一口氣，尖著嘴唇就喝茶?！梅催^來，襯托出了四爺不動聲色的老謀深算。
人和動物的根本性區(qū)別之一，就在于他能夠在自然事物之外，主動設計、籌劃和制造社會事實，讓事情按照他的愿望發(fā)生、發(fā)展和完成，而不至于像動物那樣，只能讓已經(jīng)發(fā)生或已經(jīng)存在的經(jīng)驗事實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三角臉、方頭、闊亭和莊七光等幾個自以為是的“孱頭”“敗家子”不用說了。就連“年高德韶”如郭老娃這樣的角色，也只是四爺手里一個棋子。
所以，不是因為自己的侄子“發(fā)了瘋”，才迫使四爺想到了把他關在廟里的好主意，而是四爺早就想好了主意，他的侄子才會“發(fā)了瘋”，擾亂了吉光屯的公共秩序，最后讓郭老娃等人找上門來，把他“許多年”的籌劃和設計，水到渠成地變成了最終的事實。
七
然而，也不是每個人都像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幾個“孱頭”“敗家子”那樣顢頇愚蠢。也不是每個人都像郭老娃那樣，在權力面前只能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四爺大概不會想到魯迅曾經(jīng)在《鑄劍》里說過這樣的話，：“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報仇?！盵6]那因為當事人自己就不愿意別人搞清楚，因而遠也搞不清楚的“事實真相”本身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魯迅自己所理解的“事實真相”。
拋開隋唐之前不說，自科舉制度建立以來，《左傳》一直就是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閱讀的基本經(jīng)典。開篇就是的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因此而不僅成為了讀書人共同的“公共知識”，而且逐漸擴展和滲透到中國社會內部，成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透明的存在”?！捌錁啡谌凇薄包S泉相見”之類的普通人耳熟能詳?shù)某烧Z，就是明證。
在《朝花夕拾?鎖憶》中，魯迅曾兩次提到的“穎叔考可謂純孝也已矣”，就是這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在南京的課堂上做過《穎考叔論》之類八股論文的魯迅來說，鄭莊公故意放縱和引誘自己的弟弟犯錯誤，讓他一步一步走上謀反之路，為自己鏟除異己，消滅政治對手找到了借口，最終出兵打敗了自己的弟弟，迫使他出逃到國外的故事，顯然不是什么新鮮東西。以下這段據(jù)說出自左丘明之手，點出了《春秋》“微言大義”的“誅心之論”，也就用不著聯(lián)系“紹興師爺”之類更為復雜的亞文化，才能被魯迅理解了：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倍尾坏?，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7]
如果稍微做點“過度闡釋”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深諳“鄭伯故事”，魯迅才根據(jù)這段“微言大義”，寫出了自己的《長明燈》。小說雖然多次暗示得明明白白，但自始至終沒有明確指出瘋子是四爺?shù)摹爸蹲印保臓斠沧允贾两K都用“他”來指代自己的侄子，難道不就是所謂的“譏失教”？灰五嬸、方頭、郭老娃等人欲言又止，唯唯諾諾的言行舉止，難道不就是所謂的“難之也”嗎？
不僅僅是《長明燈》。按照這個思路，《祝?！防锏南榱稚┧懒藘鹤樱爸皇Ａ艘粋€光身”，“大伯來收屋，又趕她”的細節(jié)，[8]被認為最像是“魯迅自畫像”的呂緯甫，說堂兄之所以要把他的小兒子過繼給自己，“其實是要過繼給我那一間寒石山的破屋子”，“他們父子一生的事業(yè)是在逐出那一個借住著的老女工”，[9]還有《弟兄》里的沛君“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掌批過去”[10]等反復出現(xiàn)在《彷徨》里的“典型細節(jié)”[3]，甚至于那本身并不見得有多少惡行，但魯迅就是忍不住直接的厭惡之情，以至于長期被訂恥辱柱上的“魯四老爺”，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從同樣的角度，來得到至少是一部分的解釋嗎？
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或許就不僅能夠更好地理解這個時期魯迅的生活、思想與寫作，也有可能更好，更準確地理解什么叫做“一說便俗”了。最低限度，也就不至于像那社廟門前的無知小兒一樣，圍觀他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瘋子，在“戲文唱一出”之后，還在興致勃勃，爭相猜測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笨謎”了。
附記：本文思路和基本觀點，直接受惠于2010年初與劉納先生關于如何理解周氏“兄弟失和”事件的一次閑聊。她說，“別人都從開端上找原因，我一直都只看吵架的結果。就看究竟是誰得到了大房子？”特此說明并致謝。
注釋：
[1]錢鐘書: 《錢仲聯(lián)著〈韓昌黎詩系年集釋〉》， 《文學研究》1958 年第 2 期。
[2]魯迅: 《彷徨?長明燈》，《魯迅全集》第 2 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下同) ，第 58、 67 頁。
[3]魯迅: 《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 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魯迅全集》第 6 卷， 第 557 頁。
[4]魯迅: 《彷徨?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 2 卷，第 85 頁。
[5]魯迅: 《華蓋集?雜感》，《魯迅全集》第 3 卷， 第 52 頁。
[6]魯迅: 《故事新編?鑄劍》，《魯迅全集》第 2 卷，第 441 頁。
[7]《春秋左傳集解》第 1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頁。
[8]魯迅: 《彷徨?祝?！罚遏斞溉返?2 卷，第 15 頁。
[9]魯迅: 《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 2 卷， 第 95 頁。
[10]魯迅: 《彷徨?弟兄》，《魯迅全集》第 2 卷，第 14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