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榮：魯迅傳的寫作問題
摘要：傳記的任務應是總體上介紹傳主，綜合地、恰當?shù)卦u價傳主，如果過多專注于一些尖端問題、爭議問題，則這部傳記可能會篇幅很長，或在總體結構上顧此失彼。當然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一些影響到總體評價的敏感問題，則應取共同認可的說法，對爭議問題介紹概要。傳記作者從史料起步，往往理論修養(yǎng)不足；從理論起步，往往史料功夫不夠扎實。解決之法，一是事前下死功夫充分準備；二是自己覺得到了火候就寫，成否讓歷史去評說；三就是不寫。
關鍵詞：魯迅；魯迅傳；總體性
我為什么會寫《魯迅畫傳》？
我從沒想過會寫魯迅傳。現(xiàn)在好像形成了這么一種“潛規(guī)則”，研究魯迅時間長了，或者成果多了，最后總要寫一部魯迅傳。我們看國內的一些魯迅研究大家、老前輩，往往都有一部魯迅傳。比如王士菁、馮雪峰、唐弢、林辰、朱正、彭定安、陳漱渝、林非、劉再復、林賢治，等等。更不用說近年張夢陽先生洋洋灑灑100多萬字的《魯迅全傳》了，當然更早的還有日本小田岳夫的魯迅傳?；蛟S這算是老派一點的研究者的路子吧?？赡苡X得研究時間長了，研究問題多了，感想比較多，于是通過傳記來全面表達自己對魯迅的觀感。近年來的新派學者這樣做的就比較少了。目前統(tǒng)計，大約現(xiàn)存的魯迅傳少說有100多種。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來寫一部魯迅傳。但沒想到現(xiàn)在回頭一看，自己竟然20年前就進入了這個行列。在那以前，雖然對各種魯迅傳我基本上都讀過了，卻也從沒有想過自己要來寫一本。為什么呢？因為在我的魯迅研究生涯中，從事的是具體的研究，更多偏向于史料，偏向于魯迅的生平史實，主要讀的參考書目，除魯迅本人的著作之外，首先是回憶錄，然后是專題研究著作，當然更多的是大量原始記載和第一手資料。我感覺讀傳記是一種一般性的了解傳主的途徑，而不是研究的途徑，特別是開展專題研究的途徑。因為如果傳記過于專注于一些具體問題、尖端問題、爭議問題，那么這個傳記的篇幅就會很長，或者會在總體結構上顧此失彼。傳記的任務應該是總體上介紹傳主，綜合、恰當?shù)卦u價傳主，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影響到總體評價的敏感問題，但是它應該采取大家共同認可的說法，這樣對一些尖端問題，可能就是介紹一個概要，然后重在結論了。所以，除了對一些各家說法不一的問題進行比較以外，我對于傳記本身就不是特別重視，實際上這可能是一種很幼稚的偏見，但是我確實沒有給予傳記更多的關注和研究。
既然如此，我自己怎么也會去寫魯迅傳了呢？可以說也是陰差陽錯。
我的《魯迅畫傳》出版是在2001年。這一年是魯迅誕辰120周年。看上去是蹭了個熱點，實際上，作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工作的主持者來說，魯迅紀念歷來是十年一大紀念、五年一小紀念。按照慣例，紀念館對于2001年這個魯迅紀念的“大年”，是不能不開展多種活動的，甚至從幾年前就開始未雨綢繆了。所以，實際上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在2000年就已經(jīng)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了。這包括舉辦展覽、出版專著、策劃研討會，等等。我們跟上海的一些中學進行交流，共同開展館校聯(lián)動，還曾經(jīng)把各校學生組織起來，去尋訪全國的魯迅足跡。這時就有人提出來，現(xiàn)在中學生對魯迅的了解，總是不能全面，有很多誤差，需要給他們一個更加完整的魯迅形象。魯迅傳很多，他們不知道看哪一部好。那時候，這樣問的人不少。我就給他們推薦了兩部。記得我主要推薦的是陳漱渝先生的《民族魂》，因為比較精煉，而且文采斐然，我當年讀了就感覺熱血沸騰。另外也推薦了朱正的《魯迅傳略》，因為比較簡明，更適合學生閱讀。學術性特別強的、篇幅太長的，我都沒有推薦。這可能又是我的偏見，其實像彭定安、林賢治的著作，也都是可讀性比較強的，近年張夢陽的更是文學性傳記，故事性、情節(jié)性都很強。
當時就有人跟我提出來，說你既然長期搞“提高”，也一直在做“普及”，能不能也來寫一部簡明扼要、適合青少年閱讀的魯迅傳呢？我說我沒打算寫。那么多大家都寫了，我不覺得自己能寫出新意來。他們就說，當時上海有一批畫連環(huán)畫的，其中有個叫羅希賢的畫家，他可以來跟我合作，由我寫文本，他給我配圖。我聽了，倒有些心動，想著這倒可以試試。因為這屬于普及魯迅，而且可以讓學生們通過連環(huán)畫對魯迅有個基本、初步的了解，比較輕松，比較形象，或許更容易被讀者接受。不求理論創(chuàng)新，但求寫一部表達相對準確的簡傳。于是，我就決定來寫。
我怎樣寫魯迅傳？
由于我一開始就是準備跟畫家合作，準備讓畫家配圖的。又由于連環(huán)畫每一頁的說明文字都是有限制的，也就幾十個字或百來字，不能展開理論論述。所以，我的寫作定位就是：客觀、簡明、切實。什么是客觀呢？就是不追求個性化表達，不追求獨家觀點，不追求理論創(chuàng)新，而追求共同認可。什么是簡明呢？就是簡單明了，每頁只有幾十個字，一頁一段文字，說一件事、一個場景、一個情節(jié)。如果是一件比較復雜、比較重大的事情，就需要分為幾個畫面，每個畫面講一個節(jié)點。什么是切實呢？實際上就是注重生平線索，注重人生歷程，就是主要以傳主的生平經(jīng)歷為主。當然，作品、思想也會談到，只是相對比較簡單。讀者更多看到的，還是魯迅的人生歷程。為什么這樣定位呢？因為我考慮，我的讀者是中學生或者中等文化層次的人群，如果一味講理論，他們的閱讀體驗和接受程度可能在效果上不會太理想，何況真討論理論我也不擅長。
我并沒有把一些涉及當時最新進展的研究成果全都用進畫傳中去。例如，當時我已經(jīng)在寫《魯迅生平疑案》，其實對于一些已經(jīng)開始引起爭議的問題，我的考察已經(jīng)比較深入，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取得了一些新進展。比如關于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愛、關于魯迅的死因、關于魯迅與周作人的關系等。但是，在寫《魯迅畫傳》的時候，我并沒有用進去。為什么呢？因為一旦寫進去，話就多了，說簡單了說不清，說復雜了篇幅太長，圖畫也難以描繪。理論色彩一濃，讀起來也就更加枯燥了。
我沒有采用那樣的寫法，因為畫家正在等著配圖，我一邊寫一邊還要考慮畫面效果，所以，總體上我的《魯迅畫傳》是比較簡明的，說白了就是一部減弱了理論論述和作品分析，以犧牲理論和創(chuàng)新探索為代價的、相對通俗化的簡傳。全部文字大約也就不到10萬字，畫面341幅，深度和高度都比較有限。同時也是我的學問水平所限，這是很慚愧的。
沒想到的是，這本書出版以后，還挺受歡迎的。首先是部分章節(jié)在《新民晚報》上連載了兩個多月，然后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加印了一批線裝本供收藏，也賣得不錯。到了2012年，韓國的一批魯迅研究學者對這本書產(chǎn)生了興趣。先是著名學者劉世鍾教授跑到上海來找我，說要翻譯這本書，后來完成此書翻譯的是韓國頂尖的魯迅研究學者李寶暻先生，并于2014年8月出版。2016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又再版了這本書，銷量依然可觀。
我就是這樣陰差陽錯地進入到魯迅傳的作者隊伍中。
魯迅傳記應該怎樣寫？
應該說，我的魯迅傳寫作經(jīng)驗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推廣價值。因為這只是傳記寫法中的一種，就是畫傳。
其實，出版界也看到了畫傳這種形式的好處。所以，在我那本《魯迅畫傳》出版的前后，還出了很多部《魯迅畫傳》。早在1981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就編過一本畫冊，是照片集，書名就叫《魯迅畫傳》，其實是名不符實的。在我的書之后，至少還有6種同名的《魯迅畫傳》。包括2002年我的同事繆君奇編著的，2004年林賢治的，2005年吳中杰的、白帝的，2009年余連祥的，2017年李文儒的。但說實在的，它們都不是真正的“畫”傳，而是傳記加插圖，可能說“圖傳”更準確些。只有我和羅希賢的那本是真正的“畫”傳，其他都是照片集或者以照片做插圖的傳記。其實，我那本書當時也做了20多個插頁，在魯迅生平的不同階段，也印上了很多魯迅的照片和歷史圖像。但是這些插頁在我看來并沒有多少意義。這些照片插進來，目的是圖文并茂，但實際效果只是一種點綴，對于看傳記的讀者來說，其實并沒有太大的意義。當讀者在讀傳記的時候，并不會太注意那些插圖，因為單純的照片本身說明性并不強，畫面上往往沒有情節(jié)，更不是一般文化層次的人群容易看懂的。他們最多只能看到，傳記里提到了什么人物、什么物品、什么事件，通過照片知道實際是什么樣貌。至于這些人物、物品，在具體的事件中，在魯迅的生活中，到底是怎樣發(fā)生作用的，則是無法看到的。再加上連環(huán)畫本身具有很好的連續(xù)性，讀者看到這些插圖的時候，往往是跳過去的。在這時候，我這本真正畫出來的魯迅傳，就讓人們看到了更加形象、更加具體、更加生動的魯迅和他的生平，以及那段歷史。這本書里面的畫，每一張都經(jīng)過我審閱，包括人物相貌、服裝、歷史場景、事物，究竟是怎樣的樣態(tài)，都是有依據(jù)的。如果讓畫家們自己去隨便畫，是畫不出來的，常常會有很多差錯，甚至會鬧笑話。
但是，這種畫傳畢竟只是傳記的一種方式，比較難推廣（需要有了解歷史社會樣貌的技藝精湛的畫家），也沒有必要推廣（最多有個兩三部也就夠了）。而且這種方式也是有缺陷的。首先是降低了深度，減弱了理論性；其次是減少了篇幅，減少了容量，也減少了厚度，就出不了大作品。
這里，就牽涉到當前魯迅傳怎樣寫的問題。但在這之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必要寫那么多魯迅傳？有人會問：“已經(jīng)有了好幾十種，再寫又能寫出多少新意呢？”但我覺得，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喜歡不喜歡，新的魯迅傳肯定還會層出不窮。因為魯迅研究當前還在蓬勃發(fā)展，還很火熱。這當然是好事。那么隨著新的魯迅研究者、新的研究成果的涌現(xiàn)，必然會對以往關于魯迅的敘事有所不滿，對既有的魯迅傳記也會感覺不足，認為不能適應新的需要。隨著一批新的研究大家的出現(xiàn)，長江后浪推前浪，肯定會有新的學者出來講述自己心中的魯迅生平，挑戰(zhàn)甚至顛覆原有的傳記文本，寫出新的傳記作品。這恐怕是必然的趨勢。
其次，魯迅傳記的面貌，也會不斷發(fā)生變化。除了對魯迅理解上、詮釋上的改變和發(fā)展，在傳記的寫作形式上，也會有所體現(xiàn)。魯迅傳需要《魯迅畫傳》這種形式，也需要張夢陽的《魯迅全傳》，也需要其他別的形式?？梢允侨珎?，可以是評傳，可以是圖傳，可以是簡傳、合傳、小傳，書名可以叫魯迅正傳、魯迅大傳、魯迅外傳、魯迅新傳、魯迅略傳、魯迅傳略，等等。當然，完全可以不叫傳，比如陳漱渝的《民族魂》、朱正的《一個人的吶喊》、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等等。另外在內容上，也有以某個時間階段為主的，例如《魯迅的最后十年》《魯迅的最后一年》等等。
至于魯迅傳應該怎樣寫，我認為不需要出規(guī)范，不需要一律。就好像魯迅說的，寫小說不需要看《小說法程》，應該百花齊放，各顯神通。記得以前有個詩人叫徐剛，他就寫了一部題為《魯迅》的長詩，也是一種傳記。如果有人愿意寫，又有人愿意出，我看現(xiàn)在也完全可以再來寫一部詩歌體的魯迅傳記。當然前提是寫得好，有人要看。至于真正用繪畫表現(xiàn)的魯迅傳，我相信也還會有新的版本出現(xiàn)。
然后，關于寫作中的內容問題。這里面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史實，二是觀點。史實是寫傳記的基本條件。如果對史實不是非常了解，那可以說，還不具備寫傳記的條件。但問題沒這么簡單，因為史實研究是一直在進步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時代所允許他達到的高度，任何人都不敢說自己已經(jīng)了解了全部史實。有的史實還沒有浮現(xiàn)或被挖掘出來，有的史實的錯誤還沒有被揭露，這時候我們只能按照已有的結論去寫，甚至只是就個人所了解的去寫。這也是為什么傳記需要不斷重新書寫的緣故。但是，對于學界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史實，是不能不了解的，至少一些重大的事件，其基本面貌、基本結論，是不能缺少，不能錯誤的，否則就真不具備寫傳記的條件，甚至不配稱為專家了。實際上，在目前的魯迅傳記寫作當中，史實的錯誤還是很常見的，甚至一些大學者的大作中有的基本史實也有誤差，這是不應該的。這是因為作者偏重理論而輕視或忽視史實。說得不客氣點兒，對魯迅生平基本史實的講述都發(fā)生錯誤，怎么能很好理解魯迅、詮釋魯迅呢？當然，如果只是一個年代寫錯，一個具體事物，甚至一個人名寫錯，不影響對魯迅的總體評價，但是如果牽涉到對魯迅行止的價值判斷，影響到魯迅的觀點表達、思想發(fā)展、作品內涵，這問題就大了。所以，我認為，基本的、重要的史實決不能有差錯，也不能有遺漏。哪怕寫錯一個年代，也會帶來影響。魯迅傳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工具書的性質。一般的讀者，如果發(fā)生對于魯迅生平的疑問，可能首先從魯迅傳上去找答案，但這恰恰是有隱患的。我是首先看魯迅年譜，然后再通過魯迅辭典、全集去印證問題。年譜上的差錯，發(fā)現(xiàn)了就隨時加個注，這樣下次就不會被誤導了。
同樣，對于理論的把握也是不可不注意的。這直接牽涉到對魯迅的評價和詮釋，直接告訴人們，魯迅究竟是怎樣的人。但是，這個情況相對復雜。首先人們看傳記對魯迅的詮釋，不會深入探討理論問題，因為他看傳記的目的不在于此，而主要在于了解傳主生平。如果要深究理論，一定會去看專門的書。但是，這不等于傳記中的理論問題無關緊要。因為傳記是全面講述魯迅，提出一個可以被拿來作為結論的基本判斷，而傳記又不能無限制深入探討理論問題，這就給傳記寫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要簡明扼要、點到為止。其實這是需要大手筆的。要有很強的思辨和文字表達能力，讀者需要讀到經(jīng)典的表述。
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悖論，就是對傳記寫作者的要求，是對魯迅有全面的了解和全面的闡釋能力。實際上對于魯迅的研究，目前很明顯地分成了兩個大的流派，側重思辨的和側重史料的。這在魯迅研究上，幾乎就是很難避免的。因為魯迅研究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非常多，多到現(xiàn)在有些博士生都不敢選魯迅做論文題目。他們寧愿畢業(yè)后再來回歸到魯迅研究，那時候只從一個小的切入口進入，就比較容易了。但是這樣一來，就很可能造成知識結構的偏科。從史料起步的，往往理論修養(yǎng)不足；從理論起步的，往往史料功夫不夠扎實。這兩種傾向，雖然存在短板，但是如果只是進行小口徑的研究課題，還不是妨礙很大，或是純粹研究某些理論問題，比如側重作品分析，都不會有太大妨礙。但恰恰在魯迅傳的寫作上，就會出現(xiàn)交匯點，因為寫傳記需要對傳主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理解。這樣，魯迅知識的偏科就都會帶來后患，短板就不得不暴露了。
那么，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想，如果要求全面完善的知識結構，那就沒人敢寫傳記了。從實際出發(fā)，大約也只有這樣三種選擇：一是在寫作前充分準備，把知識結構調整到足以承擔寫作傳記的狀態(tài)。這其實也沒什么神秘的，就是下點死功夫。當然這需要時間和精力，也許需要10年、20年的準備期；二是什么也不管，自己覺得到了需要寫、可以寫的火候了，那就寫吧，成與不成，讓歷史去下定論；而第三種選擇，就是不寫。
本文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傳記文學論壇”（第二期）提交論文。
